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隔窗也聞風雨聲
為了貫徹毛澤東教育改革的思想，我們六六屆畢業生的畢業設計，不是由老師出題目，學生按照題目做文章，而是到設計現場或生產現場，“真刀真槍”地搞設計，將書本知識與實際運用結合起來。
一九六五年冬，我和姚承慧同學，帶十個同學分兩組，到上海市計量局和上海錄音器材廠搞畢業設計。兩組由我總負責，姚承慧協助，還為我們配一位輔導老師。我們小組一行五人，都在上海市計量局。課題是：某種坐標鏜床用的鑒定標尺。由于精度特別高，對標尺長度必須用氦氖激光的波長來鑒定。這是一項軍工科研項目，時間緊，任務重，我們工作的上海市計量局是在長樂路，但我們住在上海交通大學單身教師住的小紅樓里。每天上下班都要擠48路公交車，兩頭還要走一站，正值隆冬，其實辛苦。后來發現，乘車用的時間比慢跑上班省不了多少。我們干脆不乘車，每天早晨跑步上班，這樣既可以給學校節省交通費，又鍛煉了身體。除非是下雪或下大雨，我們總是堅持跑步上班，我們一直堅持到離開上海。
由于我們的住地和工作單位都是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所以對國家的政治氣候變化都很敏感，一到上海就聽到對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有議論。我沒有《文匯報》，以后買了單行本翻一下，只是感到姚的文章寫得很好，文筆很鋒利，沒有太往別處想。加上上班很辛苦，班上又要翻資料，參加課題論證，有時晚上還得加班，的確沒有空余的時間想別的。同時我還要準備三月份的研究生考試。晚上再遲回來也得看看專業書和外語。忙碌，使我這個組長忘掉了小組成員的政治思想學習，大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架勢。但天底下的事不依你的意志為轉移，我不想管“窗外事”，但窗外事要管我。到了六六年的四月份在報刊上批判吳晗、翦伯贊的文章越來越多。作為地方組織并未組織大家學習，有興趣者多看看，無興趣者少看看。作為我們這些外地來搞畢業設計的學生，更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這時研究生考試已經過去近月，總體設計方案已經論證完畢，只等局當權者同復旦大學、上海機械學院、上海機床廠等有關單位會同審定，我們的任務就是將整體方案中的電子線路部份細化。因為整體設計沒有批準，我們也只是準備而己，相對時間空閑，在局里除翻閱技術雜志外，也可多看些報紙，同時也可與局技術人員說些別的。這樣，對文化大革命有關信息知道的要多一些，加上我們住的宿舍對面就住了一個安徽徽州老鄉。他因生病，休學留校養病。他對時政很關心，經常到我們宿舍閑扯。這樣，零星的信息在我的大腦里像細雨般地滲透起來，也越來證實我幾年前的感覺是對的。但由于我們在外地搞畢業設計，再有幾個月就是畢業分配，頭腦里考慮更多的是今后到那里？自己該怎么辦？再加上對舊友的思戀，盡管當時的形勢己是風雨乍起，聲滿滬城，但在我的心靈深處并未激起太多的共鳴。
到了六六年的五、六月份，文化革命的暴風雨真正來臨。五月中旬全面聲討鄧柘、吳晗、廖沫沙的“三家村”，這時已不能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是必須服務黨的需要。當時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三家村”；就是要憤怒聲討鄧拓、吳晗、廖沫沙，就是要批反動學術權威……。我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只有無條件服從，而把黨的需要作為自己的第一生命。因此，上海計量局組織的大小批判會、聲討會我們都是參加的，而且還發過言，這就是所謂人在風雨中，不能不聞聲。這時的交通大學也變得很不平靜，除掉按中央的調子批了“三家村”、《燕山夜話》外，也還有交大自己的特色產品，就是“反動學術權威”。如果說五月份是風雨乍起的話，六月份就是暴風雨來臨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這篇社論一出，上海交大沸騰了，特別是六月二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以后，更是風起云涌。但交大的風向有所轉變，“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字報少了，校黨委的大字報多了。這時似乎學生已停課，看不到學生上課，都在校園里忙忙碌碌寫大字報、貼大字報、看大字報、抄大字報，還有三五成群辯論的。我們將對面宿舍的小老鄉請過來問情況，小老鄉告訴我們：“上海交大有教授資格的是67人，現在被點名上大字報已經有63人，還有4人不知是什么原因沒上大字報。學生、老師有多少，沒有去統計”。當時上海計量局雖然也有個別人的大字報，但畢竟無礙大局。我們的設計工作己經處于半停頓狀態，人心開始浮動了，兩個設計組的同學，也時不時問我怎么辦，我的回答只能是：“等學校通知”。其實，我的內心也是動蕩不安。六月上旬，我們的設計方案基本就緒。白天，局里會議多，只好晚上做實驗。這時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已是熱火朝天，設計組的同學再也按捺不住了，老是問我怎么辦？我和輔導老師及姚承惠商量一下，決定先給學校發個電報，請示在外地的畢業生要不要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也許是安徽的文革開展滯后，一直到六月十日左右才給我們復電：要求我們立即返校。在此期間，我作為一名正式黨員，必須帶黨的臨時關系，以便參加當地黨的組織生活。大約在六月七日左右，上海市委召開全體黨員大會，動員文化大革命，同時宣布文革中的有關政策和注意事項。上海計量局作為市府機關，黨員都安排在主會場，就是當時的工業展覽館（原中蘇友好大廈），會議由市委書記陳丕顯主持，市長曹荻秋講話。我當時最關心的是政策，因為我對上海交大搞了那么多的“反動學術權威”就很想不通，哪會有這么多的壞人？更何況還搞了許多普通教師和學生。我就想知道上海市委對這一問題如何看，所以我對上海市委的有關政策記得特別清。正是我記清了上海市委有關文化大革命政策和規定，并把它帶回了合工大無線電系六六屆黨支部，這些政策都成了我引火燒身的火種。
我們接到學校要我們立即返校的復電后，連實驗數據都未來得及整理交掉，就匆忙打點行裝往學校奔。大約是六月十二、三日的下午一點左右，我們一行十人踏進合工大的北大門。一進大門，我就看到工大主樓上貼滿了學生的大標語，其中有兩幅就是我們班同學的。我看到這些大標語的反應首先是吃驚，接著是反感。上海交大在市委文件傳達后，老師和學生的大學報立即被覆蓋，零零星星出現了校領導的大字報，而大字報內容多半是批評和建議性的，為什么工大還在搞學生和老師呢？難道文化大革命不是黨中央統一領導的嗎？又是對工大做法的不理解，把我推到了風口上。當天下午我沒來得及休息，就在校園內各處看一看，我居然發現在3號樓和5號樓之間的墻壁上還有團支部書記的大標語，要她交待與大學閥×××的黑關系。說來也巧，當天晚上，團支部書記就到宿舍找我，想和我好好談談。我們一起走到西操場，在一支籃球架下坐定。她真是未曾開口淚先流。見此景，我說：“你先哭吧，哭出來心里好受些”。她說；“我哭不完，我們就這樣說。這么多年來，你是我們班的黨小組長，我有什么思想問題，都是先要向你匯報的。你也比我大些，我一直把你當作我的兄長。我和某某的關系是清白的，以前我也向你談過，你是知道的。現在非要讓我交待同他的‘黑關系’，我們之間哪有什么‘黑關系’？黨內黨外壓力這么大，這是校黨委，黨支部布置‘抓黑點’，‘摸黑線’，搞的到處都有我的大標語……”。其實她一直是抽泣著向我哭訴，當她講道：“我是個女孩子，這樣以后我怎么見人……”,她講到這里，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痛苦，真的放聲大哭起來。我的心被她的哭聲震撼著，兒時那種好打抱不平的性情，像烈火一樣燃燒起來。我一定要找機會為她討個公道。
機會很快就來了。大約是六月十三號，年級黨支部因為我和姚承慧剛從上海回來，對學校和系里的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不了解。開個支部大會，一方面向我們傳達校黨委“抓黑點”，“摸黑線”的指示精神，另一方面也想聽聽上海文化革命的情況。會議是由黨支部書記宋某某主持的。這是個老實人，沒說幾句話，后由年級輔導員丁某某介紹情況，并要求黨支部要繼續按照校黨委的指示精神，在師生中“抓黑點”﹑“摸黑線”，搞摸底排隊。最后，丁某某一定要我和姚承慧介紹上海交大的情況。開始，我要姚先講，姚推辭說：“我不行，我們小組（設計小組）在郊區，又是工廠，對文革情況知道不多，不象老梁他們組。他們住在交大，工作在計量局，都是知識分子比較多的地方。文化革命搞得比較熱鬧，情況比我多。我們工廠不行，搞的冷冷清清，沒有什么東西好講。再說，我的表達能力（姚有點口吃）也不如老梁，請他先講。”于是，我就開始了我的匯報。我就要利用這個機會講幾句真話，也是心里話。
我開始從表面上介紹交大和上海計量局的文革情況：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后，當天晚上，我們又從廣播里聽到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位同志寫出質問校黨委的大字報。第二天《人民日報》不僅全文轉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而且加了按語.一時間,上海交大沸騰了,打起了橫炮,掀起了老師、學生之間互相斗爭的現象。針對這一情況的出現,上海市委緊急召開全體黨員大會。自從上海市委宣布了幾條政策以后,不知為什么,運動朝著縱向發展,矛頭主要對著黨委。一夜之間,老師、學生的大字報不見了。這時聽說市委向學校派了工作組,掌握運動的大方向。緊接著我就傳達上海市委的文件精神,運動的重點還是解決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問題,這是大方向。對老師、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準整，即使個別人有問題也要留在運動后期再處理。我回來后，各處看了看,到處都有“黑點”﹑“黑線”的大字報、大標語,與上海交大初期一個樣,不知道是不是全國各地沒有統一的政策，各搞各的才會出現這樣大的反差。接著我對“黑點”﹑“黑線”問題大發議論:大家知道,我們工大教職員工加起來上萬人。在這么大的人群中,有幾個“黑點”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抓一抓也是必要的。但在群眾中摸“黑線”,我有不同看法。大家都是學過數學的,線是什么?線是無數個點的集合,點連成線,數量就難于控制,容易搞成擴大化。這與上海市委的精神完全不符。談到這里我把話鋒一轉,說到抓“黑線”的例子。比如說:我們班原來的班長朱某某,他身上存在一些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例如他看不起工農家庭出身的同學，在學習上他也缺少對這些同學的幫助,他接觸的同學中,多半也是剝削家庭出身的,存在白專道路的思想。這些問題一九六四年，我和他做過長時間的交談。他也承認自己身上的這些不足,并表示今后向黨組織靠攏,多與工農家庭出身的學生接觸,增加無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不久后,他還向我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整理的談話記錄現在還完整的保留著）。他怎么一下就變成反動的大“學閥”了?并且還要從他身上摸黑線。這樣把我們的團支部書記汪某某也摸進去了，她是一位女同學。大字報,大標語一貼，要她交待與朱某某的黑關系，以后她怎么過？我的話越說越激動，坐在我身邊的姚承慧用手拉拉我，意思叫我不要再說了。沒想到我的調門更高了：我認為我們年級已經出現擴大化，本來可以和風細語地批評教育同學，一下子就把人家推到壞人一邊，不符合黨的一貫政策。我認為，我們應該停止在同學中摸“黑線”的做法，停止繼續擴大化。我覺得我為同學說了公道話，說了真話，沒想到就是真話成了一把烈火，一夜之間燒到了我的身上。
當天晚上大約十二點左右，同班的李道舒同學把我喊起來，告訴我二專業（電真空專業）一部分同學準備連夜貼你的大字報，聽說這種事丁某某也知道，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你，你要有個思想準備。我說：“謝謝你的提醒。請你放心，不過我不怕，我不相信安徽和上海不是一個共產黨”。第二天一大早，我還沒有起床，班上幾個同學氣喘噓噓地告訴我：3號樓下面的路邊上擺滿了你的大字報(因為沒有那么多的大字報欄，只好平攤在路邊上，用磚塊壓起來)，有些話很不好聽，你要經得住。3號樓和5號樓之間只隔一條馬路，5號樓就是女生宿舍。我們無線電系的男生住在3號樓，2號樓是單身教師，6號樓、8號樓的幾個系的同學到教學樓區，那是必經之路。我還沒有被打上紅XX名字的大字報就擺滿了那條必經之路的兩旁，內容基本都是些工作中的問題。最讓我不能容忍，也是最刺痛我的心的是，有一份大字報，竟然用一些，“談笑風生”，“擁抱接吻”的語言，指名道姓地點出了我和原來女友的戀愛過程。后來我聽說，他們就是想用這種所謂桃色事件搞臭我。當時我真怕她受不了這樣的打擊，但又不好直接安慰她（因為我要信守對系黨總支的保證），我只能側面向我們班的女同學，打聽XXX情緒怎么樣？回答是：開始是很氣憤，但很快就好了。這話無疑是對我極大的安慰。還有一份大字報就是“看西瓜皮司令——梁守福的嘴臉”。這張大字報在當時看來是存在階級感情問題的。因為“西瓜皮司令”本來是出自國民黨軍隊一名副官之口，這一點被無線電技術專業（簡稱一專業）的同學抓住了。三個班的同學幾乎不約而同地要準備向二專業部分同學的大字報進行還擊。無線電系的學生內戰一觸即發。這件事很快驚動了元月十四號剛進校的工作組。工作組指示系工作組組長，先做我的工作，最好由我說服一專業的同學不能反擊，校工作組馬上采取措施。果然不錯，當天下午，校工作組組長馬維民就召開了全校黨員和學生干部大會。會上指出，無線電系出現的大字報是錯誤的，不能用階級敵人的話罵自己的同志。肯定了我和一專業的同學是顧全大局的，避免了一場本不該發生的內戰。會上同時宣布了省委與上海市委類似的政策。
學生、老師的內戰剛一結束，斗爭的矛頭指向校黨委。從對校黨委揭發的大字報中知道：六月上旬工大發生學生斗學生，老師斗老師，學生斗老師的混亂局面是校黨委一手造成的。五月二十二日，學校黨委副書記陶某，在校黨委常委會上指出21個“黑線”人物，還有一個馬列主義教研室的“黑單位”。
六月三日，也就是在《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與《人民日報》編者按語之后，校黨委決定了“黑線人物”名單并上報省委。到六月四日，正式向全校拋出了“黑線人物”。學校里的“摸黑線人物”的斗爭從此正式開始。五天內揭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教師共140人，占學校教師總數的19.2%。陶某在會上又說：“要把學生中挖好的黑線拋出去”，“把靶子交給群眾”。
六月七日，根據校黨委的要求，各總支對6個學生，6個工人，9個一般干部，25個助教，29個教師，15個教授整理出了系統的“材料”，并用大字報向全校師生公布。此時，全校被揭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數共有97個。
在校黨委的示范作用下，全校掀起了“橫掃”的高潮。主要是以大字報的形式，挑動群眾斗群眾。僅六月十一日上午半天，挖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達87人，其中學生48人，工人19人，教師9人，一般干部11人。學校已搞得人人自危，提心吊膽，到了今天我貼你的大字報，是積極分子，明天一覺醒來，可能又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甚至有的大字報中寫上：“歡迎大家揭發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向我這個牛鬼蛇神猛烈開火”等等。
有一個班，全班共有32名同學聯名貼出《投降書》。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反革命集團”、“裴多芬俱樂部”，成批的“牛鬼蛇神”、“右派”、“黑幫”都出現了。
無線電系無線電技術專業六七屆挖出了以戴某為首的“篡黨”、“篡政”、“里通外國”的“反革命集團”。
機械鑄工教研室“破獲”了一個大型的“反黨集團-裴多芬俱樂部”，規模之大，竟涉及到七個教研室，兩個系和一個實習工廠。由原來一個人迅速株連到二十多人。這個“反黨集團”的“反黨”材料已由校黨委上報公安部門備案。
機械系當時在校學生830人，被大字報點名的有150人，其中被扣上“黑幫分子”帽子的85人，占10%。
從六月四日校黨委刨“黑線”開始到六月十四日工作組進校的十天內，被揭發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有447人，占全校總人數的7%。其中：教師159人，占教師總人數的21.9%；干部47人，占干部人數的12.3%；工人53人，占工人總人數的14.1%；學生176人，占學生總人數5.5%。這就是我在揭發校黨委陶某的大字報上看到他十日內在全校取得的“戰果”。
此一時，彼一時。省委派來的工作組結束了學生和老師之間的混戰。學校混戰的氣氛很快冷清下來，但內火仍在燃燒，那就是揭發校黨委。一時間校黨委的內部“材料”，也可以以大字報的形式公諸于眾。這些材料主要是來自校黨委的內部。代理書記趙某某、副書記陶某、校長劉某均未幸免。工大的黨委職能被工作組代替了。但工大被揪出來的那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黨內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公開作過檢查，但沒有人被戴上高帽子游校園，更沒有誰挨打或罰跪，體現出“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
由于我認為工作組進校后，結束了群眾間的混戰，火燒到校黨委符合上海市委宣布的政策，再加上自己又是畢業班，對工作組的工作并不關心。雖然到了七月初，校內也有批評工作組的聲音。由于我經常同幾位同學下鄉勞動，對校內的風向反應遲鈍。沒想到七月中旬風向突變，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一下多了起來，圍繞工作組的辯論開始了。
形勢難測，瞬息萬變。也許是我消息不靈通，也許是我不很關心，也許是我變得木納。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在北京已開始趕工作組，有的學校居然將工作組趕走了。但我還一直認為工作組在工大的成績還是主要的。所以，在評價工作組功過是非的問題上，我是站在工作組一邊的。因此，在關于工作組的大辯論中，我寫了“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正確評價工作組的功過是非”的長篇大字報，極力為工作組辯護。主旨是：工作組進校后，結束了學生，老師之間的互相混戰，保護了一大批老師和學生，把斗爭的矛頭引向校黨委的幾個少數人，這就避免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悲劇發生，這是符合毛澤東一貫思想的，也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思想路線的。由于這張大字報理論性較強，同學們沒有興趣，也沒引起什么反響。特別是七月二十九日，劉少奇作了公開檢討，承認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周恩來對派工作組問題，也作了相應的檢討。這次會議是以廣播的形式，向全國現場轉播的。工大組織學生進行了收聽，我覺得自己落后了，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很不合時宜。特別是《十六條》發表后，感到是老調重彈，只是早已宣布過的政策，用中央決議重說一遍，所以在心中并未點起激情的火焰。
隨著時間的推移，反工作組的情緒越來越高，要求省委一定讓以馬維民為首的工作組向全校師生作檢討，否則馬維民等必須回工大接受革命師生的批判。馬維民為首的工作組，在工大師生一片喊“打”聲中，于八月四日悄然離去。但黨的一元化領導權力不能處于真空，隨后又來了以李振東為首的“觀察組”﹑“聯絡組”，他們繼續行使校黨委的職權。我對這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政治局面,實在不感興趣。就在工作組撤走后,工大校園里出現了以電機系總支書記楊素清等人的大字報,標題是:“是誰撲滅了工大的四清烈火?”其矛頭所向是對省委的。因為我當時認為，從大字報涉及的內容來看有來頭,所以印象很深。我這個保工作組的老保分子,并沒有受到工作組問題的更多株連,只是逍遙而已。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中央下通知,六六屆畢業生推遲一年分配,留校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樣我們想分配后離開學校的念頭徹底打消了,而且推遲分配期間不發工資。于是家里還得繼續支持我在學校搞文化大革命。本來經濟就比較困難的我,無疑是雪上加霜。有什么辦法,這是黨中央的決定,只有服從。本來對文化大革命就有些不理解﹑不熱心的我,變得更加不積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合工大東操場架起了臨時舞臺,是為馬維民作檢討做準備的。為了開好這次大會,省委很重視，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省委書記處書記任質斌，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三位省委主要領導人,下午三點就到了工大。開始是看學校的大字報,晚上八點參加馬維民的檢討大會。誰也沒想到,同學們對工作組的檢討已經沒興趣,不要馬偉民作檢討,而是要李葆華直接回答安徽省的問題。其中最集中的是:省委為什么封鎖毛主席關于學生大串聯的消息?造成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時,安徽沒有幾個人,工大沒有一個人參加。這個問題,李葆華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結果機械系六八屆的一批學生,強烈要求省委立即同意工大學生到北京串聯。三位書記就在主席臺上,臨時商量一下,決定工大同學從今晚起,在校文革的統一組織下,分期分批到北京串聯。這對當時還封閉在校園內的學生來說,無疑是個爆炸性的好消息。參加會議的同學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一哄而散。我們班的同學也不例外,回到宿舍,經自愿報名,我決定暫不去北京，留下護校。這樣工大近五千名學生到二十六日,學校剩下的學生不過千人,這批人多為黨員和學生干部。就是這批不過千人的學生, 卻掀起了安徽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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