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擊世行和吳敬璉們的顏色革命企圖

反擊世行和吳敬璉們的顏色革命企圖　　

葉勁松　　

2012年2月27日，不少網站貼出了名為《世行報告:中國若不深層次改革可能面臨經濟危機》的貼子（以下簡稱世文）。貼子講，“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這兩天正在訪問中國，將在今天(27日)協助發布一份由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撰寫的報告”。 原來，這不是“世行報告”， 而是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極力鼓吹在中國全面搞向國際資本主義接軌的吳敬璉，就在該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報告。世文表現出世界銀行及他們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跟屁蟲們，圖謀掩蓋中國“可能面臨經濟危機”的真正原因，也表現出他們企圖在中國掀起更大范圍的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罪惡企圖。正如媒體講，“從《華爾街日報》披露的內容看，報告（即世行報告——筆者注）最熱辣的建議是‘敦促北京方面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使之在運營模式上更接近商業公司’” 。即敦促中國共產黨不搞共產，搞私產，企圖將中國更全面、徹底私有化。　　

與《世行報告:中國若不深層次改革可能面臨經濟危機》相呼應，第2天（即2012年2月28日），不少網站貼出《  中國經濟周刊》與吳敬璉的訪談錄——《經濟學家吳敬璉：政治不改革經濟改革落實不了》（以下簡稱吳文）。吳文有一部分專門談所謂的國有企業改革，這部分的標題是：“國企應該繼續‘退’”。因此，吳文也是企圖促進更大范圍地不搞共產，搞私產，將中國更全面、更徹底的私有化。　　

佐利克的到來，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報告的推出，以及吳文的呼應貼出，說明國際資本主義的代表（世行及佐利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我國某些媒體中的西方走狗們，早就勾結呼應，以推動更大范圍的私有化。為此，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里的西方走狗們，不惜用中國 “可能面臨經濟危機” 進行恐嚇中國。似乎更大范圍的私有化，并按它們的要求進行資本主義的“政治改革”，就能避免經濟危機似的。　　

中國的確“可能面臨經濟危機”， 但這是遍布我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造成的，尤其是遍布我國的私人資本主義所造的。也就是說，正是世行等西方勢力和我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極力推動而產生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中國“面臨經濟危機”的禍根。但世界銀行及他們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漢奸們，其階級性決定了他們都企圖掩蓋我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矛盾，決定了他們不想揭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不合理性。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生產關系應該適應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高度社會化的生產，要求生產關系也應與之適應，即應由整個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和產品，并由全社會加以管理和使用這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來適應。即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因此，資本主義高度社會化的生產，與生產資料及產品被資產階級私人占有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它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適應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資本主義世界每隔幾年發生一次經濟危機的根源，也就在這里。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會產生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和迫于外部競爭的壓力，總是盲目地、不斷地擴大生產規模，造成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但資本家擴大生產并不是為了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為了剝削勞動人民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因此造成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我國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的擴大，都表現出這點）。具體表現為，資本家為更多獲得利潤而千方百計壓低工人的工資；小生產者因為競爭力差而大批破產，高效率的新機械設備的采用使工人大批失業,使這兩部分人購買力大大下降；還沒破產的小生產者，因為競爭能力差，也只能勒緊腰帶，節衣縮食。因此，市場擴大遠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最終導致生產過剩危機的發生。馬克思指出：“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人民大眾的貧困和他們的受著限制的消費，但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生產的沖動，卻是不顧一切地發展生產力”（《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頁）　　

我國現在還未發生經濟危機，但我國搞與國際資本主義接軌（名曰“與國際接軌”）的改革，使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居主導地位之后，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就一直在我國存在。我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不斷講內需不足，要刺激內需，就是我國資本主義剝削生產關系下，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的表現。我國講了10多年的內需不足，要刺激內需，卻解決不了這內需不足的問題，就是因為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居主導地位之后，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要消滅這個矛盾，徹底解決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就必須消滅我國的我國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　　

我國這10多年一直有上述矛盾存在，并為此一直喊內需不足，為向又未發生經濟危機呢？因為我國這10多年一直采用積極的國家經濟干預，以及我國生產能力大舉擴張國外市場，通過10多年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造成的投資需求和占領國外市場，緩解了國內勞動群眾購買力不足對我國生產擴張的制約。而當我國出口增長和上述投資增長嚴重受阻時，我國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國內需求不足的矛盾就將尖銳化，就可能產生經濟危機。　　

因此，我國可能產生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是國有企業，而是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們所樂見、并企圖繼續推動擴展的我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另外我們可以看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實踐對比。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前，以國營企業為主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從未發生過需求嚴重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危機。而以私有企業為主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時期每隔幾年就發生一次生產過剩危機。這歷史事實也說明，國營企業不是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以私有企業表現出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才是經濟過剩危機產生的根源。　　

并且，從1980年代初里根上臺算起，西方最近30余年大搞以私有化、資本自由（美其名曰市場自由，以掩蓋這自由是大資產階級的自由）為特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這期間，歐洲、日本將大量國企私有化，美歐日搞了許多社會保障項目私有化），這私有化、資本更加自由化的“改革”，使大資產階級通過將更多企業和領域私有化而獲利，并更自由地壓低工人工資并削減工人福利，極大加劇了工人和資產階級間的貧富懸殊。結果是這30余年來，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縮小之間的矛盾，趨于更加嚴重。具體表現為這30余年的年均經濟發展速度，遠不如戰后到1980年代初的35年的年均經濟發展速度。并且，2008年發生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美國、日本以及廣大西歐國家的工業生產，直到現在也還未恢復到2008年危機前的最高水平（即2012年初，工業生產還遠未達到2007年的最高點）。經濟的長期低迷和資本自由地壓低工人工資并削減工人福利，社會貧富懸殊加劇，又引發了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和西歐此伏彼起的勞動者抗議浪潮，使西方又陷入嚴重的社會危機。　　

以上歷史事實說明，以私有化、資本更加自由化為特點的“改革”，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更加嚴重，從而使經濟發展速度更慢，經濟危機更嚴重，危機后的復蘇更加乏力，社會危機加重。　　

正因為以私有化、資本更加自由化為特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加重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社會危機，在2012年1月底召開的“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的未來成為一個時髦的話題”。 有媒體稱,“冬季達沃斯掀起了一場資本主義大反思。各種各樣人士對資本主義體制提出了質疑”。　　

現行的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加重了資本主義的各種危機，以至眾多資產階級人士也不得正視現實，對其廣為質疑的時候，世界銀行和吳敬璉們，卻要把這加重各種危機并廣受質疑的一套引入中國，把它作為防止經濟經濟的妙藥推薦給中國。雖然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們沒有，也不能拿出證據或事實來給它們的觀點以證明，但他們就要我們相信它是妙藥。不過我們可以肯定，如果真的把它付諸于實踐，它將不是它的推薦者所說的是一劑防止經濟危機并使民眾獲利的良藥，對中國勞動大眾來說，它將是一場噩夢。因為它將造成中國更大的貧富懸殊，并加快經濟危機的到來。這是西方最近30年歷史和拉美、俄羅斯、東歐的私有化以及90年代我國國企私有化的教訓告訴我們的。　　

正因為私有化只對資產階級有利，對勞動大眾不利，對國家經濟發展不利，所以一直遭到各國勞動大眾反對。這里我例舉部分網上媒體關于各國勞動大眾反對私有化的報道：2002年“10月3日，成千上萬的法國工人走上巴黎街頭示威游行，抗議法國企業的部分私有化計劃。……工人們認為，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不能使企業更好地運作，還將導致更多的失業，更多地剝奪工人的養老福利。”2004年“法國電力部門工人6月16日切斷了巴黎埃菲爾鐵塔和法國總統官邸愛麗舍宮的電力供應，以抗議政府計劃將兩家國營公司部分私有化。”2005年《工人罷工反對私有化 法國鐵路幾近癱瘓》，2006年《NHS（英國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后勤部門罷工反對私有化》，2009年《法國五大工會全國性罷工 反對郵局私有化》，2010年《歐洲多國郵政員工抵制裁員及私有化計劃》、《民調顯示英國皇家郵政私有化未獲多數民眾支持》。“據俄新社報道，逾80萬印度民眾參加了始于28日的罷工活動，他們抗議物價上漲，反對將國有公司私有化的提議” 。各國勞動大眾反對私有化，是生活經驗告訴他們，私有化是官商勾結的腐敗，只對資產階級有利，對勞動大眾不利。　　

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們的私有化要求，不僅是中國經濟的毒藥，還有他們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政治企圖。　　

西方要在中國成功的搞顏色革命，需要創造幾個重要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削弱中國共產黨，壯大與共產黨對立的力量，通過促進中國的貧富懸殊和經濟危機的發生加重民眾對執政黨的不滿。　　

而我國如接受世行和吳敬璉們的私有化改革要求并實施，將加速以上幾個重要條件的形成，加快西方策化而西方走狗們積極促進的顏色革命成功，加快它們消滅中國共產黨的過程。　　

1989年的反革命暴亂之所以失敗，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當時我國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還比較少、比較小，私人資產階級能夠支配的人員比較少，私人資產階級不能夠支配大量人員去參與企圖推翻我國社會主義的“運動”， 只能利用受蒙蔽的、對我國搞市場經濟后大量腐敗有很大意見的學生去參加“運動”。 因此，那次反革命暴亂失敗后，有位參與暴亂的大“民營”老板總結說，他們的失敗在于當時私有經濟還不夠強大。　　

南巡講話時，鄧小平說：“我們有優勢，有國有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1頁）與那位參與暴亂的大“民營”老板把私有經濟作為推翻共產黨的力量相對應，鄧小平將國有企業和當時的集體企業——鄉鎮企業，視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和經濟力量，政權是其政治力量。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們積極促成的與國際資本主義接軌，首先以“經濟改革”的名義，將大量國營企業私有化，并將幾乎所有集體企業私有化，從而極大削弱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和經濟力量。　　

與此同時，由于大搞與國際資本主義接軌的改革，我國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已在我國經濟中居主導地位，敵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已大大增強。我國國有企業的經濟總量，在我國經濟中比重中己居少數地位。這己大大削弱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基礎和與資產階級對抗時所能依靠的力量。另外，我國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擴張，各級官員大量接觸私人資本家，以及私人資本家對各級官員和學者的大量拉攏腐蝕，使許多官員、學者已墮落為資產階級利益的維護者、辯護士。而一旦西方策動的、類似1989年的反革命暴亂或顏色革命發生，這些官員、學者就會公開站在暴亂或顏色革命那一邊。　　

這些官員、學者現在和世行等西方勢力勾結，企圖在中國進一步搞私有化（他們將其掩飾為爭取“國退民進”。他們將資產階級掩飾為“民”， 將他們為占總人口極少數的剝削階級——資產階級爭利的丑陋的、非正義行為，美化為為全民爭取利益的正義行為），進一步削弱了中國共產黨的經濟基礎和經濟力量，并進一步壯大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勢力，爭取在他們搞的顏色革命爆發前，使中國的力量對比進一步向有利于他們的方向轉化。　　

另外，這些官員、學者和世行等西方勢力也知道，國有企業的再一次私有化高潮的發生，必定是又一次腐敗高潮的發生（因為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都是賤賣國有資產，都是國有資產的大流失，并使參與私有化的官員和資本家獲利），又是一次工人下崗失業高潮的發生，又是一次大量工人及家屬墮入更加貧困境況的嚴重事件發生，并加重社會的貧富懸殊。大量工人及家屬墮入更加貧困境況和社會貧富懸殊的更加嚴重，使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更加嚴重，使經濟危機提前到來。而這一切，只會使廣大民眾怒罵執政的共產黨，使廣大民眾的民心進一步遠離共產黨，進一步削弱共產黨執政地位，使社會更加不穩定，使西方勢力及在中國走狗搞顏色革命的時機更加成熟。因此，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們搞的以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所謂“改革”報告，實際是西方勢力及在中國走狗為中共設的一個陷井，設的一個促使中國加快走向經濟危機、社會動亂的顏色革命陷井，如中共照他們的報告搞私有化，將掉入他們的陷井，他們想以此陷井埋葬中共。　　

媒體曾報道2011年3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作的名為《吳邦國：從國情出發不搞三權鼎立和私有化》的報告。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2012年春節學期開學典禮上講話則說，“保持黨的純潔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要求……保持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而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們的、以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改革”要求，不僅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害，違背吳邦國同志不搞私有化的要求，而且直接違背馬克思主義政黨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歷史使命，是對“保持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的徹底背離，是企圖為全盤私有化制造輿論，進而徹底廢除馬克思主義對黨的指導，廢除黨“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　　

中國共產黨和廣大勞動者，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教導，“保持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設破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西方走狗們的陰謀鬼計，旗幟鮮明地反對它們鼓吹的國企私有化的論調，反擊西方勢力及在中國走狗通過私有化，將中國推向更多人們失業并極端貧困、貧富懸殊更加嚴重而他們獲利的罪惡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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