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不能游離于哲學，市場不能離開政府，商業不能沒有道德。然而，現代資本主義越來越缺德，以“貪婪是好”作為信條的華爾街將這種無恥推向了極致。著名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坦言：“金融市場是不屬于道德范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這里，因為它有自己的游戲規則。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游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沒有道德而倚重法制的資本主義如今面臨嚴重危機，我們不能設想，一個沒有道德約束甚或無道德底線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場化改革，對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何裨益?
貪婪——可以摧毀一切的心魔
市場雖然是一只看不見的手，但是法律、道德客觀上劃定了市場主體的利益邊界。在法治尚不健全的條件下，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多的是得益于對道德的遵守——實際集中于宗教戒律的遵守。守道，即不能損害資本家共同利益，不能損害共同利益的基礎——契約精神，不能毀壞、鑿沉資本主義這個大帆船。
富人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叫陆屉m然擺脫了天主教發家致富的道德束縛，但是賺錢時更講究規則——恪守道德底線，契約、慣例(如在新大陸的土地、礦藏資源等“先到先得”)，發財后同樣要為富行仁，給教堂捐款，做慈善，救濟窮人，一個不會少。如此，資本主義雖然以血與火的文字載入史冊，但是血與火的背后、過后，有了很多溫情脈脈的面紗，光鮮靚麗的首飾，如此資本主義才有所謂“普世”魅力。
然而，金融資本主義(倫敦城尤其是華爾街)改變了這一切。作為金融業的核心，銀行原本有兩大核心功能：一是提供一個有效率的支付結算體系，便利各種經濟交易;二是評估與管理風險并進行放貸。作為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銀行原來的主要職能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國民經濟服務，在服務中體現價值，獲取收益。
從前，銀行的利潤主要來自貸款和存款之間的利率差額，銀行雖然掙錢容易，但是由于利差一般不大，賺得的也不多。隨著自由主義的泛濫，資本家貪婪心魔被喚醒，資本“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自由主義刷新了金融文化以及金融家的從業心里，銀行業為了獲得更高的利潤，銀行家們開始尋找新的方法以便在短時間內獲得更多收益——賺快錢、賺大錢。
于是，便有了金融“創新”，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體系生產了大量而復雜的金融品，這些金融產品不斷被衍生，最后復雜到連很多設計者也很難清楚了解產品的結構，以及具體的債權與債務關系。在依照市值定價(marktomarket)的會計標準下，持有這些金融衍生品的投資機構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資產負債表的真實狀況，更不知道那些持有類似金融衍生品的客戶的負債是否超過其資產價值。如此，相關各類金融機構無法準確地評估風險，更奢談什么管理風險與化解風險。
在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美國金融機構非但無法履行其核心功能——管理風險、配置資產并同時降低交易成本，相反地，它們錯配資產、鼓勵過度負債、增加交易費用，并不斷地制造風險。這種金融異化，消瘦了國家與大眾，獨獨肥了金融家自己。次貸危機發生前，美國金融系統創造的利潤占所有公司利潤的41%。美國華爾街的瘋狂竟然成為世界金融界的榜樣。
當然，貪婪心魔不是金融家獨有，更不是金融家們今天才有，而是潛藏在人類的內心深處。在經濟從屬于社會，市場受制于政府，商業遵從道德的情形下，人類的心魔受到了有效抑制。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金融業的發展，人類的貪婪心魔不斷成長壯大，不時沖昏人類的頭腦，主宰人類的行為。在資本主義誕生之初，英國“南海泡沫”就生動清晰地呈現人類被心魔控制而嚴重失去理智的情形。即便是當時最為理性的人士，也無法把控自己，被卷入股票狂潮的大科學家艾薩克?牛頓(1643-1727年)就如此哀嘆：“我能預測天體的運行軌跡，卻無法預測人類的瘋狂”。
當今世界經濟中，被粉飾最多同時也是最為骯臟的莫過于金融業。幾乎每天，金融家們都在上演惡劣行徑——龐氏騙局、內幕交易、掠奪性放款，施展詭計從倒霉的信用卡用戶或理財投資者身上榨取盡可能多的利潤。但是，這些惡劣的行徑無不是在創新、效率甚至正義的幌子下進行的。直到玩出金融危機烈火之后，這些金融精英們也絲毫沒有反省自責的意思。次貸危機爆發后，花旗集團董事會主席聲稱：每個人都應該為這場危機負些責任，但現在的輿論氛圍更多的是要逮著一個惡棍，然后辱罵這個惡棍。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痛斥，真是奇談怪論，傷害別人的人卻認為自己受到了傷害。
金融機構在貪婪的驅使下，總是傾向讓收益向自己集中，“把自己搞得多多的”，甚至是獨吞通吃，而往往把風險(動蕩與危機)留給局外人、社會與國家。收益歸自己，成本給大家。金融業的惡劣，不僅損傷市場機制——資源錯配(諸多優秀人才進入金融這一不創造價值而產生高額利潤的領域)、破壞經濟業績，而且更為嚴重的是，把賺錢當作生活的終極目標，毀壞了社會道德尺度，以貪婪為好，視欺詐為常，這種越發嚴重的“道德赤字”不斷惡化經濟與社會環境，加速資本主義的沒落。
金融創新——資產證券化，實質就是制造魔鬼
在貪婪驅使下，在短期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華爾街形成了以貸款公司的房貸為基礎，以銀行(主要是投資銀行)為中心，以商業銀行特別是“兩房”(即房利美、房地美)資金為后盾，以評級機構信用粉飾為前提，以美國國集團(AIG)等機構信用保險為依托，以各類基金參與買賣持有為支持，構成一個龐大而復雜的金融“倒金字塔”，支點卻是多半不具有償還能力的房屋借貸人。整個金融利益鏈條，實際上整個金融市場主體都參與金融欺詐與掠奪的罪惡活動，進行末日狂歡，都想趕在“審判日到來”(市場崩潰)的時候大撈一把。
就住房抵押貸款而言，美國政府為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形象工程，授權“兩房”向中產階級發放“合規貸款”。但是，華爾街在沒有政府鼓勵與支持的情況下，向基本沒有還款能力的人，發放了大量的次級抵押貸款。發放貸款的公司原本比較清楚借貸者的償還能力，清楚借貸者存在還不起貸款的風險。但是，為了產生、獲得更多手續費，貸款公司往往引誘那些實際不具有買房資格的人買房、買大房、買高價房，由此發放了大量的“欺騙性貸款”，即不要求這些買房人提供收入證明，或提供虛假、夸大的收入證明，就可發放貸款。
在業務操作過程中，貸款公司的業務員可以給不動產評估師一筆額外費用(為防止節外生枝，很多貸款公司會成立實際屬于自己的不動產評估公司)，把一棟原本只值30萬美元的房子估價為35萬美元，然后以“2.5萬美元首付+32.5萬美元貸款”售給買房者。為了不讓買房者感受到損失，貸款公司業務員可以給買房者5萬美元的回扣，實際相當于負首期付款。如此，貸款公司的業務員、貸款公司、房地產開放商、買房借貸人、評估師都能獲利，皆大歡喜。房屋出售了，經濟增長了，然而，市場被扭曲了，國家、社會被犧牲了，資本主義制度被損害了。
為了賺快錢、賺大錢，金融家們要求政府、監管部門放松管制，以便他們盡可能地施展手腳，拓展賺錢渠道。這個新渠道、新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收費”。上述貸款公司業務員不斷弄虛作假就是為了多收費。但是，平白無故收費肯定不行，因此需要巧妙包裝——金融創新。今日的金融創新實際上就是把金融家內心的貪婪魔鬼，從思維形態變為實際存在。金融創新，名曰提高經濟系統運行效率，增進或完善服務，其實就是要創造一切條件、更多機會來增加收費，重要導向便是積極從事資產證券化，開發金融衍生品。
資產證券化是現代金融創新的一個碩果。多年來，資產證券化被宣傳具有“多樣化和風險共擔”的優點。但是，實際情形是，證券化帶來了新問題要比它解決的問題多得多，嚴重得多。最為突出的是，創造了信息不對稱，增加與放大了風險。證券化過程涉及一個很長的金融鏈條，諸如抵押貸款這種衍生品，被一次次轉手處理，證券持有人與原始借款人的距離便越拉越遠，關系也越來越復雜，市場經濟中原本不可或缺的信任與信用也越來越淡薄，所有與抵押貸款相關的信息都被概括為冰冷的統計數據，如此信息會越來越不對稱，越來越依賴管理抵押貸款中介(收集買房者的支付款并將其分配給相關證券持有人)的責任心，而這類中介同樣也只是關心收費。
對于諸多類似次級抵押貸款等金融產品而言，買方比賣方、持有者比設計者對其中的真實信息通常會了解得更少。迄今，資產證券化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效率提高一直是個疑問，但是資產證券化過程產生了永無止境的手續費則毫無疑問，而且通常是在儲戶、理財者、借款人等銀行客戶渾然不知或規避監管和會計約束的情況下，產生盡可能多的手續費。永無止境的手續費導致史無前例的巨額利潤，令華爾街銀行家成為一個個肥貓——金融業為資產證券化而瘋狂。
次貸危機后，人們越來越清晰：資產證券化、金融衍生產品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若被適當使用可以用來管理風險，然而這種好處迄今更多停留在理論上;另一方面，正如沃倫?巴菲特所指出的，金融衍生產品具有大規模殺傷性。金融市場參與者往往偏聽偏信，聽信華爾街鼓吹它們開發的金融產品可以分散風險，而且還可以帶來高收益。實際上，一如權利與責任均衡，風險與收益也是對等的，金融原本不能消除風險，只是轉移風險。當收益若潮水般涌來之時，風險當然會在某個地方積聚，最終超出零界，引爆為危機。
風險是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必然組成部分?，F代商業活動越來越多地跨地跨國、跨期跨際，其成本與收益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控制與降低風險成為商家的必然選擇。銀行等金融機構聲稱，他們可以有效管理風險，甚至是化解風險。銀行的“獨門秘籍”或稱“殺手锏”之類的東西就是“金融工程”——資產證券化的技術設計關鍵流程。
現代金融通過引進高深數學努力將自己裝扮成科學，而且是一門高精尖科學。這就是所謂金融工程學，將一系列相關數據用一系列的數學公式表達出來，在數理推導、定量分析后，得出一定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神乎其神的模型，公式越復雜，涉及的數據越多，模型被認為越高級。盛名之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羅伯特?默頓)對此都異常癡迷，認定這是全新、實用的金融煉金術。
被經濟學家鼓吹“真正讓經濟學成為科學”的模型，如今已經反復被證明有內在的基礎性缺陷，因為模型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前提假設之上，而且依靠的是歷史數據。而實際情形是，在社會經濟化、經濟金融化、金融杠桿化的情形下，“黑天鵝事件”出現的情形越來越大，被忽視的假設前提出現的概率越來越大，未來至多是歷史的近似而不是重復，突變與偶發等一切皆有可能，根據過去來推測未來也越來越不可靠。
正是在一次次危機(而且一次更比一次慘烈)面前，這些神乎其神的金融模型、全新的金融煉金術、偉大的“金融工程”近乎完全破產了。根據模型，“一生只發生一次”的事件，實際上卻每隔十年就發生一次。根據模型，像1987年10月19日所發生的股票市場崩遺這樣的事件，每200億年才會發生一次，這個時間長度比宇宙生命起源的時間還要長，然而非常榮幸被美國遭遇了。而且，就在十年之后，另一個“一生只發生一次”概率，在1997-199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再次出現，它擊垮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一個擁有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自稱發明運用全球最完美模型、一度叱咤國際金融界的對沖基金。
事實是，銀行家們通過“金融工程”，可以在監管者所允許的風險范圍內，讓收益與風險極大化，眾多處于零界狀態的風險也是隨著收益的不斷增加而持續積累。“金融工程”往往只是將相關風險很好地掩飾起來，而監管者出于多方面原因(或對復雜衍生品一知半解、或出于華爾街的游說、或出于對自由主義放松監管的理念認同)，如此監管當局往往睜一眼閉一眼，甚至還加以庇護。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以及繼任者伯南克，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主席謝拉?貝爾等這些所謂“金融沙皇”，都來自華爾街或與華爾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都是大銀行的堅定支持者。
中國俗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對于華爾街銀行家愛財、貪財也不可給予更多的非議，但問題是華爾街為了快發財，發大財，竟然置“道”于不顧，采取欺詐甚或掠奪的手段，而且監管者竟然放任甚至鼓勵這種欺詐與掠奪。這恐怕就是滅亡前的瘋狂。
金融自由化——打開“潘多拉匣子”，釋放魔鬼
全球化開啟了一個傻瓜世界，現代金融市場越來越呈現出“博傻”特征——找一個比你更傻的買主，將燙手土豆——“有毒”資產賣給他。發放次級抵押貸款的貸款公司為轉移風險，把這些次級抵押貸款賣給了華爾街。華爾街銀行同樣為了增加收費，開始包裝衍生，信用評機構的粉飾當然不可或缺。信用評機構同樣為了增加收益，往往按級論價，級高價高，甚至直接參與投資銀行的金融衍生品設計，以便其獲得高評級。在得到信用違約掉期等保險后，這些金融衍生品被源源不絕地推向了市場，被賣到世界各個地方，甚至遠到北歐的挪威、阿拉伯半島的巴林以及太平洋彼岸的香港。許多國外的投資者并不了解美國的抵押貸款市場，但是憑借對“美國制造”的迷信，這些傻瓜蛋們竟然瘋狂地搶購這些有毒證券，歐洲同行近水樓臺，捷足先登，搶購了超過40%的有毒證券。
著名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認為，金融危機在過去的400年中大概每隔10年就出現一次。但是，從1945-1971年這1/4個世紀是個例外。而這個長達1/4個世紀沒有出現危機令人信服的解釋是：那段時間，對市場經濟進行了強有力的監管獲得了全球的認可。二戰后，正是得益于強大而周密的監管，美國出現了為今天的美國人津津樂道的“輝煌三十年”。強有力的監管來自《格拉斯一斯格爾法案》，這是1929-1933年“大蕭條”痛定思痛的結果，是監管大廈的基石。
但是，以貪婪是好、錢迷心竅的金融利益集團，一直聲稱過度監管會扼殺創新，多年來一直抵制金融監管，反對《格拉斯一斯格爾法案》。為此，華爾街利用金錢優勢，發動了極大的政治游說。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各種途徑包括“旋轉門”，直接向政府輸送自己的代理人。功夫不負有心人，正是在華爾街集團的長期持久的游說下，為美國金融穩定與經濟增長作出巨大貢獻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終于在1999年被廢除，而且華爾街還變本加厲，要把過去的“損失”奪回來，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Gramm-Leach-BlileyAct)，以確保衍生工具的使用不再受到約束。華爾街最終借國會之手，合法地打開了“潘多拉匣子”，釋放了魔鬼。
金融創新——實際是收費新花招——增加了信息不對稱，如此盡可能地轉移風險。銀行主顧原本被銀行當作上帝而精心服務的對象，如今銀行利用昔日積累的良好聲譽與依賴關系，將這些主顧視為欺詐、獵食的對象，除了欺騙性貸款外，掠奪性信用卡業務又是一個典型例證。為了控制、盤剝商業資本，作為金融資本的華爾街利用金融行業壟斷地位(資金存儲支付結算)與信息優勢，一方面竭力抑制電子支付機制(成本幾乎為零)的發展，另一方面通過開發信用卡近乎強行向商家征收“交易費”(維薩卡與萬事達卡的收費相當于產品售價的2%-3%)。
以金融創新之名開發的金融衍生品可以幫助銀行隱藏壞賬，甚至將壞賬從資產負債表中剔除，這能提高銀行杠桿率，增加銀行資產運用(包括投機)能力，當然也使得泡沫越來越大，使得泡沫破滅時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多年不透明的會計賬目以及用來欺騙監管者和投資者的復雜金融產品，已經給銀行造成了嚴重的后果：現在銀行甚至不知道它們自己真實的資產負債表是什么樣的?如果它們連自己償債能力都不知道的話，它們又怎么能知道貸款者的償債能力呢?金融危機爆發后，每個人都知道損失就在金融系統內，但是沒有人知道它具體在哪里，更談不上如何盡快消除這些損失。這就是次貸危機迅速轉化為信用危機、信貸危機的重要原因。
金融市場遠比一般商品與服務市場復雜，同時也更加脆弱。金融衍生工具、產品使現代金融系統錯綜復雜。尤其是那些為特定投資者“量身定做”的金融衍生產品，其結構通常更為復雜。因為標準化金融產品的競爭一般比較激烈，利潤也比較微薄。“量身定做”的金融衍生品，因為復雜而難以模仿，如此收費更多，可以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高利潤。但是，巨量的復雜而內藏風險的金融衍生品通常在“場外交易”，因為沒有監管或沒有有效監管，場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往往會潛藏巨大系列風險。市場被操縱，價格機制失靈，由此滋生的金融泡沫把金融投資者、金融衍生品相關參與者不斷推向瘋狂接著瘋狂的境地，“上帝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清算日在雷曼兄弟破產之際終于到來了。正是市場的魔力誕生了諸多金融衍生品，然而也是這些過于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毀壞了市場魅力。一如信用違約掉期，購買者為自己降低與化解相關市場風險的同時，卻將相關涉險機構推向萬劫不復的危險境地。因為通過信用違約掉期，一伙達成默契的獵手可以對相關公司(比如雷曼兄弟)進行攻擊，實際完成了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產品與工具的創新，遠遠超過了華爾街的掌控能力，超過了美聯儲等監管當局的監管水準。正是貪婪的心魔作祟，對金錢的無止境追求，驅使華爾街爭先恐后去設計制造魔鬼——金融衍生品，在華爾街游說、華盛頓背書下，盛裝魔鬼的“潘多拉匣子”被打開的。華爾街創造了魔鬼，華盛頓釋放了魔鬼，然而無論是市場還是政府都沒有方法與能力加以管理。新一輪放松金融監管以來，華爾街通過金融創新，設計制造了大量衍生金融產品，賺得盆滿缽滿，與此同時，卻將整個美國(政府、企業、大眾)沉淪于債務之中不能自拔。這幫信奉“貪婪是好”的金融嗜血者，為了一己之私，而將市場名譽掃地，將社會、國家、資本主義推到萬丈懸崖邊緣。
(說明：本文早在2013年11月12日之前就已完成寫作并在有關雜志上發表，并非針對某個特定的公報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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