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驚天陰謀”之美國貨幣戰爭兩步驟

“驚天陰謀”之美國貨幣戰爭兩步驟

中短期，美聯儲大量增發的貨幣會通過貿易和資本流動等渠道涌入其他國家和地區，任何一個奉行開放經濟的經濟體都無法獨善其身。但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輸出通貨膨脹壓力還不是貨幣洪災的最大沖擊，以重新收緊貨幣政策為特征的貨幣戰爭第二階段，將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這或將摧毀很多準備不足的經濟體

《環球財經》編委、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 梅新育

從日本到美國，西方兩個最大經濟體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相繼訇然落地——日本央行10月5日金融政策會議決定，重新實施業已停止4年多的零利率政策，并創立總額35萬億日元的基金用于購入資產，以便為市場進一步提供流動性。
市場議論多時的美聯儲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落地，繼第一輪定量寬松政策期間購買1.725萬億美元資產之后，美聯儲在當地時間11月3日宣布，到2011年6月底以前購買6000億美元美國長期國債，規模超過此前普遍預期的5000億美元⋯⋯
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濫發貨幣的“貨幣洪災”已成事實，美國和美聯儲已經因此而成為國際社會眾矢之的，以至于二十國集團（G20）韓國峰會變得好似“十九國集團加一”，一大批本來國情和立場觀點迥異的國家在反對美聯儲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上找到了共同點，中國、德國、巴西、南非⋯⋯多個國家財經高官出面發言，質疑美國此舉。但美國是一個開宗明義公開宣布其國內法高于國際法的國家，又占據著當今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地位，其他國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風險。由于國內政治和國際競爭的需要，美國必然訴諸定量寬松政策，這場貨幣洪災進一步泛濫將是世界各國不得不直面的現實。

美財政刺激空間顯著縮小
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由于打著反對大政府、大財政旗號的美國茶黨異軍突起，共和黨贏得美國中期選舉勝利，美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的空間將顯著縮小。即將成為眾議院議長的俄亥俄州共和黨眾議員博納高調承諾，將就削減政府開支每周投票一次。部分極端分子甚至宣稱，為了壓迫奧巴馬在削減政府開支方面讓步，他們不排除重演1995年共和黨拒絕提高國債上限，導致聯邦政府關門的局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10月號《世界經濟展望》的分析表明，財政整頓在短期內通常抑制經濟增長，在削減相當于GDP 1%的預算赤字后兩年內，國內需求（消費和投資）將下降約1%，失業率上升約1/3個百分點；由于削減預算赤字后凈出口（出口減進口）通常增加，對GDP 的總體影響是下降0.5%。假如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成功逼迫奧巴馬削減政府開支，那么從現在到他尋求連任競選的兩年內，奧巴馬都需要承受整頓財政抑制經濟增長的副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不考慮聯儲決策者們已經認識到的未來兩年美國刺激經濟將不得不更加倚重貨幣政策，為了避免輸掉兩年后的總統大選，本來就因為經濟復蘇乏力而在中期選舉中慘敗的奧巴馬也勢必只有更多地向貨幣政策尋找出路。

實力對比變化
促美轉嫁危機沖擊
在國際競爭中，美國統治集團不是不知道第二輪定量寬松將給除美國之外幾乎所有國家帶來的沖擊，問題是這種沖擊恰恰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早在19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蘭德爾·海寧（Randall Henning）就曾直言，美國常常以美元貶值手段強迫日本、德國被動參與國際貨幣合作并承受不對稱的影響；由于美國自身經濟規模大，因此美元的貶值或升值對其本國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影響不大，反而對其經濟伙伴國影響較大。更重要的是，在經濟政策合作的博弈中，“先行優勢”意味著只要美國率先采取行動而歐洲、日本被動跟隨，美國就能夠靠犧牲跟隨者的利益來增加自己的福利。
由于從次貸危機發展而來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源于美國，因此不像1990年代發生于新興市場和歐洲的歷次國際金融危機那樣鞏固了美國的霸權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國的軟硬實力；特別是在這次危機中表現相對良好、國際經濟政治地位相對上升的中國等國家不僅集中于亞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傳統、種族構成等方面是美國的“異類”，霸權美國無法不對實力對比的這種變化感到不安，從而想方設法轉嫁危機沖擊。削弱競爭對手相對實力、遏制新興大國上升勢頭，相應也就成了美國追求的目標。從美國2009年以來高調宣布“重返亞洲”，到推進“跨太平洋伙伴協定”談判企圖架空現有的亞太經合組織，再到此次定量寬松，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動機。

第一步：增發貨幣、輸出通脹
置身貨幣洪災之中，眾多國家為抑制本幣匯率升值而不得不干預市場，“貨幣戰爭”不脛而走迅速成為全球流行詞匯。那么，這場貨幣戰爭的影響和后果如何？要做出正確的決策和判斷，我們就不能拘泥于當前，而需要在兩階段貨幣戰的跨度上審視，因為競爭性的匯率貶值和放松貨幣供給僅僅是貨幣戰的第一階段，重新收緊貨幣政策是貨幣戰不可缺少的第二階段。
就短期和中期而言，由于美國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占據核心地位，美聯儲大量增發的貨幣要不了多久就會通過貿易和資本流動等渠道涌入其他國家，任何一個奉行開放經濟的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當下尤其如此。由于眾多發達國家金融機構背負沉重不良資產負擔，其首要任務是盡快提高資產質量，即使獲得充?，F金，他們也不會直接投資于中小企業，而是會購買所謂高質量資產。在這種情況下，泛濫成災的流動性將流向資產市場和中國、巴西等熱門新興市場，抬高股票、房地產、大宗商品等資產價格，同時給其他國家、特別是熱門新興市場貨幣施加升值壓力，從而間接有利于實施寬松貨幣政策的國家出口商。
2008年以來高強度的反危機措施本已帶來資產泡沫極度膨脹和通貨膨脹壓力上揚的副作用，美日兩大央行的定量寬松政策又給資產泡沫火上澆油。美聯儲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剛剛宣布，全世界大宗商品、黃金和股市等市場就作出了強烈反應。
更令人警惕的是，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從來就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同時也是復雜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過度上漲更為敏感。2008年全球性通貨膨脹壓力、特別是農產品價格暴漲在數十個國家和地區引發了騷亂；今年以來，通貨膨脹引爆社會動亂的夢魘再度糾纏各國，第二輪定量寬松必定給其火上澆油：前三個季度接二連三的極端氣候本來已經重創農業生產，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濫發貨幣更令大宗商品價格如野馬脫韁，許多國家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大增，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價格大漲已經在莫桑比克等國引爆了流血騷亂⋯⋯
有鑒于此，可以說，美聯儲輸出的不僅僅是天文數字的垃圾美元，不僅僅是經濟調整的壓力，更是社會動亂的風險。

第二步：收緊貨幣、資本逆流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輸出通貨膨脹壓力還不是貨幣洪災的最大沖擊；正如大水之后常有大旱一樣，以重新收緊貨幣政策為特征的貨幣戰爭第二階段將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
正是在1970年代“尼克松沖擊”引發西方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的貨幣戰爭中，西方主要經濟體步入“奔騰式通貨膨脹”時期，利率水平提升則相對滯后，導致1974~1977年扣除通貨膨脹后的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連續4年為負數，1975~1980年間平均實際利率為0，1970~1980年平均實際利率也只有0.4%（上表）。在此背景下，其他國家紛紛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債務融資，即使與西方陣營敵對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蘇聯當時將引進外資列為戰略措施，其“九五”期間引進西方資本共計176.61億美元，其中1973~1975年間引進145.32億美元，占82.3%，是蘇聯從西方借貸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單項大宗貸款超過10億美元。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這場后發國家債務融資的盛宴便因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鐵腕推行的緊縮貨幣政策而告終。他的鐵腕造就了“耶穌以來最高的實際利率”（時任西德總理施密特語）且長期居高不下，美國優惠利率（年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歐洲貨幣市場的倫敦同業拆放利率從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債務融資條件急劇惡化。
以1982年墨西哥無力償還外債而引爆全球性債務危機為開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重災區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亞、扎伊爾等國相繼陷入“失去的十年”，波蘭外債危機更催生了團結工會，由此啟動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的歷程。
當時中國也與墨西哥式債務危機幾乎擦肩而過。1978年，我國進口猛增51.0%達到108.9億美元，導致當年在連續兩年順差之后出現11.4億美元逆差，是新中國建國截至當時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比此前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6.5億美元（1974年）高75.4%，其后1979、1980兩年貿易逆差進一步攀升到20.1億美元、19.0億美元，直至1981年才在強力控制下降到0.1億美元。
為了償付進口，我國不得不動用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197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從上年末的23.45億美元銳減至1.67億美元，減少21.78億美元，降幅高達92.9%，當年支付進口比率（外匯儲備額除以平均月進口額）下降到0.18，為1969年以來最低水平，而通常認為國際儲備安全線為3個月進口水平。1981年，我國又拋售了13萬盎司黃金儲備，年末黃金儲備從上年的1280萬盎司減少到1267萬盎司。百般羅掘之余，由于無法償付進口技術和設備，我國仍不得不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率高漲之際借入高息現匯資金，年息高達15%，且半年結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這樣，1979年我國財政出現了1957年以來的首次國外借款35.31億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合22.7億美元），1980年國外債務還本付息便高達24.40億元（按當年匯率折合16.3億美元）。1981年1月，我國更不得不公開宣布無力執行1978年已簽約的一批大型成套設備引進項目，中國在國際市場的信譽遭受重創。

中國平穩度過兩階段貨幣戰爭的有利條件

《環球財經》編委、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 梅新育

作為全世界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國和名列前茅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大國，美聯儲和日本央行一手制造的“貨幣洪災”必然會通過貿易、資本流動等渠道直接間接波及中國。
從房價在嚴厲調控之下仍不給政府面子而堅挺不降，到“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糖高宗”、“煤超瘋”等詞匯風靡社會，紡織服裝企業備受棉價暴漲沖擊，中國已經充分感受到了這場“貨幣洪災”的壓力。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一批西方國家又竭力將挑起貨幣戰爭的帽子扣到中國頭上，并將人民幣匯率問題與貿易收支調整等等掛鉤。
盡管如此，由于遭受貨幣洪災沖擊的不是中國一國，而是除美國之外的幾乎整個世界，我們要審視的對象就不能局限于中國一國的匯率單項指標，而需要同時審視中國及其貿易伙伴、競爭對手的匯率、通貨膨脹等多項指標。與別國相比，中國平穩度過貨幣戰爭第一階段具備較多有利條件；若能平穩度過貨幣戰爭第一階段，在第二階段甚至可以贏得某些新的機會。
鑒于中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僅眾多商品市場規模已經高居世界第一，金融市場規模在全世界的排名也在迅速躍升，其它條件相同，僅僅規模本身便為中國化解匯率升值對貿易的沖擊創造了有利條件，從而有望更平穩地度過貨幣戰爭第一階段沖擊。
小國在國際市場上通常是價格、交易條件和市場容量等的被動接受者，國內金融市場缺乏深度和廣度，中央銀行難以持續開展大規模公開市場操作沖銷資本流入等外部經濟沖擊，因此抵抗外部經濟周期波動和危機傳染的能力較弱；大國則擁有較強能力通過大規模沖銷干預、啟動國內需求等方式削弱外部經濟沖擊，消除外部危機傳染的影響，從而使本國經濟周期運行與外部經濟環境不同步。
在危機沒有爆發的平時，通貨膨脹堪稱對經濟穩定性的最大挑戰，外部通貨膨脹通過需求溢出、價格機制和流動性機制（包括貿易型式和資本型式）輸入一國國內，而無論是應對哪一種通脹輸入機制，其它條件相同，大國都比小國處于優越地位：面對同樣大的外部需求溢出，國內市場較為廣大的大國總需求和價格變動幅度較??；面對通過價格機制輸入的通貨膨脹，小國通常只能是被動的接受者；面對通過流動性機制輸入的通貨膨脹，國內市場較為廣大的大國相應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也較大，有更強的能力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沖銷資本流入對基礎貨幣供給、進而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能夠相對平穩度過貨幣戰爭第一階段的國家，在貨幣戰爭第二階段將處于有利得多的地位。
1980年代席卷世界的債務危機給美國等西方大國固然帶來了不少麻煩，但更帶來了巨大的機會。正是在債務危機壓力下，眾多國家不得不接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所主張的國際經貿規則，美國等西方資本在危機國攻城掠地，威風不可一世。當目前西方的寬松貨幣政策一旦終結，同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演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這對于中國又意味著什么呢？
假如中國能夠相對平穩地度過貨幣戰爭第一階段，當進入第二階段之后，中國就站在相對有利的地位：由于資金相對充裕，不擔心一時的債款回流不暢而危及本國經濟全局，因此，可借危機之機向債務國要求商品貿易、投資等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甚至通過“債轉股”取得債務國在危機沒有爆發的平時不愿意開放資本的企業。從這個視角出發，有助于深化我們對近兩年大規模對外放貸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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