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日新：前三十年是照搬蘇聯沒有中國特色嗎？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毛主席最先提出來的

劉日新

現在人們常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提出來的。據此最近有的主流學者教授認為，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是照搬蘇聯模式，沒有“中國特色”；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根據“鄧小平理論”，否定了蘇聯模式，才有“中國特色”。這種說法如果出自不大了解歷史的年青人之口，還情有可原；可這是出自著名學府的教授之口，就大成問題了。此論一出，對黨史、國史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暴露出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認真嚴肅對待。本文擬根據自己不高的理論水平，就此對有關的一兩個問題，擺一點事實，講一點道理，與主流學者教授商榷。

毛主席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命題

鄧小平在十二大開幕詞中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一段話，中心思想實際上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運用毛澤東思想。因為其中關鍵的一句，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其實，學過黨史的人都知道，這就是黨的七大對毛澤東思想下的定義。七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

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重要的馬列主義觀點，正是毛主席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最先提出來的。毛主席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作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的具體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引自《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3、534頁）

毛主席的上述講話，是根據他深入的理論修養和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而提出來的，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精神，無疑是完全正確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說過：“不管最近二十五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一些基本原理（按：主要指資產階級時代，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產黨人代表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共產主義的特征，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接著又一次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采取革命措施，“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不同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28，272頁）

列寧也說過：“我們決不把馬克思的理論看做某種一成不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恰恰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給一種科學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門科學向前推進。我們認為，對于俄國社會主義者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討馬克思的理論，因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列寧選集》第一卷第203頁）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最先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理，并且指出要根據各國當時的具體條件來運用，這是非常正確的。馬克思主義這個顛簸不破的革命真理，成為一百多年來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愈來愈顯示其無比的正確性。

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理，應用于落后的資本主義俄國，按照俄國的具體情況，取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列寧逝世后，蘇聯在馬列主義的指引下，在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在經濟、文化、科學、教育各個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后與同盟國一道，打敗了法西斯德國，在中東歐和亞洲涌現出一批社會主義國家，改變了世界的局勢。

西方資產階級也承認：“1917-1950年間，占世界總人口1/3的國家退出了市場經濟的舞臺，并進行了另一種經濟制度的試驗。最早是在前俄羅斯帝國和蒙古，而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中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隨后在中國、北朝鮮和越南（以及其他地區類似的及模仿的國家），它們都進行了大量的努力，對生產進行集中控制，并通過國家計劃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資源。這項巨大的試驗改變了世界的政治與經濟版圖，確定了20世紀的大部分進程。”（世界銀行《1996年世界發展報告》第1頁）在上個世紀末，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由于修正主義篡權，外部由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策略，一個個倒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

十月革命后，中國共產黨成立，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原理，應用于中國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東方大國，從而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它使我們這個千年古國煥發了青春，勞動人民當家作了主人，并且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的大事。在毛主席為首的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三十年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以世界上少有發展速度，使這個落后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十大經濟體。

前三十年是照搬蘇聯模式，沒有“中國特色”嗎？

當前某些主流學者為了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前三十年的成就，污蔑前三十年不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照搬了蘇聯模式。首先，應當承認，建國初期中國建設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由于沒有經驗，學習過蘇聯的一些做法。但是，正如當時經濟計劃工作的領導人陳云指出的，五十年代學蘇聯，“即使那時，我們的經濟工作也是按中國的實際情況辦事的，沒有完全套用蘇聯的做法。”（《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37頁）下面且看看前三十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幾宗重要歷史事實的本來面目。

首先，要弄清社會主義建設“蘇聯模式”的內涵。蘇聯解體后，修正主義上臺，寫了一本又一本蘇聯的歷史書。正如清朝著名的學者龔自珍有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蘇修集團編寫的史書，篡改歷史，顛倒是非，極力否定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大力拔高自己主政時期的成績。當代俄羅斯領導人普京認為，蘇聯的歷史書籍，還是1938年聯共（布）中央審定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寫得比較好，反映了歷史實際。我根據建國初期學過并保存下來的這本由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和俄文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查找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蘇聯模式”的內容，認為主要有兩條：一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一是實行農業集體化。下面且看看經濟建設方面這兩件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對照一下中蘇兩國有何異同。（實際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除以上經濟總的方面兩件大事外，在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以及各個經濟部門內部，許多方面的建設都與蘇聯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暫且存而不論。）

蘇聯從1928年起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工業平均每年增長17%。五年間建立了自己的冶金工業、機械工業、航空工業、電力工業、煤炭工業、現代化學工業等新興工業。到1932年，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28%，提高到70%，鋼產量達到593萬噸，居世界第二。翌年斯大林即宣布蘇聯已經實現了國家工業化，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在這同時，資本主義國家正普遍陷入三十年代世界性經濟危機，工業一般下降20-40%不等。這是社會主義會主義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表現。

中國在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是不是照搬“蘇聯模式”，用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70%，作為實現國家工業化的標準呢？不是這樣。中國經過“一五”計劃，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工業平均每年增長18%，鋼產量達到535萬噸，打下了工業化的初步基礎。接著1958年大躍進，1959年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達到74.9%，鋼產量達到1387萬噸，但是中國此時沒有宣布實現工業化。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中國工業化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即要求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獨立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以后又進一步提出要實現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具體參見《高校理論戰線》2004年第一期本人文章：《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工業化》。該文詳述了中國工業化標準的提出，揭示了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不但有必要、也有可能比蘇聯更加優先發展重工業，重工業投資所占的比重比蘇聯更高。）

什么叫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毛主席指出：“國家工業化的任務，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情況，要求我們建設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對內能夠依靠它滿足社會主義擴大再生產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對外也可以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發展充分有效的國際協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發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150頁）

什么叫獨立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周總理說：“國民經濟體系不僅包括工業，而且包括農業、商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防各個方面。工業國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比只提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更完整。蘇聯就是光提工業化，把農業丟了。”（《周恩來經濟文選》第519頁）

由此可見，中國要求建立兩個體系，作為中國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高標準，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很明顯，這不是照搬“蘇聯模式”的表現，而是與蘇聯有很大的不同。

再看蘇聯的農業集體化。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把小農經濟改造成為集體經濟，這是一條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的著作，列寧《論合作制》，都非常明確的論述了這個重要問題。蘇聯搞農業集體化，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方式是派工人下鄉突擊搞集體農莊，1929年是大轉變的一年。當時由于沒有經驗，集體化的步子過急，侵犯了農民的利益，致使蘇聯農業長期沒有恢復到十月革命前的水平。這是蘇聯農業集體化的一個缺點錯誤。

中國革命的道路，帶有鮮明的中國特點，不是城市暴動，而是由農村包圍城市而取得成功的。中國共產黨與廣大農民群眾有著非常親密的關系，在農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前三十年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較長時間，由互助組、初級農業生合作社、高級農業生合作社、人民公社（犯過錯誤，最后退到“隊為基礎”，農業就順利發展了）等組織形式，隨著農民覺悟的進步，逐步提高集體所有制的程度。因而擁有幾億農民的中國在實現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農業是逐年增產的。這是國際共運史上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一個奇跡，與這方面的所謂“蘇聯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此外，主流學者為了要執行一條與馬列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相對立的修正主義路線，把我國前三十年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特征：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也當作“蘇聯模式”予以否定，這是非常錯誤的。由于社會主義會主義制度在世界歷史上存在了幾十年，關于社會主義具有三大特征，這早已經成為東西方學者的共識。首先應當肯定，中國和蘇聯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社會主義這三大特征，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當然，個別時期犯過錯誤，如中國在公有制問題上，大躍進時期追求過“一大二公三純”，但很快就發現并克服了。在按勞分配問題上，也一度出現過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問題，但也較快發現并加以解決了的問題。所以在中國的工業管理體制中，幾十年長時間實行八級工資制；在農業分配制度中，也較快恢復了評工記分制。正是由于這樣在工農業及其他國民經濟部門基本上實行了按勞分配原則，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了前三十年我國經濟（GDP）平均每年以7.4%的速度不斷發展。這不是大大快于實行私有制、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經濟年均增長2-3%的速度嗎？

至于搞計劃經濟，無論中國還是蘇聯，從根本上說就沒有錯，這正是堅持馬列主義的表現。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的全國性的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54頁）

列寧指出：“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無力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制度，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交給工人階級，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列寧全集》第十卷，第407頁）

正因為實行計劃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才能高速度發展經濟，蘇聯能同美國抗衡，才用了七十一年，趕上美國二百年。中國（1950-1952年）“三年恢復，趕上蔣介石二十二年。”（引自《陳云文選》第三卷，第366-367頁）新中國前三十年經濟的發展，相當于舊中國經濟的八倍。

有一位頂著教授頭銜的主流學者最近說：中國“搞計劃經濟，排斥商品貨幣關系”。作為在國家計劃委員會（現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作了幾十年的“老計劃”，聽到這樣的話如同聽到夢囈一樣，令人啼笑皆非！可能辯護者要說，馬克思曾設想過社會主義要取消商品生產。但經過十月革命后蘇聯三年多的實踐，列寧體會到行不通，轉而承認社會主義還需要商品生產。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要同農民交換糧食等農產品，因此要大力發展商業，這是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于是蘇聯由余糧收集制轉而實行糧食稅，農民可以用自己多余的糧食同國家交換工業品。這就是蘇聯二十年代實行的新經濟政策，是列寧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標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人民革命的征途中和勝利以后，在對待商品生產問題上，在對待同農民的關系上，中國直接遵循列寧主義，借鑒蘇聯的經驗，避免了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

毛主席說：“我們搞了二十二年根據地政權工作，積累了根據地管理經濟的經驗，培養了一批管理經濟的干部，同農民建立了聯盟，從他們那里得到了糧食和原料。”（《毛澤東文集》第117頁）在江西蘇區，紅色政權就積極利用商品貨幣關系，設立了各種經濟管理機構，毛澤民就是蘇區銀行的行長。所以，中國沒有實行“余糧收集制”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全國解放后，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大力發展商品貨幣關系。1952年國家計委成立后幾十年，計劃工作基本上是正確對待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國民經濟計劃的對象，就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但對生產（包括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生產）要進行計劃，而且對交換（市場）、分配和消費，對整個擴大再生產都要進行計劃。商品經濟的一般范疇如勞動、商品、貨幣、價值、價格、工資、成本、利潤、財政、信貸、商業、外貿等，有關經濟部門的計劃都要運用。貨幣仍然是一般等價物，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為要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就要講究經濟效果，于是國家計委成立了成本物價局，著名老經濟學家駱耕漠是副主任兼最早的成本物價局局長。計劃工作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有時要自覺地利用來規定價格的升降，有時要放開讓它自發地調節生產和流通，這就是市場調節。“一五”計劃就明文規定：價格的調整，要考慮“價值法則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1955年，人民出版社，第108頁）因此，主流學者說什么中國過去“搞計劃經濟，排斥商品貨幣關系”。這不是正毛主席曾經批評的：“對于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那種人嗎？實際上這種完全不顧事實，脫離中國的實際，信口開河的言論，是從西方經濟學哈耶克新自由主義那里檢來的垃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本人的著作：《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第六章“我國為什么要實行計劃經濟”，可供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參考。）

總之，前三十年中國的經濟計劃工作，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是什么照搬“蘇聯模式”，其成績和經驗已大大超過“蘇聯模式”。到“五五”計劃完成時，中國1980年建成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鋼產量達到3712萬噸，相當蘇聯衛國戰爭前鋼產量1832萬噸的兩倍。想當年蘇聯恁借這些鋼鐵，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法西斯德國。在這樣巨大的工業和國防科技的的基礎上，我們發射了“兩彈一星”，大大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1980年我國的糧食產量達到6411億斤，人均653斤，基本上解決了近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粉碎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49年的預言，說什么共產黨也不見得能解決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的吃飯問題。這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成就，引起舉世震驚，試問誰能否定得了呢？

值得注意的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科學命題，近些年來被一些主流學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詮釋，實際上演化得面目全非了。如自稱是中國改革的歷史見證人，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現國家體改研究會會長的高尚全，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五個基本特征：以民為本，市場經濟，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華文化。這里民本、民主一類詞匯，是資產階級政治家的騙人用語；尊孔讀經一類的所謂中華文化，是五四運動被打倒的“孔家店”的復辟，沒有必要全面加以評論，只重點講一下市場經濟問題。這個改革大官在市場經濟前面，沒有“社會主義”一類的形容詞，反映了他們前年在西山會議要去掉這四個字的要求。什么是市場經濟呢？世界上搞了360多年歷史的英國老牌市場經濟國家，他們的學者戴維﹒W﹒皮爾斯主編的《現代經濟學詞典》下的定義是：“Market Economy 市場經濟 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有關資源配置和生產的決策是以價格為為基礎的，而價格則是由生產者、消費者、工人和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自愿交換產生的。這種經濟的決策是分散的決策，就是說，經濟決策是由該經濟的一些組織和個人各自獨立地決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計劃當局決定的。市場經濟通常也包含著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即資本主義經濟。”（上海譯文出版社，第375頁）

西方學者在這里現身說法，非常清楚的說明：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由此可見，那些資本主義改革派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包含市場經濟的特征，實際上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與毛澤東思想關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命題，毫無相同之處，就不用多說了。

（200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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