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演講：國有企業與中國模式

民聲網（www.mshw.org）轉載自國企新聞網（www.chinasoe.com.cn）

（注：這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韓德強 10月21日在“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發表的演講實錄）

“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現場直播：

http://www.chinasoe.com.cn/2011_gq_forum/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韓德強

         韓德強：各位嘉賓，各位領導，很高興在這講一講國有企業與中國模式。我想從哪里講起呢？我跟耿總多次接觸，我感覺到他有一種焦慮癥，就是被民間輿論給罵的，因為他辦國企雜志，把撒給國企的氣給撒給《國企》雜志了，國企被妖魔化，《國企》雜志也被妖魔化，但是妖魔國企的輿論哪里來的？我想恐怕就是來自核心地帶，來自政策設計部門。為什么呢？我們聽到了一系列的言論，實際上說國有企業從制度設計上，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缺乏效率，缺乏競爭力，國有企業從根本上就是產權不清晰，因此再改只能是叫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要從國營變為國有變為國資，完全的市場經濟地位。邏輯上說也就沒有國有企業了，也就沒有國營企業了，都變成國資，各自去獲取利益，每個企業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負責社會責任，不承擔宏觀調控的義務。我感覺這個就是妖魔國企的根源所在，國企一肯定搞不好，假設搞好了那是壟斷，假設不因為壟斷，競爭性的國企搞好了怎么樣，那是暫時的，總之國企就是搞不好。國企做出點成績，他說你是壟斷沾點光，如果有了點問題，他說你本來就是問題重重，這樣我們形成一個圍剿國企的輿論。這個輿論背后實際上是把市場給神圣化了，把私有制，把市場經濟自由化給神圣化了，一方面相信市場可以自動配置資源，對資源配置不但要起基礎性作用，現在看來還希望對市場配置起主導性作用，這樣就形成市場的迷信，我這個人是屬于對市場迷信比較敏感的人。我主張的體制實際上叫混合經濟體制，這里頭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既有民企，也有國企，誰要妖魔誰都不可以，國企或者公有企業去妖魔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說成十惡不赦的，這是過分，這種輿論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萬惡之源。但是我們現在倒過來，國有企業公有制是萬惡之源，這個顛倒實在是太大了，混合經濟體制思想也不是今天中國人的發明。如果要說起來的話，連西方的經濟學家也承認混合經濟體制的必要性，也知道現實的經濟體制實際上都是混合經濟體制，從美國到德國到法國到日本，哪一個國家真正有純粹的完全市場化的經濟體制，哪一個國家做得到？從來都沒有做到過。相反我們看到的是華爾街的游行，看到的是私有制市場經濟它造成了極度的兩極分化，華爾街游行的口號就是1%對99%，美國的財富在這樣一個比較高度市場化的社會里頭，財富集中到了1%的人的口袋里頭，制造了嚴重的債務危機、金融危機，按說今天這個時代跟三十年前不一樣的是，實際上是西方世界在展示他們的破產，他們新自由主義理論遇到了破產，但是這種理論在國內仍然有市場。我也多次聽朋友講，咱們國企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要資產證券化，要上市化，甚至要整體上市化，這個邏輯實際上還是沿著新自由主義的路子繼續往前推進，但這個往前推進最后的結果恐怕也要出一場華爾街革命，在北京估計是復興門那一帶被占領，而不是去占領天安門廣場。
       這個結論要是出來，實際上就意味著1992年黨中央所提出來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成立，我在92年就感受到理論界的兩種思潮，一邊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只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批人的解讀，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個過渡，最終是要回到計劃經濟公有制，我感覺這兩種都是走極端的。可能正常的狀態，可取的狀態它恰恰是允許國有和私有，公有和民用長期共存，和平共處。這種混合經濟體制里面的比例都可以調，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根據我們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官員的道德水平、覺悟水平，你可以調整這個比例。但這兩個成分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是推到毛澤東時代，真的完全消滅市場了嗎？沒有，資本主義的尾巴也是割而不盡的，那時候是計劃成分的高，而不能說是絕對的計劃經濟。混合經濟體制有可能是作為目標模式出現的，這個才是叫中國模式。
       我們今天有中國模式這個概念，但是政策制定部門有相當多的人不把中國模式放在眼里，就是中國模式非驢非馬，要搞只有跟西方接軌，只有美國模式，只有西方模式。我是想講一個歷史故事，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通過搞混合經濟體制，使得民富國強的有很多重要的歷史可以提及，一個就是齊桓公手下的管仲，管仲為相，他完成了一個什么事情呢？其實就是建立了調節市場供求關系的九個國營商業機構，包括糧食局、煙葉局，建立了九個調節市場供求關系的國有機構。基礎是什么？基礎是民間的私有和市場交易，靠這么一套混合經濟體制，管仲使得齊國實現了民富國強，齊國因此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后來漢武帝時期又有一個鹽鐵論，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管仲時期漢武帝時期都提出這么一種混合經濟體制，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實行重農抑商的經濟體制，這種模式就是中國模式。為什么要重農，為什么要抑商？實際上商是最有社會活力的一個群體，但是他太有活力了，一不小心可能就把社會全部財富集中到少數商人手里，造成財富兩極分化，造成流民遍地，所以商一方面是繁榮，一方面是發展，一方面是充滿活力，另一方面是稀釋社會財富的巨大力量，任何一個王朝必須要對商業擴張抑制。怎么抑制呢？在中國古代社會缺乏遍及全國的比如說工商局，比如說稅務局，比較低成本的抑商措施就是對商人進行貶低，迫使賺了錢的商人要把財富轉移一部分給社會，剝削的時候你也得仁慈一點地剝削，這樣就維持可持續剝削，可持續發展，這實際上是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是有歷史積淀的，是有長期的中國歷史作為經驗教訓的借鑒來源，也是有我們二戰以后的全球各個歷史所證明的，所有國家當他順利發展的時候，當他社會良性運行的時候，都有一套抑商的機制，都不可能是重商的。反過來1980年以后全球開始新自由主義的浪潮，開始放縱商人的力量，結果短短30年時間，全球變得高度兩極分化，兩極分化以后就是恐怖主義，而不單是利比亞出恐怖主義，伊拉克、伊朗出恐怖主義，阿富汗、印尼出恐怖主義，連挪威也是因這個全球化浪潮出恐怖主義。新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對商人的力量不知道怎么擺布，一會兒貶低到地獄，一會兒抬高到天堂。按中國思想，兩個極端都不會走，中國思想就需要一個超越利益集團的一個組織，一個機構，惡與惡制衡這是西方思想，中國思想說不行，大惡會滅了小惡，弱肉會強食，表面上是利益制衡，實際上是利益失衡。這就是華爾街為什么是1%對99%的抗衡，美國有一套利益平衡機制，但是它失衡了。怎么在市場經濟機制下，既發揮商人的創造力，但是又抑制商人的破壞力，這就必須走中國重農抑商的模式。
       我的發言完了，謝謝大家！
   

附：

“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在北京開幕

http://www.chinasoe.com.cn/news/soe/2011-10-21/12732.html

10月21日，由吉大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中國恒天集團有限公司、《國企》雜志社聯合主辦，吉林大學經濟學院協辦的“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在北京開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局副局長、中央黨建領導小組秘書組副組長唐方裕，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喬莫•桑德拉姆（Jomo Sundaram），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宏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韓德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新城，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斌，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湯吉軍等專家學者將發表演講。

另外，論壇邀請了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者和企業家，他們將就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國有企業與中國模式、國有企業與世界未來發展等核心議題與中國的學者和企業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