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坐標中的資本主義新變化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帶來了世界各方面的大調整和大變化，特別是資本主義模式和發展方向的新變化。從世界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這次危機是歷史的一個關鍵點，不僅具有“標示”階段性質變的局部意義，而且具有“預示”新發展方向的全局意義。我們有必要深刻認識這個歷史坐標，用它來審視當下的資本主義新變化，堅定歷史大方向和預測歷史新走向，科學制定發展戰略。

　　一、關于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幾種看法

　　資本主義始終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當中。2007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得資本主義迅速發生一些新的變化，從而也出現了許多關于“資本主義新變化”的看法。

　　第一，“美式資本主義的滅亡”。這個命題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提出來的。他認為，美國式資本主義已失去光環，可能無法修復。以斯蒂格利茨和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思潮，反對新自由主義，主張加強政府對經濟的監管。即使曾經認為美歐政治經濟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頂峰的福山先生，也在危機中突然改口，承認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這種來自左右兩翼的否定性認識說明，英美新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無法擺脫走向衰弱的歷史命運。

　　第二，“21世紀新資本主義”的探索。這是美國企業家比爾·蓋茨近來提出并自認為最重要的主張。他認為，在人的本性中蘊藏著兩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關愛他人。資本主義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讓它能持續不斷地發揮有益的作用，但只是服務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而那些沒錢買服務的人就只能靠政府援助和慈善。我們必須找到一個辦法讓資本主義的這種為有錢人打工的屬性同樣也能夠幫扶窮人，用市場力量和制度創新，服務窮人。比爾·蓋茨的“新資本主義”和威廉·哈拉爾的“新資本主義”不同，他認為，純粹自利的資本主義已經結束了，我們必須通過技術創新和福利性定價的方式建設一種兼顧“利他”的資本主義；而哈拉爾的新資本主義則認為，資本主義要開始學習社會主義的一些管理方式，要建立一種民主的自由企業制度。前者主要是分配制度層面的，后者主要是管理制度層面的。

　　第三，“超級金融寡頭專政”的“復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認為，最近美國金融寡頭專政又復活了，“金融產業已經有效捕獲了美國政府”，金融危機的實質就是“金融寡頭專政”。（美國《大西洋》月刊，2009年5月）精英商業利益集團，也就是美國的金融家們，在制造危機、越賭越大上扮演著核心角色，政府暗中支持，直到步入必然的毀滅。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則進一步揭示了這種“金融寡頭專政”在世界經濟領域發展為一種“金融帝國”的內涵，而美國華裔學者廖子光先生則將其稱為“美元霸權”。所謂美元霸權，是指美元作為一種沒有黃金支撐、沒有美國貨幣和財政紀律約束、只靠美國軍力和地緣政治實力支撐的不兌現紙幣，卻繼續擔當全球金融與貿易的首要儲備貨幣的角色。這說明國際壟斷資本開始呈現金融化、極權化傾向。

　　第四，資本主義正在走向沒落，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建立21世紀的新社會主義。這是世界左翼學者和左翼政黨的結論。2009年11月20日，來自48個國家、57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參加了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第十一次國際共產黨工人黨會議。這次會議延續了2008年巴西圣保羅會議對國際經濟危機的關注，將主題定為國際資本主義危機、工人和人民的斗爭、替代方案以及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階級運動的作用，通過了《新德里宣言》。這一宣言和《圣保羅宣言》集中表達了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工人政黨和共產黨對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認識。《圣保羅宣言》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破產決不僅僅是一種資本主義管理政策的失敗，而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失敗，同時也是對共產主義理想和模式的肯定。社會主義是實現真正、徹底的人民獨立、保障工人階級權益、結束資本主義破壞性危機的唯一途徑。《新德里宣言》認為，雖然資本主義制度本質上是危機叢生，但它不會自動崩潰，因此，共產黨和工人黨需要在各自國家內為爭取廣大人民的權利和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而展開斗爭。

　　二、金融危機的坐標意義與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基本判斷

　　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在爆發危機、緩解危機、走向繁榮，然后再次爆發危機、緩解危機、走向繁榮的“宿命論”式的循環中前進。對于這種周期性危機的意義，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創造性破壞”，通過自我破壞實現新的發展；也有人認為它是一種因為內部矛盾不能緩解而不斷發生的破壞生產機體的必然現象。無論如何，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與生俱來，并且始終存在的現象。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一部經濟危機的發展史。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之路上意義不同的路標。這些路標對于整部資本主義發展史而言，有著復雜而不同的意義。有的標志著新的減速和減速后新的加速，有的標志著階段性質變和整體性量變，有的卻標志著根本的制度性、方向性轉變。那么當下的國際金融危機又是一個什么樣的界標呢？對此，前述幾種觀點從不同層面闡釋了自己的理解。

　　斯蒂格利茨和比爾·蓋茨顯然認為，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并沒有到方向轉變的時刻，此次金融危機的界標意義僅僅在于它是資本主義在長期緩慢發展之后，即將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的歷史標志。他們認識到資本主義開始發生發展模式變化的同時，并沒有從資本主義根本制度方面思考問題，而是在資本主義根本制度框架內部尋找缺陷和危機根源，制定策略。

　　約翰遜則認識到金融寡頭專政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并且提出了打破寡頭專政的基本方法。這在較大程度上涉及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并試圖探索如何化解這種矛盾。但這里所講的寡頭專政，在實質內涵上并沒有超越列寧的金融寡頭理論，甚至沒有達到列寧金融寡頭理論的高度。列寧所講的金融寡頭，實質是金融資本家通過控制和聯盟工業資本家，實現對勞動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也就是說，寡頭壟斷的社會含義，包括了資本家與資本家關系、資本家整體與勞動者關系兩個層面。而約翰遜所講的寡頭專政，只涉及資本家對資本家的控制和壟斷關系，最多涉及政治層面上金融資本家對公眾利益的剝奪，而沒有上升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勞資關系矛盾的高度。正因為如此，約翰遜一方面科學地認識到金融寡頭對公共決策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國家調控和大修反壟斷法等，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一個被金融寡頭控制了的上層建筑，要做出一種自殺式的決策，只能是一種空想。

　　然而，約翰遜的深刻之處在于，他深刻地揭示了當下資本主義與既往資本主義的一個帶有根本性質的區別：如果說從列寧那個時代開始，壟斷資本主義成為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那么從此次危機開始，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成為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因此，盡管約翰遜自己也許并沒有認識到這一意義，但他的結論從邏輯上導入這樣一種結果：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資本主義開始帶有新的階段性質變的特征，而且這一新的階段性質變開始預示著某種方向性變化。這一認識，正是第四種觀點自覺不自覺的出發點。

　　三、資本主義“階段性新變化”的體現及其實質

　　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發展為壟斷階段以來，曾出現過兩個意義重大的參照坐標，一個是1929年大危機和羅斯福新政，再一個是石油危機和1980年代的里根新政。如果將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和奧巴馬改革放到這個過程當中，那么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剛好完成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回歸。但這僅僅是這種資本模式和那種資本模式的競爭，是在資本主義的根本框架內部的“階段性新變化”。具體來看，這種“階段性新變化”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市場原教旨資本主義開始式微。隨著格林斯潘在國會質詢中承認自己的“世界觀”——新自由主義出了問題，包括世界左翼學者、社會主義學者在內的大多數人，都開始反思和質疑由美國向全世界推銷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忽視了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的根本變化，忽視了不同國家的不同文化背景，曾經為拉美、東歐等國家帶來嚴重災難。此次危機的爆發，則將這種災難直接傳入到作為其心臟地帶的美國。這說明，這種經濟組織方式并不像其信徒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可以引導資本主義走出危機循環的萬應妙藥。相反，它的破壞性一旦發作，就會在自身“病危”的同時，通過各種觸須向世界各個角落發散“病毒”。這次金融危機標志著上世紀80年代以來橫行世界的新自由主義開始式微。

　　第二，福利資本主義進退維谷。歐洲福利資本主義曾經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又認為不需要對資本制度“重開爐灶”，只需要進行分配改良，所以比市場原教旨資本主義更注重國家調控和分配公平問題。危機爆發之后，法國和德國等在對金融行業的監管問題上，向英美模式發起了猛烈進攻。但福利資本主義模式有著自身無法擺脫的缺陷，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圈子內，無法走出在“效率與公平”之間來回擺動的怪圈。危機的爆發和工人運動的大規模集中爆發，使得這種左右搖擺的空間越來越小。

　　第三，發展中資本主義的“覺醒”和“自主化”。資本的競爭邏輯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發達資本主義一旦發展起來，就會對先進技術、關鍵資源和世界市場進行壟斷，設置門檻抑制后發資本主義的發展。危機的爆發，使得一些外向型發展國家突然間喪失了外部市場，再加上美國等國家為了自保，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方面采取保護主義策略，想方設法通過調整匯率等手段增加出口，使得這些國家的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這種狀況讓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猛然醒悟，認識到外向依賴型經濟的局限性，采取開發內部市場、自主研發創新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等多元化途徑。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各種模式所發生的變化，都源于一個更為根本性的變化——新自由主義再次為危機中的人們所質疑。不僅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義，其他模式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福利資本主義、東亞模式資本主義和歐洲模式資本主義，都開始批判和反思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恰恰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新壟斷主義，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這種處于國際壟斷地位的資本主義及其國家政權，必然受到其他國家的猛烈批判。因此，從階段性局部質變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變化的實質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破產。

　　四、資本主義“方向性新變化”及其歷史意義

　　不同類型的經濟危機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具有不同的坐標意義，有的經濟危機標志著階段性調整，有的卻標志著方向性變化。這種方向性變化，實際上又包括兩種形式：一種是“預示”意義上的方向性變化，一種是“標示”意義上的方向性變化。例如，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以及歐洲三大工人運動，提出了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但沒有到達馬上實現的程度，更多地是標志著一種新的階級力量和新的社會要求的形成，所以是“預示”意義上的方向性變化；而19世紀末期的歐洲危機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激發了改變人類歷史發展方向的十月革命，在實踐上建立了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以此為基礎建立后來的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歷史上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紀元的到來，所以可以看作是“標示”意義上的方向性變化。2007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方向性新變化，不是標志資本主義徹底滅亡的最終的根本性變化，也不是基于制度革命的“標示”意義上的方向性變化，而是一種強化新的歷史趨勢和歷史要求的“預示”意義上的方向性變化。

　　首先，資本自我調控的空間越來越狹窄，已經發展到進退維谷的地步。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來看，經濟危機促使資本主義國家在凱恩斯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來回搖擺，在福利資本主義和效率至上主義之間來回折騰；也有的政黨試圖超越這兩個枷鎖，提出了例如“第三條道路”、“新中間道路”等等設想。這些不同的設想都曾認為自己能夠擺脫危機的夢魘，但目前危機的殘酷事實卻再次打破了這種幻想。無論是何種完美的設想，只要不觸及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危機面前就都顯得如此脆弱和無能為力。但由于資本主義壟斷了世界主要先進科技，例如美國壟斷著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而德國、日本壟斷著世界產業鏈高端的先進科技，從而可以從世界落后國家獲取壟斷利潤，繼續獲得生存時機。

　　其次，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已經徹底暴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轉嫁危機，竟顧不上自己向世界炫耀的“公平交易”的市場理念，采取了降低匯率、印刷美元等猥瑣手段。通過壟斷國際財富度量權和經營權——美元和美元外匯的使用權，發達國家可以不斷榨取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而匯率手段、通脹手段的采用，等于直接向世界勞動人民賴賬和轉移財富。這是帝國主義寄生性、腐朽性的最集中、最徹底地暴露和體現。但這種無恥的掠奪卻能招搖過市，這首先是因為金融壟斷資本家已經通過金融手段將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命脈掌控手中，其它國家投鼠忌器，不能也不敢馬上解除這種捆綁。這也為資本主義恢復和重獲生命提供了機會。

　　再次，資本主義從心臟地帶爆發危機和以國家為單位“破產”的現象表明，資本主義制度有可能發生局部性破產。此次金融危機，出現了以國家為單位的“破產”現象，例如冰島等。有人做過測算，如果將美國政府的各種內債計算在內，美國政府也是一個資不抵債的破產單位。當然內債欠款不同于各種外債，但美國的外債卻每年呈遞增趨勢，并遠遠超過了其GDP增長速度。從邏輯上講，如果不采取其它措施，美國也會走向破產。但美國仍然控制著世界貨幣，印刷美元的鑄幣稅和通脹帶來的財富，使得這個金融帝國不可能迅速走向滅亡。

　　最后，發達國家工人運動呈現階段性高潮趨勢表明，勞動人民再次認清了資本主義的掠奪本質，希望依靠“中產階級”化解社會矛盾的企圖也只是一種空想。危機爆發后，因對政府削減社會福利改革不滿，歐盟各國多次發生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與此同時，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則立足于勞動人民的利益，通過世界代表大會的形式多次重申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并制定了得力而有效的斗爭措施。然而，在世界政治形勢左轉的背景下，美國加大軍費開支和國外派兵，以其占世界軍費約一半的規模和對軍事技術優勢的壟斷，繼續鞏固其國際霸權地位。

　　我們必須充分肯定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重大歷史意義。我們這個時代不再單純是資本主義時代，而且是金融壟斷帝國主義時代。如果說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核心內容是資本輸出，那么今天的資本輸出僅僅是一個基礎，最殘酷和瘋狂的掠奪方式——金融掠奪，成為當今帝國主義的最本質特征。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江西省委黨校哲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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