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專欄
5月8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在《聯合早報》上發表《國有企業會導致中國國家權力危機嗎?》一文，洋洋灑灑數千言。其核心的觀點，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中國國有企業照目前的勢頭發展下去，“簡單地說，它會釀成一場國家權力危機”。
為什么會釀成一場國家權力危機呢?鄭教授的邏輯是：國有企業的擴張，會導致民營企業的萎縮，從而導致社會資源枯竭，而“社會資源一旦枯竭，政府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進而是政治基礎”。顯然，鄭教授把國企與民企之間的關系視為一種“零和”的關系，此長彼消是唯一可能的前景。
把國企的發展說成是對國家權力的威脅，這在反國企的陣營中，是一個比較新鮮也比較具有驚悚效果的說法。但這種說法很不靠譜。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強大的國有企業，正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基礎，沒有國企，很難想象政府能夠游刃有余地調動如此之多的資源來解決民生、社會和經濟問題。而就國企和民企的關系而言，在今天的中國，也絕非是“零和”的關系，而是互為合作伙伴、攜手共進的關系。
何以見得呢?回顧國企改革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經歷了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破產、改制浪潮后，國企已經從大部分競爭性行業中退出了——在第一產業中基本消失，在第二產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完成的增加值，目前僅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30%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煙草、電力、石油開采和加工、供水以及交通設備制造等領域。在第三產業的經營性行業中，國企基本集中在金融領域(上市后外資也占很大部分)。在批零商業、餐飲業、賓館業、公路客貨運輸等行業中，已經看不到國企的影子了。概括來說，國企幾乎退出了所有非資本密集型行業，與主要存在于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中的私營企業“隔行如隔山”，雙方基本處在不同的資源要素組織和不同的市場中。而所謂競爭，所謂對資源和市場的擠占，都是指同行業中不同主體之間發生的事情，大部分民企與國企并不處在同一個行業中，怎么會出現國企擠壓民企發展空間，導致“社會資源”枯竭的事情呢?
鄭教授在文章中，把民企的融資難歸咎于國企，這就更是信口雌黃了。的確，很多中小民企難以在發展中獲取足夠的貸款，但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11年底，我國各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余額為80.9萬億元，貸款余額為54.8萬億，兩者相差近26萬億。也就是說，目前我國處于流動性過剩局面，并不存在銀行惜貸情況，也不存在國企吸收貸款擠壓了民企貸款空間的事實。民企的融資難，從直接原因上看，主要是因為民企可用以抵押的資產不足，而且擔保公司不夠發達。要知道，中國的銀行已經商業化、市場化了，發放貸款要考慮風險收益，民企自己無法滿足銀行的貸款要求，不關國企什么事。
鄭教授在文章中，還把2008年中央推出4萬億元救市資金視為國企急劇擴張的主要原因，這只能說明他完全不了解國企資金的來源渠道。這4萬億元資金主要是出自國家財政，因此只能撥付給國有部門而不可能直接撥付給非公有制部門，否則就等于化公為私。況且，這部分資金多半是原來國家規劃項目中就已經安排的，只不過提前撥付了而已。何況，這部分主要用于基本建設的資金中相當一部分會間接流向民企，因為項目中無論原材料、設備的提供還是施工都會需要民企的參與，因此民企也是這4萬億元救市資金的受益者，沒有這4萬億元的投入，很多民企可能早就破產了。
如果國企的發展不是民企萎縮的主要原因，反而為民企的增長提供了市場機會的話，那么究竟是誰擠壓了民企的生長空間了呢?
統計數據表明，在多數競爭性行業中國企所占份額往往不足10%，行業內的競爭主要發生在外資和民企之間。即使在所謂國企占優勢的行業中，剩余部分中的大部分還是外企比民企份額大。這也就意味著即使國企退出，占領這些行業的也很可能并非民企，而是外企。
更何況，在大多數競爭性行業中，即使民企增加值份額大于外企，但龍頭企業也往往是外企，而市場競爭的大趨勢是逐漸趨于龍頭企業的壟斷，龍頭企業的市場份額往往越來越大。國家發改委研究員高粱就曾指出：到2005年，全國四大年產8萬噸以上的洗衣粉企業中，有三家是外資，國內十大民用洗滌劑品牌基本消失。美國寶潔系品牌占有60%以上的國內市場。在化妝品領域，130多家外企占有40%銷售額和80%以上的利潤。13家最大的醫藥企業大多被外商控股。國內原有九大碳酸型飲料公司已有7 家被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收編，外資飲料已經占領我國飲料市場70%以上的份額。
尤為嚴重的是，目前中國大型超市的80%是外資企業，如家樂福、沃爾瑪，甚至泰國的易初蓮花等。零售行業是商品的最終出口，大型超市由外商控制，對外國品牌的商品往往不收所謂“站位費”，并擺在明顯位置，但對中國品牌就加收各類名目，給予歧視性待遇，這導致中國民族品牌逐步被擠出市場，很多民族品牌生產商都在抱怨這些問題。而從商業發展的歷史看，一個大型超市開門，周邊半徑2公里內的小商店就很難存活。80%大型超市是外資，對中國民營小商業沖擊是致命的。
總之，中國如果要為民企打開生存空間，最重要的是要限制外資，而不是限制已經和民企形成互補關系的國企。限制了外企，民企才能獲得基本的發展空間。
鄭教授把國企發展可能帶來的后果看得如此嚴重，那么究竟應該怎么辦才能避免“國家權力危機”呢?雖然鄭教授說的很繞彎子，但歸根結底還是主張國企要“把應當讓民營企業做的讓渡給民營企業，把那些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能做的領域也讓渡給民營企業”，總之不脫“國退民進”的窠臼，實在是太沒有新意了。
在筆者看來，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為避免“國家權力危機”，還真應該是“國進民也進”——國企民企攜手共進，共同建立屬于中華民族的強大的民族經濟。那么，誰應該退出呢?外資!跨國資本的逐步退出，才能為中國民企讓渡出足夠的發展空間，使中國實現國強民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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