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林：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需國企“進而有為”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需國企“進而有為”

國家發改委研究所研究員  夏小林[1]

一﹑“市場能否調節”決定國企生存﹑活動空間﹖
2010年2月3日﹐在省部級主要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同志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刻不容緩”﹐并把“加快推進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落實的重點工作之一。[2]

這里﹐無論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還是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都需要正確地在產業結構和企業層面推進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需要國企發揮積極作用﹐“進而有為”。

根據國務院和有關職能部門的有關文件內容進行概括﹐可以說﹐推進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客觀上將以競爭性領域（包括政策上一直沒有權威明確定義的“一般競爭性領域”）為重點展開﹐并在數量上可能主要涉及中小企業。[3]

按照目前流行的說法﹐是競爭性領域或“一般競爭性領域”﹐國企要“退出”或“適當退出”。[4] 因為﹐應該“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政府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國家安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5]

這些說法的特點是﹐一再強調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國企需要退出的問題﹔一再強調擴大外資和私人資本在“一般競爭性領域”和其它重要產業領域的作用問題﹔不再提黨的15大報告關于在這些領域中﹐國資要“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等決策﹔不再提15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的決定中﹐關于“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的決策﹔更不再提這些中央重要文件中一直強調的競爭性領域的國企要發揮“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作用的決策。[6] 并且﹐還制造了取消中央關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決策的伏筆和理由。簡言之﹐持這種說法的論者是“兩個強調﹐三個不再提﹐一個伏筆”。他們硬在明暗之間﹐舞文弄墨﹐上下其手﹐把中央的決策給修正了。其核心問題﹐就是以“市場能否調節”為標準來裁決國企的生存﹑活動范圍。[7] 顯然﹐就憑這個在理論﹑政策和有關國際經驗方面都長期爭論不休的說法﹐就要決定2010年乃至國家“12五”規劃和共產黨18大﹑國家憲法的有關重要議題﹐[8] 難以服眾﹐難得民心﹑黨心﹐需要討論。

二﹑理論混亂中潛伏市場原教旨主義“特洛伊木馬”﹑逆調節﹖
第一﹐理論和邏輯混亂的問題。

在經濟理論上﹐國內外不同經濟學流派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劃分和界定上﹐是存在嚴重分歧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帶有混亂性的問題。顯示了西方經濟學不是一門精確科學的特征。例如﹐在歐洲和美國﹐包括在眾多的發展中國家﹐關于大政府和小政府﹐其實也就是市場作用范圍（包括國企生存空間范圍問題）的爭論﹐在政﹑商﹑學界從來沒有停止過。今天﹐一些人把這種存在嚴重分歧的新古典經濟學表達作為中國的重要經濟政策表達﹐會不會在政府內部和經濟學界引發進一步的分歧和混亂﹐會不會產生負面作用﹐是值得考慮的。

例如﹐在“經濟學家向往”的“美國模式”中﹐保羅‧薩繆爾森在《經濟學（第17版）》中指出﹐國有經濟在GDP中僅僅占3％﹐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嚴重﹐并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中繼續“深化”。另外﹐在美國﹐即使在屏蔽巨大城鄉差距和“巨額灰色收入”等后﹐在更好地發揮“機會平等﹑程序平等”和社會福利機制的作用后﹐[9] 在稅收已經減少基尼系數0.1個點后﹐基尼系數仍達0.47﹐與中國并駕齊驅﹐日月爭輝﹐— 這種結構反映了市場配置資源范圍可以很大﹐但兩極分化嚴重難免。[10] 對此﹐要不要模仿﹐“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11]

但美國還有人對此不滿意﹐認為還是“大政府”。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議是﹕在實施產權法﹑契約法和提供國防之外﹐取消所有其它形式的政府活動﹗還有人提出﹐政府和軍隊也可以私有化﹐安排自由競爭制度。

進一步看﹐在歐美﹐許多涉及國家安全（包括其它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企業都是私人性質企業﹐“市場調節”﹐你能說這是“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是不“安全”了﹖

所以﹐這種表達在理論和國際經驗方面是存在明顯漏洞的。更尖銳的提問是﹕其中是否潛伏著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特洛伊木馬”﹖

另外﹐“政府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國家安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表達﹐在邏輯上也有問題。因為﹐在行文者的原意上﹐讀者可以把“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理解為是個集合概念﹐本來就可以包括“國家安全”領域這種個體概念的。但是﹐行文者卻將兩者并列﹐且將“國家安全”前置﹐在邏輯上不順。

這里﹐如果再反其道而行之﹐引入歐美國家安全領域的許多企業都是私人性質企業的因素﹐以及有關的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就可以推導出一個結論﹕既然市場能夠在國家安全領域有效配置資源﹐政府投資就可以從這個領域退出。于是﹐這里就出現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問題。

進一步的問題在于﹐這些論者是否因此就干脆一點﹐拋開琵琶“面對面”﹐打開天窗說亮話﹕既然如此﹐何不要求國企徹底退出市場可以調節的全部領域呢﹖要知道﹐在今天全球化的競爭格局中﹐所謂的國有﹑私營壟斷企業（包括大型兵器企業﹑航天航空企業﹑糧食企業等）也是受到來自國際競爭壓力的。市場也在這些傳統的壟斷領域發揮著突出的資源配置作用。例如﹐30多年來﹐發達國家眾多大型壟斷企業（包括軍工企業等）之間發生的兼并重組就是實例。依此而論﹐既然市場在這些領域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發揮調節作用﹐那么﹐15大和16大以來﹐中央關于“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的重要決策﹐是否也要取消﹖

所以﹐這種政策性表達反映的指導理論和邏輯比較混亂﹐不妥﹐客觀上體現了國企應該退出﹑退出﹑再退出的思路﹐并為進一步落實這種思路和推進“西化”﹑修正基本經濟制度﹐開了一個大口子﹐可能影響長遠和國本。

第二﹐這種政策和理論﹑邏輯上的混亂說法﹐在實踐上妨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特別是不利于中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甚至可能發生“逆調節”。

因為﹐在以競爭性領域（包括所謂“一般競爭性領域”）為重點展開的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中﹐本應按歷來的中央文件所規定的那樣﹐切實發揮有實力的國企的作用﹐發揮國企“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的作用﹐現在反而一再強調退出﹑退出﹐那么﹐就可能出現一種嚴重的后果﹕

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中﹐基本上是以強勢的跨國公司為龍頭的外資企業與國內弱勢的私營企業相互博弈。[12] 而已經很瘦的國企﹐仍在道道金牌的緊催下﹐急于瘦身﹐袖手旁觀﹐無所作為。

其下一步的邏輯后果將如何﹐也是一目了然﹕

可能會進一步大大增強外資和一些外國政府對于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影響力或操控力。而國企獨立發展的能力和空間也將被進一步削弱﹑縮小。

所以﹐與此相關的一些具體問題需要深入分析和評估﹐以改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所需要的微觀政策設計。

三﹑對國企發展﹑產業安全﹑改進學風的再討論
以下﹐進一步試析幾個具體問題﹐拋磚引玉。

— 關于國企是否應在競爭性領域（包括“一般競爭性領域”）發揮作用的問題。

該領域的國企﹐將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中發揮什么作用﹐或不作用（即“退出”）﹐應該依據黨中央確定的方針政策﹐有一個客觀的評估和相應的操作性政策設計。簡單地回答是﹐中央一直確認和要求﹕競爭性領域國企有所為﹐有所不為。其作為內容包括﹐一定要發揮“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優勝劣汰”。

黨的15大報告提出﹐“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它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13]

15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的決定中﹐更為具體地提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其它行業和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集中力量﹐加強重點﹐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競爭性領域中具有一定實力的企業﹐要吸引多方投資加快發展”。[14]

在中央16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也重申了這些政策﹐要求“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其它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在市場公平競爭中優勝劣汰。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15]

這些重要政策至今沒有改變。競爭性領域國企發展的成績也證明了中央決策的正確性和預見性。[16] 中央文件中使用的“競爭性領域”﹑“其它行業和領域”是指競爭性行業和領域無疑。進一步從語義學﹑邏輯學和經濟學的角度看﹐也理所當然地包含了近幾年時興的一個政策性詞匯“一般競爭性領域”所表達的意思。

什么是“一般競爭性領域”﹖在產業組織理論的視野中﹐這可能不是一個規范性概念﹐缺乏集中度的量化標準。在中國的經濟學和政策性文獻中﹐目前它應該是指相對于“特殊競爭性領域”而言的那些競爭性領域。當然﹐“特殊競爭性領域”這個詞也很別扭﹐其本意﹐應該是指那些既身處在競爭性領域﹐但又涉及國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企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業﹐等等。

真的﹐如果我們僅僅按照集中度標準去衡量中國30多個工業行業﹐除了石油和天然氣開采﹑石油加工及煉焦兩行業外﹐其余的行業（包括煤﹑氣﹑水﹑電）統統是競爭性行業。[17] 如果國企從這里統統退出﹐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中就沒有國企的作用了﹐就剩下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外資“先進生產力”與小企業為主體的“私營經濟”展開一場“大魚吃小魚”的無懸念之戰了﹐結局如何不用猜。近幾年﹐境外跨國公司搞政治滲透﹐官商勾結﹐合法﹑非法手段交相使用﹐已經順利完成了對一些有品牌﹐或有一定實力的私營企業的收購。產業鏈控制更是早已有之。企圖控制中國貨幣﹑糧食和水務等的輿論也決非空穴來風。憑借實力繼續擴大戰果﹐對這些巨無霸的跨國公司而言﹐易如反掌﹐不費吹灰之力。顯然﹐這種局面不是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所要求的結果。

所以﹐在當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政策日程中﹐要求國企進而有為﹐發展壯大﹐積極參與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是符合中央精神和國情的。而以“市場能否調節”為標準來要求國企“退出”﹐則不合理﹐不僅會瓦解基本經濟制度﹐并會有利于跨國公司放開手腳﹐以大搏小﹐進一步操控競爭性領域﹐在客觀上為跨國公司輸送戰略利益。而且﹐如前所述﹐最終還會殃及壟斷領域和涉及國家安全的國企。

另外﹐還需要注意﹐中央文件中使用的“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干企業”等﹐客觀上都是一個動態的﹑隨時在演變的概念。此一時﹐彼一時。例如﹐現實表明﹐前些年沒有列入國家安全行業的水﹑糧食和一些稀有礦產資源的地位近幾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就是如此。

最后﹐中央強調要加快解決初次分配領域的公平性問題。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看﹐這也理應包括在初次分配領域要防止生產性財富在少數人手中高度集中。所謂防止兩極分化﹐不僅是要防止收入分配兩極分化﹐還有防止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因為﹐這兩個因素是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關系。其中﹐財富分配還更具有影響力﹐能夠決定收入分配的水平。此類問題解決不好﹐收入分配公平和擴大消費問題也難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和社會矛盾會進一步發展。[18] 在這種情況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也將難以為繼。

而且﹐恰恰是新古典經濟學也直截了當地承認﹕“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19] 在公平方面﹐市場難以“有效配置資源”﹗

所以﹐在鄧小平的看來﹐馬克思關于所有制決定收入分配的觀點也沒有過時。因此﹐他強調改革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防止兩極分化。而僅僅以“市場能否調節”為惟一標準﹐就來決定國企從競爭性領域和其它領域一步步地退出﹑再退出﹐無疑會加劇中國已經夠高的財富集中度﹐加劇財富分配兩極分化和收入分配兩極分化﹐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南轅北轍。

綜上所述﹐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根據中央的決定和實際情況﹐在競爭性領域（包括“一般競爭性領域”）的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中﹐注意充分發揮有實力的國企的作用﹐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這方面﹐2010年二季度以來﹐國務院關于發揮外企﹑私營企業﹑民間投資作用的專項文件都有了﹐平等待遇﹐也應該為國企發揮作用來個專項文件了。2010年3月人大會上﹐針對山西的資源整合﹐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就曾經說過﹐這在中國煤炭工業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但是輿論壓力也很大﹐有所謂“國進民退”等說法。[20] 所以﹐如果一旦有了國務院的相關文件﹐并重申中央有關決策﹐今后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方面﹐也可以少些莫名其妙的干擾和壓力。

如是﹐媒體也不會出來這種報道﹕國家發改委一負責人說﹐“繼續推進和深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逐步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為民間投資開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21] 更不會再來一個連續報道﹕國務院國資委負責人認為﹐“在市場經濟這一段路上﹐國有企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哪天市場競爭的規則比較健全了﹐國有企業應該是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逐步地﹑穩妥地退”。[22] 其實﹐針對這類說法或報道﹐2010年3月23日國務院總理已含蓄糾正道﹐國企是要“收縮一般競爭性領域投資”﹐而不是所謂“退出”。[23] 至于那種個別“領導人”杜撰的“15大確定競爭領域國企退出”論﹐[24] 只會不斷地引發無謂的爭論和炒作﹐妨礙競爭性領域的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妨礙在微觀層面完善產業安全機制﹐妨礙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

— 關于維護產業安全和“騰籠換鳥”問題。已有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28個主要工業行業中﹐外資在其中21個行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五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近十年﹐外資對制造業市場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而高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已經達到近70％的水平。[25] 這些外資憑借多方面的優勢﹐將在競爭性領域的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中發揮什么作用﹐導致什么結果﹖基本處于產業鏈低端的﹑總體素質差的國內個體私營企業能與其爭鋒否﹖“鼓勵外資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和兼并重組”如何打破慣性﹐找準引進外資與保護產業安全的平衡點﹖這些具體的政策性問題需要深入討論。簡言之﹐要加快建立中國的產業安全機制﹐平衡開放與發展的關系。

另外﹐王小強早已指出﹐30多年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制造業濃縮的結果﹐就是工業聚焦高科技和軍工﹐此乃國之利器﹐不可授人﹐這極明顯地使得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承接美﹑歐先進制造業正逢其時”的“騰籠換鳥”幻想黯然失色。更何況還有經濟結構“再平衡”﹑貿易保護主義和意識形態原因在興風作浪。中國的結構調整﹑技術進步﹑企業重組的重心應該放在國內。[26] 其中﹐有實力和發展前途的國企要充分發揮作用。依靠外資促進競爭﹐是有利于國內企業進步﹐但風險必須是可控的。“以市場換技術”是已經落空了的政策。所以﹐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要立足依靠國內力量﹐包括科研開發的“舉國體制”。對外資要引導有方﹐揚長避短﹐趨利避害。

— 改進學風﹐加強政策性研究。目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一些重要政策研究比較薄弱﹐有的甚至是十分薄弱﹐存在學風不正的問題。本文以上涉及的產業開放情況就是一個例子。另外﹐2010年5月﹐一政府部門負責人在解讀〈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時﹐說“在市場準入方面﹐‘非公經濟36條’明確規定﹐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本進入﹐但根據有關方面的調研情況﹐目前全社會80多個行業﹐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個﹐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只有41個”。[27] 但是﹐據查這些數據是近十年前的老數據﹐在2003年就已經公開發表。[28] 并且﹐是浙江省2005年公務員考試的內容之一﹐路人皆知。[29] 這種非常陳舊的數據﹐能夠說明2010年出臺鼓勵民間投資的必要性嗎﹐有關調研人員的“拿來主義”是否馬虎了一點﹖學術研究稀里馬虎要出事兒。政策性調研這樣做也是要出問題的。起碼﹐影響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客觀上反諷了國務院2005年出臺的“非公經濟36條”毫無執行力﹐并與工信部發布的有關落實情況較好的消息打亂仗。[30]

另外﹐他還說道﹐“據初步統計﹐2009年1~11月﹐民間投資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的56.4％﹐已是半壁江山。如何調控﹑引導和發展好民間投資﹐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是投資管理工作面臨的重要課題”。[31] 但是﹐這個“民間投資”是由哪些成分構成的﹐迄今為止﹐政府方面沒有正式的解釋（對“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概念也是如此﹐在不進行政策性界定的情況下﹐已經在政府文獻中大量使用）。于是﹐許多“專家學者”和媒體人﹐想當然地認為﹐“民間投資”就是指國內非公有制經濟部門的投資。其實大謬不然。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全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數據計算﹐首先﹐2009年1~12月私營企業投資僅占19.3％﹐個體經濟投資占0.6％﹐兩者共計為19.9％﹔其次﹐外商企業投資占4％﹐港澳臺企業投資占3.3％﹐兩者合計占7.3％。再次﹐國企投資占36.9％。最后﹐其余成分投資占35.9％﹐它們主要由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聯營企業﹑集體企業﹑股份合作企業構成。其中﹐有相當部分資金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單位和混合經濟單位的。

所以﹐第一﹐說鼓勵“民間投資”就是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投資﹐其實并不準確﹐有夸大其辭的成分。被納入充數的其它成分是否也在“鼓勵”范圍之內﹖第二﹐如果硬說鼓勵“民間投資”就是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投資﹐那么﹐由于其比重低﹑數額少﹐平均投資規模更小﹐私營企業中大企業也不多﹐就是再加上個體工商戶﹐其能否真正“切換”政府投資和國企的投資﹐大舉進攻資金﹑技術﹑管理等門坎極高的壟斷行業﹑取而代之﹐成為2010年和“12五”時期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的主發動機﹐需要認真分析和評估﹐不要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圖虛名而得實禍。

至于寄大希望于外資﹐如前所述﹐恐怕也是困難重重。目前﹐G 7國家制造業工人四千萬左右﹐并已在鼓勵發展制造業以解決就業等問題﹐東歐跑掉的外資也還沒有回頭之日﹐他們能夠投入中國多少﹖而其多數歐洲發達國家在先后大幅緊縮財政和減少社會福利后﹐普通民眾的消費減少﹐社會不安的因素增多﹐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貨物減少﹐也會影響其對中國的投資。

以上案例說明﹐現在的政策性調研和文件寫作﹐確實需要當事人“克己復禮”﹐端正學風﹐不能太隨意了。否則﹐體制內也“文人無行”﹑“禮崩樂壞”了﹐還如何引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

四﹑建議和思考題
2010年乃至即將到來的“12五”規劃和黨的18大時期﹐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時﹐更需要國企“進而有為”﹐終止那些屬于錯誤的退出政策。[32] 在經濟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中﹐應該進一步解決的部分問題如下﹕

— 政府要按照中央有關決策﹐完善政策設計﹐進一步明確政策行動在微觀層面的抓手在哪里﹑有哪些。要加強調查研究﹐“改進我們的學風”。

— 政府要按照中央有關決策﹐正確處理經濟結構調整﹑企業兼并重組中各類企業的互動關系。要發布專項文件﹐進一步明確國企在競爭性領域“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優勝劣汰”的功能﹐引導﹑支持和鼓勵國企這個現成的大“抓手”發揮積極作用。

插入一段評論﹕其實﹐拋開新古典經濟學中“小政府”﹑“國企無效率”﹑“擠出效應”等陳詞濫調﹐揭開為資本家遮羞﹑謀利的“國企與民爭利”紅蓋頭（資本家不是人民之代表）﹐改革中有進步的國企﹐憑什么只能“退”﹐不能“進”﹖在改革中適時而“進”﹐在“進”中堅持改革﹐不行嗎﹖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曰﹕“落霞與孤騖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這是有辯證思維的。

近年在一些地方和行業﹐國企已經在這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了。當然﹐國企也因此被一些迷信新古典經濟學的“專家﹑學者”和媒體人罵得一塌糊涂。價值取向使然。[33] 這也是新古典經濟學界的一項老傳統和“國際慣例”了。[34] 正常人應該“處罵不驚”﹑“聞過則喜”﹐把罵聲變成清醒劑和發展動力。不過﹐掐指一算﹐排排隊﹐這些年來﹐也就是那么有限的﹑耳熟能詳的一些人﹑NGO在“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一時作為民請命狀﹐一時作悲天憫人狀﹐一時作殺氣騰騰狀﹐他們就好這一口。無愧是“鐵三角”﹐“我鬧故我在”。一些黨﹑政﹑團媒體和商業媒體則在為他們起著放大影響力的作用﹐貫徹“雙百方針”入了新境界。真是百丈和尚涅盤﹐“野狐禪”成時尚了。

— 政府要在鼓勵外資進入﹐促進競爭的同時﹐加快﹑加強維護產業安全機制的建設。

— 政府要鼓勵外貿依存度較高的非公有制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提高企業素質﹐著力適應發展內需經濟的要求。

— 政府要防止民間過剩資金和境外“民營”游資變成在樓市﹑股市和其它商品市場擴大“投機賭博新經濟”的大功率發動機。經驗表明﹐一些產業資本變成投機資本以后﹐由于“最大化”暴利的誘惑﹐一個“新36條”是難以拉得“浪子回頭”的。在這方面﹐切莫自欺欺人。

因為﹐市場經濟發展的內生趨勢﹐就是顛倒常規﹕虛擬經濟壓倒實體經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已經分析了這種情況﹕資本視生產為“倒霉事”﹐“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中介而賺到錢”。[35] 它必然完全脫離實際生活的邏輯﹐脫離實際經濟邏輯﹐從而反過來對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造成傷害﹐成為自己的敵人。[36]

思考題﹕

大力發展外資和私營經濟﹐加大財富兩極分化﹐是解決收入兩極分化﹑轉變發展方式的正確辦法嗎﹖

據說美國比中國“機會均等”﹑“教育發達”等等﹐那么﹐為什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還說“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代代相傳。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在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下﹐收入會得到公平的分配”﹖[37]

論證個體戶﹑私營企業（95％以上是中小企業）﹐歐美和臺灣郭臺銘的跨國公司﹐能夠帶領泱泱大中華轉變發展方式﹐帶領13億人民走進“橄欖型”的“共同富裕”天堂﹐你覺得非常愜意嗎﹖

“橄欖型”社會與“共同富裕”社會能夠一致嗎﹖

在轉變發展方式時期﹐政策設計需要馬克思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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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提交2010年6月15日“后危機時代﹕中國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 —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高層論壇”的文章﹐為印《香港傳真》﹐修改了原文題目。

[2]〈胡錦濤在省部級干部落實科學發展觀研討班上講話〉﹐新華網2010年2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03/content_12926039.htm）。

[3] 參考國發[2010]七號文件〈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淘汰落后產能工作的通知〉等﹐人民網2010年4月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1302421.html）。

[4] 2006年底﹐國資委官員領銜完成的一份〈國有企業發展研究報告〉顯示﹐2004年末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為236201億元﹐企業為137753個﹐從業人員3976.3萬人。其中﹐資產有53％（約12.5萬億元）分布在競爭性行業﹐企業有四分之三（約10.3萬個）分布在競爭性行業﹐從業人員將近三分之二（約2651萬人）分布在競爭性行業﹔這之外的其它部分﹐均分布在壟斷行業﹑公益性及其它行業。

另外﹐2006年國資委負責人講﹐2005年中央企業的資產總額約為10.6萬億元﹐在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中占比為41.4％。據此推算﹐當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約為25.8萬億元﹐中央企業之外的國有企業總額資產約為15.2萬億元。

這里﹐如果以“市場能否調節”為惟一裁決標準﹐不考慮國有資產在維系社會公平﹑調控和發展經濟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央企業之外約15.2萬億元的國企資產﹐以及約10.3萬個在競爭性行業的國企﹐是否都要在不符合“國家安全”的標準下“實行依法轉讓”呢﹖其中﹐2651萬人中的多數職工﹐是否要同時或者有機會跟著資產走﹐“依法轉讓”到低工資﹑80％企業無社會保障待遇的個體私營部門去呢﹖而且﹐依此標準進一步裁決﹐中央企業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5] 這是2010年初﹐國務院法制辦公布的〈政府投資條例（征求意見稿）〉中的核心條款。其中第六條規定﹐政府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國家安全和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這顯然是把一個即使在美國和歐洲也是非常有爭議﹑無定論﹑不精確的新古典經濟學表達引入了政府的重要文件（國務院法制辦網站2010年1月7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726485.html）。隨后﹐在“新36條”中﹐也出現了這種觀點（〈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國政府網2010年5月14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1593136.html）。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901﹑1039﹑1040頁。

[7] 比較2006年12月國務院國資委發布的〈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的有關內容﹐這個“市場能否調節”標準可能是倒退了﹖因為﹐那個文件是以“不屬于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的標準來決定國企是否“實行依法轉讓”（搜狐網新聞頻道2006年12月19日﹐http://news.sohu.com/20061219/n247132752.shtml）。

[8] 需要注意到的是﹐2010年上半年﹐有的公眾人物已經在財經媒體上提出﹐共產黨18大和“12五”時期應該修改“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原則。

例如﹐在2009年9月杜撰中共15大報告的重要觀點以后﹐全國政協副主席﹑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在2010年第10期《財經》雜志上進一步提出﹐“我們現在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有人問我﹐做大民營經濟﹐是不是違背了公有制為主體這一底線﹖……在這方面理論上要有突破﹐這是黨的18大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夏小林﹕〈著名公眾人物接二連三杜撰中央文件觀點〉﹐《香港傳真》No.2010~7﹔黃孟復﹕〈以富民為主線重啟改革〉﹐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0年5月11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712）。

再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在2010年3月《中國改革》雜志上提出﹐“11五”期間﹐“……應該破除對國有經濟的迷信﹐……為了避免有人認為公有制比重下降就不是搞社會主義的爭論﹐我建議﹐在中央今后的政策性文件中﹐可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改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高尚全﹑吳敬璉﹑汪丁丁三人談推進整體改革議程〉﹐搜狐網財經頻道2010年3月31日﹐http://business.sohu.com/20100331/n271243738.shtml）。

[9] 英國的經濟學家已經指出﹐保守黨的撒切爾推銷“私有化”＋“自由化”＋“機會均等”的組合政策﹐結果是加劇了國內兩極分化﹐貧困人口增加。在理論上﹐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和斯蒂格利茨早就批評了資本主義制度中實行所謂“機會均等”的欺騙性。但是﹐目前這個東西在國內很為一些主流人物看好并宣傳﹐認為這能夠很好地配合推行私有化的主張。經濟學界和政策研究領域這種欺騙人的現象值得關注和思考。

[10] 具體分析和參考文獻﹐參見作者《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第十章〈私權﹑市場﹑代議制和公共服務的局限〉﹐（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

[11] 胡祖六﹕〈讓中國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香港傳真》No.2008~92。

[12] 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當時﹐工信部中小企業司對國內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內生性問題的判斷是﹕“增長方式粗放﹑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仍較為突出﹐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十分艱巨。……企業管理粗放﹑創新能力弱﹑人才缺乏﹐整體素質尚不適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另外﹐其外貿依附性強（“俯仰由人”）。在國際競爭中﹐面對G 7國家跨國公司的產業鏈布局﹐私營企業處于非常被動的位置。

[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901頁。引者黑體加重﹐以下同。其中﹐“資產重組”包括了企業重組的行為。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039﹑1040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349頁。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16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提到﹐國內﹑國際競爭性領域國企都具有“發展”的使命。

[16] 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據財政部的報告﹐從主要行業看﹐2006年壟斷行業國企利潤快速增長﹐競爭性行業國企利潤高速增長。國有機械和紡織行業實現利潤同比分別增長45％和56.2％﹔國有冶金﹑建材和汽車行業實現利潤由降轉升﹐同比分別增長31.6％﹑150.5％和37.5％。冶金行業中﹐有色金屬行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81.7％﹔鋼鐵行業實現利潤呈止跌回升態勢﹐同比增長6.2％（〈財政部﹕2006年中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突破一萬億〉﹐和訊網新聞頻道2008年2月3日﹐http://news.hexun.com/2008-02-03/103513864.html）。金融危機發生后﹐在困難嚴重的2009年﹐財政部的報告顯示﹐當年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都受到嚴重影響﹐但保持了發展態勢。壟斷行業國企繼續發展。競爭性行業國企的抗風險能力增強﹐汽車﹑施工房地產﹑建材等行業利潤繼續大幅增長﹔鋼鐵﹑有色﹑化工等行業利潤降幅明顯收窄（〈財政部﹕2009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增速負轉正〉﹐龍虎網新聞中心2010年1月19日﹐http://xw.longhoo.net/2010-01/19/content_1098725.htm）。

[17] 具體內容可查看作者《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第三章3.2節〈競爭性國企全退等于自殺〉﹐或查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2005年《工業經濟發展報告》有關工業行業集中度的分析內容。

[18] 2010年5~6月上千人的企業罷工密集頻發﹐就綜合地反映了當前經濟結構失衡和財富﹑收入兩極分化的后果。還在2008年﹐全國總工會就已經發出了這方面的預警信息。具體分析﹐可查看作者〈改革30年﹕61％職工可能參加群體事件﹖— 兼評它釋放的積極信號和自由派觀點〉﹐《香港傳真》No.2008~84。

[19] 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17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第607頁。具體分析﹐可查看作者〈“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 兼評薩繆爾森的“與時俱進”〉﹐《香港傳真》No.2007~67。

[20]〈馬凱力挺山西煤炭重組〉﹐化工網2010年3月8日（http://news.chemnet.com/item/2010-03-08/1302855.html）。

[21] 王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穆虹﹕醞釀推出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政策〉﹐中國經濟網2010年1月29日（http://finance.ce.cn/rolling/201001/29/t20100129_15461739.shtml）。

[22]〈觀點集萃〉欄目報道“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講話”﹐《人民日報》海外版2010年4月2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0-04/02/content_480926.htm）。

[23]〈溫家寶﹕合理確定國企負責人和高管基本年薪〉﹐新華網2010年3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3/29/content_13267167.htm）。

[24] 夏小林﹕〈著名公眾人物接二連三杜撰中央文件觀點〉﹐《香港傳真》No.2010~7。

[25] 趙明明﹕〈中國工業安全突破警戒線﹐外資控制超過三分之一〉﹐搜狐網新聞頻道2009年11月30日（http://news.sohu.com/20091130/n268578182.shtml）。

[26] 王小強﹑何小亮﹕〈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 — 三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香港傳真》No.2009~1。

[27]〈發改委解讀鼓勵民間投資新36條〉﹐新浪網財經頻道2010年5月14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514/14517937614.shtml）。

[28]“中小企業發展問題研究”課題組﹕〈2003年中國非公經濟成長型中小企業發展報告〉﹐紅網改革開放30年頻道2008年8月31日（http://gaige.rednet.cn/c/2008/08/31/1583835.htm）。這份報告的有關原文是﹕“目前﹐我國80多種社會行業中﹐……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種﹐而允許私營企業進入的只有41種。”

[29]〈2005年浙江省國家公務員考試申論試卷及答案〉﹐湖南大學公務員考試培訓網2008年9月21日（http://hnjbwh.com/NewsView.asp?ID=239&SortID=28）。

[30] 具體分析和文獻﹐參見夏小林等〈“12五”時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研究〉﹐《經濟研究參考》2010年第19期。

[31]〈發改委解讀鼓勵民間投資新36條〉﹐新浪網財經頻道2010年5月14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514/14517937614.shtml）。

[32] 當然﹐在市場競爭中﹐為了保持總體上的“發展壯大”﹐國有資本在某些方面的退卻仍是一種必要的策略選擇。但這不應是政府的戰略方向和目標。

[33] 搞笑的是﹐此時此刻﹐國企養的一批學界“獨董”們﹐有的人拿著供奉罵娘﹐多數人則保持著有教養的緘默﹐拿國企的錢﹐看國企挨罵﹐十分中立﹑自由﹑民主﹑“和諧”。

[34] 例如﹐美國經濟學家E.K.亨特在《經濟思想史 — 一種批判性的視角》（第二版）中曾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20年里﹐新古典主義的兩個分支（指內部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流派 — 引者注）在鼓吹某種政策方面表現出了同樣的熱情。這種政策致力于摧毀任何地方存在的共產主義﹐阻止第三世界的經濟體進行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試驗。因此﹐即使是擁護自由放任政策的最保守的人﹐都支持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和推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

此后﹐一些經濟學家參與政治和經濟動亂的現象并沒有消停。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原蘇東國家的劇變中﹐在拉美﹑非洲和中東國家的“結構改革”中﹐在亞洲金融危機問題上﹐在當今21世紀不曾停息的圍繞著美國決心進一步改革﹑分裂和肢解的那些國家的各式各樣的顏色革命中﹐又活躍著多少學以致用的經濟學家或經濟專家（有人稱他們是“經濟殺手”）﹖

為什么﹖意識形態和大資本家﹑政府操作使然。具體描述和分析﹐可查看作者《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第一章〈為什么人服務是經濟學的大本大源〉。

[35]《資本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68頁。

[36] 王多﹕〈《資本論》的持久魅力〉﹐新華網2008年10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10/22/content_10232300.htm）。

[37] 薩繆爾森等﹕《經濟學》（第17版）第194~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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