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驚濤裂岸
如果說“八•二七”事件前后是亂流擊水的話，到了十一月中旬，不同思潮經(jīng)過不斷地分化組合，匯成兩股巨大的洪流。造反派充分運用毛澤東不同時期的思想武器，以批判省委推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為目標，借助強大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力量，由小變大，由弱變強。而保守派充分利用地方黨的權(quán)力資源，以保衛(wèi)省委，壓制群眾造反為目標。它缺少毛澤東思想的支持，卻由大變小，由強變?nèi)?。這兩股洪流漸漸勢均力敵，他們像是從兩座高山直瀉的山洪相對而下，在一條狹窄的山谷中相撞擊，爆發(fā)出巨大的沖量。這種沖量有力地震撼著省委的統(tǒng)治堤壩。
一． 震驚中央的“三天流血”事件
在“三天流血”事件發(fā)生前，北京召開了由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召開的具體日程、日期我們當時都不清楚。只知道安徽省的李葆華、李任之、楊效椿參加了這次會議，還知道這次會議的主要精神是毛澤東主席做政治思想工作，打通思想，轉(zhuǎn)變立場，看清方向。用一個形象的詞來概括，就叫“磨屁股會”，就是將自己的屁股坐在革命造反的“左派”一邊，認真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對什么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作了具體的解釋：“壓制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路線，就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并希望犯了錯誤的領(lǐng)導(dǎo)同志誠懇地向受壓制的左派群眾檢討錯誤，爭取得到群眾的諒解，從而帶領(lǐng)群眾批判劉、鄧推行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將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李葆華開完中央工作會議，從北京回到合肥。但“八•二七”等造反組織遲遲聽不到省委聲音，不知道省委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后來聽說，省委領(lǐng)導(dǎo)躲到含山縣偏僻的清溪鎮(zhèn)召開“磨屁股會”去了，會議期間，不知道誰說“八·二七”來了，他們居然休會疏散?！鞍恕ざ摺备鶕?jù)傳出來的中央會議精神，就堅決要求省委向全省人民公開作檢討，檢討自己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直到十一月五日左右負責與“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聯(lián)系的陳慶泉到司令部找到我，說：“下午三點張凱帆同志在稻香樓東四樓一樓某某房間和我見面，具體商討省委檢查問題。我和胡玉才﹑吳祚云按時趕到，陳慶泉也趕到了。大概快到四點鐘，張凱帆才到。我們質(zhì)問張為什么遲到？開始就不講信用。我們開始給他施壓說：“今天不談了，跟一個不講信用的人談也白談”。說完站起來要離開，陳慶泉趕緊拉住我，又是道歉，又是賠不是。這樣我們再坐下來。我開頭就向張凱帆提一個問題：“今天你是代表省委，還是代表你個人？”他答：“當然代表省委?！薄笆∥湃文銌幔俊蔽姨舳盒缘貑柫怂痪?，我當時帶有一定策反的語氣引他。因為我一直認為省委內(nèi)部不應(yīng)該鐵板一塊，應(yīng)該有不同意見。加上我同胡玉才都很敬重他在三年困難時期敢于直言。所以一直想把他從省委里拉出來，能站出來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所以我們和張凱帆的談判并沒有什么火藥味。后來張回答說：“省委派我來，當然信任我”。我又問了一句說：“你同我們商定的問題能算數(shù)嗎？”張說：“沒有把握的問題我會向省委匯報”。這時我們提出李葆華在檢查中必須承認：省委犯了方向性錯誤，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制造的“八·二七”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鎮(zhèn)壓“八·二七”革命造反隊是反革命行為；解散省委策劃的保守組織等內(nèi)容。在會議規(guī)模和形式上，我們提出：應(yīng)在省體育場召開二十萬人大會公開檢查，同時要向全省直播；會議由“八·二七”主持；安全由省委負責等。張說：“你們提的這些條件，有的我現(xiàn)在就可以答應(yīng)你們，比方省委犯了方向性錯誤，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這些大的原則問題，我們省委必須要承認。至于反革命事件這類的東西,你們也考慮換換提法,如果你們一定堅持,我要向省委常委匯報。在體育場召開二十萬大會，我可以明確地回答你們做不到；不是怕開二十萬人大會,而是省體育場容納不下,大家不能站著開會,坐下來最多容納十萬人.這個我們早測算過,加上體育場兩邊的進出走道,最多再加二萬人,共十二萬人；至于會由誰來主持,我看我們再商量.”我們堅持原來的要求不讓步,要求他如實向省委匯報.第一次的談判就這樣結(jié)束了。其實,我們也知道某些條件省委是不會答應(yīng),也是不能答應(yīng)的。準備再談時修改我們原來的意見。
大概又過了兩天,陳慶泉又來通知我們:老時間,老地點,張凱帆再和我們商量省委檢查的問題。這次大家都如期赴會,我們這邊少了胡玉才,換了段玉昌。
見面后,我開始就問:“你說過的話有多少能兌現(xiàn)?”張說:“所以今天請你們來再商量?！辈贿^我臨時又加了一個要求:“李葆華的檢查要先經(jīng)‘八·二七’審查”。張說:“這有困難,省委常委還未定稿,怎么給你們?你們看了不同意,省委怎么辦?改來改去,改到什么時候？”我考慮他的話也有道理。張又說:“我答應(yīng)你們，省委承認執(zhí)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但省委認為承認犯了路線錯誤就包括執(zhí)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不需要再單獨提出來。”我當時的想法是:一是要省委公開檢討;二是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有這兩條就夠了。證明省委錯了,“八·二七”對了,勝負已經(jīng)清楚,過去的許多事件再翻陳帳意義不大。所以那一天,我們同張愷帆很快達成協(xié)議:在省體育場召開十五萬人大會,李葆華代表省委公開向全省人民檢討文革初期所犯路線錯誤,會議還是由省委主持。商定后,我又問張愷帆一句:“這次我們做了這么多的讓步,你說的話應(yīng)該算數(shù)了吧?”張很干脆地講:“一定算數(shù),一定算數(shù)”?！ ?/p>
其實,對張愷帆的話,我不認為省委會兌現(xiàn)?！ ?/p>
果不出我所料,十一月九日,省委公布了“中共安徽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線錯誤的初步檢查”,并由陳慶泉通知我們,省委不開大會作檢查,以書面檢查代替。雖然這一結(jié)果我們已料到,但仍有受騙的氣憤。這使我想到了毛主席說的“共產(chǎn)黨員最講認真二字”的話語。一級偌大的省委說話不算數(shù)，隨便失信于民。我在電話里告訴陳慶泉：“省委不要錯過這次改過的機會，錯過了，你們以后會后悔的，再想得到這樣寬松的檢查條件就不可能了。你把我的話轉(zhuǎn)告給張愷帆，讓省委等著吧！”這頓火發(fā)的果然有效。不多會陳慶泉通知我：“張愷帆同志想很快再同你們談?wù)劇！蔽艺f：“還有什么好談的？說話不算數(shù)，談了也沒用”。經(jīng)過陳慶泉的勸說，我還是同張見了面，最后商定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在省體育場召開十五萬人大會。由李葆華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向安徽全體人民作檢討。我還是又問了一句：“這一回該算數(shù)了吧？”張說：“沒有問題”。我說：“那我就通知‘八·二七’等學生組織如期趕到會場”。張說：“你通知吧。”結(jié)果到了十一日晚，又突然通知十一日上午天氣不好，改到下午。到了十一日上午十點多鐘又通知我們：“下午的會取消，什么時候開，大會另行通知?！边@時，我明確地告訴省委：“這次改不了啦，許多遠路學校的學生已經(jīng)走到半路了，下午不要說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開。別的群眾組織能不能去，我管不了，但“八·二七”的學生肯定會到，我們不怕雨淋”。就這樣，“八·二七”萬余革命師生下午一點左右，都趕到了省體育場。這時天已下了小雨，同學們冒著小雨整齊地坐在地上，等省委開會。到了下午三點，主席臺上空無一人，同學們憤怒了。開著宣傳車到長江路游行。這時雨也大了，到省委北門口停下來，高呼：“李葆華滾出來！”“捉拿李葆華！”等口號。結(jié)果仍不見李葆華的蹤影。于是游行隊伍開往稻香樓。到稻香樓找他。到了稻香樓后，由于地方小，臨時疏散一部分師生返校，留下遠路的同學。大家整齊地坐在各樓層大廳﹑走廊﹑小禮堂里，盡管服務(wù)人員將臥室房門全部打開，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絕無一人走進房門半步”。大家怕是陷阱，再搞第二個“稻香樓事件”。同學們穿著濕透的衣服，互相依偎著取暖。后來由工大﹑工學院送來飯。同學們吃完飯依然在原處等候李葆華，連到處走動的人都沒有。
就這樣，同學們穿著濕衣服，互相偎依著一直等到十二日凌晨五點鐘左右，李保華出現(xiàn)了。我和李文安（工學院“八·二七”的頭頭），還有幾個頭頭，擁簇著李葆華走上小禮堂的舞臺。舞臺上本來就有擴音設(shè)備，我問：“李葆華你為什么這個時候才來？省委說話不算數(shù)？”這也是我第一次面對面地同李葆華說話。李說：“我對不起同學們，我來遲了。我現(xiàn)在來，就是向同學們賠禮道歉，賠罪的?！毕旅娴耐瑢W喊：“我們不想聽你賠罪，回答我們，你為什么騙我們？”李說：“省委不是有意騙你們，主要是怕人多開大會，情緒難控制，怕在會場出現(xiàn)大的沖突?！边@時會場上的情緒趨于平緩，秩序也好多了。我當時看到李葆華的狼狽相，產(chǎn)生了惻隱之心。大約在小禮堂里折騰了半個小時，同學們也是一夜未眠。我和臺上幾個頭頭商量一下，讓同學們回校休息，我們留下數(shù)人與李葆華繼續(xù)交涉。
同學們走后，臺上只有我和幾個大學的頭頭留下來與李葆華交涉，七嘴八舌說了一會。我看沒名堂，我提議是不是讓李葆華先回去，我們等省委通知再談。這個提議遭到多數(shù)人的反對，李文安最為激烈。他認為將李葆華放走了，以后我們到哪里再能找到他？他提議：“我?guī)ЧW院的幾個同學留下與李葆華繼續(xù)談判，你們先回去”。我說：“現(xiàn)在稻香樓里的學生不全是‘八·二七’的，還有蚌埠商學院﹑蕪湖電校等外地的學生，要注意李葆華的安全。”李文安很有把握地說：“梁司令，你放心，我?guī)О补な畮讉€同學在這里，哪個也不敢碰他一根毫毛”。直到那天，李文安才真正進入我的視線。
造成“三天流血“事件另一個更直接的原因，就是合師院的“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進駐省委北樓小禮堂。原因是合師院的同學一直受壓，因為合肥除“紅總”的主要力量在合師院。從資源對比上，他們一直處于劣勢，他們在省委書記李任之的同意下，住進省委小禮堂，要求省委罷合師院黨委書記李瑞的官。省委一直沒有答應(yīng)他們的要求，他們也一直不愿意離開省委。就這樣一直僵持很久。我也多次作過他們頭頭張來信的工作，要他們退出省委去戰(zhàn)斗，住在省委反而將自己捆死了。我一直有一種指導(dǎo)思想：后發(fā)制人，先禮后兵；不扣人﹑不靜坐﹑更不愿意絕食，類似合師院“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這樣的事，工大“八·二七”從來未發(fā)生過。
由于合師院學生常住不走，引起許多不明真相的工人不理解，省委成了“三天流血”事件的現(xiàn)場。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條更為重要的導(dǎo)火線，那就是陶鑄來電。這件事大約發(fā)生在十一月十三日前后。由于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兩天，省委書記任質(zhì)斌沒有把李葆華在稻香樓的真實情況反映給華東局的魏文伯。說：“李葆華‘神志不清’‘血壓升高’，再搞下去就有生命危險?！痹谶@種情況下，陶鑄打來電話。我從傳單上知道陶鑄電話內(nèi)容大致是：李葆華同志從現(xiàn)在情況看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可以批判；李葆華在神志不清的情況下答應(yīng)的問題不算數(shù)；扣留李葆華同志是錯誤的，應(yīng)立即放掉他，讓他回省委工作。我看到陶鑄指示的傳單后，也不清楚李葆華在稻香樓的情況如何。我親自到稻香樓去看情況。先見到了李文安，他帶兩個同學站在樓道里，我問他：“站在這里干什么？” 他回答說：“保護李葆華?！蔽覇査钶崛A的情況怎樣？李文安說：“李葆華很好，吃得飽，睡得香，比他在省委好。我們站崗，誰敢碰他”。我說他現(xiàn)在在哪里？李說：“他在會議室接待蚌埠商學院的代表，正在談問題。你要不要看看？”他帶我看了李葆華。李葆華正在低頭記東西。我們沒有打招呼，但我看到李葆華狀況確實很好，放心了。這時，我才同李文安說陶鑄來電的問題。李說：“我知道，他們造謠”。我說：“能不能盡快將李葆華放掉，否則矛盾會激化。”李說：“矛盾激化了才好，解決問題就快了。現(xiàn)在不是我們說了算，外地串連隊扣住不放”。我說：“那不行，做工作一定要放人”。李文安答應(yīng)。
十一月十五日的中午，陳慶泉又到了“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談放李葆華的問題。我說：“我到稻香樓去過了，李葆華的情況不象造謠傳單說的那樣，他很好。李文安答應(yīng)做外地串聯(lián)隊工作，很快就放”。就這樣，我還是不放心，下午三點鐘左右，我又寫了張條子，要求李文安今天下午一定要放人，如果外地串聯(lián)同學不同意，我們要采取措施。語氣比較嚴厲。結(jié)果送信人到了稻香摟進不去，安紡上千名工人將稻香樓入口處封鎖了，只好回來向我報告。三天流血事件從此開始了。
由于十五日下午我不在稻香樓現(xiàn)場，我引證安徽革命革命大學政治系串聯(lián)隊教工目擊者的話：
“十五日下午四點鐘左右，李葆華出現(xiàn)在東頭三樓的陽臺上，用雙手指著胸脯對大家說：‘同志們，我在這里身體很好，很安全，請大家放心。我們省委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犯了錯誤，大家有權(quán)力批評；你們大家也有權(quán)力批評。我沒有站在桌子上，我在臺子前講話，桌子上還有開水。同志們回去，我很快就回省委去?！边@時，擁在樓前的一些稻香樓服務(wù)員，對著李葆華反復(fù)大喊：“下來！下來！”多次打斷他的講話?？吹剿窈芎茫v話從容不迫。和他站在一起的有四個同志，他在講話的整個過程中都沒有插嘴。李葆華講過之后，就進去了?！薄拔妩c鐘左右，看到有一輛綠色高蓬吉普車，車內(nèi)還放著一件長大衣。車到東邊大廳時停下來，守門人（三十多歲，穿著黃軍裝）和司機咬了咬耳朵，車子就進去了，停在距邊門不遠的岔道口上。又過了大約十分鐘左右，東邊門外傳來轟轟的人聲和口號聲，由遠而近，他們是紡織廠的工人隊伍。接著“合肥地區(qū)大中學校紅衛(wèi)兵總部”的人也來了。這時，李葆華再次出現(xiàn)在東頭的陽臺上。樓下的同學和工人造反組織人不多，有一位同學搬來一個椅子讓李葆華坐下。李葆華對樓下群眾揮了揮手說：“同志們：我身體很好，沒有昏倒，沒有武斗”。這時樓下人高喊：下來！下來！接著，李葆華指著自己的喉嚨，拍著身邊一個四﹑五十歲的高個子干部（據(jù)說是省總工會主席陳慶泉）的肩。高個子干部抬高嗓門喊：葆華同志委托我代表他講話，他叫大家回去，回去。他很快就回省委。講話被樓下人群的喊聲打斷：不要你講！不要你講！我們要李葆華下來，一起回去。李葆華又叫身邊的另一個胖一點的干部講。這個干部說：葆華同志馬上就回省委去。下面的人群堅持要他一起走，這時李葆華就進去了。接著有人從窗子爬到講臺上，搬起椅子砸學生，學生趕緊躲開。接著里面又傳出“打人了！打人了！”的呼喊聲，沖上去的工人在三樓高喊：“同志們，沖啊！”，“八·二七”把李葆華書記架走了，沖??！”就這樣，在一片混亂中，他們前擁后擠地將李葆華架走了，由一輛轎車將李葆華送往軍區(qū)?！ ?/p>
這就是稻香樓搶人事件的大概情況。“三天流血”事件以后，我問李文安，稻香樓搶李葆華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文安說：“十五日上午省委來人同我交涉，要放李葆華回去，我當時就答應(yīng)了。是外地串聯(lián)隊不讓李葆華走，但也答應(yīng)十五日晚飯前，一定讓李葆華回省委。而且我還將李葆華交給了省委派來的干部，并且告訴他們李葆華好好的，以后出了問題就不是我們的責任了。說完，我就按你前一天的通知，帶著工學院的同學走了。下午發(fā)生的事情，我也不在現(xiàn)場?！?
由于在架走李葆華的過程中，工人與趕來的“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發(fā)生了扭打沖突，住在省委小禮堂的“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在“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的支持下，晚上召開小型的聲討會。于是搶李葆華的戰(zhàn)火直接燒到了省委?！凹t總”的部分同學高呼：“打倒‘八·二七’！”，“抗議‘八·二七’！”口號沖進會場，還有少量工人也沖了進去，并在省委貼出“‘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必須在三日內(nèi)滾出省委”的大標語。當天晚上發(fā)生的事情我不在現(xiàn)場。十六日上午，我到省委小禮堂來看看同學們，我看到的情景是，有十幾位同學負了傷。“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的副總指揮吳祚云也負了點輕傷，“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的主要頭頭張來信脖子上掛著一條紗布吊著手，頭上還纏滿了紗布。我問張怎么樣？張回答說：“我這次才看清李葆華，我們的‘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也改成‘八·二七’”。這就是我在前面所說：有些學校對“八·二七”有保留。同時，我還想勸說他們撤出省委。這樣我們主動，何必自己禁固自己？”張說：“三日期滿后，我們一定撤出”。我說：“就是十七日晚上”。“對”！我知道他們是要爭氣，堅持到十七日晚，就是這個“堅持”迎來更多的流血。
十六日下午，我沒到省委小禮堂的現(xiàn)場，政委胡玉才去了。他回來告訴我現(xiàn)場的一些情況，他說：“老保們瘋了，要我們的同學在二十四小時之內(nèi)必須離開省委，否則，他們要采取革命的行動，晚上工人還要來。”我問他，“我們的同學在哪里？還有多少人？今天能不能撤出來？能撤盡量撤，免受損失”。胡說：“吃過晚飯我再去看看，估計撤出來難?！蔽艺f：“你最好不要去了，我聽‘動態(tài)組’的縱封良說，工人指名要打你，你今晚去了太危險。你留下，我去?！焙鷪猿植煌?。晚飯后騎著自行車到省委去了。大約晚上九點鐘，有位造反工人找到我，告訴我：“你們的政委胡玉才被人指認出來，在省委北門外被幾個頭戴柳條帽的省建二處工人打傷，看樣子傷勢不輕，被幾個‘八·二七’學生扶走了。知道這個情況后,我立即要前往,那位不知姓名的工人說:“我陪你去,保護你”。我們騎自行車 到了省委。那里的人多的要命,水泄不通。大門無法進,那位工人把我領(lǐng)到大門西邊二十米處,他幫我翻過鐵欄桿爬進去。進了院子也無法進入省委小禮堂，人山人海，推擁不動。我只好再回到圍欄邊。這時院子里是辱罵聲，混合著同學們高喊的“毛主席萬歲”聲。但有一點我看得清楚，頭戴柳條帽的工人，不停地將同學向外拖，被拖的同學還不停地高呼“毛主席萬歲！”從當時的情況看，工人是有組織，有準備來的。他們象打紅了眼，見到學生模樣就揮拳踢腳向外拖。我幸好站在墻邊的樹底下，他們看不清。我就趕快又從鐵欄桿上翻回來，站在長江路上的大批市民也在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許打人！”等口號，甚至能聽到喊口號的人群中有哭泣聲。找到自行車回到“司令部”。我立即打電話找陳慶泉，告訴他我要見張愷帆。陳告訴我：“張愷帆在交通廳小禮堂接見蚌埠商學院的學生代表，會還沒有結(jié)束，他們都在，你趕快去。”放下電話，我正準備走，副總指揮段玉昌一定要跟我一起去。我們倆騎一輛車，（段不會騎車）沿著環(huán)城路到了交通廳禮堂。這時是幾點，我已無法確定。只見張愷帆和任質(zhì)斌在臺上，商學院同學在臺下，正在討論問題，雙方僵持著。我們顧不得許多，大步流星地沖上舞臺，劈頭就說：“張愷帆！省委要打死人了，你還在這兒開會！”這時任質(zhì)斌也把頭扭過來，并且很吃驚。張愷帆說：“梁守福同志，有話慢慢說，不要著急，省委發(fā)生了什么事？”我說：“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他說：“我是真不知道。”我把自己在省委大院看到的情況，簡略地說了一下。這時張愷帆很生氣地說了一句：“太不像話，簡直是土匪?！蔽揖o接著要求他把這兒會停一下，我們一同到省委去制止打人事件去。張愷帆說：“我去講話，他們會聽嗎？像你說的那么亂，工人又不認識我”。我說：“你不去也行，你寫幾句話，簽上你的名，我找人去廣播”。張同意我的意見。他隨手寫了幾句話，對其中一句：“歐打革命學生是錯誤行為”。我說這樣寫太輕，沒有用。把這句改成“歐打革命學生是反革命行為”。張說：“這樣寫太重，你們怎么說都行，我不能這樣說?！薄澳蔷桶堰@句改成反動行為吧。”張想了一下，同意這樣寫，并加了個“緊急呼吁”的題目。全文是：“‘八·二七’造反隊是革命的組織，誰歐打革命的學生，誰就是反動行為。凡圍攻革命的學生者，應(yīng)立即退出省委，否則追查責任，嚴懲兇手，望照此辦理。”張愷帆簽上名后，我問任質(zhì)斌簽不簽？任質(zhì)斌說：“有愷帆同志簽名就夠了，我就不簽了”。我緊接著說：“你不簽也行，被打傷的同學必須由你護送到北京治療。不要在合肥治療期間，再出現(xiàn)新的流血事件。我這是為傷員考慮，也是為你們省委考慮”。張愷帆馬上表態(tài)：“這樣做也好”。任質(zhì)斌也沒有理由反對，最后表態(tài)同意。
這時好像天已快亮了，但又進入了另一個流血的早晨。也就是我和段玉昌向張愷帆反映省委大院內(nèi)情況的時候，全國來串聯(lián)的同學正在流著更多的血。由于凌晨一點以后，我不在現(xiàn)場，我只能大段摘錄一個農(nóng)民目擊者的話來描述當時的情景：
我叫汪宗林，是肥西豐樂公社蔣崗大隊第十生產(chǎn)隊的貧農(nóng)社員。十一月十六日，我從公社到合肥來買毛主席語錄。下午五點左右，我到省委內(nèi)看大字報。傍晚，從外沖進來一群工人，頭戴安全帽，有的腰里還扎著大皮帶。他們氣勢洶洶，高呼“‘八·二七’滾出省委！….”到了夜間一點多種，又來了一批男女工人。他們是安紡一廠和針織廠的。這時，“八 二七”的學生坐在大樓臺階上讀毛主席語錄，很多群眾自發(fā)地保護著他們。工人往里沖，群眾往外推。二﹑三十分鐘左右，工人才坐下來。剛退走的省建二處工人又回來了，圍著女工站了一圈。我站在臺階下面靠東走，周圍幾個建筑工人的身上一股酒味。約二十分鐘后，東面有一群人沖向?qū)W生，把學生從傳達室往街上拖，有的揪住學生頭發(fā)，有的卡學生脖子，拳打腳踢；在我正面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喊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立即就被一個建筑工人揪住辮子拖走，這位小姑娘喊叫著：“工人叔叔，我不是‘八·二七’，請放下我吧！”這個工人不僅不放下她，而且還把她往地上慣。同時，又有一位男同學被打的爬不起來，一個女工沖上去，朝他的胸口踢了一腳。這時，又有許多同學被拳打腳踢地拖了出去。
大約打了四十分鐘左右，工人才罷手。事件發(fā)生時，學生并未還手。他們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并說：“工人同志們，我們學生革命無罪，你們?yōu)槭裁催@樣打？我們被你們打了，并不怪你們，因為你們是受蒙蔽了！希望你們很快清醒過來。假如你們的子女參加革命被打成這樣，你們的心又何忍？”這時，有兩位女同學掙扎回來，頭發(fā)被揪得不像樣子，臉被打破了。見此情景，一些老工人流下了眼淚，松開手，自動回去了。很多群眾都流下了眼淚，有的哭了起來…..
以后工人陸續(xù)都走了，學生們跟在后面送他們，一路高呼：“向工農(nóng)兵學習！向工農(nóng)兵致敬！”一直把他們送到東門小花園。這時，天已漸明。
十七日上午，我約《解放軍報》記者劉慎思反映情況。我問劉，這兩天的情況你都看到了沒有？劉說：“從十五日下午到十六日夜間，我都在現(xiàn)場。這是記者的職責?！彼槺阏f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穿的是軍裝，要穿便衣說不定也要挨打”。
這時，我明白他知道得比我多，而且具體情況，我沒有必要再向他多說什么。只是拜托他將情況盡快向中央反映。請他利用記者的便利多關(guān)注受傷同學的情況。劉說：“醫(yī)院我去過了，傷員大概有五十多人”。因為省委還有許多同學和外地串聯(lián)隊的學生。劉說：“我還要去省委”。我在送他走時，他又叮囑了一句：“作為朋友，我勸你注意安全，省委的同學最好撤出來”。
兩天來，同學們不斷地流血。我自己也不知道白天黑夜，不知道是過度疲勞，也不知道是亢奮，不想睡覺，也不想吃飯。我再三考慮的是：下一步該怎么辦。就在這時，省委院內(nèi)的噩耗又傳來了。我問動態(tài)組的同學，院內(nèi)同學還有退路沒有？他們說：“省委北大門和西門都被工人封住了。向外撤，損失會更大，守在樓里，依靠好心人的保護，還可以頂?shù)教旌凇??！拔夷懿荒苓M去？”“你白天不能去，他們要是認出你，非打死你不可?！薄巴瑢W們現(xiàn)在怎么樣？”“外面有自發(fā)的群眾擋住，同學們在里面，暫時還安全。”
十七日六點以前的情況，我不在現(xiàn)場。還是摘錄那位目擊者農(nóng)民的話來描述?！ ?/p>
十七日上午九點左右，我第二次擠進省委大樓。一個工人告訴“八·二七”的同學，下午四點到六點還要出動比昨晚多兩倍的工人前來鬧事，但想不到提前在上午十一點左右就發(fā)生了。
工人分成兩隊，一對從正面攻，一對從后門沖。我慌慌張張地跟同學們一起跑到后門，用東西把門抵住。工人很快就到了。開始砸門，同學們抵不住，玻璃被打爛了。工人站門框上，用棍子對著同學們的頭上就搗，站在下面的就用拳頭打，門框終于被他們整個推倒了。工人乘勢沖進來抓了很多的同學，抓住頭發(fā)，拳打腳踢往外拖。有的同學被打倒，有的同學眼鏡被打掉，受傷的很多。沒辦法，我們只好退到樓梯口，手挽著手不讓他們進。我們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他們的喊聲比我們的更高，蓋住了我們的聲音。樓梯口只有四十多人，但被他們抓去大半。眼看著樓梯口也堵不住了，我們便跑到走廊上，向堵門邊的同學求援。有幾十個同學和我們一道回到樓梯口，才堵住了工人，但一個同學仍然被他們拖了出去。當情況再度危險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同志趕來了，給同學們解了圍。
第二次是下午三點左右，省建二處工人又來了，比第一次更兇。他們從窗戶里進來，進攻二樓，抓去很多學生，拳打腳踢。這時靠兩邊樓下，有人歐打?qū)W生，有一位學生準備拿相機照相時，突然飛來一塊大石頭將窗戶打碎，石頭從我的頭邊擦過。被抓走的同學在外面高呼：“毛主席萬歲！”有人不知用什么辦法爬到三樓，看到一位同學的左太陽穴被打掉一塊肉，血流不止，我將身上的背心撕破給他止血；另一個女同學被工人用棍子搗破了眼球；還有一位小同學被他們從三樓順樓梯拖下來。慘哪！他們打紅了眼，見人就打，連解放軍記者的相機他們都要砸?！ ?/p>
上面摘錄的是一位與“八·二七”素無關(guān)系的農(nóng)民的敘述，以補充我十七日六點鐘之前不在現(xiàn)場之不足。
十七日下午五點左右，前面提到的那位不知姓名的工人又來到“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氣喘噓噓地說：“我告訴你們一個重要消息，今晚九點鐘以后，不僅會來更多的工人，而且可能有農(nóng)民進入省委。他們準備來一到二萬人，一定要把省委的大學生全部清走。你們動員同學們退出來。不然，太吃虧了?！边@時，我好像才想起要知道他的身份，我問他：“你是誰？”他說：“我是誰不要緊，我是好心來幫你們的，以后你會知道我是誰”。這時，我也顧不了那么多，趕緊寫一張命令式的條子，大致的意思是：
吳祚云﹑張來信并邊愛娜：
據(jù)可靠消息，今晚還會有更多人前往省委毆打你們。我們的任務(wù)已經(jīng)完成，省委垮臺已成定局，希望你們見字后，在九點鐘前撤出省委，勿誤！
梁守福 即日
我將條子遞給那位工人，并叮囑一句：“千萬送到。萬一送不到，也要把條子毀掉”?！澳惴判?，送不到我把它吃掉，也不能落到他們手里?！?
過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這位出生入死不報姓名的工人，就是合肥鐵路機務(wù)段的孟慶元。他是以后合肥工人革命造反聯(lián)合會的主要頭頭之一。
條子拿走了，我還是不放心。六點鐘左右，去了省委。當走到省委西邊省婦聯(lián)門前時，從長江路自東向西來了一隊工人。天黑看不清，估計有好幾百人。當時心里一抽，今晚同學們又要遭殃了。隊伍到了省委北門一分為二，一部分從北門沖進去；一部分跑步從婦聯(lián)西邊的路上直奔省委西門。我也跑步從北門進了省委。他們一進省委大院就高喊：“同學們不要怕！我們是革命造反工人，“工聯(lián)會”的。我們是接你們出去的。他們很快從省委大門到辦公樓大門沖出一條道來。工聯(lián)會的工人站在通道兩邊和前來沖擊的保守組織工人扭打，不讓他們靠近學生。說實在的，“工聯(lián)會”的工人是抱著拼命的思想來的。保守組織的工人打?qū)W生行，見到工聯(lián)會的工人，就不敢往前沖了，有的開始退卻。緊接著從西門沖進省委的一隊工人也趕到了省委北門，幾百名同學架著傷員比較順利地撤離省委。
他們一面外撤，一面高喊：“向工人階級學習！向工人階級致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毛主席萬歲！”就在他們高呼口號的時候，許多同學們臉上還流著血。女同學中有的頭發(fā)被扯散，披頭散發(fā)，的確慘不忍睹。
我目送撤出的同學沿長江路向西挺進。站在街兩旁的群眾高呼：“向八·二七學習！向八·二七致敬！”有的地方又響起了鞭炮聲。我來的也巧，就在省委接待站的門前，又見到了劉慎思。我說：“你怎么也在這里？”他說：“我的職責要我在這里，能不在這里嗎？”我說：“情況你都看到了。”這時劉很氣憤地說：“李葆華為自己創(chuàng)造垮臺的條件！”這本不該是一位記者說的話，可是他忍不住地說了。
三天來，同學們在流血，中共安徽省委的負責人這三天都在哪里？做些什么呢？
李葆華十一月十五日從稻香樓被接走后，先住進省軍區(qū)，還被省軍區(qū)司令員嚴光接到家里做客。后覺不妥，違背中央軍委命令，又轉(zhuǎn)入肥東。在肥東錄制了講話，直到流血結(jié)束了，才放他的錄音。錄音的全文如下：
同學們:工人同志們：我是李葆華，我現(xiàn)在代表省委跟大家講幾句話。剛接到中央陶鑄同志指示，工人與學生無論如何不要發(fā)生沖突。希望雙方都要按照陶鑄的指示辦事，立即停止沖突。雙方都要退出省委大樓。我們的意見是最好院子里的先退，然后樓里再退，都退回本單位，以后再由省委召集雙方代表協(xié)商解決這次糾紛。
張愷帆十七日寫的“緊急呼吁”，直到上午十點左右，才由“八·二七”代為廣播，并抄成大字報貼在省委大門東旁，這是我十七日晚看到的。
王光宇十六日晚十點左右，在省委文革接待站的樓上用喇叭講話說：“工人同志和學生不要發(fā)生沖突，請你們回去，明天還要上班，有什么事，省委負責處理?！?
副省長張祚蔭十七日下午三時許，在樓上說：“同志們，回去吧！不要打，天大的事有省委負責“。
“三天流血”事件共有300余人受傷，重傷51人，胡玉才被打折3根肋骨。后由負輕傷的副總指揮吳祚云帶領(lǐng)傷員到北京治療，省委也派了公安廳一位姓孫的副廳長和幾位處長一路護送。到北京后，由周恩來親自過問。傷員安排在“協(xié)和醫(yī)院”治療，隨后任質(zhì)斌代表省委也前去慰問。十一月二十日下午，謝富治﹑劉寧一聽了“三天流血事件”的匯報后，也認為“省委是錯上加錯，是執(zhí)行了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結(jié)果?！?
“三天流血事件”的過程，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安徽省委會的權(quán)力自覺不自覺地發(fā)揮到極致的過程。物極必反，這就是一只看不見的政治之手。“三天流血事件”后，中共安徽省委的權(quán)力體系在民眾的抗爭下，迅速地斷裂了！
“三天流血事件”后，合肥，乃至全省出現(xiàn)的重大變化就是血與火的交融。
二． 省委后院起火
“三天流血事件”就發(fā)生在省委大院里，許多機關(guān)干部就住在大院或附近?！叭炝餮录钡娜^程他們看得最清，不需要向他們宣傳是和非，經(jīng)過幾天的思想醞釀，一場批判省委推行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火焰燃燒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省政協(xié)副主席李云鶴為首的17名省﹑廳﹑處級干部聯(lián)合發(fā)表《緊急呼吁》。在“呼吁書”中明確指出：“以李葆華﹑李任之﹑楊效椿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徹底暴露了他們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革命的猙獰面目”。并提醒機關(guān)干部再不起來同革命小將﹑工人同志們一道堅持斗爭，就無法向毛主席交待﹑向黨中央交待﹑向安徽三千萬人民交待，也無法對待自己的革命責任心了?！?
十二月八日，省委組織部組織處副處長張永哲，又給省委組織部和省直機關(guān)文化革命辦公室干部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希望省直機關(guān)干部“勇敢站出來投入戰(zhàn)斗”，“徹底粉碎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
省直機關(guān)干部在“呼吁書”和“公開信”的影響下，紛紛起來造反。省交通廳﹑省勞動局﹑《安徽日報》社﹑省廣播電臺﹑省文聯(lián)等幾乎都先后成立革命造反組織，而且以極為迅速的態(tài)勢發(fā)展著。這時中共安徽省委的權(quán)力體系斷裂了，省委的權(quán)力意志再也難以通過原有的權(quán)力體系運轉(zhuǎn)了。
三. 黨中央做出明確反應(yīng)
“三天流血事件”的前一天，即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謝富治﹑劉寧一在政協(xié)禮堂接見了“八·二七”代表，謝富治說：“前次（指十一月十二日的接見）我們有些情況還不夠清楚，還不大敢講呢。…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研究過了。堅決支持你們！”同時，劉寧一為“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命名。（劉寧一的題詞附后）
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23時至十七日凌晨1點，也就是“三天流血事件”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wù)院副總理李富春再次接見“八·二七”的代表，并與代表們合影。
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也就是流血事件的第三天，謝富治﹑劉寧一又一次接見“八·二七”代表。他不僅肯定受傷學生的大無畏精神，而且明確指出：“他們（指安徽省委）如果有計劃﹑有組織的這樣干，不是一般的錯誤，是嚴重的錯誤，是錯上加錯！退一萬步，也是省委錯誤路線的結(jié)果”。并嚴厲地指出：“這是罪惡！”
“三天流血事件”引起周恩來總理的關(guān)注，送到北京治療的傷員，周恩來指示：“要送進最好的醫(yī)院治療”。結(jié)果傷員全部送進“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治療。直到六七年元月十四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在京的黨﹑政﹑軍的主要領(lǐng)導(dǎo)人時，還批評李葆華：“打人總是不好！”
四．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應(yīng)運而生
“三天流血事件”之后，“向英雄的‘八·二七’學習！”﹑“向英雄的‘八·二七’致敬！”﹑“‘八·二七’革命造反精神萬歲！”，這些頌揚“‘八·二七’”的標語到處皆是。“‘八·二七’”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所到之處，無不受到最熱烈的歡迎。各種名號的造反組織象雨后春筍般的出現(xiàn)。 “八·二七”在安徽，乃至全國都是名聲大振。全省各地的學生造反組織都想借用“八·二七”這面大旗，原來“八·二七革命造反隊”的稱呼太小了。我們感到太小，連當時中央有些領(lǐng)導(dǎo)人也感到太小。其實，早在十一月十四日，謝富治﹑劉寧一就說：“合肥‘八·二七’革命造反隊，名字太小，應(yīng)該改成‘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并當場題了字。“三天流血事件”后，將原“合肥市‘八·二七’革命造反隊”改稱為“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經(jīng)過各高校充分討論，一致同意將合肥各高校原名稱取消，統(tǒng)一冠以“八·二七”的名稱，外地區(qū)的革命造反組織也更名為“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某某分團”。這樣合肥地區(qū)大﹑中學校的造反組織，統(tǒng)稱“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組織原則依然按巴黎公社原則選舉各級領(lǐng)導(dǎo)，再由各學校負責人推選兵團負責人。“合肥市大中學校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依然保留，這樣做的目的是考慮決策相對集中。“八·二七”有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但面大﹑較為分散，統(tǒng)一決策﹑統(tǒng)一指揮，比較困難，容易形成分散主義。保留“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作為安徽“八·二七”的核心組織。由我身兼兩職，便于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劉光裕﹑李勝利﹑李文安本來就是“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的常委?；谏鲜隹紤]，我的“紅衛(wèi)兵造反司令部”總指揮職務(wù)依然保留，同時兼任“安徽省八.二革命造反兵團”的政委，推選工大的劉光裕為“八·二七兵團”總指揮，工大的李勝利﹑工學院的李文安為副總指揮，安徽大學的吳波為副政委。正式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辦公地點設(shè)在省政協(xié)。
“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團“”的誕生，意味安徽省學生造反派走向聯(lián)合，肩負起新的斗爭使命?！ ?/p>
五. 省委領(lǐng)導(dǎo)人東躲西藏
由于“三天流血事件”喚起機關(guān)干部紛紛造反，省委失去行使權(quán)力的基礎(chǔ)。省委常委及書記處若干人也是東躲西藏，四離五散。第一書記李葆華十一月十五日下午離開稻香樓，住進省軍區(qū)。李葆華雖然兼任省軍區(qū)第一政委，那是軍區(qū)必須接受地方黨組織一元化的領(lǐng)導(dǎo)。李葆華并不直接參與省軍區(qū)的日常軍務(wù)領(lǐng)導(dǎo)，按中央軍委通知，軍區(qū)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的通知精神，李葆華不能長時間在軍區(qū)滯留，所以李保華很快又從省軍區(qū)轉(zhuǎn)移到離合肥不遠的肥東縣?！叭炝餮录逼陂g，他不敢正面接觸群眾，做群眾的工作，而是用放錄音的辦法制止事態(tài)的發(fā)展。事實證明，此方法沒有效果。不知為什么，他好像感到肥東也不安全，隨后又躲到舒城縣的曉天鎮(zhèn)。十二月下旬陶鑄要張愷帆找李葆華到北京，也是幾經(jīng)周折在曉天找到的。這說明省委書記間的經(jīng)常聯(lián)系已經(jīng)中斷。
省長黃巖在“八·二七”事件后，就很少出面，據(jù)說“三天流血事件”前，黃巖就跑到皖南郎溪縣的某個農(nóng)場躲起來了。
省委書記李世農(nóng)因身體不好長期養(yǎng)病。
省委書記任質(zhì)斌在北京解決被打傷的學生問題。
省委書記張愷帆因負責文革接待工作，他經(jīng)常同群眾見面，但孤掌難鳴。十二月下旬他隨合肥“工聯(lián)會”上訪團到北京。
省委書記王光宇在“三天流血事件”時露個面，說了幾句不解決問題的話。“三天流血事件”后，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省委常委王中和朱光“三天流血事件”后，在北京養(yǎng)病。
省委常委李凡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李葆華點名批判。
從上面情況可以看出，“三天流血事件”后，省委的領(lǐng)導(dǎo)班子自己把自己肢解了。
六． 工人﹑市民造反風起云涌
由于省委領(lǐng)導(dǎo)主要成員四處躲藏。省直機關(guān)干部公開起來批判省委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這樣的環(huán)境為廣大民眾起來造反提供了有利條件。首先是工廠的工人起來了，除了“合肥市工人造反聯(lián)合委員會”（簡稱“工聯(lián)會”）以外，各企業(yè)自身還有五花八門的各類造反組織。原有的保守組織也因失去省委的支持而自行解體。多數(shù)都是反戈一擊，站到造反派一邊?；鶎尤罕姷囊贿叺辜铀倭嘶鶎狱h組織的失權(quán)，這種形勢類似原子彈的鏈式反應(yīng)。到了十二月中旬省暨合肥市黨的各級組織基本癱瘓。十二月底，合肥晚報社印刷廠革命造反工人聯(lián)合起來接管工廠的管理權(quán)。這是安徽省第一家奪權(quán)單位。由于基層黨組織的癱瘓，企業(yè)又要“抓革命，促生產(chǎn)”，工人造反組織必須接管企業(yè)的管理權(quán)。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月中旬，合肥市的廠﹑礦企業(yè)有90%左右都由工人造反組織接管。
省委離散了，群眾造反了，但省委推行的錯誤路線并沒有系統(tǒng)地揭發(fā)批判。在這種形勢下，“八·二七”不能笑看“山花爛漫”，必須對干部，特別是主要領(lǐng)導(dǎo)干部做爭取工作，只有領(lǐng)導(dǎo)干部站出來，才能揭開省委的蓋子。因此，爭取省委領(lǐng)導(dǎo)干部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成為“八·二七”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一場攻堅戰(zhàn)，攻心戰(zhàn)。
“三天流血事件”既有它的必然性，也有突發(fā)性。從本質(zhì)上說。兩股相撞的思潮都是對共產(chǎn)黨的忠誠，只是忠誠的具體目標不同罷了。因而不能說參與“三天流血事件”的人都是壞人。再者，“三天流血”也沒有李葆華如何調(diào)動工人打?qū)W生的直接證據(jù)。連“八·二七”事件那樣的證據(jù)都找不到。雖然省委常委副省長王中“三天流血”后，公開表示對“八·二七”的同情，但由于身體不好，能力不強，一直不受重用，對省委內(nèi)部的情況知之甚少。這時，我們把工作的重點仍放在張愷帆身上。我記得“三天流血事件”前，有一次和張的單獨接觸中說過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你為什么不敢站出來揭發(fā)省委，揭發(fā)李葆華？如果你是怕人身安全問題，“八·二七”可以絕對保證你的安全?！睆堈f：“我們省委是一個領(lǐng)導(dǎo)集體，我不能像你們那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碑敱Ｊ亟M織提出：“打倒張愷帆！”時，我們只給張愷帆一個警告性的口號：“張愷帆，你再不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就砸爛你的狗頭！”從當時張愷帆的內(nèi)心深處來看，他也很無奈，只好“窮應(yīng)付。”
“三天流血事件”后受圍攻的領(lǐng)導(dǎo)干部還有張祚蔭。他雖然是副省長，但不是省委常委。我們在他身上一直未花太多的功夫，加之《解放軍報》記者的話“聽其言，觀其行”的忠告，對張祚蔭更不想多花功夫。
就在我們苦于找不到攻打安徽省委這個堡壘的突破口時，另一種力量悄悄地在影響我和“八·二七”兵團，他就是原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他通過各種渠道向我們傳遞李葆華一九六二年來到安徽后刮“兩風”（翻案風，黑暗風）的材料。因為“單干風”是曾希圣在安徽干的，李葆華來后糾正的，所以給我們的材料主要是“兩風”。根據(jù)這些材料，“八·二七”利用其宣傳工具《安徽八·二七》報，向全省﹑乃至全國的某些省份，大量的﹑較為系統(tǒng)地揭發(fā)省委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揭發(fā)對六二年被平反的干部形成一定壓力。張愷帆也是其中之一。其實，安徽文化大革命從“三天流血事件”以后，由于機關(guān)干部的造反，不知不覺地將安徽干部間的宗派斗爭引入文化大革命。
就在省委已無法控制局面的情況下，十二月十二日，《紅旗》雜志又發(fā)表了題為“奪取新的勝利”的社論。社論明確要求對前一段犯了錯誤的各級領(lǐng)導(dǎo)必須“回到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上來”。并具體要求他們：“一.誠肯地老老實實地向群眾做檢討；二.對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因為批評領(lǐng)導(dǎo)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黨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等等的群眾，實行真正平反；三.對受錯誤路線蒙蔽的群眾和干部，要做政治思想工作，要自己承擔責任，而不是把錯誤推給群眾，推給下級….”等五項具體要求。安徽省委不但沒有按照《紅旗》社論的要求做工作，相反，在省委大院內(nèi)連續(xù)發(fā)生了“三天流血事件”，而傷員又被送到北京治療，這無疑加重了省委錯誤的分量。使得中央部分領(lǐng)導(dǎo)對“八·二七”表示支持。從十一月十二日到二十日的八天之內(nèi)，先后四次接見“八·二七”在京的代表，并明確批評省委的路線錯誤。
由于省委沒有認真做好受蒙蔽群眾和干部的思想工作，結(jié)果，在“三天流血事件”之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又發(fā)生了張洼公社圍攻學生，并打傷數(shù)人的事件；接著，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在長淮電影院又發(fā)生了圍攻﹑毆打?qū)W生的事件。這些事件，對省委來說，不管與他們的動機是否有關(guān)，無疑都是錯上加錯。
七．我的北京之行
一九六六年底，我們不見了李葆華，也看到不了張愷帆，安徽幾乎處于權(quán)力真空，后來知道他們在北京。有一天李文安向我建議：我們是不是派幾個人到北京去一趟，還得要李葆華公開檢討。只為這件事去北京沒有必要，我主要考慮省委癱瘓，無人主持工作，全省的生產(chǎn)，生活怎么辦？加上我也想到北京看看形勢，有機會將我們整理的李葆華在安徽推行錯誤路線的材料送給中央，找陶鑄辯論，他為什么聽了一面之詞，就亂發(fā)指示，造成“三天流血事件”。順便看看“工聯(lián)會”的在京人員，希望他們早些回合肥。我和李文安，還有“工聯(lián)會”的梁興亞決定到北京去一趟。由于隨身帶有許多重要材料，不敢坐火車，，決定從省體委借一輛轎車，另外，由合師院講師湯志浩領(lǐng)導(dǎo)的合肥地區(qū)“紅衛(wèi)軍”還搞了一輛蘇式吉普車，同我們一道去北京。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發(fā)，因北去路上雪大汽車不能開，到濟南后，車子丟在濟南車站（該車后由省體委另外去人開回），我們轉(zhuǎn)火車，直到元月三日才到北京。
我們到了北京后，由于“八·二七”駐北京聯(lián)絡(luò)站設(shè)在北師大，就往北京師范大學奔，到達北師大的時間大約是下午三點左右。我和李文安一進師大的大門，就看到在大門內(nèi)側(cè)停一輛卡車，車上站的正是李葆華，穿一件綠色軍用棉大衣，頭上戴一頂厚厚的棉帽子，面前掛一塊紙板做的大牌子。上面寫作：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李葆華?！袄钶崛A”三個字都用紅筆劃了圈圈，打了叉。我當時就問安工宣傳隊的同學:“這是怎么回事？”宣傳隊的同學解釋說：“組織這次游街不是以‘八·二七’為主，我們沒有這么大的力量。這是以北師大和其他高校紅衛(wèi)兵司令部為主。游斗李葆華一是表示北京紅衛(wèi)兵對‘八·二七’的支持，二是因為李葆華在北京工作多年，這樣游斗一下，可以肅清他的思想流毒，也可殺殺他的威風”。聽了他們說的理由，我們剛到，又不是“八·二七”組織的，只有服從。就這樣，我們也跟在汽車的后面，由北師大出發(fā)，進入長安街后，一路向東到了天安門，天已黑透，借著燈光可以看到李葆華被凍得鼻涕拖得老長。這時我想得很多，昨日的省委第一書記，風光十足，安徽的李“青天”，今天落到這步田地，真可謂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我由原來對他的氣憤，反過來又有幾分同情。我想到我將來會如何？一路上我只顧想問題，不知不覺到了中南海西門。因為六六年九月份，我到過著這送過材料，有印象。車上的喇叭叫陶鑄出來對質(zhì)，喊了一陣子不了了之。
直到元月九日左右，得知李葆華住在北京飯店。我和李文安﹑戴勤發(fā)（清華串聯(lián)隊的）在北京飯店找到李葆華。張愷帆也在那里，還有三個秘書，其中一個叫胡松濤，是省公安廳派的秘書。見到他們以后，當時住地很亂，很多安徽人，特別是蚌埠﹑懷遠一帶的農(nóng)民，他們也打著某某造反司令部的名義找省委批錢。張愷帆被他們搞得沒辦法。我和李文安商量一下，由我們出面處理。當時中央已下發(fā)了反對經(jīng)濟主義的文件，并在報紙上廣泛宣傳，這些人為什么還要這樣干？我和李文安﹑戴勤發(fā)三人頂?shù)搅说谝痪€。我們先亮出“八·二七”的牌子，再宣傳中央的政策，要他們回到本地區(qū)解決問題，不可直接到北京來要錢，大家都這么做，不就亂套了嗎？另外告訴他們，以前省委任何人批的都不算數(shù)，都得聽中央的。這一番話是李文安說的，口氣非常硬。外地人不認識我們，還在吵，這時李文安把我抬出來了：“你們知道他是誰？他就是全國有名的梁守福?！崩钗陌策@一手很有用，圍在走廊里的人一下子不吵了。這時我用比較緩和的語氣做些工作，人退走了。一個下午，加上晚上，一共應(yīng)付好幾批，晚飯是秘書給我們弄的。當天晚上，我們和李葆華﹑張愷帆坐在一起聊天，張愷帆說：“你們早幾天來就好了，今天不是你們幾個來，我還不知道被他們圍到什么時候呢？”張愷帆為了緩和氣氛，還問了我們的年齡，而且告訴我們，他比李葆華大兩歲，他五十九歲，李葆華五十七歲。李葆華話不多，因為他并不知道我們真正的來意。我讓李文安告訴他們，我們是想讓你們回去，一面接受群眾批判，一面還要工作。省委已經(jīng)癱瘓，你們老在北京，省里出問題，責任還是你們的。這時李葆華說：“我們也準備這兩天就回去，但周總理還準備接見我們，做做工作。”這時我說：“你們老這樣接待批錢也不是辦法，不如找個地方躲幾天再說?！睆垚鸱膺@個辦法，他們準備搬到香山飯店去，這個地方離市區(qū)遠，一般人找不到。我們商量好后，我還補充了一句：“你們一定保密?！碑斖硪蛱t，沒有走，我們在地毯上睡了一夜。
大約元月十二日，我和李文安﹑戴勤發(fā)來到香山飯店。這次我們沒有睡地毯，而是給我們?nèi)碎_了一個房間。平時吃飯，他們吃的是省委干部的伙食標準，而我們吃得的是七角錢的伙食標準，兩個伙食標準的飯菜懸殊很大。有一次晚飯后，我和李文安與張愷帆走在路上，張小聲說：“你們的生活太差了，我想給你們點補助，用我自己的工資”。我們回答說：“這比學校里的伙食好多了，謝謝你的好意”。
元月十四日接到中央的通知，說晚上中央領(lǐng)導(dǎo)同志接見在京的各大軍區(qū)﹑省軍區(qū)﹑省委常委以上的負責同志。李文安說：“我們也去試試”。結(jié)果我和李文安也去了，但到門口，胡松濤主動介紹我是造反派司令，被門衛(wèi)攔下。但后來聽說，會議開始后，還出了個笑話，王中告訴周總理，安徽還有個司令沒進來。周總理說：“快請他進來”。后來有人說，是造反派司令，周總理笑著說：“那就算了，今天的會與他們沒有關(guān)系”。
我們?nèi)齻€人在房間里一直等到大約十五日凌晨三﹑四點，他們才回來。我們問張愷帆接見的內(nèi)容，張說：“今晚是林副主席和周總理接見，林沒說什么話，主要是周總理說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自殺的問題。對李葆華批評得比較厲害，要他立即回安徽接受群眾批判。同時，還要把安徽的工作抓起來。批評了“三天流血事件”打傷這么多人不好。
我在北京期間和李葆華的接觸以后成了反奪權(quán)的程明遠在周總理面前說我“被李葆華收買了”，“搞修了”的口實。
元月十五日決定由李文安﹑戴勤發(fā)和李葆華﹑張愷帆等人坐飛機到南京，再由安工派車到南京將李葆華﹑張愷帆接到安工住下。我因聽說元月十八日，周總理接見各省﹑市在京的造反派頭頭，留下未走，又到北師大同宣傳隊同學住在一起。后來聽說原定十八日接見改期，何時接見另行通知。我于十八日同安工宣傳隊一起回安徽。其實我們在離京的第二天，周總理就在北京體育館，接見了在京的安徽群眾代表，并作了重要講話（講話內(nèi)容附后），我們在蚌埠轉(zhuǎn)車時，看到蚌埠許多基層干部幾乎是排著隊，戴著高帽子，有的嘴里還咬著稻草，胸前掛個大牌子。這牌子各式各樣，有的甚至是鋼板做的。因為游街的人太多，他們也不以為然，有的還在笑。我看到后，非常氣憤地對宣傳隊的人說：“太過分，把一場嚴肅的階級斗爭丑化成兒戲，有氣出一下可以理解，老是這樣游是對人格的不尊重?！碑敃r宣傳隊的同學很同意我的看法。當我回到合肥后，情況好一些。但也幾乎成為一種時風，誰的一兩句話也阻擋不住?！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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