叛徒舍甫琴科談背叛蘇聯的心跡

叛徒舍甫琴科談背叛蘇聯的心跡

        前蘇聯高級外交官舍甫琴科，1978年在聯合國副秘書長任內，突然宣布叛逃到美國定居。這在當時一下子成了各大國際媒體的頭條新聞。人們對他叛逃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女人、酗酒、金錢等等。6年以后，舍甫琴科出版了一本回憶錄《與莫斯科決裂》，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不愿繼續做一個偽君子。

   確實，單從功利的角度來看，是很難給舍甫琴科的“決裂”行動找到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的。作為蘇聯“高干系統”的一員，他享有在美國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廣泛的特權：高薪金、高級公寓、莫斯科郊外最好地區的別墅、政府提供的由專門司機駕駛的轎車、火車上的專座和臥室、機場的貴賓待遇、外人不得進入的游覽場所和醫院、專供他們子女上學的學校以及供應減價出售、數量充足的消費品和食品的商店，等等。
   舍氏描述說，蘇聯的高干階層“比歷史上存在過的所有貴族都更像貴族。當我成為這個階層的一部分之后，對給予我的奢侈品和特殊優惠感到又驚又喜。” 這個階層“居住在遠離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和大多數群眾之間，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國萬里長城的屏障把他們隔開，幾乎成了國中之國”，當時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的女兒伊米莉亞有一次對他說：“我的父親住在天上，二十五年來，他從來沒有到莫斯科街上去過。他看到的只是車窗外的景色。”還有一點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舍氏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時，剛剛43歲，是葛羅米柯的紅人，非常有希望在任期結束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長。
    既然生活優裕，前程遠大，有什么必要玩這種“危險的俄羅斯輪盤賭”呢？舍氏寫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正是他的晉級以及隨之而來的特權在驅使他變節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1970年，他在剛滿40歲時，被葛羅米柯任命為自己的私人政治顧問，開始介入蘇聯最高層的政治生活，“看到了蘇聯領導人的真面目，而不是他們希望別人看到的形象”。他驚訝的發現，“蘇聯領導人并不相信他們向蘇聯人民灌輸的意識形態，也無意把社會主義的價值和原則落到實處，他們關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權”；“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些同僚雖然深知意識形態的重要，但他們對于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卻只了解一些皮毛”。他得出結論說，“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處于一種瀕臨死亡的狀態。”
    蘇聯的特權階層“雖然他們背叛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卻還要強迫別人相信”。舍氏這樣描述這個階層：“它想把某些東西攫取到手，但卻企圖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這些東西進行斗爭；它批評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卻一心一意地追求這種生活方式；它譴責消費主義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響毒害的結果，但享有特權者對西方的消費品和物質享受卻視為珍寶。” 
    舍氏認為，這種言行分裂狀況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的痛苦：為了保住地位和特權，“我假裝信仰我所不信仰的東西，假裝把黨和國家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而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我不但在公開場合，在黨的會議上和會見朋友時，笑容可掬，扮演著偽君子的角色，甚至對家里人和我自己也是如此。”
    舍甫琴科在書中寫道：“在對自己的所作所為已喪失信念的情況下，卻還要每時、每事、每地弄虛作假——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他的同事中有的因酗酒喪命，有的發瘋，更多的日益變的麻木和玩世不恭，甚至習慣了這種兩面派的生活，而他自己在經過了長時間痛苦的猶豫后決定：與莫斯科決裂！
    叛逃畢竟是不光彩的。我相信，舍甫琴科用這樣的理由解釋自己叛逃的原因，無疑有為自己辯解的考慮，但他對前蘇聯特權階層精神狀態的描述，應該說還是準確的——1991年，在蘇聯解體前夕，一項對蘇聯精英分子的意識形態狀況進行的調查結果和舍甫琴科的結論不謀而合：在蘇聯上層社會中，只有不到10%的人信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但他還是過低估計了“這種普遍的精神分裂”對蘇聯的危害。他在這本書的最后斷言：蘇聯并不會很快解體。但僅僅過了7年，這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國家”就從地球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