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壓抑中的爆發
我和戴明楊入黨前不久，有一天晚上，學校黨支部的組織委員高則堯老師告訴我:“學校黨支部研究決定把你和戴明楊送到蘇聯上大學，今年學校有兩個送蘇聯上大學的名額，學樣決定你們兩個去。先到長春補習兩年俄語，以后直接送到蘇聯大學，不知道你們愿意不愿意，我先跟你通個氣”。這件事因為中印反擊戰，中國和蘇聯的關系惡化，特別是《列寧主義萬歲》小冊子的發表，中蘇關系的分歧已經表面化，大批留蘇學生回國，出國學習的事最后也不了了之。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我們學校保送一批學生去“西安電子工程學院”和“成都電子工程學院”去讀書，當時稱之為“文化兵”。按照我的想法，既然是保送到軍事院校讀書，應該選拔成績好的，結果學校從文科班里選了大部份，真正學習成績好的幾乎沒有幾個，我覺得這是學校對部隊不負責任，對姚丹成校長產生了意見。我雖然沒被保送軍事院校，后來要把我保送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去讀書。我們學校只有一個名額，學校給了我，而且我填寫的簡歷及學校的推薦意見都寄給了科技大學。沒想到，離高考還有四十多天的時候，科技大學將我的保送推薦表又退了回來。并給學校一封簡短的信，意思是：今年（一九六一年）取消保送制度，一律憑考試成績擇優錄取。到高考只剩下四十多天的時間，只有拚命復習迎接高考。高考過后，同學們普遍感到考試不理想，對學校前幾年抓勤工儉學多，抓政治運動多，抓教學少有意見。我當時的感覺雖然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很差，除數學感覺差些，其他科目感覺還好。但其他幾個應屆畢業的學生干部，認為有必要集體找姚丹成說一下。當時，我認為這樣也好，馬上都要離開學校了，在離開前，我們把對學校的意見和建議留下來，也算是送給學校的一份禮物，也沒辜負學校對我們的培養。于是由我作代表（因為他們認為我是姚丹成信得過的人）先找姚丹成校長談談。
一天吃過晚飯，利用姚丹成在室外乘涼的時候，我同他說了希望學校找部份學生干部開個座談會的想法，宗旨就是總結經驗，提高學校的教學質量，姚丹成欣然同意。并確定為八月中旬，由我提出一個參加座談學生干部名單：名單上有我、戴明楊、丁佩強、劉玉書、袁淑琴、劉希俊七人，平時的會議由學校秘書劉治淮主持。開始我們以為大家座談一下，提些建設性的意見就算了。沒想到姚丹成居然像反右派那樣搞鳴放，開始學習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接著就叫我們自己先放下包袱，再接著是給學校提意見。同學們的意見集中起來是三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學校抓教學少，抓勞動太多，學生沒有體現毛主席說學生以學習為主的教育思想，學校成了勞動農場。特別是有些莫名其妙的做法影響學習，例如為了應付上級衛生大檢查。半夜叫學生起床，按照軍事化要求疊好被子，同學們坐著等天明，等上級檢查團來檢查，其結果呢？根本沒有什么人來檢查，白白折騰一夜。再如，白天為了應付檢查，課桌用煤油擦亮，學生不能進教室，怕弄臟了課桌在全專區得不到好名次。就是為了應付這些不必要的檢查，學生誤了許多課程。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是沒有充分調動老師的教學積極性，以至許多老師不敢說話。他們怕校長，生怕在課堂或課外說錯話，被抓小辮子。特別是語文老師更是如此，希望學校能定期召開座談會，讓他們放下包袱，大膽授課。對那些戴著右派帽子被留用的老師，例如李某某老師，他的語文課講得就是好，就該充分利用他的長處，還有的老師是學非所用，浪費人材等等。第三個方面的問題是姚丹成校長在學生干部中不應該搞親疏，應該一視同仁。其實姚丹成比較喜歡的學生第一是徐某某，其次就應該是我。徐某某分班時，他分的是文科班，后來參加“文化兵”提前離校了，剩下的高三干部中與姚關系最親的就是我。結果他萬萬沒想到，我領著幾個預備黨員，還有正式黨員（劉玉書），兩個準備發展入黨的積極分子，向他發起了“進攻”。他當然是又傷心，又生氣。他利用劉治淮開始對我們“反擊”了，當時合肥工業大學對我和戴明楊的錄取通知書已經到學校，姚丹成就是不放我們走。后來無線電工程系又來通知，要求九月十日前必須到校，學生干部要提前接受訓練，就這樣，姚丹成還是不放我們走。后來我懇請姚丹成先放戴明楊走，我不走，事情是我提起來的，罪責由我一人承擔，要處理就處理我一個人。姚丹成最后答應，參加座談會的每個都要寫檢查，尤其是我更要好好檢查，不能膚皮糙癢，要深挖思想根源，交待提意見的動機。我答應了姚的要求，只要能讓其他同學盡快離開學校，按時到大學讀書（沒有接到錄取通知書的只有一人）對我怎么樣都無所謂。所以我的檢查最上綱上線，什么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大帽子照戴，我知道出于好心只是給學校提點意見，什么帽子也戴不上，只要把我們放了，到大學報到后再說。這一招還很靈，姚看了我和戴明楊的檢查很滿意，檢討得很深刻。就這樣，我們誰也沒有想到，本想給學校留點意見，結果自己給自己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六.我的大學生活
一九六一年秋，由于姚丹成把我們扣在蒙城中學寫檢查，我們沒有按照學校要求提前報到，沒趕上學生干部訓練班。
到校后，我們才知道，我是系團總支副書記，戴明揚是電真空班團支部書記，無線電系雖然建系不久，人數不多，到我們入學也只有三年時間，六百多人。但由于當時國家電子工業落后，這方面的技術人才也十分匱乏，再加上電子產品多為軍用，無線電系所開設的專業都是保密專業。所以對學生的政治條件要求較高，每個班級要建立三個黨員以上的黨小組，年級建立黨支部。我還是無線電技術專業一班的黨小組組長。正是由于無線電系對政治條件要求高，它成了合肥工業大學的拔尖系，以后又成了安徽文化大革命的炮臺。
1、我為忠魂舞
人雖然已進入大學，但心里總壓著中學時所寫檢查的大石頭，總覺得冤枉。一片好心卻落得個寫檢查，而檢查里還必須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大帽子。我和戴明揚越想越不服氣，兩人一合計就決定行使黨員的權利，給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信申述，要求平反。直到大學的第一個寒假，我和戴明揚回蒙城中學看姚丹成時，姚告訴我們，寫給省紀委的信已經批轉給縣紀委。縣紀委很重視，找他談了話，還責成他向我們賠禮道歉，同時還反復向我們解釋。他那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我們好，怕我們到大學后惹亂子，大學不是中學，出了事沒人為你們遮擋等等。并告訴我們，寫的檢查沒有寄到大學去，還留在中學里，也沒定你們什么。我們對老校長的話還是很相信的。由于我們缺乏政治斗爭的經驗，沒想到應把檢查要回銷毀，正是這一點疏忽，為以后帶來麻煩。
大學的生活并不像中學時想象的那樣豐富多彩，而是緊張還有些單調。我們這一屆又是整頓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的頭一年，尤其是無線電系的教學內容對數理知識要求較高。我們在縣城中學里可謂是學習的尖子，但在大學里與大城市來的同學相比，真是“山外青山，樓外樓”了，覺得自己真有落到老K的地步。想追，想趕，甚至想超，但知識的缺失，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笨鳥先飛，慢慢來。再加上全國經濟仍比較困難，學生生活標準是高的，但每月的口糧也只有二十八斤。口糧中的細糧比例較少，只好將大米磨成米粉燒成糊，這樣可以多放些水。從數量上暫時填飽肚子。每到吃飯時，學生每人拿一個大瓦缽子，口里念著自編的順口溜：“一頓飯是一盆湯，洪湖水浪打浪….”，走向食堂。
學習任務的重壓，物質生活的匱乏，這些都沒有壓垮我們抱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青年，特別是六一年的十一月初，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陳毅到合肥工業大學視察，并向全校師生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演說：“同學們！你們都知道，我是個辦外交的，我和外國人見面﹑握手，講話時，經常覺得自己的腰桿子不硬。為什么呢？我們沒有原子彈，人家有。我們說話就沒有人家腰桿子硬。你們合肥工業大學是個工科學校，又是全國重點大學，同學們吶！你們都是學工的，如果你們現在誰能抱顆原子彈給我，我陳毅就給你磕頭，給你五百兩黃金。”
陳毅的講話，激勵著每一個愛國的青年 ，更激勵著我這個本來就好熱血沸騰的人。下定決心要把學習搞上去，不能辜負黨的培養和期望。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邏輯，象山一樣壓得我跑不快，飛不高。以一學年近視三百度為代價，學習成績在全班也只是中等偏上，在成績表上消滅三分，但也沒有五分，這又讓我下決心，再一次找機會向姚丹成進言談中學教育質量問題。
機會終于來了。那就是大學一年級的暑假。我和戴明揚依然如故地看望我們的老校長姚丹成。當校長問我們的學習情況時，又老話重提。我們共同感到高中的知識缺失太多，與大中城市畢業的學生相比，我們突出的問題是數學和外語。由于我們在中學里沒有學到微積分的知識，所以到大學剛接觸微積分就聽不懂，外語的讀、寫能力就顯得更差。希望學校重視這方面的老師，對學生加強這方面的訓練。當一提到尊重老教師時，我們同姚的分歧又開始了。他認為學校對老教師很尊重，是他們自己水平不夠。而我們認為老師水平不夠不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老教師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教師積極性不高。我們有不少老教師都是華東師范大學，舊時代的齊魯大學畢業的學生，而且從教多年，不應該是能力問題。我們就舉高中三角課的陳老師，教語文課的王老師，還有教俄語課的王老師，他們都是很好的老師，但他們生活上的困難得不到學校應有的解決。校長平時很少，幾乎不與他們交心。看老師的缺點多，看成績少，老師有怨氣。我們建議校長多與老師交心，多找些老師開座談會，讓他們心情舒暢地教書。姚就認為我們偏聽老師的意見太多。于是我們兩個就與姚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從晚上十點，一直爭論到凌晨四點，誰也沒說服誰。因為是暑假，不少住在校園的老師也沒睡覺，都隔著一堵墻聽我們同校長唇槍舌劍的辨論。后來我們聽說，許多老師都認為我們的意見對，也替他們出了口氣。因為姚校長的最大問題就是反右派斗爭后，他身上滋長了濃重的黨氣，家長制的工作作風，這些作風在學校里搞得老師敢怒不敢言。這次是他親手培養起來的兩個好學生與他斗了一夜，老師想來也好笑。但老師的好笑沒有給我們帶來好運，這次姚丹成真的生氣了。因為他聽到更多的議論，他在一氣之下，將我們寫的檢查一并寄給了無線電系黨總支。可惜的是，無線電系黨總支沒當回事，他們認為蒙中太左，把那些學生亂七八糟的自我檢查寄給我們干什么，系黨總支部將這些材料全部燒掉了。
處在60年代的大學生活既是穩定的，又是多變的。學生以學為主應為常理，尤其像合肥工業大學這樣的工科學校，學生要掌握打開技術大門的鑰匙。但中國的學校還要受到政府的各類政策取向和政治運動的影響，這些影響在一段時間里是很大的，甚至打亂應有的教學秩序，把教學納入某種政治軌道。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我，應該將自己的生命交給黨，交給黨的需要。
六二年秋季開學后，由于原系學生會主席學習成績下降，不適于繼續擔任這一工作，需另行換人。系學生會的主要干部都要由團總支推薦候選人，我作為系團總支副書記是有發言權的，但我所處年級較低，不了解學生會的情況，等于沒有發言權。幾個團總支書記議來議去，找不到合適人員，這時團總支專職書記把目光投向了我。在這種局面下，我只好說自己去試試。好像他們都事先商量好似的，一致同意我去擔任系學生會主席，沒想到我在這個位置上一直干到大學五年級，直到畢業設計前，我才真正卸任 。
2、 細流潛行，潤物無聲
不管人的思想如何跳躍，它都是有軌跡可循的。為了說明我大學期間的思想狀況，必須尋找我從孩童時期開始的思想變遷軌跡。否則我的思想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回想童年，我在流浪時，受到的教育是行俠仗義，為朋友兩肋插刀。遇危險決不裝孬。孩子們斗惡，吃了虧也會象阿Q一樣在心里罵一句：“兒子打老子”，心里崇拜的是古代的綠林英雄。
初進小學只知道“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共產黨像太陽”之類的教育。在抗美援朝的運動里，又涌現出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這一類新時代的英雄，他們的英雄事跡也讓我熱血沸騰，常恨自己生時太晚，沒有趕上做英雄的機會。但他們的形象已深深地嵌入我的腦海中。到了小學六年級，識字較多，可以順利地閱讀文學作品。我讀的第一部小說就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崇拜小說中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文學中的英雄形象是豐滿的，英雄是無數平凡或不平凡的事跡構成的，不是振臂一呼即可成英雄。于是我就下定決心以保爾.柯察金為榜樣，將自己的全部生命獻給人類最壯麗的事業——共產主義。這樣我在游藝場受到的教育“忠”、“義”，與共產主義理想實現了初步的結合。但共產主義到底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在初級中學里，我開始學習魯迅先生的文章，像魯迅的名篇《故鄉》，《藥》，《阿Q正傳》等，我幾乎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誦。我不僅欣賞他的文筆，我更尊崇他的批判主義精神。一種精神的影響比千萬種事跡的影響更深刻、更久遠。魯迅的精神不只是教會我怎樣做事，而更重要的是教會我怎樣做人。這使我又想以魯迅為榜樣，將來成為文學家，對社會中的丑惡現象進行無情地揭露與批判。學著魯迅寫文章，說話時也比較尖刻，不愛拐彎抹角，一針見血 。
在學習魯迅精神的同時，課本上還有學習“五四”精神的文章 。中學時期我讀小說很少，“水滸傳”讀一半，“三國演義”沒讀過，“林海雪原”也只讀了三分之二 ，只有“青春之歌”，我認真地讀了一遍。“五四”時期的自由、民主精神連同魯迅的批判主義精神匯合成我的自覺意識，深深植根于我的人性基因的土壤里。
三年困難時期，農村出現非正常死亡，對這一嚴重事實，不僅在報紙上看不到，而報紙刊登的仍然是一片頌揚，形勢大好。面對這樣的現實，我開始困惑了。現實中的文人還有魯迅嗎？我把那些只會吹順風號的文人，稱作是不長腳后跟的家伙，他們只會用腳尖走路。于是我冒死向副校長反映情況，結果遭到“保護”性的批判。這使我知道了中國文人的苦衷。于是我決定棄文學理，走科學報國之路，又萌發了想當科學家的念頭。
大學里的學習生活，使我認識自己不是一塊可以成為科學家的材料，因為我的數學基礎較差。這時我才比較正確地估量自己，老老實實做一名無線電工程師。
思想一元化教育的涓涓溪流，滋潤了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這種敏感并不會因為我對未來理想的下降而鈍化。只要外部政治氣候一俱備，它又會產生共鳴，迅速萌發。這種政治氣候到了一九六二年和六三年的冬春之交終于到來了。中蘇兩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問題上分歧完全公開化,一場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大戲拉開了序幕。
從一九六二年底到六三年三月,在短短的幾個月里,《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就發表了數篇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對我印象最深的是《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因為這篇文章除了在《人民日報》上連載外，又印發了單行本，這篇文章也是作為政治學習內容認真討論的。
什么是修正主義？什么是現代修正主義？我在過去的政治學習中沒有聽說過，中學時期的政治學習是以時事政治為主。在世界歷史課程里講到一點西方現代革命史，盧梭、華盛頓、林肯等思想家，政治家的名字知道，但對他們的著作從未見過，因為他們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蒙城中學的圖書館里可能也沒有他們的著作。就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知之甚少，連一般性的皮毛知識都談不上，充其量知道一些基本的名詞概念，對他們“主義”的本質，我也不清楚。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也是節選在課本上的，如：《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這些著作是作為政治學習閱讀的，其實也多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進入大學后，開設了馬列主義課，但所用教材也不是馬克思、恩克斯、列寧的原著，而是艾思奇先生編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學習材料。而這本教材也是被中國化了的。在這本教材里，也沒有解釋什么是現代修正主義的文章。到了大學二年級，突然接觸到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同時，大量地介紹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文章不僅是擺事實，講道理，而風格又富有批判精神。我最喜歡閱讀的就是這類戰斗檄文。特別到了六三年的下半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表的評論員文章，開始公開點名批判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全面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出現代修正主義的本質，就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通過批判現代修正主義的學習，不僅提高了我的批判能力，而且比較多地知道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讀了《共產黨宣言》，我還從可憐的伙食費中，擠出錢買了一套《列寧選集》。通過自學，我知道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標，就是消滅私有制，勝利的無產階級必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建立自己的國家機器等重要思想。通過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批判，強化了中國人民反修防修的意識。反修防修的政治斗爭也漸漸地進入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學校作為無產階級的教育園地，又是知識青年集中的地方，更是首當其沖。對青年不能只是抽象的理論教育，必須理論聯系實際，充分發揮榜樣的作用。于是，毛澤東主席在六三年的三月五日，發出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偉大號召。
3. 向雷鋒同志學習
一九六二年我擔任學生會主席時，整頓教學秩序、提高教學質量的主旋律沒有變。學生會的工作也是圍繞這根大軸旋轉。系學生會的成員里，除我是新的，各部的部長基本沒換。他們對學生會的工作比較熟悉，日常工作都有部長和干事們做了。我的任務就是協調方方面面的關系，召開會議商定系、校大的活動，對學習并不產生多少沖擊。我依然有較多的課余時間夯實基礎，所以學習也不象大一時那樣吃力。但到了一九六三年春，中國的政治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除繼續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外，農村首先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遠動。對學生影響最大的是“向雷鋒同志學習”。這使我隱隱地感覺到一場政治風暴就要來臨。
學雷鋒不是空談，是要把雷鋒的所想、所講、所作具體政治化，人格化以后，要我們這些青年人照樣做。這已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一元化，而是要達到人格的一元化。雷鋒精神的核心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我們要學習雷鋒好榜樣，就是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就要像雷鋒所說得那樣：“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對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
在學習雷鋒的熱潮中，我是自覺的。我不僅和雷鋒有著同樣的階級背景，有著同樣的苦難童年，而且我們兩個還同齡，又是同一年入黨，我們還有著共同的人生理想。我們所不同的，他是個軍人，而我是個在校的大學生。為什么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我一定要把系里的學雷鋒活動，搞得有聲有色。
為了學習雷鋒同志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不忘本，系學生會和系團總支，共同組織憶苦思甜報告會。班級搞，系里搞。記得在一次全系師生憶苦的大會上，我痛說了自己苦難的家史。
在蒙城梁姓甚少，祖籍無考。一說山東，一說河南，也許是太平軍某梁姓戰士的后裔。我祖父梁玉山，祖母丁氏。他們剩下三男一女：伯父梁恒泰，因不滿婚姻，一氣之下到段其瑞兵營吃軍糧，在與俄國沙皇軍交戰時，因敗北散落在外蒙古，當時交通不便，音信全無。祖父母都以為他已戰死沙場，終日傷心不已。次子梁恒軒，就是我的父親。他性格內向，為人本分憨厚。三子梁恒榮，他最小，以后成了我哥哥學著跑單幫的師傅。一女排行第三，也是我唯一的姑母。
祖父從他的上人那里得到七畝多地，但由于地少人多，靠收成難以糊口，所以每到農閑總是要做些小生意，以資補貼。主要是泡黃豆芽和磨面賣。因為泡黃豆芽可以得到不發芽的壞黃豆，磨面粉可以剩下麥麩，這些均可作為糧食供人食用。這些手藝也傳給了我的父親和叔叔。
伯父的被迫投軍，而又音信全無，這給祖父母的心靈造成極大的悲痛。我母親嫁過來不久，我的祖父就一病不起。全家人的生計落到我父母身上。由于家貧窮，加上當時農村缺醫少藥，我的大姐出世不久，祖父去世，接著祖母又病倒了。正巧又是二姐出世，祖母去世，所以我的母親一直不喜歡二姐，認為她的命硬克人，想找個人家送掉。但那時窮人女孩的命不值錢，沒人要只好自家養著。
祖父母的相繼去世，用我母親的話來講：“家里已窮得叮當響，能賣的都賣了，不能賣的也沒人要。家里的七畝多地當給有錢人家五畝。當出去的土地再返回來自己種，還得付地租，剩下的兩畝多墳地，這是絕對不允許動的。實際上是除掉墳頭，幾乎沒有可耕種的地。祖母去世的第二年，姑母要出嫁。這時家里已無可陪嫁的東西。想借都借不到，因為家里沒有可抵債的東西。
姑母出嫁后，我的哥哥出世了。家里雖然人口沒增加，但走掉的都是能做事的，出生的都是只能吃飯的。我十五歲的叔叔開始給本莊有錢人家幫工。這樣他可以睡在有錢人家的草窩里。因為這時全家只有一條可以蓋的被子。父母和我、姐姐、哥哥只能同時躲在一條被子下御寒。父母合用一條能穿出去的褲子。這是家里已窮到找不到一條可供上吊的繩子。
有一年春，地里犁田，我家里只有一頭瘦小的毛驢。要犁田必須配一頭大牲口，于是就借用堂伯父家的牛。這兩頭牲口沒有合過具，結果牛用角將毛驢的肚子抵個洞，血流如注。毛驢是全家的命根子，它要是死了，地再也無法種。母親真的絕望了，她自告奮勇回家合面，糊上被抵破的驢肚子。其實她想回家一走了之，在家東找西找，居然找不到一條能讓她上吊的繩子。她把腳上纏足的布帶解下來，搭在房梁上結好套，手抓住套子哭泣，而終因舍不得三個孩子正在猶豫時，我的叔叔突然回來，這才使我的母親免于一死 。
也許真的是蒼天有眼，一家人正在走頭無路之際，我的伯父從蒙古托人帶回來一百塊銀元。那時的一百塊銀元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我們贖回當地，還掉債，又給姑母補點嫁妝，還給叔叔定了親，余下的錢父親留作做生意的本錢。在憶苦會上，除了訴說苦難的家史，也訴說了自己不幸的童年。
我重復母親給我講的故事，正是這段悲慘的故事，讓全系師生為之動容，所以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從我的階級本性上是極易引起共鳴的。
學雷鋒，見行動，這是當年的口號。我自然不能只喊不做。做有幾種，一種是預先安排的，按照某種預期的目標做。例如：組織歌頌雷鋒精神的詩歌朗誦會，有關雷鋒故事的講演會等。還有一種是非預期的，我在一次偶然中救過一位青年人的命。
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的一個星期日。上午，我沿著屯溪路西上安徽醫學院去看同學，當我走到省電力局宿舍南門口時，發現路北排水溝邊躺著一個青年。當時我并不知他的死活，急忙過去看看。見他雙目緊閉，口吐白沫，用手放在他的鼻孔處，發現他沒死。我就認為他病倒了。那時車輛很少，更不存在“的士”。我只好站在路邊等路過的汽車。等了大約半個小時，才老遠看到一輛小汽車從西向東開，于是我就站在路中間招手攔住它。開車的司機問我干什么？我告訴他：路邊有個病人快死了，請你能不能將他送到附近的醫院。司機問病號是我什么人。我告訴他，我也是偶然發現的，我們沒有任何關系。因為那是學雷鋒的日子，司機再也沒說什么，并幫助將病人架到車里，送到就近的建設廳醫院。那時的醫院也是學雷鋒做好事，實行人道主義，“救死扶傷”，知道我本身就是做好事，所以連號都不要掛，拿起聽診器就為病人做檢查。結果是：病人無病，是又急又餓造成的虛脫，給他注射一針葡萄糖，然后，叫我帶他到飯店吃點東西。我帶他到屯溪路和寧國路交叉口的小飯店里，用了三角錢，給他買了十個獅子頭。他居然狼吞虎咽地一口氣吃完了。我這時才想起來問，你家在哪里？打算到哪里去？他告訴我，他姓陳，家里很窮，想到合肥來看看，找點事做，帶的干糧吃完了，沒有錢，落成這樣。聽到“窮”字，心里就產生了無限的同情。我叫他在飯店等著，我回去給你弄點路費。我當時總共也只有十元錢，而且不在身上。我讓我們的團支部書記（也是中共黨員）保管，這樣，我可以控制一下自己太見義勇為。取錢時，免不了受到盤問，只好實情告之。取了十元錢回到飯店，我步行將姓陳的青年送到汽車站，我給他買好車票，余下的錢也全部給了他。臨分別時，他說他識字，并給我寫下了他家的地址：霍山縣某鎮的。以后我也沒有與他聯系過。我真不知道，當時將錢送給別人后，那個月的生活是如何度過的。有可能是與女友合吃，或許是班上同學伸出雷鋒式的援助之手
正是由于我找團支部書記取錢時如實告知，事情無法保密，傳到系里，系里又傳到學校，這樣，我又成了學校學雷鋒的好榜樣。在當年工大辦的學習雷鋒先進事跡展覽上，我的救人事跡被制成圖，列成單獨一章進行展覽。我的經歷，我的工作成績，把我推到榮譽的高端，又正是這一高端把我推進了情感的深淵。
4. 愛情與革命接班人
我的愛情幼芽是一九六二年秋到系學生會工作后開始萌發的，這不意味在這之前，我是一塊木頭，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不例外，。只是在中學時期，自己有個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我的情欲被人性產品——理想所抑制，即使到了大學，由于學習任務重，學校的“六不準”規定，也不允許學生談戀愛。再說，我又是黨員，是學生干部，更應模范遵守學校的規定，所以戀愛是不敢想，也自然無所謂。
我到系學生會工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籌備學校舉辦的秋季文藝匯演。由于我剛到學生會工作不久，對學生會的干部并不很熟悉，但有一個例外，就是文藝部的副部長。
首先，她是我的同屆﹑同專業不同班的同學。無線電技術專業當時只有兩個班，人數不足六十人 ，常在一起上課，名字都叫得出，我們當然不陌生 。其次，大學一年級時，她是文藝干事，后因部長是畢業班學生，按慣例畢業班的學生應退出學生會工作。在系團總支討論文藝部長人選時，討論過她，這等于在我擔任學生會主席的同時，她也升為文藝部副部長。其三，是在籌備校文藝匯演節目時，我們在工作上發生聯系較多。因為她是一位上海姑娘，也許我是出于農家子弟的某些狹隘，對上海姑娘總無太多的好感。但一年一度的校文藝匯演對于系學生會來說很重要的工作，不能辦砸了。再者，我對剛上任的文藝部長也不是很放心。所以，對參演節目的選定、排練，乃至演出前的化妝，我都親自過問。這樣，我們在工作上接觸得很頻繁。在這段時間里，她給我留下印象比較深的就是演出前的化妝。
無線電系參演的節目一共四個。六二年秋，還沒有什么大的政治風向，匯演的節目也多為歌舞、樂器演奏之類。在系參演的節目里，就有文藝部長的獨唱：《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參演人員都在忙于化妝，我問她為什么自己不化妝。沒想到，她把臉正對著我說：“你看，我的臉這么紅，還要化妝嗎？”我真地將她的臉蛋與化好妝的比較一下，的確差不多。她那白里透紅的本色，比化好妝的看上去更自然。我說：“你的面部可以不要再化，但你的眉毛偏淡，眉宇偏寬，如果不把眉描寬，描濃，舞臺上大燈一照，額頭顯大，整個面部分割不成比例。”她聽了我一番略知專業的評論，急忙對著鏡子看看自己，她服了。
演出結束了。我沒有想到她有一副動聽的歌喉，她也沒想到我對舞臺知識略知一二。熟不知，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舞臺上的“角”。初中畢業時，學校要保送我到省藝校學習六年的編導，我沒同意。因為我對文藝還抱有某種不正確的偏見。
用過夜餐，我們邊走邊談匯演情況。從禮堂到女生宿舍不過三百米，很快到了分手的地方，但雙方都有些話語未盡的感覺，并沒有立即分手，而是拐到一條岔路上停下來。這時正值秋高氣爽，皓月當空，銀光千里，風清涼而無寒意。不知是話長，還是良辰苦短，不覺月影偷移，心無時漏，不知何夕。這是我第一次和一位美麗開朗的姑娘在月光下長時間的說話，這次談話是我們心扉彼此靠近的開始，也是以后步入永久痛苦的開始。正因為如此，我不能在我的書里出現她的名字，我要讓她過早離開人世的在天之靈得到安息。我們自從那天月光下交談之后，當時的情景在我腦海里總是揮之不去。但學校的紀律是不允許學生談戀愛，談戀愛是要受到批評，乃至處分的。但愛情的力量是強大的，不能公開，可以轉入地下，而且是壓力越大，所產生的反作用也越大。我們終于在六四年的元旦互相表明了相愛的心跡。
記得六三年底的某個晚上，我們偷偷地到遠離學校的光明影院看電影。影院內的氣溫較高，她將上身的棉衣脫下放在我的懷里抱著。由于不慎，將她掛在棉衣口袋里的鋼筆丟失了。上課時，她只能用鉛筆記筆記。我用二姐寄給我買越冬衣服的錢，給她買了一支較好的鋼筆送給她。其實，我并不懂什么是定情之物，只覺得她沒有筆無法做作業，無法記筆記。恰巧，元旦我們都沒有看學校舉辦的晚會，在系學生會辦公室閑談。她突然滿面羞澀的送我一件小禮物，算是對我送鋼筆的一個回贈。拿來一看，原來是一只制作精美的書簽。正面是一簇花蕾，背面用鉛筆工工整整地寫了四個字：“含苞欲放”。當我拿到這樣的書簽時，心里一陣高興和狂跳，我情不自禁地擁抱了她，深深地吻了她。
正當我們表明互愛的心跡，沉浸在愛的幸福中時，一只無情的大手，也悄然向我們逼近。
六四年的春天是學校騷動不安的春天。學校學雷鋒的熱潮漸漸引向學“毛著”，即毛澤東著作選讀本，其中還分出甲種本和乙種本。我已記不清我們當時學習的是那個版本。學習毛主席著作，還強調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用”就是用毛澤東思想統帥我們的靈魂，戰勝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堅定無產階級立場，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紅”與“專”的問題成為學生們談論的熱點。毛澤東又提出，現行教育制度的改革問題。強調教育要為政治服務，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與此同時，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科學校的學生，也要接受正面教育。階級斗爭，階級成分也在影響學生的分化。在這種政治氣氛里，我隱隱地感到這些政治火焰早晚會燒到我和某某的愛情之間。她也有同樣的感受。因她的家庭是小業主，父親的死，她也不清楚，是否有歷史問題更不清楚。但我們都堅信進無線電系的學生都是要經過嚴格政審的，不應有什么重大政治問題。我倆之間的愛情恰恰在這樣的政治壓力下變得更堅定。但兩個人的純真愛情，無論如何也抵御不過組織的力量。
六四年年底，第一機械工業部所屬各院校抽調大批精兵強將，組成四清工作組，開進了合工大。進校后，名義上對學生不搞“四清”，只接受正面教育。但“四清”的內容，除清經濟，這一“清”學生沒有外，其余的清政治、清組織、清思想，在學生中都能沾上邊。因此，來無線電系的工作組，在學生中開展攻勢，要求學生“放下包袱，開動機器。”同時，在學生中也開始摸底排隊，重新組織階級隊伍。原來不成問題的問題，當時，在工作組看來卻成了階級意識和階級立場問題。無線電系的工作組組長丁同志（原華中工學院無線電系黨總支書記）找我個別談話。他雖然沒有明白地說我的戀愛問題，但他從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角度，對我提出高要求，要我站穩階級立場。緊接著，在年級支部生活會上，不點名地對我進行了幫助。這時大約已經進入六五年的元月。真是“朔風陣陣透骨寒”。越是這樣，我越是想從戀人那里得到愛的溫暖。她也感到是她的家庭出身影響了我，也盡量多給我些體貼和溫暖。這樣的結果又是工作組長不想看到的，認為對我幫助的溫度不夠。在下一次的支部生活會上，對我指名道姓地批評幫助。會上的火藥味很濃，把一樁戀愛問題上升到我要做哪個階級接班人的問題，上升到階級立場、階級利益的原則高度。這時，我真的感到心痛，一種被割裂的疼痛。
六五年的春季是寒冷的。為了不讓我一人在學校忍受痛苦，她決定不回上海與母親、弟弟團聚。其實我們各自的心都在流血，只想用自己的心靈將血跡擦洗干凈，而盡量將愉快和溫暖留給對方。正是這種心態，使我們的寒假過得還算愉快。但那只無情的政治之手，連我們用血洗出的笑臉，也不能延續，必須拆開。
春節過后不久，大約是三月底或四月初，系總支通知我，到總支辦公室去一趟。總支書記竇鳳岐找我談話。
雖然我不知道總支書記找我談什么，但心里也能猜出八、九分。肯定是我在戀愛問題上不回頭，大有越走越遠之勢。我是有備而去，準備挨一頓臭罵。但事實比我想象得要嚴重得多。我一進總支辦，竇鳳岐很客氣地讓我在椅子上坐下來。他是個山東漢子，孟良崮戰役中的英雄，人厚道而且直爽，開門見山地問我和某某的戀愛關系打算怎么辦。我一時不知該怎么回答，坐著不出聲。這時竇不高興了：“你梁守福平時不是很會講話嗎？今天怎么不出聲，你到底打算怎么辦？”我仍然不出聲。接下來，竇換一種問法：“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要不要服從組織的需要？”對這個問題我不能不作出正面的回答：“我是黨一手培養起來的黨員，感謝黨的關懷和培養，黨的需要，就是我的生命。”聽了這句話，竇高興得說：“黨現在需要你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你做不做？”我回答道：“服從黨的需要”。竇說：“你要做革命事業接班人，就必須同某某斷掉戀愛關系。這兩者，你只能選一個。要么你要某某不做接班人，要么你做接班人，就不能再與某某談戀愛。你到底要哪個？”我說：“這個問題能不能讓我想想再回答？”說完站起來想走。這時竇氣得桌子一拍：“你給我坐下，給你考慮的時間還少了嗎？今天必須回答我!”接著他又語氣緩和一點說：“你對她家庭的情況知道多少？”我說：“我們進校時不都是經過嚴格政審的嗎？”竇說：“一個時候有一個時候的政策，六一年看來不成問題的事，今天就成了問題。”接著，他就詳細地介紹某某父親的歷史情況。這時，我流下了兩難的傷心眼淚。一邊是黨的需要，一邊是我戀愛三年的無辜姑娘，在黨的需要的威嚴下，我終于退卻了。告訴竇：“我是共產黨員，我要忠于自己的誓言，服從黨的需要。”
為了徹底切斷我們利用工作機會發生來往，黨總支又與校團委協商，將她調到校學生會工作。我們近在咫尺，如隔天涯，只有兩心相懸。畢業分配后，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但多年以后，她得了免疫系統上的不治之癥。在她還能說話時，曾向同學要我的電話，想在電話里同我說點什么，但同學卻沒有告訴她。不久她就離開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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