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

原載：中國文革研究網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1976年《參考消息》)
美《大西洋》雜志先登赫·史密斯新著的《俄國人》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一）

　　
　　【本刊訊】美國《大西洋》雜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號刊登赫·史密斯的一篇書摘，題為《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在克里姆林宮庇蔭下的表現》，摘要如下：（原編者按：赫·史密斯剛結束他《紐約時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的任職。他是行將出版的《俄國人》一書的作者，本文即取自這本書）
　　
　　俄國的上層看清了前途，明白前途美好。他們乘坐小轎車風馳電掣般從紅場駛往老百姓不準入內的、供應精美食品的商店，駛往豪華的鄉間別墅。
　　
　　隨便哪天下午，只要你沿著離開克里姆林宮兩個街區的格蘭諾夫斯基大街漫步，就會看到兩排閃閃發亮的黑色伏爾加牌小汽車停在那兒。汽車的發動機嗡嗡作響，司機警惕地注視著車上的反光鏡。路邊雖然有“不許停車”的牌子，他們卻視若無睹，顯然對警察毫不顧忌。他們所注意的是格蘭諾夫斯基大街二號的門口。這是一座米黃色的建筑物，窗戶油漆一新，墻上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曾在這所房子里向開赴（內戰）前線的紅軍指揮員發表講話。”
　　
　　門旁的另一塊牌子寫著：“身份證辦理處”。但是我聽說，這里涉及的不是任何身份證，而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的人員及其家屬的身份證。一個外人如不注意黨的官員喜歡坐的伏爾加牌小汽車，認不出中央委員會的汽車所掛的牌照ＭＯＣ和ＭＯД，就會覺得這沒有什么不同尋常的。從“身份證辦理處”的門里不時走出男男女女，手里提著鼓鼓囊囊的皮包或者挾著用牛皮紙包的整整齊齊的紙包。
　　
　　沿著這個街區，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揚聲器把其他司機叫進一個門口有警衛站崗的有圍墻的院子，來接把貨送回家的電話命令。大門口一位白頭發看門人把好奇的行人趕走。原來這是一家秘密商店，故意弄得不叫人注意，只有蘇維埃新貴們和持有特殊證件的才準入內。
　　
　　有一個這樣的商店的完整的網，為蘇聯社會的上層服務，即那些頭頭們，或者為一位蘇聯記者所不恭敬地稱呼的“我們的共產黨貴族”。這種商店使蘇聯貴族不受長期匱乏之苦，可以不排長隊，不看售貨員的冷眼，免除了每天都折磨普通公民的其他一切煩惱。在這里，政治權貴們可以買到俄國稀有的精美食品：如魚子醬，熏鮭魚，最好的罐頭鱘魚，出口的伏特加酒，不常見的格魯吉亞葡萄酒和摩爾達維亞葡萄酒，上等肉類等等。而且冬天還有其他地方很難買到的新鮮水果和蔬菜。（有一次，一位蘇聯婦女和我開玩笑地談到蘇聯的窮人和富人的差別：“富人一年到頭吃西紅柿，我們只能在夏季吃到西紅柿。”）
　　
　　有一些商店還以低價和免除關稅的價格，向新貴們出售無產階級從未有過的外國貨：法國白蘭地酒、蘇格蘭威士忌酒、美國香煙、進口巧克力、意大利領帶、奧地利毛里長統靴、英國毛織品、法國香水、德國短波收音機、日本磁帶錄音機和立體聲收音機。更有甚者，有些商店還向這些權貴們提供克里姆林宮的廚師烹調的熱飯菜，這些食品和一般國營商店的食品相比較，質量是很高的。一個出身名門的莫斯科人告訴我，她和朋友們常常光顧舊阿巴特區的一家飲食店，因為這里有格蘭諾夫斯基大街“身份證辦理處”的賣剩的食品。
　　
　　蘇聯的特權制度有它自己的規章：依職銜的高低決定特權的大小。他們每月享有“克里姆林宮津貼”，足可供使一家人免費大吃大喝，最高級的領導人享受送貨上門或者可以直接在設在克里姆林宮和中央委員會內部的商店內領取貨物。與別爾謝涅夫斯基環行路的“突擊工作者影劇院”毗鄰的政府宿舍，是一座龐大的灰色公寓建筑，有專門供副部長和最高蘇維埃執行委員的商店，供給的價值和質量按地位的高低而分若干等級。
　　
　　另外還有一些特殊的、賣減價食品的商店，可以到里面買東西的人有：蘇聯的元帥和海軍將領、高級科學家、宇宙航行員、經濟管理人員、獲得高級勛章的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獲得列寧獎金的作家、演員、芭蕾舞明星、《真理報》、《消息報》或其他重要出版物的高級編輯以及莫斯科市的領導人。一個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里工作的人告訴我，黨中央機關里的工作人員分三個等級，因而要在三個不同等級的商店里買東西。到設在黨的總部里的食堂吃飯，飯菜也是按照嚴格的等級制度供應的。黨的機關和政府主要部委的中級干部、軍隊總參謀部人員以及秘密警察等，都在奢侈品少一些的中級商店里買東西，他們付的錢要比大頭頭多。
　　
　　許多政府機關還發給高級官員“特殊配給卡片”，憑卡可以到特殊商店買東西。一個官僚告訴我，在這種商店買東西的人，可以購買的錢數都按級別有一定的規定，并標明在卡片上。
　　
　　在蘇聯社會，還有另一種特權：莫斯科設有八家硬通貨“小白樺樹”商店，持有“盧布證券”的蘇聯人可以在這里購買廉價的進口貨或本國的稀有商品。“盧布證券”是一種特殊的貨幣，通常發給那些在國外掙了錢而把外匯換成盧布的蘇聯人，例如：外交官、受信任的記者和詩人等。有特殊門道的政府官員，一部分薪金大概也用這種證券支付。在黑市上，一個“盧布證券”可以換八個普通盧布。幾乎所有經常和外國人打交道的蘇聯人，如旅游向導、政府譯員、陪外賓的記者、教外國使館人員俄文的教師等，也能得到若干“盧布證券”津貼，買條進口圍巾、花襯衣或領帶，或者一雙厚底高跟鞋。甚至有位美國外交官注意到一個跟蹤著他的保安人員，也到一家“小白樺樹”商店里買東西。另外，有些飯店還為偶爾招待外國人的蘇聯高級官員辦宴席。（據一家英國《研究》季刊報道，勃列日涅夫的正式薪金為每月九百盧布，但他的額外所得使他的實際收入遠遠高于這個數目，可是又沒法估算出來。其他有權勢的新貴們的情況也是如此。但是從表面看，勃列日涅夫似乎不如蘇聯元帥富有，元帥的最高工資為每月二千盧布，也沒有重要的國防科研人員及行政官員富裕，這些人的工資也在二千盧布的水平，而且不如大作家，大作家的一本書要是改編成電視或電影，其版稅可達十五萬盧布。有權勢的新貴們不僅享有金錢買不到的特權，而且據一些了解內幕的蘇聯人說，黨的一些主要官員還領取特殊的秘密工資，可是外人無從推測其確切數目。）
　　
　　享有特權的新貴的人數有一百多萬，如果算上他們的親屬，大概得有數百萬。它的確切人數是蘇聯社會許多難以捉摸的事情之一，因為蘇聯不承認存在這么一批人。照官方的說法，蘇聯現在只有兩個階級：工農以及雇員“階層”。后者包括職員和知識分子，但正是這個“知識界”的上層，構成了實際上的特權階級。其核心是黨和政府的領導層這些管理國家的官僚，再加之以高級經濟管理人員、科學技術方面最有權勢的行政官員、黨報及宣傳系統的主管人。
　　
　　蘇聯制度的神經中樞，用蘇聯人的話來說就是“花名冊”，就是那些被黨的首領選來掌管最重要職位的人的秘密名單。
　　
　　這種“花名冊”存在于蘇聯生活中的所有各級，從鄉村到克里姆林宮都是如此。最高一層，是政治局的“花名冊”—由蘇聯的統治者親自指定的職位，即內閣部長、科學院院長、《真理報》和《消息報》的主編、各共和國和州的黨組織的負責人、最敏感的一些部的副部長、駐美大使和另外幾個主要大使以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比美國白宮班子的權力還要大的這個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又指定成千上萬的人擔任其他重要工作，這些工作雖然較低，但仍很重要。按照這個程序，一級指定一級，直到各加盟共和國、各州、各市、各區以及各個村莊，在全國形成了一個任意授予官職的龐大的系統。
　　
　　特殊商店以及其他設施的服務對象，正是這個被一層一層任命的統治集團。任意授予官職的制度遍布全國，所以連州的首府也有這種特殊商店和其他特權設施，為當地的上層人物服務，當然規模要小一些。
　　
　　在蘇聯，還有另外一條通向上層的途徑，就是在增強蘇聯國力和為國增光上展示出個人的才能。大科學家、芭蕾舞的主要女演員、宇宙航行員、奧林匹克冠軍、世界聞名的小提琴家、有名望的指揮官等都能在上層占有地位，但是僅僅是地位，而不是權力。
　　
　　雖然文化和科學界的著名人士對展示蘇聯的力量和成就效力不小，但是要保持他們的地位和特權，還必須顯示忠誠。黨獨攬獎賞大權，既可以給他們以大量獎金，又可以授予他們保證過舒適生活的勛章和頭銜，或者決定發表他們的作品，使之有利可圖。黨還行使懲罰之權，如不許索爾仁尼琴獲得列寧獎金就是一例；或者剝奪出國旅行以及在國內演出的權利。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為了說明所取得的成就和收買那些已經成名的人，黨的官僚機構總是授予文化和科學界的名人以“人民藝術家”、或者列寧獎金獲得者的桂冠，并且賜予他們享有很舒適的鄉間住宅這樣的特權。這種做法和當年俄國沙皇多少世紀以來的做法別無二致。對于那些勇于為沙皇效力的上流人士，沙皇賜予他們莊園和高貴的稱號。
　　
　　黨中央委員會現在有個名稱不顯眼的部門，叫“總務部”，它有自己的秘密經費，專為權勢集團管理和提供各種特權設施，如上等公寓、鄉間別墅、政府招待所、特別療養院、汽車隊以及以安全為借口提供的仆役。一位莫斯科的記者告訴我，這些仆役事前都簽署了保證書，決不議論新貴們的私生活。對他們的謹慎小心，付給了優厚的報酬：他們也有專門的商店和鄉間別墅。
　　
　　頭目們的地位和特權表現在，擁有配備司機的小汽車。這種小汽車一般在街道的中央開足馬力飛駛而過，警察看到它們開來，馬上就得示意其他車輛讓路。上層的精華大約共有二十人——共產黨的政治局委員和全國書記——他們使用黑色的“吉爾牌”小轎車，配有專職司機，每輛約值七萬五千美元。這種轎車貌似長形的“林肯大陸牌”轎車，里面非常豪華：軟塑料扶手坐位，長毛絨地毯、裝有空氣調節器、無線電話以及其他裝置。自從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一個心懷不滿的陸軍中尉，從克里姆林宮的鮑羅維茨基門向黨的領袖勃列日涅夫的汽車開槍射擊以來，勃列日涅夫出行時，通常就有四輛汽車。
　　
　　對于那些資格夠不上坐“吉爾牌”汽車的二流人物來說，“海鷗牌”汽車算是牌子最好的。在一些主要街道上，專門劃出了中間行車線，供要人的汽車行駛，人們常把這種行車線稱做“海鷗牌行車線”，因為“海鷗牌”汽車經常突然沖進這條線。能坐“海鷗牌”汽車的人是：內閣部長、海軍將領和陸軍元帥以及來訪的重要外賓和代表團。有些西方國家的大使館和企業用一萬盧布（一萬三千美元）的價錢購買了這種汽車。
　　
　　由專職司機駕駛的公家汽車車隊是如此的多（大多數是黑色的“伏爾加牌”），人們都已習以為常了。但我聽見有人抱怨，這些小轎車的司機在狹窄的路口橫沖直撞，結果行人被嚇得四處逃散，象農村路邊的小雞一樣，其他汽車也不得不向路邊躲閃。一九七三年，一位出席蘇聯召開的“世界愛好和平力量大會”的美國黑人婦女，對于載著她的官方代表團的“海鷗牌”小轎車蠻橫地把人群沖散感到很不舒服，說這使她聯想到沙皇時代的貴族，在路中央驅車飛駛，濺得農民一身泥的情景。蘇聯官方的向導向她提醒道：“噓！別這么說。”
　　
　　但是在講排場和擺闊氣方面，配有專職司機的小汽車還不能說明地位和特權的程度。一般地說，蘇聯的政界上層人士過著一種人民看不見的特權生活。一九七四年，蘇聯為歡迎尼克松總統在金碧輝煌的克里姆林宮圣格奧爾基大廳舉行了盛大宴會，我對其排場和奢華頗感驚訝。當兩國領導人步入大廳，站成一排，傾聽演奏兩國國歌時，我和他們相隔只有幾英尺。尼克松穿一身藍色嗶嘰西服，勃列日涅夫噘著嘴，系一條紫紅色的西方格式的寬領帶，波德戈爾內主席長著一個圓頭鼻子，柯西金總理顯出不耐煩的神情，眼珠直轉，象小孩兒一樣盼望著儀式趕快結束。大廳兩邊設置的長形宴會桌，每個足有一百碼長，桌上擺滿了精美食品：各種魚子醬，熏鮭魚，烤豬肉。在巨大的水晶吊燈下面，身著白衣的服務員穿梭往來，端上一份份熱菜，管弦樂隊為幾百名出席宴會的蘇聯新貴演奏《南太平洋》里的樂曲。美國記者當然不會放過報道蘇聯的好客和奢侈，但是蘇聯報紙卻只字未提，老百姓也許對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特權生活略有所聞，但決不會知道詳細情況。（一）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08

美《大西洋》雜志選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國人》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二） 

　　
　　克里姆林宮本身確實雄偉壯觀。但是莫斯科沒有能和白宮相媲美的官邸。蘇聯領導人喜歡鄉間別墅，勝過市內的寓所。勃列日涅夫住在庫圖佐夫大街二十六號一座舊式的九層公寓大樓的后側，占了一層樓；在他住房的上面住著秘密警察的頭子尤·安德羅波夫，下面是內務部長尼·謝洛科夫。柯西金住在市內最受人羨慕的地方，建筑在列寧山上的一座現代化公寓里，可以俯瞰莫斯科河另一邊的莫斯科商業區。波德戈爾內住在托爾斯泰大街一座高大而保養得很好的黃磚公寓里。市內還有其他幾處重要地區供政治顯要和莫斯科市委領導人居住。
　　
　　但使普通蘇聯人眼花繚亂的卻是公寓的內部裝飾。一位熟知莫斯科統治集團的女演員告訴我，她看見這些人物的廚房里有壁柜、塑料貼面的案子、西德屈佩斯布施公司的電灶及冰箱；起居室的陳設雅致，具有現代芬蘭派的風格，這些家具都是以低價買進或是以免稅價格買的進口貨，這一切使她驚訝不已。她說，廚房里的一些裝置非常新奇，在蘇聯市場上根本見不到，因而要派出技工到西德接受特殊訓練，以便安裝和維修這些新貴的廚房。
　　
　　給普通蘇聯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僅是各種新式裝置和陳設，而且還在于房間的寬敞：他們往往一個人有一間房，完全不必睡在起居室里。我認識一位研究生，他經常到老牌政治局委員米高揚的頗有名望的兒子阿·米高揚將軍家里作客。使他為之愕然的是他們住在政府住宅里的七間一套的房子里（不算廚房和洗澡間），他把它描繪得象美國紐約派克大街上的最好住宅：除家里每人一間房子外，還有一間書房，一間起居室以及一間放一架大鋼琴也不顯得擠的飯廳。對于百分之九十九的蘇聯人來說，這種寬敞的奢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房間的高度也使他為之側目，正象西方人對大多數蘇聯房子的天花板矮得不舒服感到驚訝一樣。他能看到特權階級的生活情況是不容易的，因為沖破特權階級的圈子，看到他們生活情況的蘇聯人并不多。
　　
　　一個年輕的政府外交政策專家說：“一切都給偽裝起來了。”他是一個失寵的老黨員的孫子。說這句話時，我和他正在西夫采夫·弗拉熱克區散步，這里住著許多顯赫人物的家庭，他因為以前在高級學院念書，所以在這兒有一些朋友。他說：“這些公寓是中央委員住的，你再看街那邊的破房子，差得多遠，簡直沒法比。再過去，在拐角那邊就是中央委員會的旅館，門口沒牌子，你沒法知道這是干什么的，誰走過去，也不會注意。我有一個朋友被指派到奧地利工作，極度的好奇心驅使他想知道這個旅館是個什么樣，想看看里面的家具。于是他走了進去，還沒來得及瞧，一個接待員就走來問他進來做什么。經過一番爭吵，才放他出去。這下可闖了禍，奧地利去不成了。他的前途就讓這么個過失給斷送了。在這里，你不要問這、問那，不關你的事兒，就不要打聽。”
　　
　　我們向前走了四、五十米光景，看到前面有座摹擬古典式的舊建筑，樣子很難看，有五層，四周圍著高高的柵欄。建筑物的表面是發亮的紅色花崗巖，并且有黑柱子的門廊。石頭砌成的過去的兩座警衛室由于太沉，地基下陷，而嚴重傾斜，以前使用的鐵門給封死了，現在用左邊的一個門。外面停著幾輛配有ＭＯＣ和ＭＯД牌照的黑色伏爾加牌小汽車。有個司機，穿著克格勃便衣人員常穿的深藍色雨衣，在車旁蹓跶。另一輛有著刺眼的紅座套的小轎車的司機，正照看著后座上的一個小女孩。車道旁的一塊牌子上寫著“僅供醫療車輛行駛”。這時從屋里出來一位夫人，身穿時髦而合身的皮邊外套，腳登一雙齊膝的進口長統靴，鉆進這輛紅座套的汽車，一溜煙開走了。
　　
　　我的朋友對我說：“這里是克里姆林宮的主要診療所。”
　　
　　人們常提到克里姆林宮診療所，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一般人泛稱的克里姆林宮診療所，實際上并不只是一個診療所，而是許多診療所和醫院的組合。
　　
　　其中一個一度叫做克里姆林宮醫院的，最為引人注意，在列寧圖書館正門大街的對過。它也沒有什么標記，只是門旁有一個錘子和鐮刀的圖案。我有時看到政治局的“吉爾牌”小汽車停在門口，這時就有一些克格勃的特務在人行道上聊天消磨時間，司機在擦著擋泥板。但是蘇聯朋友們卻認為，勃列日涅夫或其他大人物不會到這里來看病。
　　
　　蘇聯的要人寧愿在僻靜的地方看病，例如在新貴們的別墅區的昆采沃的醫院，東歐的領導人諸如東德的烏布利希和昂納克就在這里做過專門治療。
　　
　　（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09

美《大西洋》雜志選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國人》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三）

　　
　　其他療養院和診療所分布在波羅的海和黑海沿岸，以及有利于健康的礦泉附近。這些醫療設施專供上了“花名冊”的權貴們使用，人們提到這些醫療設施的管理機構時，只說：“四司”，意即衛生部第四司。有一次在官方安排的采訪中，我問一個漂亮的女人做什么工作，她脫口說出在“四司”工作，說完馬上垂下兩眼，知道說漏了嘴，怕我追問。為了回避這個問題，主任醫生在一旁忙把話題岔開。
　　
　　其他有名聲的機構，例如科學院、芭蕾歌劇大劇院也有特殊的診療所和醫院，醫生遠遠高于一般水平。這些科學家和藝術家的赫赫大名使為他們看病的一些醫生也抬高了身價，私下為人看病，收入頗豐。
　　
　　說到藥物，蘇聯新貴們得到的無疑是最好的。在蘇聯，藥物雖然很便宜，但長期供應不足，以致黨報隔一段時間就得抱怨一番。有一個年輕的外交政策顧問經常向他的有權勢的朋友借身份證，鉆到克里姆林宮的藥房或者配一付新眼鏡或者買一些類似抗凝肝素的普通藥。
　　
　　然而，高級人物最大的特殊享受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蘇聯領導人及其家屬有許多僻靜的別墅，就其單個來說，可能沒有尼克松在棕櫚海灘以及在加利福尼亞的療養地那樣豪華。但是這些別墅的地點不同，氣候各異，實非他人所能比擬。拿勃列日涅夫作例，他既能享受黑海克里米亞半島或皮聰大的溫暖氣候；又能象以前的德國男爵一樣，同國務卿基辛格這樣的外國客人一起在扎維多沃附近打獵，這里是俄羅斯中部的狩獵區，氣候涼爽宜人；他和法國的蓬皮杜在明斯克郊外的松林療養地休息，盡享幽雅寧靜之樂；列寧格勒附近的用玻璃和柚木建造的國家賓館，也是他常到之處，在這里可以領略現代化的芬蘭式建筑的風趣。
　　
　　在蘇聯幾乎所有大一點的地方和許多小地方都為新貴們設置了特殊的公家寓所。它們座落在道路的盡頭、籬笆的后面、松樹或白樺林的深處，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一次，我和一群美國記者來到寒冷的西伯利亞西部一個叫做蘇爾古特的產石油的城鎮，住在過去由柯西金使用過的一個招待所里。招待所的房間用松木板嵌鑲，具有農村特色，非常舒適，而附近的工人住宅都是千篇一律的預制構件房屋，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招待所的雙人房間既寬敞又亮堂，有很舒服的床和照明用的變阻器。雖然剛開春，但小飯廳的桌子上擺滿了新鮮水果和蔬菜，這在普通商店里是絕對看不到的。
　　
　　一次，我在火車上偶然遇到了柯西金的女兒露德米拉，她是一個中年婦女，她一家人正在拉脫維亞的政府休假地度假。當時同我一塊兒旅行的是《芝加哥論壇報》的邁。麥圭爾，我們和她的丈夫杰·格維希阿尼交談起來。他是個東西方商業問題專家，在一次有關蘇美貿易問題的記者招待會上我曾見過他。我們就蘇美貿易問題談了一會，又扯到蘇聯的一些休假地。格維希阿尼是個漂亮的格魯吉亞人，衣冠楚楚，愛穿合身的衣服，頸系（巴黎）迪奧爾公司的新式領帶，象西方國家的企業經理一樣，能夠到處旅行。在談話中，他說他們一家人喜歡波羅的海海濱的涼爽天氣，黑海之濱的索契夏季炎熱，對于他的背病不利。
　　
　　我們正談著話，服務員一反蘇聯的慣例，從相隔六個車廂的餐車為格維希阿尼一家人端來了飯菜。我們倆忙起身告辭，然而服務員見我們倆是外國記者，而且把我們當成格維希阿尼一家的熟人，就讓我們也在客車車廂里用餐，并且很有禮貌地解釋說，拉脫維亞鐵路一向是把飯菜送到乘客面前的。但在回來的火車上，當我們向一位年輕的女服務員說我們要定飯時，她顯出很驚奇的樣子，說：“我們從不這樣做。”
　　
　　在克里米亞半島和黑海沿岸等地方，有些政治局委員的別墅豪華異常，使得稍微廉潔一點的共產黨官員也覺得看不過去。其中最出名的是烏克蘭的前黨魁彼·謝列斯特的別墅。由于克里米亞半島是烏克蘭的一部分，謝列斯特可以為所欲為地調配勞力和材料，在雅爾塔的草木茂盛的尼基茨基植物園附近，他讓工人在一塊半英里長的海灘上建起一座高大的四層宮殿。鋪墊海灘的沙子以及各種家具和陳設都是專門運來的。修建的防波堤在熱帶樹叢中蜿蜒伸展，橫跨海灘，最后隱沒在海浪之中。保安人員不讓游泳或散步的人接近這些屋宇。
　　
　　不論蘇聯其他領導人對謝列斯特的揮霍無度感到多么不安，但直到他失掉政治局委員和在烏克蘭的職務后，他才被迫交出別墅。在這方面，黨的規矩常常是無情的：喪失地位意味著喪失公家別墅。不過謝列斯特作為一名級別頗高的副總理，在被降職以后，肯定會得到一所差一點的別墅。（三）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0

 
美《大西洋》雜志選登赫 ·史密斯新著《俄國人》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四）

　　
　　一九七四年六月，蘇聯外長葛羅米柯陪國務卿基辛格乘坐游艇沿著奧列安達游弋。葛羅米柯在基辛格面前炫耀他當政治局委員以后在克里米亞半島得到的新別墅。
　　
　　享受特權的規定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外是米高揚。這個亞美尼亞老頭是個搞黨內陰謀詭計的老手，正如蘇聯人所說，他是個“從伊里奇到伊里奇”幸存下來的人物，即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五年赫魯曉夫下臺后，米高揚雖然作為赫魯曉夫這條線上的人而被迫退休，但他設法在黑海的加格拉附近保留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別墅，這座別墅以有兩個大理石砌成的游泳池而馳名，一為海水，一為淡水。不僅如此，他還在莫斯科郊外保留了一座有仆役的巨大的宅第和豪華的莊園，墻外繞有一道干涸了的深溝。革命以前，這里的主人是個高加索的巨商。
　　
　　黨的領導人占有的別墅，一般占地面積達數英畝。一律是國家免費供給的。別墅的周圍有高高的綠色柵欄。有個莫斯科人告訴我說，普通蘇聯人從小就知道，不能走得太靠近這些柵欄。莫斯科河的岸邊，有個叫烏斯賓斯基的村莊，附近有一塊河灘，專供外國使館人員游樂。在通往這個村子的路旁建有許多這類別墅，凡是通往別墅的岔路上，都插著“禁止入內”的牌子，防止好奇的人闖進去。在最高級人物的別墅周圍，不但樹林深處有便衣警衛，而且為了防止汽車無意中開到里面，一些主要路口還有武裝警察把守。
　　
　　莫斯科人感到整個這套生活方式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想的諷刺，因而給勃列日涅夫編了個笑話：
　　
　　勃列日涅夫想讓他母親知道他干得多么成功，于是決定把她從烏克蘭的第聶伯羅捷爾任斯克老家接到莫斯科。他先領他的母親看他在城里的寬敞公寓，但她并沒顯出高興的樣子，甚至還有點不自在。于是他叫來了他的“吉爾”，和母親坐上車，飛速向他的在烏索沃附近的別墅駛去。他領著她到處看，一間一間的房子，漂亮的庭院，但她仍然沒說什么。于是他把自己的直升飛機叫來，帶她飛到他在札維多沃的狩獵場。在這兒，他陪她看宴會廳，向她炫耀大壁爐，他的各種槍枝，以及所有的一切。最后他實在忍不住了，懇求似地問道：“告訴我，媽媽，你認為怎么樣？”
　　
　　他母親躊躇地說：“哦，很好，列昂尼德。但是，紅軍回來了怎么辦？”
　　
　　莫斯科的西郊和西南郊，丘陵連綿起伏，一些重要的別墅區就座落在這里。其中聞名國外的要算彼列杰爾基諾的作家別墅區，鮑·帕斯捷爾納克曾在這里居住；兒童作家科·丘科夫斯基也在這兒住過；《真理報》為它的高級編輯在這兒預備了許多別墅；被西方國家稱為蘇聯特殊情報人員的維克托·路易斯在這里擁有一座富麗堂皇的兩層住宅，里面有橡木大壁爐、蒸汽浴室，墻上掛著圣像，還有一個網球場，冬天潑水成冰就是滑冰場。
　　
　　這里還有一座東正教的小教堂，其色彩的鮮艷豪放及美觀與紅場的圣巴西爾大教堂不相上下。
　　
　　從克里姆林宮往西行二十五公里左右就到了尼科利納戈拉，建筑在這里綠樹蔭中的許多夏季別墅專供科學院院士、記者、作家以及象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巴伊巴科夫這樣的政府官員使用。離這兒不多遠，在烏斯賓斯科耶附近，就是高爾基六號，即軍界最高人物的別墅區。所有這些別墅區都在彼此只相隔幾英里的范圍之內，離茹科夫卡很近。
　　
　　茹科夫卡是蘇聯政界、科學界及文化界的要人所居住的整個別墅區的心臟，集中體現了蘇聯社會頂端的圈子是何等狹小。在朋友們打開地圖給我看茹科夫卡的地理位置以前，所說有些莫斯科的居民把莫斯科叫做“畸形發展的村子”，我總是不解其意。這么個熙熙攘攘的工業大城市，人口有八百多萬，卻把它叫做個村子，理由何在？后來我終于明白了，他們是說，如果你也在這個圈子里，是其中的一分子，就會看到圈子里的人們互相傳遞消息和干其他許多事情就象一個小鎮上的人們的情況一樣，人們彼此熟識，非親即故。
　　
　　在蘇聯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里，莫斯科這個城市也確是小而又小了。
　　
　　（四）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1

美《大西洋》雜志選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國人》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五） 

　　
　　茹科夫卡是蘇維埃社會的新貴們會合的地方。但是，它的外表給人以假象，一般人路過這兒，看到的只是一簇簇用圓木建造的蘇聯農民的典型小房子和菜園里看菜的小屋。唯一的標記是，這里有個低矮的但十分龐大的用水泥板建造的商店，店旁設有露天停車場。這座商店是在赫魯曉夫時代專門為住在周圍別墅里的新貴們蓋的，甚至直到如今還被人們稱做“赫魯曉夫商店”。
　　
　　茹科夫卡之所以具有農村氣息，而且看起來象個集體農莊的村子，原因之一是實際上它有三個而不是一個居住區。從莫斯科路過這兒的司機或旅行者，在路的右邊看到的，是一般口頭稱呼的“茹科夫卡村”。但在目所不及的密林深處，越過通往莫斯科的鐵路支線，還有另外兩個村子，用整齊美觀的路牌標明“茹科夫卡一號”和“茹科夫卡二號”。當地人把“茹科夫卡一號”叫做“部長村”，把“茹科夫卡二號”叫做“學者村”。部長村住的是內閣部長和他們的高級助理，四周圍著磚墻和鐵柵欄。當地農村的一些婦女被雇來充當警衛，以防止外人接近和進入它的高級商店買東西。進入部長村要憑特殊通行證，而且里面等級制度森嚴。部長村從它建立以后不斷擴大，而今里面分成了兩個居住區，一個靠公路稍近，里面住著地位較低但仍很重要的官員，另一個在鐵路線的更加隱蔽的一邊，住著更高級的人物。
　　
　　別墅是按照級別地位分配的。一位數一數二的科學家曾告訴我，他認識的一個科學界的高級行政領導人，被提升為副部長，隨后接到通知，他將在部長村得到一所公家別墅。但這之前，他已經在一個科學界的居住區購買了一所豪華的別墅，因而盡管分給他公家別墅是一種榮譽，他還是不想搬家，不愿意放棄他的寶貴財產。他企圖婉言謝絕。上級嚴厲地告誡他：“你是不是想蔑視花名冊制度？你一定得住和你的身份相稱的公家別墅，把私人別墅賣掉。”他遵從了。
　　
　　學者村是個比較松散、不太正式的居住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斯大林把位于部長村附近的兩層的鄉村住宅獎給發明原子彈、氫彈以及第一座回旋加速器的科學家，這是學術村的開端。赫魯曉夫時代，又住進了太空時代的科學家。現在這個居住區已有大約一百五十所別墅。
　　
　　在原先那個簡樸的茹科夫卡村內，在那些圓木小屋和老舊鄉村房屋的中間，最近幾年一所所新別墅如雨后春筍般建造起來。專門負責監視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的克格勃的一名將軍，在這里占有一所老式別墅。
　　
　　學者村的背后就是米高揚的巨大莊園以及位于波杜什金公路上的中央委員會的療養院。再向莫斯科走一、二英里路，就是蘇斯洛夫住的地方，他是黨的最高理論家，是他組成了推翻赫魯曉夫的聯盟。向相反的方向，從茹科夫卡出發經過兩個小村莊，在烏索沃居住區的對面，是一些最高級和最隱蔽的官邸，住著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馬祖羅夫和葛羅米柯。葛羅米柯是在進入政治局以后才從他的部長級別墅搬到這個勃列日涅夫“飛地”來的。
　　
　　在茹科夫卡的松樹林中，有時會碰到戰壕的殘痕，地面凹凸不平，行走艱難。一個和索爾仁尼琴志同道合的俄國作家列夫·科佩列夫，對我說：“這些都是戰爭的傷痕。”
　　
　　列夫指向西面三、四英里遠的地方說：“在那兒，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的別墅。水塔，看見了嗎？那是專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馬祖羅夫的別墅修的。別墅，你是看不到的。它們就在水塔的旁邊。人們把勃列日涅夫的別墅叫做‘一號別墅’。一九五九年尼克松來時，赫魯曉夫住在那里。從河上看得見這所別墅。我們是在赫魯曉夫時代看到的，當赫魯曉夫帶尼克松乘他的游艇時，我們正在河上，真是數一數二的官邸，漂亮的庭院，惹人喜愛的河岸，大理石的臺階一直通到水邊。但是現在禁止到那片河上去了，連我們俄國人也不讓去。”
　　
　　我們沿著村舍間的羊腸小道返回村子時，談起了蘇維埃新貴們的別墅在地理上的緊密關系。
　　
　　列夫沉思著說：“若是在一九七二年秋或者一九七三年春的一天早晨，你站在赫魯曉夫商店的旁邊，就會見到所有的人。大概早上九點鐘，薩哈羅夫和他的妻子會打這兒路過，到河邊去游泳。隨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馬祖羅夫會坐著‘吉爾’打這兒急忙駛往克里姆林宮，逢到天氣好的日子他們都住在別墅里。大約十點鐘，索爾仁尼琴會到這個商店給兒子買牛奶。”（五）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2

美《大西洋》雜志選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國人》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六）

　　
　　“然后就是蘇聯原子彈的權威哈里頓，后面是從部長村來的羅斯特羅波維奇和肖斯塔科維奇。不論是科學界、文化界還是政界的大人物你都看得到，全都路過這個鄉村小商店。”
　　
　　新貴們和普通俄國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別之大，還在于特權階級能夠得到西方的東西：看西方的雜志、書籍和電影，坐西方的汽車，到西方去旅行。據說，特權階級可以看到禁止普通蘇聯人看的西方電影，放映這些禁片的秘密地點是：莫斯科電影制片廠、各專業俱樂部或者電影界的俱樂部：電影之家。能看這些電影成了知識分子非常珍視的一種地位。在最高一層，蘇聯統治者的別墅里備有家庭電影放映機，既放蘇聯影片，也放西方影片。文化部有時秘密邀請來蘇聯訪問的外國劇團演一些內容非常庸俗和下流的戲劇，專供藝術界和文化部的官員觀看。
　　
　　在物質方面，蘇維埃新貴們從西方學來的最時髦的地位象征，乃是西方昂貴的豪華小汽車。勃列日涅夫一邊搞緩和，一邊使西方小汽車在蘇聯時行起來。眾所周知，勃列日涅夫酷愛豪華的西方小汽車，西方國家的領導人投其所好，送給了他許多西方汽車。不過，不大為人所知道的是，蘇聯其他要人也喜歡西方汽車，波德戈爾內主席坐一輛梅塞德斯—６００；經濟計劃頭子巴伊巴科夫有一輛雪佛萊—因帕拉牌；大劇院的主要女演員普利謝茨卡婭喜歡一輛哈爾曼—吉亞１５００牌……擁有西方汽車的人數正在逐年增長，因為離職回國的蘇聯記者和外交官以及出國演出的高薪演員，都神魂顛倒地迷戀西方汽車。到西方去滿足自己的貪欲，就是這些人的平生第一大志愿。
　　
　　“在蘇聯的制度下，錢算不了什么。”一個工資很高但不能去西方的作家抱怨說，“有錢得有地方花才行。中央委員的工資并不太高，可是他一切都免費。可以送他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學或學院，還可以把他們送到國外去念書。”他停了一下挖苦地說：“他們現在都忙著把孩子往國外送，就象忙著送走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人一樣。”
　　
　　蘇聯社會還存在一種無形的關系，憑著這種關系，一位將軍可以通過一位科學家，把他的兒子錄取進大學。作為回報，這位科學家又可以弄到一張緩役證。憑著這種關系，一個有名的反特電影劇本作者可以到保安機關為他的妻子和女兒搞到去西方國家旅行的許可證。在俄國的生活中，“走后門”是個非常重要的、經常的、滲透一切的因素。一個高級科學家告訴我：“我們這兒是種姓等級制度。軍人子女跟軍人子女結婚，科學家的子女跟科學家的子女結婚，黨的高級干部、作家、演員的子女也是這樣。兒子盼著父親或岳父通過走后門使自己飛黃騰達，父親也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別人都這樣做，我為什么不呢？”
　　
　　某些大專院校已被人們認為是黨、政、軍高級人物培養自己子女的領地。如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新聞系和法律系，因為這些主要是“政治”領域；又如外語學院和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因為這里可通向到國外旅行和在國外發跡。這些就是某些高級領導人要把自己的子女或孫子孫女送進去的地方，他們經常通過走后門使入學考試時的不及格分數變成了“成績優秀”。
　　
　　我有一個朋友說，他認識一個國際關系學院的講師，是個黨員，他由于不服從院長關于給新貴們的子女評最高分數的命令，結果被解職了。在一些俄國人當中，新貴們的子女被嘲笑為“蘇維埃少爺小姐”。我的朋友說，有許多學生出生于名門望族，他們雖然功課非常差，但是在家庭關系的保護下，沒有被開除出校。
　　
　　一天，有幾個年輕朋友提議我夾在他們中間混進國際關系學院去見識見識。它是蘇聯的一所保密的學院，門口沒掛牌子，有警衛站崗不讓無關的人入內。入口處的一塊牌子上寫著“出示證件”。朋友們叮囑我，走過警衛時，果斷地點點頭，好象和他們認識，就可以混進去。我發現他們說得對。陪我來的朋友指給我看貼在墻上的課程表，帶我到圖書館，欣賞了一番它專門“儲備”的西方報紙和書籍。雖然這是一所有特殊地位的學院，我沒有看見一件新式的直觀教具，而這在美國的大學里是非常普通的。
　　
　　不過，有個美國姑娘與幾個東歐國家的朋友（這里也是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子女的樂園）參加了在這個學院里舉行的一次舞會后說，國際關系學院里的私下聚會確實彌漫著道地的西方氣氛。她的朋友指給她看在一對對跳舞的人中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孫子孫女，在伴舞的學生爵士樂隊中，外長葛羅米柯的孫子正在彈吉他。“他彈得不錯”，這位美國姑娘說，“那天晚上這個樂隊演奏的舞曲沒有一個是俄國的，全是硬殼蟲樂隊和滾石樂隊一類的西方貨色，是用英語唱的。”
　　
　　有些機構，諸如新聞社或“美國加拿大研究所”已成了盡人皆知的新貴們安插他們的子女的地方。通過走后門，這些年青的一代得以在新聞出版機構或外事研究單位獲得輕松愉快的職位。（六）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3

美《大西洋》雜志選登赫·史密斯新著《俄國人》
　　
《蘇維埃新貴們是如何生活的？》（完） 

　　
　　俄國人自己評論說，上層社會的氣氛愈來愈象革命以前的俄國。一個工程師對我說，馬克思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預言的情況——經濟大權越來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統治階級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蘇聯發生。在許多方面，不論年齡的大小，新貴們都顯示了一種階級感。一個有錢的作家的妻子說，她有一個八歲的兒子，以前不好意思帶同學來家里玩，后來遇到了一個有名的陸軍將領的兒子，才把他帶到家來，“因為他不愿意讓別人看到他生活得這么好，但他覺得可以帶這個將領的兒子到家里來。”
　　
　　蘇聯統治集團似乎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即他們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進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崗位，同時，在蘇聯現領導的孩子當中表現愿意或者確有能力從事政治生涯的人確實寥寥無幾。
　　
　　這種對移交政治權力的限制，以及禁止繼承公家別墅和其他直接的官方特權的做法，被一些蘇聯人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見的人引為證據，認為蘇聯社會實際上并沒有產生一個新的特權階級。一個科學家同我爭論說：“一個階級一定要具有永久性和穩定性。在舊制度下，貴族感覺自己的地位很牢靠；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地位不是很牢靠的。失掉了地位，就失掉了一切；現在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權傳給自己的子女。”
　　
　　但是新領導人通過使他們的兒孫輩上最有名望的大學，利用權勢使他們在最好的機關單位獲得工作和職業，他們正是用這種方法為他們的下兩代提供長期的地位。而且在科學界和文化界，高級人物除了給他們的后代帶來了發跡的機會和地位外，確實把諸如別墅、公寓、汽車、金錢等私人財富和財產傳給了子孫。
　　
　　談不上什么不穩定和不牢靠。蘇維埃新貴們的一個突出特征恰恰在于他們穩定地和長期地把持著職位。勃列日涅夫時代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行政人員的更迭極其緩慢。這種情況再加上沒有斯大林的清洗以及赫魯曉夫的突然改革，使黨和國家的最高官僚機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牢固。
　　
　　某工業部的一個高級官員向我的一個朋友抱怨說，七十年代蘇聯經濟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沒有一個企業經理以上的人被降級”。他主張為提高效率，要經常變動。但是很顯然，他并不代表這個新階級。因而密洛凡·德熱拉斯提出的共產主義已經產生了一個“新階級”的論點指的不是個別官員，而是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而存在的整個政治經濟官僚機構，這個階層獨攬大權，獨享特權，而且團結一致，因為個人的特權有賴于集體的生存。
　　
　　正如一些俄國人和西方學者所認為的，蘇聯的大官們并不是鐵板一塊的。他們當中有守舊派和革新派，一方面是慣于采取強硬路線的警察和保安人員，嚴厲的理論家；另一方面是工業界和科學界的強調效率第一的專家治國論者。文化界的上層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時代，為了避免分歧、保持統一，只要磨擦公開化起來，領導上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保守的折衷。因此，盡管有種種磨擦，但蘇維埃新貴們忠于給他們帶來權力和特權的花名冊制，他們仍然是抱成一團的。
　　
　　一些持不同政見的人，例如薩哈羅夫和麥德維杰夫都譴責特權制度，但是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這是一個冒風險的問題，絕大多數對這種制度表示不滿的人都是在私下發泄。有一天夜里，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路過一家專為新貴們服務的乳品店時，忍不住對我的妻子抱怨說：“我們恨這些特權。在戰時，在他們真是我們的領導人的時候還好說，可是，現在不行。”阿利盧耶娃曾描述了住在茹科夫卡別墅內的青年新貴們與當地的農村少年發生爭吵以至毆斗，使人嗅到一股階級對立的氣味。有個曾給高級軍官的公寓安裝空氣調節器以及廚房裝置的技工，對他的俄國朋友憤恨地說：“看看他們都有些什么！難道我們為革命奮斗就是為了這個？”
　　
　　在一次政治局委員和農業部長波利揚斯基舉行的宴會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詩人的妻子爆發了她的不滿。這是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事例。宴會上，大家開懷暢飲，喝得醉醺醺的，詩人的妻子帶著三分醉意，到女盥洗室去了。不一會兒，客人們就聽到了吵鬧的聲音。原來詩人的妻子正在摔波利揚斯基夫人的法國香水瓶，而且邊摔邊罵：“真是偽善透頂。還說什么這是一個工人的國家，人人平等，睜眼瞧瞧這些法國香水吧！”
　　
　　但是，一般蘇聯人對要人們享受種種特權的反應只是搖搖頭而已。俄國人說，俄國自古以來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權，人們聽天由命。一個在蘇聯呆過十個月的美國展覽會的年輕解說員得出的結論是：“人們不想改變這一部分制度，而只是想沾它的光。他們不說蘇聯的制度不好，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點。”（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6.03.14

蘇聯工人階級的緩慢覺醒（原載1974年《參考消息》）

法《政治周刊》刊登資料：《蘇聯工人階級的緩慢覺醒》（待續） 

　　
　　【本刊訊】法國《政治周刊》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一期發表了伊凡諾夫整理的一份資料，題目是《蘇聯工人階級的緩慢覺醒》，摘要如下：
　　
　　盧里，蘇聯裝配工人；盧里夫人瓦莉亞，在一個輪胎廠做工；他們的同伴薩沙，機械工。他們都是真正的工人。但是，他們談他們生活的方式，同官方報紙和法國《人道報》特派記者那種八股式的正統描述差得相當遠……
　　
　　工人老板
　　
　　盧里：你不要以為，我們那里的工人對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他們早就明白了。人家對他們說，工廠、房子、無軌電車、政府別墅……一切都屬于他們，正如我們的理論家們說的那樣，他們是老板，“領導者”。
　　
　　人們總是在想方設法付給工人盡可能少的錢而讓他們生產盡可能多的東西。確實象你們那里一樣。
　　
　　薩沙：是的，尤其是現在，提高生產率正提到日程上來了。
　　
　　你知道我們那里是怎么搞的嗎？你有一定的生產定額。假如你超額了，你可得到百分之幾的獎金。假如你在一定時間內超額太多，他們就提高定額，獎金也就抬高了。
　　
　　但是，當工長接到提高生產率的命令時，他就跟一個拍馬屁的商定，讓他帶頭。或者干脆把假的超額指標記在他的名上。典型領了獎金，他高興了。然后工長便來看你：“喂，你還差著里！你看看某某，人家比你多百分之五十。你是搞破壞還是怎的？”就這樣，小伙子們一個個地增加生產。過一段時間之后，人家又把指標提高，這就是他們的目的。
　　
　　沒有什么可解釋的
　　
　　盧里：是的，還有一個詭計。工長來看你，他對你說：“聽著，你掙一百五十個盧布，我能讓你掙到一百七十個。你對這感興趣嗎？”他沒有給你說的是，這個增加帶來了定額的更大增加。如果你接受了，你還是平平靜靜地按照你的速度工作，那么到月末，你就發現你得到的工資將是一百三十個盧布，而不是一百七十個盧布，因為你沒有超過定額。如果你要重新掙到原來的一百五十個盧布，你就必須花更多的勞動。但是，這一點現在工人們都知道了，所以他們拒絕……
　　
　　瓦莉亞：有時，他們要減你的工資，根本就不搞這么多把戲。盧里，你記得嗎？有一天發工資，我發現我少了一個盧布。其他的女工也一樣。我說：“你們等著，我找會計去”。會計對我說：“你知道，原料的價格提高了……
　　
　　——那就減少工資嗎？——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這牽涉到整個國民經濟，如果你愿意的話，我得用一個鐘頭來給你解釋所有這一切……，這種漲價使國家預算出現了一些赤字，為了填補這些赤字，就得扣每人一個盧布……”
　　
　　我還假裝天真地問：工會呢？它什么也不管嗎？
　　
　　瓦莉亞：工會？它只管收會費。其他事情，它一概聽從上面的決定。
　　
　　盧里：它從來不會在領導面前替工人說話。相反，這是又一個壓迫工具。
　　
　　薩沙：工人們沒有任何自衛的手段。他們什么都得聽頭頭們擺布。
　　
　　盧里：我以前所在的那個車間是生產零件的。零件有簡單的，也有復雜的。有些很容易做，有些很難。活兒都由工長分配。最好的活兒都給他的好友做。你如果不迎合他，他給你的就會全是壞的活兒。這就是說，你的工資多寡全由他任意決定。甚至有些人，為了分配到稱心的活兒，暗地里給他錢。事情并非總是這樣，必須指出，有些時候，當工長太不象話的時候，他就被大家打得鼻青臉腫。
　　
　　一次造反！
　　
　　薩沙：只要是分裂工人的事，他們總是同意的。他們干的一切就是為的這個。我們的計件工資如此吃香，并不是偶然的。那個社會主義競賽，斯達漢諾夫運動，你怎么看？這也是使工人彼此對立的一種手段。
　　
　　如果你對某件事有意見，你有申訴的權利。人們對你的回答是：“好！你寫一封信吧！到區委會來找我們！”而你將一無所獲。區委會，人家甚至不讓你進去。
　　
　　盧里：顯然，當權者不是白癡。他們很懂得，如果他們讓工人們開始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那就完了。工人階級，就象一包只缺雷管的炸藥。因此，只要有一點點集體行動，就了不得了，把他們都嚇得象瘋了似的四處亂跑……對他們來說，這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件。
　　
　　在我們那里發生過一起這樣的事件。有一天，人們向我們宣布將搞一次星期六義務勞動。象往常那樣，工人們只好同意。說是打掃廠房，整理一下東西，種點花什么的。但是到時候，人們不要我們搞衛生，而要我們照常開機器，不同的是將不給錢。這一來工人們都不高興了，他們商定一致拒絕干。
　　
　　領導沒有預料到這種情況。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真正的災難。他們的工廠中有人造反了！看他們那副狼狽相！
　　
　　于是，所有頭頭都動起來，他們去向工人一個一個做工作，使用一切可能的壓力手段壓工人接受星期六義務勞動。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家伙也跑來調查，他們為弄清誰是“帶頭者”而對工人們大搞逼供。
　　
　　后來又開了一次會，這一次領導爭取到了多數。但仍有些工人投反對票。領導讓事情稍稍平靜下來之后，就悄悄地把最危險的人開除了。總共有十來個人。（待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2.05

 
法《政治周刊》刊登資料：《蘇聯工人階級的緩慢覺醒》（完）

　　
　　從來沒有罷工
　　
　　盧里：我個人從來沒有看到過罷工。我想這是相當少見的事。但是，我們不時地聽到人家談罷工的事。
　　
　　瓦莉亞：一九七一年十月頓巴斯發生了一次大罷工。我知道這件事，因為我的一個朋友當時正在那里看她的一個親戚。她說，礦里存在安全問題，坑道里通風不好，礦工們都抱怨。他們還要求增加休息時間，休息一個小時，而不是四十五分鐘。當然，還有工資問題。他們建議礦領導要么增加工資要么減少工作時間。
　　
　　當局一聽到談這個，就斷然拒絕。
　　
　　當時，礦工決定罷工。他們集合起來，他們自發的組織起來了。當然，是在工會之外。工會不能允許罷工。很快就宣布了戒嚴，禁止一切集會，并且叫來了軍隊。同罷工的人發生了沖突，軍隊開了槍，好象是沒有死人。可是逮捕人，而且被逮捕的不止一個。但是，礦工們的要求還是得到了部分滿足。
　　
　　薩沙：我也聽說三、四年前在列寧格勒發生了一些罷工，反對物價上漲。工人走出工廠，朝市黨委會進軍。

　　老年人愛喝

　　酒薩沙：蘇聯工人確實愛喝酒。那么，你以為他們喝得大醉是幸福的嗎？你以為他們喝酒是因為他們生活美好嗎？
　　
　　盧里：喝酒的多是老年人。青年人喝的少。
　　
　　薩沙：我要說一句造反的話：蘇聯工廠里的勞動沒有西方工廠那樣緊張……
　　
　　盧里：在你們那里，畢竟比較好辦。人家能夠拿錢來引誘工人。在我們那里，錢不頂事。你到商店要買某種東西：沒有。你去飯館吃飯：沒有座位。你所能買到的，就是伏特加。
　　
　　另外，在我們那里，工人們沒有任何權利，所以什么也不管。他們象古代奴隸那樣進行消極抵抗，與奴隸唯一不同之處是他們可以換工廠。
　　
　　瓦莉亞：工人們了解的東西一定很多，盡管他們說的不多。
　　
　　再說，愿意入黨的人越來越少。所以入黨的人得要人請……現在，在工人中征收黨員產生了危機。然而象在其它方面那樣，黨有一個計劃：工人占多大比例，知識分子占多大比例，等等。由于工人們不愿入黨，工人的比例沒達到。但是，原則上這是“工人階級的黨”。
　　
　　由于征收工人黨員的計劃未能完成，其它黨員的征收工作實際上也停頓了。例如對知識分子，現在入黨是很困難的。他們在排著長隊。假如不人為地加以控制，這個黨就會成為知識分子的黨。
　　
　　盧里：知識分子和我們不是一回事。你知道，他們是比較有特權的。首先，一般他們工資比我們多得多，工作比我們少。我認識一位科學博士。他可能是一個星期才到他的研究所去一次。其他時間，他就躺在他的沙發上，他說他在思考……而每月拿四百個盧布。
　　
　　他們還享有其他各種各樣的便利：假期啦，專門的休養所啦，他們交際廣，門路多……
　　
　　瓦莉亞：他們認為他們都是上等人。他們瞧不起我們。
　　
　　薩沙：他們嘴里也講工人階級，但他們并不了解它。他們以為它還是跟四十年前一樣。但是從那時以來，工人階級已有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已經有了高度熟練的一類工人，比如說，經過學習的和關心時事的工人。
　　
　　害怕群眾
　　
　　盧里：知識分子在談論民主和自由時特別是為他們自己著想的。他們要求有寫文章寫書的權利，他們可以在文章和書中自由地表示他們的意見。
　　
　　無論如何，他們是支持那種使我們處于服從地位的做法的，在這一點上，他們同政權始終是一致的。
　　
　　如果知識分子掌權的話，我們是得不到什么東西的。
　　
　　這并不意味著什么事情也不應做。這意味著，對我們來說，“自由化”還不夠，還必須走得更遠。為了走得更遠，就不應該靠知識分子，而應該靠我們自己，必須由我們自己去解決我們的問題。
　　
　　這就是三個蘇聯工人的想法。八千多萬工人當中的三個。這里顯然提出了他們的代表性的問題。
　　
　　在目前情況下，我們的三位談話者的覺悟水平無疑的高于平均水平，而且他們代表一股仍屬于極其少數的潮流。
　　
　　但是少數現象不意味著特殊現象。事實上，他們某些看法的成熟性，使人認為，人心的動搖比人們能夠相信的還要厲害，至少在某些類別的蘇聯工人當中是如此。（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2.06

木村明生：在內部見到的蘇聯（原載《參考消息》1973年）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一）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本刊訊】日本朝日新聞社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了《在內部見到的蘇聯》一書。作者是木村明生。
　　
　　木村明生曾任職于《朝日新聞》大阪總社社會部、整理部、國際部（負責蘇聯報道），也擔任過該報社調查研究室研究員（研究蘇聯問題），一九六七年三月起任該報駐莫斯科特派記者，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九日被蘇當局勒令離境。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一書由五章構成，各章的標題是：《從蘇聯歸來》；《平民、知識分子與克里姆林宮》；《東部的景象與西部的景象——在蘇聯旅行》；《蘇聯社會的斷面——由俄語的單詞談起》：《兩種觀點——代結論》。全書共約十三萬字。
　　
　　木村在本書的《跋》中寫道：“過去書籍里描繪的蘇聯的形象和我在莫斯科實際生活后得到的體驗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雖然有差別是理所當然的。然而這差別難道是社會主義的理想與現實、原則與實際的差別嗎？而且，在我于莫斯科工作期間，接連發生了不妨稱之為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和紀念活動，譬如十月革命五十周年、蘇聯軍隊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中蘇邊界武裝沖突、第三次世界共產黨會議、列寧一百周年誕辰等等。這些事件和紀念活動使我重新考慮了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這本書是一篇我試圖從蘇聯社會主義的‘原則’和‘實際’兩方面去抓住我在莫斯科體驗到的蘇聯社會主義的內側面的報告。如果這本書哪怕稍許有助于認識蘇聯，我就感到幸運了。”
　　
　　現按該書章節的順序部分摘要譯載如下：

　　一、從蘇聯歸來

　　美元和爵士音樂
　　
　　眾所周知，在莫斯科有好幾家叫做“白樺”的外匯商店，出售西方的食品、衣服和高質量的蘇聯貨，價格比市價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店門口貼著“本店僅向外幣持有者售貨”的布告。我多次看到，有的俄國人沒注意到這個布告，正要走進去，身材高大的看門人馬上就擋住去路，問道：“有外幣嗎？拿出來看看！，沒有外幣的人只好掃興地離開。蘇聯各地的一流飯店里都設有只通用外幣的酒吧間。沒有外幣的俄國人想進去，就會遭到訓斥：“沒有外幣？！給我滾出去！”這些地方就好象是蘇聯國內的“外外國人租界”。
　　
　　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后，這樣的外匯商店在謀求給外國人方便的同時，還企圖靠它取得外匯。但是，蘇聯市民中也有可以利用這種商店的特權階層，就是出國工作后回國時外幣還有富余的外交官、軍人以及到外國演出賺到演出費的藝術家。
　　
　　對于和外幣無緣的普通老百姓來說，富麗堂皇的外匯商店里擺著的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成了憧憬的目標。因此，千方百計接近外國人，設法弄到外幣的風潮日趨高漲是理所當然的。我來莫斯科以前從來沒有想到，按理說已經超過了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蘇聯的民眾竟然如此渴望美元。
　　
　　蘇聯公開宣布它的世界戰略是，通過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競賽的勝利把世界人民拉到社會主義一邊，和平地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國家和民眾現在都競相拼命弄到美元。這個情況說明，和西方進行經濟競賽，對蘇聯來說決不是輕而易舉的。
　　
　　有的西方記者說：“如今有兩樣東西統治著蘇聯、東歐，這就是美元和爵士音樂。”這樣說有點粗野，但是，這句話難道不象征著為經濟的停滯不前和擺脫意識形態的風潮所苦惱的蘇聯和東歐的一個斷面嗎？

　　二、平民、知識分子
　　
　　與克里姆林宮莫斯科叫我感到破舊
　　
　　一九六七年三月中旬，當時東京一莫斯科的直通航空路線還沒有開辟，所以我繞道北極，經由哥本哈根，到了蘇聯。從哥本哈根來到莫斯科，第一個印象是大國蘇聯的首都同小國丹麥的首都相比，卻是出乎想象地破舊。可能是因為積雪還很深，陽光比哥本哈根暗淡，一派蕭瑟的景色。第一次來到莫斯科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在機場內外干活的俄國人穿得想象不到的簡陋。機場前停著少數幾輛出租汽車；通往首都中心的公路沿途，農民的住房全是木頭造的，油漆都已剝落，很多房屋東倒西歪，我不禁為之驚訝。
　　
　　大國蘇聯的消費生活，就是同小國丹麥相比，也是想象不到的貧苦——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在以后三年零七個月的莫斯科生活中被證明是千真萬確的。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07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二）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進口貨高級
　　
　　在莫斯科的一家餐廳里，我偶然和一位穿著雅致的姑娘同桌，在閑談中順便問了問。
　　
　　“你的衣服真不錯，什么地方做的？”
　　
　　“比利時。”
　　
　　“提包也很漂亮啊。”
　　
　　“這是意大利的。”
　　
　　“那么鞋呢？”
　　
　　“捷克斯洛伐克的。”
　　
　　此外還有類似的體驗。你一問：“這是蘇聯造的嗎？”對方就很不高興地說：“別開玩笑了！是法國制的。”看來，認為“進口貨”高級而蘇聯貨“蹩腳”的觀念還非常強烈。蘇聯當局自己也完全承認服裝質量不好，黨的機關報《真理報》曾經配上漫畫，舉出不能穿用的服裝為例，嚴厲地申斥了制造工廠：洗了一次，黑色工作服褪色變成了灰色工作服，褲子縮短了十四厘米等等。

　　在莫斯科“搜尋枕頭”
　　
　　我在莫斯科住下以后第九個月，決定把妻子和孩子接來。添置床、毛毯、褥子等用具以后，我委托保姆安娜買三個枕頭。安娜中午過后就出去買，到天黑才回來，她說：“現在莫斯科沒有枕頭”。她說先到紅場的國營百貨公司，然后去中央百貨公司，直到莫斯科河沿岸的日用品市場，腿都走僵了，可是哪里也沒有枕頭。
　　
　　最后，我托兩個保姆買，她們從相識的俄國人家里，由每家讓給我一個用舊的枕頭。我一家在莫斯科的生活斗爭竟先從“搜尋枕頭”開始。

　　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搶購食品
　　
　　談談飲食方面吧。在莫斯科，主食面包和黃油，還有牛奶和牛肉是總有保證的。但是，豬肉和雞肉就很少見。尤其到了冬季，新鮮的蔬菜和水果經常缺貨。
　　
　　我和一位俄國婦女一道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看芭蕾舞劇《天鵝湖》的時候，在休息時間到樓上的小吃廳去喝咖啡。可是這位婦女卻馬馬虎虎地喝完咖啡，就在餐廳里到處亂串，買水果、糕點和巧克力糖。她完全不談對剛才看的芭蕾舞劇的感想。她辯解說：“請原諒，因為有許多外頭不賣的東西……。”
　　
　　鈴響了，在回到座位去的路上，我探頭看了看樂池。女演奏員們人人都帶著網兜來。象是包著食品的報紙包裝滿了網兜。她們也不放過到大會堂演出的機會，搶購“特別配給品”；把提包放在座位旁邊，邊上放著網兜，不慌不忙地拿起小提琴來奏出《天鵝湖》的樂曲。

　　為喝一杯咖啡而排隊
　　
　　六八年冬季，教育方面的新聞記者從東京來了。他想看看設在莫斯科的銀座——高爾基大街上由共產主義青年團經營的“青年咖啡館”，我們就抱著希望去了。暗沉沉的門外有二十來個青年排著隊等開門。這是一個象要下雪的夜晚。我們試叩了一下從里面鎖著的門，把外國記者證給出來的看門人看，請他“破例放我們進去”。他把門開了一條縫，搖搖頭說：“這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店。要破例進來，就得帶中央委員會的許可證來。”我們吃了閉門羹，無可奈何地回來了。
　　
　　“青年咖啡館”不僅這一處，好幾個地方都有。不過門口經常排成隊，因為同顧客人數相比，座位非常少。

　　菜單上沒幾個菜
　　
　　我好容易搞到了一流餐廳的座位，一看菜單，品種很少，許多菜只開列了名字而沒有價格，就是說沒有這個菜。由此可以推測一般的莫斯科市民的飯桌上是不會那么豐富的。幾次應邀到俄國人家里作客的經驗也證實了這一點。
　　
　　到了冬季，蔬菜和水果就更加少了。
　　
　　六九年冬天，我和一位中年俄羅斯婦女在大劇院看了芭蕾舞后，到劇院對面首都飯店付美元的小吃廳去吃點心。吃過肉菜后，我問她想吃什么，她說“想吃黃瓜”。訂菜后，送來了一根圓圓的綠黃瓜，裝在一只盤子里。我們用刀切成片撒點鹽就吃開了，吃了一根黃瓜的三分之二的時候，她問：“夠了嗎？”我回答說：“我已經夠了。”于是，她便動作敏捷地把吃剩的黃瓜裝進了手提包。大概是帶回家去讓家里人都嘗一口吧！

　　食品公害絕不存在
　　
　　在蘇聯的飲食生活方面不可忘懷的是，沒有著色食品和有害食品。舉例說，冰淇淋的價錢雖然要比日本的貴一點，但是用純砂糖，味道正，而不象日本用化學甜料。蘇聯的牛奶，不管是紙袋裝的還是瓶裝的，不大好保存，三天一過，脂肪就會分離出來，我單身過日子時常常為牛奶容易餿而發愁，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這也許是因為沒有多余地使用防腐劑的緣故。
　　
　　在日本，為了降低成本和促進銷售，廠商用盡了化學甜味劑、著色劑、漂白劑和防腐劑，人就感到自己處于有害食品的包圍之中。因此，我從這樣的日本來到莫斯科，能夠吃到可以放心地吃的一切食品，感到很高興。和花色品種稍微少了一點相比較，每天能夠吃到絕對安全的“天然食品”，這或許可以說是奢侈吧。（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08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三）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住房情況還很緊張
　　
　　據我所看到的，住房情況還遠遠不能說好。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九年，蘇聯在住宅方面累計投資達七百六十億盧布，但是還遠未修復戰時遭到破壞的房屋。戰后新建的公寓，暖汽設備雖然完善，但是廚房、大門、廁所大多是公用的，還不能說已經為全體蘇聯居民提供了舒適的住房。
　　
　　據統計，截止一九六七年，全國每人平均居住面積為七平方米。
　　
　　在莫斯科，有些家庭依然住在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里出現的那種半地下式的房屋里。這種石頭造的老房子在克里姆林宮周圍的莫斯科舊市區很多。而且在莫斯科內還留著相當多的室內面積狹小的厚木造房屋。

　　房子蓋得慢
　　
　　我駕車在莫斯科近郊兜風，看到正在興建幾個大規模的新住宅區，但是建造速度似乎不能說快。蘇聯的公寓幾乎全是預制結構式的，事前在工廠造好預制件，運到現場裝配起來就行了，所以建造速度理應是很快的，但是速度決不是快的。一九六七年春我赴任到莫斯科時正在修建并不太大的十余層樓的公寓，到一九七○年我回國時還沒有完工。再如我赴任時，蘇聯就大肆宣傳俄羅斯飯店有六千個房間，是歐洲首屈一指的大飯店，當時已開始營業。但是我回國時，這座飯店還在施工，沒有全部落成。

　　對新房子也不滿意
　　
　　也許因為一竿子到底方式、中央集權領導為各經濟部門之間的聯系調整工作——這也是蘇聯經濟的一大特點——做得不好，在莫斯科郊區雖然建起了新的住宅區，但是到市中心的交通非常不便，搭乘公共汽車或地下鐵，盡管在一個市內，卻要四、五十分鐘。電話也經常等很久也不給接線。有些市民因此寧愿忍耐著小小的不便，也固執地住在離市中心近的舊公寓里。
　　
　　同時，市民評論說，新公寓外表雖然美觀，造得卻很單薄，住起來很不舒服。據說舊房屋墻厚四十到五十厘米，有防寒、隔音的效果；而如今的預制結構房屋，墻壁很薄，有點聲響就左右上下互相干擾，暖氣不暖。難怪單口相聲演員在莫斯科的一家劇院彈著班卓琴演唱了這樣一支用流行歌曲的調子填詞的歌：
　　
　　“首都造房真叫快，座座新樓蓋起來。舊房膽敢礙新樓，炸藥送你飛天外。緊挨新樓舊房里，裝上炸藥看厲害。轟隆一聲新樓倒，舊房安穩依然在。”
　　
　　觀眾聽了哄堂大笑。可見新建住房質量之差已是眾所周知的了。

　　為買衛生紙而費心
　　
　　開始在莫斯科生活，首先感到吃驚的是不容易買到衛生紙。
　　
　　請保姆給買衛生紙，卻買來許多飯桌上使用的紙餐巾。她說：“目前市上沒有衛生紙，暫時用這個代替吧。”但是看來，這還是供“客人使用”的。普通蘇聯人的家庭平常似乎是撕一塊《真理報》等報紙或舊雜志的一頁上廁所的。列寧山上雄偉地聳立著的莫斯科大學的廁所因報紙堵塞而不流水的場面，我也看到過。在諾沃西比爾斯克郊區宏偉的科學院街訪問了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總支部的大樓時，看到人們上廁所也是撕的地方報紙《蘇維埃西伯利亞報》。周圍一片大森林，是紙張紙漿原料取之不盡的地方，大樓又是走在現代科學的前列的“西伯利亞智慧”的根據地，所以怎么說也叫人感到是一種諷刺。

　　苦于買不到汽車零件
　　
　　記者在莫斯科活動，汽車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為沒有汽車的零件而吃驚。在蘇聯，無論是出租汽車或自用汽車，天氣好的時候，都把正面擋風玻璃上的雨刷拆下來。因為一被偷走就配不上。向首都飯店的服務部租用汽車的時候，管理員首先提醒注意的是，沒有必要時，一定要把雨刷拆下來，藏在座位下面。管理員一本正經地說：“不拆下來，就會被偷走。”
　　
　　冬季，在每天都下雪的莫斯科，不裝防雪輪胎，就有滑行的危險。但是在莫斯科根本買不到帶釘的輪胎。有一年冬天，俄國記者搭我的汽車在雪地行駛時，我問他：“蘇聯為什么不生產帶釘輪胎？”這個記者傻笑著回答說：“普通輪胎也沒有。”

　　“去年的日記”
　　
　　六八年一月起，在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的風潮高漲，莫斯科和布拉格的關系緊張起來，大約是這年六月，我們都相當忙了。剪貼報紙用的漿糊用完了，我托秘書柳達去買。三、四個小時以后，她滿頭大汗地回來說：“百貨公司、文具店都沒有。”那怎么辦呢？“等一個時候吧。”這樣，因為在莫斯科買不到漿糊，一個多月的剪報都不能整理，真沒有辦法。
　　
　　這年年底，我想買一本六九年的日記本，托柳達買。過了兩三天也沒有買來。我問她是怎么回事，她說：“每天在找，可是找不到。”臨近年關的一天，柳達拿來一本，說她手頭有某外國航空公司今年作廣告用分送的日記本，只寫了兩三頁，把這本日記本的星期幾改一下使用如何？（三）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09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四）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向蘇聯郵售
　　
　　蘇聯的消費品數量缺，品種少，質量差，式樣壞，不勝枚舉。
　　
　　我們這些中年日本人當然不會忘記戰時物資嚴重缺乏的情況，但是戰爭已經過去很久很久了，現在再把消費水平降低到拿報紙當衛生紙用的地步，就有點不合情理。在美元商店賣的西方商品也有限，說不上奢侈，然而要保持在日本的生活水平，無論如何也必須從蘇聯國外“進口”。蘇聯周圍的西方國家可能是看透了這一點，紛紛成立了以住在莫斯科的外國人為對象的郵售公司。而這些外國公司的商品目錄單也在蘇聯市民中間成了注意的目標，特別成了年輕婦女互相爭奪的對象。我看到有的姑娘捧著用舊了的幾年前的商品目錄單，當作一件裝飾品，得意洋洋地走著。她們僅僅看一下西方豐富的消費物資就滿足了呢，還是想要從認識的外國人那里去死乞百賴地索取呢？飯店的官僚主義西方普遍認為蘇聯的服務質量非常不好。甚至可以聽到“談不上服務”、“完全沒有服務”之類的批評。的確有不能不承認它的一面。
　　
　　一九七○年初夏，有名的漫畫家Ｓ從東京來，他是第一次訪問莫斯科，被安排住在烏克蘭飯店。從人到飯店起直到走進他住的四樓房間，總共用了一小時十分鐘。而在西方的飯店，頂多用十分鐘。Ｓ先生精疲力盡地倒在沙發上，開口說：“畫漫畫的素材真是俯拾皆是啊！這些人都一本正經地干這種麻煩嚕嗦的事情，真叫可笑………。”幾天以后，我和一位久居蘇聯的日本婦女一起吃飯時談起這件事，說“從烏克蘭飯店的門口到四樓的房間，用了一小時十分鐘”，她聽了笑著說：“嗨！這還是快的呀！一般要用兩小時哩！要是集體……。”這家飯店還“沒有”樓梯，上下樓非乘電梯不可。有時為要下一層樓，就得等上五、六分鐘電梯。其實，樓梯是有的，只是飯店方面出于管理方面的理由不讓客人用罷了，而這對客人實在太不方便了！

　　“賣主市場”
　　
　　到蘇聯旅行的人，誰都感到商店的服務態度惡劣。顧客問：“有××嗎？”如果沒有，售貨員就簡單生硬地說：“沒有。”甚至有的年輕女售貨員連“沒有”都不說，只是搖搖頭。“對不起，現在缺貨”這種說法在現代俄語里似乎是沒有的。
　　
　　搭乘出租汽車，在付車費的時候，最好別想我回零錢。尤其是最近，認為向外國人要小費是天經地義的風氣正在擴大。
　　
　　有一次我搭了一點二盧布的距離，回到家門前。因為沒有零錢，付了一張兩盧布的紙幣。司機默默把錢接過去就若無其事了。我說：“找我錢呀！”他卻說：“沒有零錢。”我說：“那么，我回家拿零錢來，把這錢還我。”他就顯得很不高興，慢吞吞地從口袋里摸出錢包，找給我了。
　　
　　總之，在蘇聯，服務質量所以不好，是因為供不應求，成了“賣主市場”。而且企業都是國營，說來“國家是老板”，所以成績不好也不會倒閉。
　　
　　商店的營業時間都留有“中午休息”的時間。營業時間也卡得很緊。例如俄羅斯飯店的美元商店營業到“下午八點為止”。有的七點四十五分趕到了，門口的守衛就來攔阻說“已經到下班時間了”，不讓進去。所謂“營業到下午八點”好象就是說“營業員下午八點以前全部回家”。“顧客為主”這句話，目前在蘇聯好象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賣主為主”。（四）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0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五）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利潤方式的功過
　　
　　也可以看到“追求利潤有點過于露骨的場面。六八年初夏，同我們私人關系比較接近的一位俄羅斯婦女因為叔叔在莫斯科近郊的家鄉去世，要回家鄉參加葬禮。她想把出門穿的連衣裙改短一點，適應當時流行的樣式。她拿到烏克蘭飯店附近的一家縫紉店去改，說是“需要十天”。這就會趕不上葬禮，所以她把一個盧布的小費塞到對方手里，于是那人說：“明天中午以前做好”。修改尺寸的費用是半個盧布，所以小費是工錢的兩倍。這位婦女說，不管怎樣，總算趕上葬禮了。
　　
　　這樣的例子使我感到不能說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是不以利潤為目的，而以消費者的利益為直接目的的。一九六五年以來被導入蘇聯經濟的以所謂利潤方式為基礎的經濟改革似乎在提高經濟效率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難道不也產生了“不做不賺錢的活兒”這種資本主義的風氣嗎？就拿修改裙子的尺寸這一件事來說，認為這是為群眾服務的觀點開始模糊起來了，這樣，社會主義的精神就將受到損害。那位為改一下裙子的尺寸而付了額外的小費的婦女發牢騷說：“從前可沒有這種事。”

　　生了病也可以安心
　　
　　在蘇聯，醫療、教育、保育這些社會性服務項目是得到國家保障的，此外，各種津貼制度等社會保險在世界上水平是最高的。
　　
　　比方說，你生了病，只要給急救病院掛一個電話，醫生和護士馬上就乘了汽車來診療。而且看病不要錢。醫療服務徹底是蘇聯自豪的事情之一。據統計，蘇聯有醫生六十四萬五千人。蘇聯的總人口僅占世界的百分之七，而醫生的數目據說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按每一萬人居民平均計算的醫生數目，美國是十九點二人，西德是十九點五人，蘇聯則是二十六人，絕對地多。

　　保青和教育頂呱呱
　　
　　托兒所、幼兒園十分普及，這也是世界第一。一九六九年，大約有九百萬名幼兒和兒童在托兒所和幼兒園受到大約五十一萬名保育員和教養員的照顧。此外還有四百五十多萬兒童入了季節性的兒童設施（夏令營等）。大概可以說。國家為母親和兒童進行了巨大的服務。
　　
　　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除書籍費、膳食費以外，一概不需要父母掏錢，而且高等教育機關的學生，還由國家根據其成績、家庭和專業部門等情況每月發給三十五個盧布以上的費用。這同為學費昂貴并且還在漲價而苦惱的日本學生之間，差別是很大的。

　　老有所養
　　
　　在蘇聯，原則上男子滿六十歲、工作二十五年以上，女子滿五十五歲、工作二十年以上，都有權領取養老金。金額平均計算是每月最低三十盧布、最高一百二十盧布。
　　
　　許多老人到了領養老金的年齡，卻仍然繼續工作以為“生活樂趣”。這同資本主義社會的老人一到“限年”便喪失工作和收入的情況是大不相同的。
　　
　　這樣，蘇聯的老人到死為止，一定保證可以得到某種收入，無須給兒子和女兒增添贍養長輩的負擔。特別在差不多全是雙職工的蘇聯家庭中，“老奶奶”是寶貝，因為她可以照料孫子孫女，而且她自己還有養老金。

　　男女平等
　　
　　就婦女廣泛地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活動而言，蘇聯恐怕是世界第一。據一九七○年統計，婦女在蘇聯全體就業人口中占百分之五十點五，超過了男子。婦女不僅參加經濟活動，而且參加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一千三百萬共產黨員中女黨員有三百多萬，許多人已被選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
　　
　　事實上，不妨說蘇聯即使存在沒有男子的工廠，卻不存在沒有婦女的工廠。不妨說，蘇聯現在一切領域如果沒有婦女在工作就維持不下去。正因為這樣，男女同工同酬。在男女平等這一點上，和婦女必須大聲疾呼“婦女解放”的西方國家相比較，蘇聯在制度上顯然是先進的，這是事實。盡管這是否意味著蘇聯是婦女的“天國”還留有疑問……。（五）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1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六）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離婚率非常高
　　
　　蘇聯最近離婚率節節上升，終于超過了美國。如今，蘇聯是舉世無雙的“離婚王國”。據統計，自一九六六年以來，蘇聯每年約有六十五萬對夫婦離婚。這只是辦過法律手續的離婚人數，此外還有事實上的離婚，所以實際離婚的人數當然就更加多。蘇聯社會學家自己承認事實上的離婚肯定也在增加。據說，在蘇聯，三對夫婦中有一對離婚。
　　
　　社會學家哈契夫對列寧格勒市法院處理的一千宗離婚案和一百二十名（其中男子五十二人）申請離婚的人進行了調查，了解到離婚的直接動機，男方主要是“性格不合”、“對妻子失掉愛情”、“妻子亂搞”、“另有新歡”，占百分之八十二。此外婆媳不和占百分之二點五，妻子不能生育占百分之二點二。女方主要是“丈夫酗酒”（占百分之二十九點二，為首位）、“丈夫粗暴”、“丈夫亂搞”，“對丈夫失掉愛情”、“性格不合”等占百分之九十三。其中“丈夫酗酒”占很大比重是一個特點。丈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來，向妻子揮舞拳頭，似乎是常見的現象。
　　
　　總之，世界上離婚最多的國家中，蘇聯、美國、匈牙利、東德、瑞典名列前五名，而社會主義國家就占了三個，這是值得注意的。

　　出生率低
　　
　　我在莫斯科生活三年零七個月期間，認識了很多蘇聯人，但沒有一個人有三個孩子，大體只是夫婦兩人，或者有一個孩子。蘇聯婦女好象不愿生孩子。
　　
　　據統計，每一千人的人口自然增長數，一九二六年是二十三點六人，五○年是十七人，六○年是十七點八八人，六六年是十點九人，六七年是九點八人，急轉直下地減少了。而且這一增長率是包括生育率一貫最高的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平均數，可知蘇聯歐洲部分的人口增長率低得可憐。西方人口學家中有人預料蘇聯人口的純增率已小于千分之十，不久蘇聯人口將停止增長。
　　
　　蘇聯自斯大林時代以來一貫采取獎勵生育政策。一九四四年，決定給三個孩子的母親發放撫養費，給四至十一個孩子的母親發放累進撫養費，并對五個以上孩子的母親贈予“母親獎章”，對七個以上孩子的母親贈予“母親榮譽勛章”，對十個以上孩子的母親贈予“母親英雄”的稱號和金質獎章。直到第二次大戰以后，這條基本路線沒有改變。
　　
　　蘇聯雖然采取上述獎勵生育的政策，但蘇聯的婦女仍然不生孩子。在一九五五年，政府規定禁止人工流產，據說，估計一年私下打胎的約有一百萬起。私下打胎是由“醫療機關以外，沒有醫生資格的人”進行的。某中年俄羅斯婦女告訴我，有一個婦女在婚后十五年內打胎達二十次。

　　想生也不敢生？
　　
　　一言以蔽之，可能是因為蘇聯婦女一身三任——工作、主婦、母親，工作、家務、育兒，再多就負擔不起了。上班前送孩子，下班后買好東西再接孩子，實在是如牛負重。最近，由于兒童減少，出現了關閉保育院的傾向。狹窄的住房情況也一定對婦女生孩子產生影響。在廚房、廁所、浴室公用，象是兩三家住在一起的那種公寓里，下班回來做飯、洗衣、洗澡等都不能爽快地干。加上食品、服裝等消費品又供應不足，所以主婦買東西所耗費的時間和氣力是不能小看的。蘇聯婦女在這種情況下，可行的辦法也許只有“不生孩子”。從經濟、時間、精力三方面看來，恐怕也不想要兩個以上的孩子了。

　　羨慕西方
　　
　　勃列日涅夫執政以來，逐漸積極地推行引誘外國游客來蘇聯以便獲得外匯的政策，在全蘇聯已經有一百個城市向外國游客開放。此外，隨著蘇聯和各國的貿易、外交關系的擴大，在莫斯科居住的外國人增多了，為此，美元商店也在擴充中。這樣一來，蘇聯市民增加了親眼目睹西方人的穿著用具，接觸西方的食品、日用品的機會。于是，不管他們是否有意，也就把自己的生活和西方的生活加以比較了。
　　
　　（六）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2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七）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有人做美元黑市買賣
　　
　　風和日麗的天氣，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散步是個樂趣，但也經常會叫人討厭。有些年輕人死皮賴臉地央求“請把精工牌手表讓給我吧！”有的則問：“有索尼公司制造的什么東西嗎？”有的更是單刀直入地乞求“盧布換美元”。官方規定的兌換率是一美元換九十戈比，美元便宜，但是在這種場合一般都主動提出一美元換三到五盧布。
　　
　　“我想買一臺美元商店出售的標價一百美元的收音機，現在已經積攢八十美元，還差二十美元，請你無論如何幫個忙。”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模樣青年提出的要求。有一次，我剛從市中心的首都飯店出來，迎面就有兩個青年圍上來問：“做小買賣嗎？”我立即回敬說：“不做小交易，咱們做諸如工廠設備和輪船這樣的大交易怎樣？”于是，他倆膽怯地溜走了。

　　“妓女”？
　　
　　女郎則以另一種方式接近你。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家餐廳為東京來的某著名作家洗塵，這時，一個身穿蘇聯罕見的超短裙的年輕姑娘滿面笑容地走過來，若無其事地把一張紙條扔到桌上，紙條上用英文寫道：“十一點在走廊等您，若對我感興趣的話。”大家面面相覷，驚訝不已，“原來社會主義國家也有賣淫的！”
　　
　　有一次全是男人在餐廳用飯，兩名妙齡女郎結伴坐到旁邊來，快關門時就來招引人。她們的目的顯然是為了從外國人身上賺取外匯，好到美元商店購買西方衣料，化妝品等等。由此可見，蘇聯民眾對于西方的商品已是何等普遍地地深為羨慕了。
　　
　　六九年春季，在莫斯科近郊，兩名俄國青年湊過來閑談，不斷贊揚日本的照相機、鐘表、收音機如何出色，其中一個看來象是質樸寡言的機械工說：“我們這里有全宇宙，但是此外卻什么也沒有。日本沒有宇宙，此外的一切卻都有。”雖然可能是恭維話，卻叫我感到了平民對連廁所用紙都沒有的日常生活的“嘆息”，盡管他們的國家已經使探測機在月球著陸，開發宇宙，搞得很熱鬧。
　　
　　六七年十一月，熱烈地慶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和一位有家小的俄羅斯婦女一起喝茶，隨便閑聊，她抱怨說：“革命已經五十年了，我們的日子卻還是過得這樣窮。盡管說和德國打了仗，可是這個德國，還有日本，現在都在生產應有盡有的東西。而我們，別人的事情管得太多了，所以生活老是好不了。”

　　經濟競賽受挫折
　　
　　有跡象表明，生活尤其是消費生活的落后正在蘇聯極普通的民眾中間引起了一種象是在和西方的經濟競賽中遭到“挫折”或“失敗”一類的感覺。本來，和西方進行經濟競賽是蘇聯的世界革命戰略的基石。蘇聯的一般人民當然是信任蘇維埃制度，同意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但是僅就物資不足這一點來說，他們認為比資本主義國家差得多，并且對于能不能真正克服這個局面不具備信心。
　　
　　就拿一件衣服、一雙鞋來說，在質量和樣式上，蘇聯制品和西方制品是有明顯差距的。蘇聯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對西方商品表示關注，我覺得是很自然的。外國人開的外國汽車一開到飯店門前，隨時都有成群的青年饒有興趣地張頭探腦看駕駛座。我的“青鳥”牌汽車也是青年們好奇的目標。我剛要上車，就有青年人和孩子抓住我，詳細地詢問車子功能：“排氣量是多少？”“馬力有多大？”“最高速度是多少？”不用說賽車，就是鋼板頂棚式的小客車也是市上沒有賣的，所以街上有“福特”、“野馬”、“阿爾法—羅密歐”等樣式好看的外國汽車停下來，立即就有人圍上來。

　　時裝展覽
　　
　　為紀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在莫斯科首次舉辦了為期兩個星期的“國際時裝展覽會”。會場設在可容納一萬五千人的中央體育宮。帶著觀劇望遠鏡和速寫本的年輕姑娘們不分晝夜來看，連日客滿。而且，盡管陳列件數多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模特兒一個接一個地登臺亮相，觀眾卻毫無反應。但是場內一廣播“……下一個是法國！”場內就立刻騷動起來，姑娘們個個精神振奮，準備一飽眼福。
　　
　　東道主蘇聯是展覽會上模特兒出場最多的國家，一個接一個，連續登上臺來的模特兒全都身材苗條，她們碎步行走，姿勢完全和西方模特兒一模一樣。
　　
　　一九七○年夏季，我看了莫斯科“全蘇時裝之家”舉辦的展覽。拖到腳踝的長裙、只蓋到大腿的短裙，緊身寬腿褲——許多模特兒穿著在莫斯科街上從未見到過的最新時裝接踵登場。看到最后一種服裝，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氣。這就是所謂透明的夜總會服裝。（七）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3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八）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也為西方的情調所吸引
　　
　　蘇聯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不是只羨慕西方的“貨物”，而且對西方的精神財產，說得深奧些，就是西方的意識形態，看來也是深感興趣的。
　　
　　青年人熱中于西方的爵士音樂。因為唱片很難買到，所以利用錄音帶從一張唱片，一次又一次錄音。這是盛行的做法。外國人從西方帶來的高級錄音帶是青年最羨慕的東西。
　　
　　蘇聯的餐廳大體都有樂隊演奏，在吃飯的同時可以跳舞。青年人非常得意地跳狂熱舞、搖擺舞，等等。

　　愛看西方的影片、文學
　　
　　人們都喜歡看法國、英國的影片。那些“十六歲以下少年兒童不準看”的性電影，更是博得好評。據說，一九六八年初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前，莫斯科的書店少見地出售了一些西方作家的小說（俄譯本），兩天功夫就賣光了。我要年輕的知識分子舉出一個他所喜愛的作家，許多人都舉出托爾斯泰，同時舉出海明威。

　　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走
　　
　　據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學生說，哲學系學生普遍感興趣的講座是引起新的求知欲“現代外國哲學”和不受意識形態約束的、而且能夠發揮高度思考力的“邏輯學”等。當局要求最努力學習的“科學共產主義”講座卻沒有優秀的專業學生。
　　
　　我原以為在超過了資本主義而正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蘇聯，人們已經拋棄并克服了所謂資本主義民眾的“愛好”，培養起了新的興趣，但是在蘇聯民眾中，所謂進步卻原來就是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觀念意外地強烈。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論中講的是“批判地”吸收資產階級文化遺產，但我感到現在的蘇聯則是不加批判地吸收。
　　
　　以著名的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博士為首，蘇聯知識分子集團打出要求“知識自由”的旗號，向當局要求“獲得情報的自由”、“言論行動的自由”和“政治民主”。他們的主張也有以矛盾百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民主為理想并且加以崇拜的現象。而西方卻已認為民主制度是有名無實，徒具形式的了。

　　消息不足
　　
　　作為新聞記者最頭痛的事情莫過于蘇聯所報道的“消息”既少又慢。在這個國家，一切消息都置于國家（乃至黨）的控制之下。那些被判斷為報道無益的消息，我們也好，蘇聯市民也好，就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舉例說，中國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時候，蘇共機關報《真理報》只是在第三版（國際版）的右下角位置，不加標題，僅用兩行十個詞報道這個具有歷史意義（我們是這么認為的）的事件。至于衛星的重量、軌道角度、周期等一切資料則一概被刪掉了。恰巧當天傍晚，中國駐蘇使館舉行雞尾酒會，我也接到了邀請。這種冷冰冰的報道遭到了大使館人員，前來聚會的法國、英國、西德、東歐的外交官和新聞記者的取笑，成了增添酒興的材料。
　　
　　西方記者之間開玩笑說：“最重大的新聞是《真理報》不登的新聞，次等重要的新聞是《真理報》登在報屁股上小得可憐的新聞……。”
　　
　　看來，蘇聯的宣傳機關在報道消息時首先考慮它會給群眾以什么影響并引起什么反應，然后再選擇消息和加以編輯。它不是充分地提供素材本身，判斷則由看消息的人自己去作出；一手壟斷廣泛的情報的國營新聞宣傳機關向群眾只發那些它判斷“可發”的消息。
　　
　　最好的事例是一九六三年起中蘇論戰公開化以后蘇聯宣傳機關對待中國的主張所采取的態度。有一個時候，《真理報》幾乎每一天都刊登強調毛澤東路線出了偏差的大塊文章。但是，記得蘇聯民眾直接看到中國的“反蘇文章”只有一篇，就是在中國再三再四的要求下，《真理報》刊載了（同一年七月十四日）《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致蘇共中央的信）。除此之外的許許多多篇中國的“反蘇文章”自不消說，連毛澤東語錄、《毛澤東選集》也不準民眾自己閱讀，而后判斷中國究竟是怎樣“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的宣傳機關讓民眾光是讀批判毛路線的文章。
　　
　　中國則把蘇聯的說法也當作“反面教員”，不斷地在報紙上刊登，在論戰開始以后特意陸續地出版發行了《赫魯曉夫反華言論集》。
　　
　　中國的這種態度和蘇聯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六九年春季，在阿穆爾河達曼斯基島（珍寶島），蘇聯和中國的邊防部隊發生武裝沖突以后不久，對中國駐莫斯科的大使館進行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當時，一位參加示威游行的青年在隊伍解散時抓住正在采訪的日本記者問道：“我們今天進行了這樣的示威游行。但是，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你是外國記者，一定知道吧！”
　　
　　（八）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4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九）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三、東部的景象與西部的景象——在蘇聯旅行對旅行的限制
　　
　　在我的莫斯科生活行將結束的一九七○年六月底到八月中旬，我在蘇聯國內作了廣泛的旅行，準備寫通訊。
　　
　　旅行手續辦好的時候，我請新聞社在采訪方面給予協助。因為要在莫斯科以外地區進行記者工作，這種協助是不可缺少的。這里也是首先寫信，說明這次采訪旅行的宗旨，要求一位記者和我同行，并請安排在前往訪問的地方的采訪。兩三天以后，他們決定給我協助，我就去新聞社總社拜訪。曾經是日本科員，做過駐東京特派記者的Ⅰ先生把我的信放在桌上，笑著說：
　　
　　“木村先生，這種說法不行呀。”Ⅰ先生指著的地方是寫著“報道蘇聯人民的喜悅和悲傷……”。
　　
　　“蘇聯的人民沒有悲傷。”
　　
　　“？……”
　　
　　“哦，我是看了‘悲傷’這個詞，作了上述說明的……”
　　
　　我輸了一籌。的確，社會主義蘇聯的人民按理是不會有悲傷的。這里應該寫“喜悅和喜悅……”。我為自己對蘇聯的理解之膚淺而感到羞恥。
　　
　　以后去訪問亞洲局長Ｐ先生。我想在這里也會在“喜悅和悲傷”這句話上受到批判吧。但是Ｐ先生對于這次通訊報道旅行只談了“請客觀地寫”的希望。我也完全同意，所以向他保證說：“好的，我客觀地寫。”

　　革命家
　　
　　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第比利斯西方九十公里靜靜的山谷里，茂密的白楊樹掩映著一座小城市——哥里。這是斯大林的故鄉。
　　
　　城市中心的市政府前面的廣場，現在也還稱為斯大林廣場。廣場中央聳立著穿軍裝的斯大林大銅像。我舉起照相機要照，當時路過這里的公共汽車司機打開車窗不停地揮著手說：“照吧，照吧！”他的表情好象是在說：“好呀，好呀！”
　　
　　銅像的臺座上沒有刻著姓名。我問向導、一位格魯吉亞姑娘麗莉亞這是為什么，她回答說：“沒有必要刻嘛。難道有哪一個格魯吉亞人不知道斯大林嗎？！”
　　
　　一度遍布蘇聯全國的斯大林像，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強烈指責個人迷信之后，象退潮一般銷聲匿跡了。甚至在第比利斯，聳立在市背后達維德山頂上鳥瞰全市的斯大林像都被拉倒了。但是，唯獨哥里的銅像卻頂住了十年赫魯曉夫時代中對斯大林再三再四的批判。因為哥里的民眾在全體格魯吉亞人的精神支持下，斷然拒絕拆掉家鄉的革命家的銅像。
　　
　　在哥里舊市區邊緣附近有一所石造的二層樓房，建有高塔，這是斯大林博物館。展出了敘述斯大林一生七十三年的圖畫、照片、雕刻和文件等大量資料。
　　
　　斯大林是農奴出身的鞋匠的獨生子。他的母親是一位自信心很強的婦女。斯大林按照她的希望進了哥里的神學校（六年制），似乎是一位很出色的秀才。我看到他畢業時的成績冊上，十三門功課中，除希臘語和算術是４分外，其余門門是５分。據向導說，斯大林的聲音特別美，好象是神學校歌詠隊的明星，唱得很好。另外，歌唱家鄉清爽的黎明的、用格魯吉亞文寫的詩《晨》，自革命前就一直被小學教科書所采用，現在仍然受到格魯吉亞兒童的喜愛。
　　
　　離開神學校后，斯大林去第比利斯，進一所寄宿制的教會附屬學校，又學習了五年。這十一年的學習是斯大林所受到的全部學校教育。
　　
　　陳列的圖畫和雕刻反映出開始投身革命運動時的斯大林是一位漂亮的青年，瘦瘦的身材很是勻稱，有一頭濃密的黑發，蓄著薄薄的顎須。我聽到有人輕輕地說：“長得象個藝術家呵。”他從布爾什維克黨的干部成為總書記、總理，在戰爭期間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主席，逐漸地增加了威嚴的色彩，戰爭結束后拍攝的穿大元帥服的照片使我感到他疲勞和老了。
　　
　　展覽的最后一間房里，出乎意料地有輪廓很小的斯大林面型，陳列著葬禮那天在街道哭泣的蘇聯市民、人海淹沒了布拉格瓦茨拉夫廣場的追悼會的照片。五三年三月六日，報道斯大林去世的《真理報》的消息是這樣結尾的：“斯大林的不朽名字將永遠活在蘇聯人民和一切進步人們的心中。”
　　
　　博物館的前院里有斯大林的故居，它在巨大的大理石的覆蓋下。這是一座磚砌木造的低矮的平房。有兩間小小的房間。據說迎面左側那間不到八張席子大的房間是斯大林一家租住的。我看了這間房里的陳設，不禁為它的簡陋而吃驚。不妨說什么也沒有。窗下放著一張木床，壁架上擱著一具水壺和一面鏡子，天花板上吊著一盞燈，這就是全部陳設。我身邊一位俄羅斯婦女十分感慨地說：“想不到那樣一位天才住的竟是這樣的房子！”（九）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5

 
《在內部見到的蘇聯》（完）
　　
日本《朝日新聞》前駐莫斯科
　　
作者:特派記者木村明生 

　　
　　大元帥
　　
　　參觀了哥里的斯大林博物館以后，我問向導——一位漂亮的格魯吉亞姑娘：“資料總共有幾百件吧？”她回答說：“正確的數字很難講。因為每天都有增加……。昨天附近的農村還有送來肖像畫的。”
　　
　　向導和我談了將近兩個小時，印象最深的是她一次也沒有簡單地稱“斯大林”，而總是稱“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帶著名字和父名來稱呼的。這樣的稱呼法在俄語里表示說話的人對于說到的人充滿著敬愛之心
　　
　　這個博物館的參觀者到七○年六月為止，有五十萬人。我想到這一點，覺得人們對斯大林的關心是非同小可的。
　　
　　一位三十來歲的蘇聯記者說：“斯大林用民眾的語言淺顯易懂地闡述了列寧的深刻的思想。他是普及列寧主義的人，做了好的工作。”
　　
　　一九七○年四月，紀念列寧誕生一百周年，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廣場上懸掛著十月革命領導人的照片。只有斯大林的照片有點臟，仔細一看，原來是用鉛筆寫著“光榮屬于斯大林！”

　　旅行途中
　　
　　雨淅淅地下開了。這是在由莫斯科飛往列寧格勒的“圖１０４”噴氣式飛機里。我立刻戴上了帽子。坐在前面位子上的姑娘迅速地披上了雨衣。雨不是從外面吹進來的，而是從飛機的天花板那兒落下來的。原因好象是，起飛前機艙里的溫度遠遠超過三十度，座無虛席，乘客們出的汗水升華為水蒸汽凝聚在天花板上，到飛機急速上升時，就一下子受到冷卻而化成水滴落下來了。
　　
　　我想起了幾天前在莫斯科遇到的劇作家Ｔ先生的話：在從哈巴羅夫斯克起飛的飛機中遇到“暴雨”，連內衣都被澆濕了。那些乘務員也許是習慣了吧，毫不在乎，在毛毛細雨中悠哉悠哉地向乘客分發糖塊。
　　
　　人們常說蘇聯的客機密封性能差，空氣調節不好。因此直到現在，起飛前，乘務員都要把一個口袋分給乘客，好裝自來水筆，以便墨水漏出來也不要緊。起降時，耳朵總是要痛。
　　
　　我從伊爾庫茨克到雅庫茨克時乘坐的“安１０”型渦輪透平發動機飛機是可以搭乘一百人的新式飛機，但是前艙和后艙的隔艙門關不攏，一路上都在啪嗒啪嗒地響個不停。廁所的水根本放不出來。手巾烏黑賊亮，就和抹布一樣。人們根本不想用它擦手。
　　
　　在基輔認識的一位三十歲左右的闊氣的美國婦女壓低了聲音說：“有沒有方法和蘇聯的地下‘革命組織’聯系？”她說是想要給與資金援助。我仔細地問了她，她說她是第一次到蘇聯旅行，感到蘇聯服務質量太壞，而她帶著一個四歲的女孩子，受到種種冷淡的待遇，被搞得很氣惱。因此不由得對批判現行制度的勢力產生了同情心。
　　
　　面對國際范圍的旅行時代，蘇聯當局今后也將不得不致力于改善服務質量。即使為了不使反革命（？）發生……。

　　四、蘇聯社會的斷面——由俄語的單詞談起網袋
　　
　　買東西時用的網袋是蘇聯婦女外出時必帶的物品。人們都把它作為“大概”、“或許”、“說不定”等插入詞，或者作為“萬一碰上”、“僥幸”等意思的名詞來使用。
　　
　　蘇聯主婦們苦于長期的物資供應不足，上街偶爾碰上新鮮水果、蔬菜或其他好東西，如果不當即購買，就不知哪一天再能到手。所以主婦們總是懷著“說不定”的“僥幸”的心理。細心的婦女別說上班，就連到莫斯科大劇院或克里姆林宮劇場看芭蕾舞也帶著網袋。因為這些場所有很多外國人去，出售別處買不到的非常可口的糕點、果子面包、新鮮水果，所以“萬一”的期望是很大的。
　　
　　在莫斯科生活留有印象的一件事是，不光是婦女，還有很多男人也提著網袋或者手提袋上街。其中工人最多，政府官員和白領階層也不乏其人，甚至還有佩大肩章的威風凜凜的軍官。誠然沒有看到將軍提網袋，但是校官提網袋則屢見不鮮。我還看到蘋果或土豆從網眼里漏下來，軍官慌忙趕上去揀的滑稽情景。

　　大將
　　
　　蘇聯到底是在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軍事大國，因此軍人的軍銜也比舊日本軍要多一些。“大將”這個生硬的譯語，我想是象征著蘇聯軍隊的軍銜制是多么地復雜。和西方的軍銜制比較，“大將”當然就相當于元帥，而蘇聯軍隊是如此地龐大，因此元帥是另外單設的。“大將”一晉升就會成為蘇聯元帥——目前蘇聯軍人的最高地位。總而言之，蘇聯軍隊有特殊的“大將”這個軍銜，表明蘇聯軍隊是多么地龐大，而為了控制、指揮這支龐大的軍隊又是何等需要一個龐大的高級軍官集團。
　　
　　此外，擁有一支直轄的軍隊的內務部和同內務部有著緊密關系的國家保安委員會，已經成了蘇聯國內一支巨大的社會勢力。

　　流氓行為
　　
　　在蘇聯，殺人、搶劫、恫嚇、盜竊、無故缺勤、逃學、不買票乘車等都被列入非法行為而加以取締，但是在莫斯科居住期間，我們外國人最傷腦筋的則是小偷和扒手。
　　
　　我剛到莫斯科不久，就在公共汽車上被掏了零錢。在同一公共汽車上，我妻子放在手提包里的錢包也被掏了。不久，一位教彈鋼琴的家庭教師來我家上課，一進門就潸潸淚下，哭訴在公共汽車上被掏去了四百盧布，據說也是和我們一樣在一一六路汽車上被掏的。
　　
　　但是，更經常被盜竊的則是小轎車的外部附件。蘇聯小轎車一般沒有后視鏡，美觀的外國車的后視鏡就經常被盜。我的車被盜過兩次。某日本特派記者三次被盜以后就只靠車內的后視鏡，把裝在外邊的全都拆下了。一九七○年夏，一輛嶄新的日本商社的轎車停在莫斯科高爾基大街蘇聯國際旅行社門前。車上到處貼著用俄文寫的“請不要再拆了”的紙條。仔細一瞧，側視鏡、天線、雨刷、甚至車頭的“王冠”商標——凡是車外附件都統統被偷光了。俄國人見此紙條也報以苦笑。
　　
　　年輕人酗酒、打架的現象更是司空見慣。我還曾看到日本不堪想象的幼兒吸煙。青少年的胡作非為在社會主義蘇聯也仍是一個社會問題。

　　流亡者
　　
　　由于革命，帝俄時代的貴族、富商巨子及高級軍官流亡海外的為數甚多。流亡地有西歐、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因為帝俄時代的上層分子強烈向往法國文化，也有日常使用法語的，一九二○年前后，大批白俄流亡者云集巴黎。他們組織各種團體，其中有的專門從事打倒本國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政治活動。流亡者們嫌惡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革命，逃亡到外國了，但是好象依然沒有忘懷故國——俄國，不少人重新遷回俄國，有的則作為游客訪問父輩生活過的舊地。尤其是赫魯曉夫執政后，白俄流亡者就更容易得到公民權了，因此重返蘇聯和去旅行的人日益增多。十月革命時，曾率近衛團血腥鎮壓布爾什維克起義的朱立金公爵已回國安享天年。
　　
　　現在住在巴黎的艾里賽耶夫，十月革命前在彼得堡（現在叫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經營規模巨大的食品商店，一九六七年初夏也訪問了闊別整整五十年的蘇聯。他童年時代熟悉的食品商店還是老樣子，現在雖然改為國營食品商店，但在市民中間還是稱“艾里賽耶夫商店”。

　　五、兩種觀點——代結論
　　
　　橫的觀點——西方的學者、新聞記者和旅行者參觀蘇聯后寫的報道，往往無意識地根據橫的觀點，和西方作比較，強調蘇聯消費生活貧乏，服務質量惡劣，并且因此而批判社會主義。這是事實，但只是事實的一個方面。
　　
　　縱的觀點——如果根據拿現在的蘇聯和舊俄相比這種縱的觀點，那么大概就不能否認社會主義蘇聯的躍進。蘇聯的記者和采取親蘇的政治立場的人，評論時專門從這種縱的觀點出發而申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我認為，真實的蘇聯就存在于這兩種觀點交差的地方，在這里顯出了它的真相。（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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