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反通脹的關鍵是超越局部利益

反通脹的關鍵是超越局部利益

梅新育

國際貨幣體系核心霸權濫發貨幣的“貨幣洪災”終于無可避免地沖進了中國經濟的堤壩之內，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高達4.4%，為25個月來最高紀錄，漲幅比9月份擴大0.8個百分點，3%的通貨膨脹紅線失守。由于美國啟動第二輪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相信未來我們這個全世界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大國必然會面臨更大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人行高密度的提高準備金率舉動、國務院宣布反通脹系列政策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管理重心正在從“保增長”轉向“抑通脹”。而要成功抑制通脹，我們需要做些什么？

毫無疑問，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反通脹是一項需要在國內外同時措手的系統工程；在國際上，我們需要盡力遏制國際貨幣體系霸權國家濫發貨幣的道德風險，以便從源頭上削減、消除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相信從剛剛結束的二十國集團漢城峰會、亞太經合組織橫濱峰會到日后其它所有可能的國際場合，我方都會盡力狙擊美國轉嫁經濟調整壓力的行為。但我們也需要明白，美國是一個開宗明義公開宣布其國內法高于國際法的國家，又占據著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國家地位，任何經濟政策，只要不是與別國達成了“恐怖平衡”以至于有可能兩敗俱傷，無論會對其它國家造成多么巨大的沖擊，只要美國統治集團感到國內政治和國際競爭中有此需要，他們就有強烈的內在沖動將其付諸實施，其它國家目前尚缺乏有效手段制衡其道德風險，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被動跟隨。因此，我們這一輪反通脹斗爭的重點還是在于國內，只有在我們成功經受住了一次又一次外部經濟沖擊仍能脫穎而出之后，霸權國家轉嫁危機的道德風險才能受到有效抑制。

那么，反通脹國內政策的關鍵又是什么？利率、準備率、資本管制、市場調控等各個方面可供選擇的反通脹工具是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積累的公共知識，問題是總有這樣那樣的局部利益羈絆使得決策者難以作出最優決策，或者決而不行，成功的經濟調控必定是超越局部利益的成果。

聞鼙鼓而思良將；正值通貨膨脹壓力洶涌而來之際，讓我們回顧新中國經濟的卓越奠基者陳云。新中國誕生于民國末年天文數字通貨膨脹的廢墟之上，是陳云指揮反通脹的成功奠定了新中國經濟成長的基礎。從1949年5月、8月、11月到1950年2月，歷經四個回合較量，新生的人民政權打垮了民國時期壯大起來的投機資本進攻，掌握了市場主導權，遏制了物價猛漲勢頭，為恢復經濟及最終消除通貨膨脹創造了條件，原來信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私營工商業開始洗心革面，傾注心力于實際生產經營而不是投機套利。通觀陳云反通脹斗爭的全程，其成功的關鍵正在于超越了局部利益的羈絆。

首先是超越曾斷送民國政權的官商共同體利益集團的羈絆。1949年8月15日，陳云在上海財經會議的講話中指出：“上海過去靠‘踢皮球’、‘搶帽子’的投機者有二三十萬人，他們搞投機，是官商勾結，狼狽為奸，壞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現在我們不徇情受賄，發現了還要嚴辦，投機者不能為所欲為了。”[1]倘若沒有二十多年革命中鍛煉捶打出來的廉潔、精干、高效干部隊伍，沒有新中國領袖在開國前就下定決心對腐敗苗頭嚴打不懈，新中國戰后國民經濟恢復工作不可能贏得在全世界領先的成績。

其次是超越黨政管理部門內部的局部利益羈絆。為了調控市場，平抑物價，陳云非常重視運用收購和拋售物資的市場手段，以及打破國內市場封鎖苗頭。他指出：“只要有東西，該拋的就拋。過去，大多數同志是物資拿到手就不愿拋，這是歷年物價不穩所造成的。現在要注意，什么東西什么時候拋有利。如果該拋的不拋，物價漲了，又要多發票子，從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對全局不利。要準備從穩定物價這個全局出發而拋售。”[2]為此，他強調實行內部貿易自由，打破當時常州不讓糧食運往上海、贛東北不準糧食運往杭州的做法。

60年過去了，我們今天的反通脹斗爭面臨著同樣的局部利益羈絆。首先是新生利益集團的羈絆。流動性泛濫造成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會加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居民生活壓力，但高收入、高資產人士有能力調整資產配置，因此常常不僅能夠擺脫通貨膨脹沖擊，而且能夠從資產泡沫中牟利。正因為如此，盡管面對貨幣洪災各國需要收緊國內貨幣政策，抵消流動性擴張造成的“基礎貨幣擴張——帶動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膨脹”壓力，但受益于資產泡沫的利益集團往往擁有強大的實力操縱輿論和決策，夸大經濟失速風險，從而扭曲了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判斷與決策。在今年早期關于經濟“二次探底”風險討論甚囂塵上的背后，就不乏這種利益的扭曲；在下一階段的反通脹進程中，我們還會遇到類似的干擾。

今天政府內部的局部利益同樣也在抵消、削弱我們反通脹的效力。當前最大的通脹壓力來自食品價格上漲，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4.4%的同比漲幅中，食品價格漲幅高達10.1%，非食品價格漲幅只有1.6%；這又是對社會穩定潛在沖擊最大的物價項目；要有效抑制食品價格上漲壓力，歸根結底需要保障生產，而目前我們各大城市的“菜籃子”正面臨著形形色色“開發”項目的蠶食。為了保障城市居民副食品供應，從建國初年起，國家在各主要城市郊區設立了一批國營農場，成為這些城市的“菜籃子”；但在“開發”的熱潮下，各路神仙都不約而同盯上了這些菜籃子，因為這些國營農場都是國有土地，倘若用于工業、房地產等項目開發，無需經過高成本而且存在政治風險的向農民征地程序。在通貨膨脹壓力不大時，此舉對通貨膨脹壓力的影響往往為人們所忽視；但正值通脹壓力上升之際，此舉的負面后果將迅速彰顯。政府的決策和執行環節能否超越中短期“政績”的羈絆，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我們反通脹的成敗。

隨著食品價格暴漲對普通居民生活影響日益突出，某些農產品產地政府可能會訴諸市場封鎖手段，限制本地農產品銷往外地市場，希望借此平抑本地市價。相信不少官員會認為此舉是“為國為民”，上級政府對通貨膨脹沖擊民生的問題越發重視、某些輿論對通脹沖擊的過度渲染……，這一切又會加大他們實施市場封鎖的沖動。但此舉僅僅是在一段時間內有利于一個小地區的城鎮居民，卻有損全局；各地區紛紛以鄰為壑，最終只能是集體受損。重新閱讀陳云1949年8月15日在上海財經會議的講話《目前財經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我們對此當可加深理解。

3%的通貨膨脹紅線業已失守，是否需要提高紅線，眾說紛紜。我們無需提高紅線，盡管在強大的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下，政府完全有可能無法實現這個年度通貨膨脹管理目標；但只要政府在決策和執行中能夠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超越了局部利益羈絆，就必定能夠贏得絕大多數公眾的認同，特別是“沉默的大多數”的認同。

（初稿2010.11.11，修訂2010.11.22，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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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云：《目前財經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陳云文選》第二卷，第11—19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

[2] 陳云：《目前財經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陳云文選》第二卷，第11—19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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