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紀蘇講座：中國改革與社科院改革的平等效率邏輯

中國改革與社科院改革的平等效率邏輯

——在烏有之鄉書吧的講演

 黃紀蘇

 一、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在許多人包括一般公眾、知識分子和官員的心目中、感覺中或下意識中存在著一個顛撲不破的改革邏輯。什么邏輯呢？就是以擴大社會不平等為手段提高效率（發展）。這是理論的面子，還有一個利益的里子，那就是以提高效率（發展）為借口擴大社會不平等，把本來屬于別人的錢裝自己兜里。中國這些年社會生活中的許多問題、矛盾和危機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這個邏輯上來。這次社科院專業津貼改革使我們再一次面對這個改革，并透過它的“表”看清它的“里”。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27年了，今年又是它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這樣一個日子口與身邊發生的改革一起，為我們反思改革開放27年來的這個改革邏輯提供了良辰美景。

我們都知道，1976年至今的這27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1949年到1976的那27年的母體里產生出來的。但那27年也不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是從1840年到1949年整整100年的母體里孕育出來的。為改革開放認親媽再認親姥姥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尋根，它應該有助于我們看明白那個改革邏輯的來龍去脈。

這就少不了要回顧一下歷史。中國地理上自居一隅，文化上自成一格。我們守著黃河長江春種秋收了幾千年，要是不受外界的干擾，我們現在的生活大概去明清不會太遠。今天舉行的想必是什么詩社的暮春雅聚，地點可能是子虛先生的“亦真亦幻閣”，也可能是烏有鄉人的“聽云聽月樓”，反正不會叫什么“書吧”。山高水長的中國文明傳統到160幾年前突然一個跟頭摔在地上，再扶起來便口眼歪斜、搖搖晃晃了。那一年，從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心處的歐洲，駛來一些由蒸汽機驅動的火輪，從這些火輪上發射過來的炮彈，智商雖然比不上今天美軍的什么JDAM導彈，但畢竟代表了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不但把中國軍民炸得血肉橫飛，而且把古老中華文明的社會經濟政治基礎給徹底動搖了。好在中國人當時雖然被炸，卻沒有被炸糊涂，他們對西方船堅炮利的解讀就是自己要亡國滅種。不像世界上有些原住民，看見殖民主義軍艦開來還以為是神仙下凡；也不像今天中國的一些年輕學者將販運鴉片理解為純粹的“自由貿易”；更不像馬立誠先生著書立說寫些什么《日本不必向中國道歉》。那時的仁人志士一想到中國會淪落到印度、波蘭那樣的境地，就悲憤得“發為之豎，目為之裂，血為之沸”，欲“拔劍，砍地，奮身，入海！”“入海”更通常的說法是“蹈海”，英語法語里好像沒有意味相當的詞匯。這恐怕是被壓迫民族的特色行為，就像巴勒斯坦人體炸彈一樣，都屬于弱者走投無路時的撕心一叫、拼死一搏。總之，1840年起中國被正式趕進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這時起，中華民族的基本路線和基本任務發生了根本轉變。以往是在王朝治亂間維持簡單再生產；如今要在豺狼虎豹的世界叢林中求生存。從1840到1949的100年是這樣，從1949到1976是這樣，從1976到今天仍然是這樣。各個歷史階段的成敗得失，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考察。

中國被迫進入的不僅是虎叫狼鳴的叢林，也是一個井然有序的賽場。這個賽場的口號不僅是“落后就要挨打”，也是“落后就要挨罵”。挨誰罵呢？挨自己人罵。來到這個賽場，我們便加入了一個比較體系，一個價值體系。以前有海洋、沙漠、高山四面圍著，高墻深院里的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整體，除了《山海經》里的怪物，橫向實在沒有什么好比的。于是便跟傳說時代的古人如皋陶氏有懷氏比一比人心純樸、世風澆薄之類。這樣的比較彈性很大，不像人均GDP、國民手機擁有量之類凈是些硬梆梆的指標。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從跟祖宗比——其實也就是沒的比——變為跟地球村的街坊們比。所比的內容則由比道德倫理變為比財富物質。清末的一位叫吳稚輝的老秀才將上海公共廁所的糞坑跟倫敦旅館里的抽水馬桶做了特別不宜在吃飯時閱讀的生動比較之后，認為中國的一切“放屁放屁，真是豈有此理”，出路只有跟著西方發展物質文明。可以說，在中國，160年來，任何政權、體制、方針、路線，它的合法性都首先取決于這種橫向的比較，比好了就得民心順民意；比不好就得挨罵，就得被自己人哄下臺來——還不光是外面要打進來。

毛時代的27年一開始真是光芒萬丈。一百年的積羞積辱積貧積弱，在“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回聲中化作滿天云霞。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洗雪了百年屈辱，完成了“救亡”的初步任務，而且還為“強國”，為中華民族在世界體系中挺胸昂頭甚至出人頭地提供了空前的機遇。后來的超英趕美、大躍進、合作化、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方針舉措，其實都是大體或部分圍繞著這個強國的總目標展開的。后來毛的思想和實踐偏離了這個目標——他的理想和實踐的確不應只放在發展效率的秤盤去衡量，還應有更遠大的尺度。于是便有十年文革。到了文革后期，老百姓，特別是知識階層和干部階層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到：中國雖然在社會關系上屬于解放別人的人類前三分之一，但在經濟發展上卻屬于待解放的人類后三分之二。于是便發生了1976年的滄桑巨變：老百姓目送周恩來的靈車載著“四個現代化”的希望駛向了八寶山，不但涕泗滂沱而且悲憤填膺。幾個月后他們利用清明節的機會，到天安門公然為毛的路線大喝倒彩。又過了半年，毛澤東便在凄風苦雨中結束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四人幫”隨即被撅胳膊撅腿兒扔進了陪葬坑。北京傾城游了幾天行。其中一天的上午，我站在金水橋附近的長安街邊，遠處是“由此上溯到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眼前是如長江黃河般奔騰的人流。擴音喇叭里播放的“我們偉大的祖國，從此走向繁榮富強”的歌聲在心里久久回蕩。當時想想背后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真是感慨萬千，他老人家27年前為另一個時代送行的詩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到此正可用來告別他的時代，他的27年。

第二個27年的“發展”或“效率”主題，就是這樣在幾乎全體人民的擁戴中誕生或“復辟”的。它與1840年以來的“保種”“救亡”“圖強”“躍進”“趕超”“四化”以及后來的“翻番”“崛起”“復興”“硬道理”等等一脈相承。這個主題是被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席卷了的世界所有國家所有民族的共同宿命——對于后發國家尤其如此。再沒有誰可以在桃花源里我行我素，自得其樂了；所有人都進入沒有例外的賽場，登上了沒有盡頭的跑道。人家有錄音機了，你也得有；人家有洗衣機了，你也得有，不但要有，而且不能慢。慢了，人生就是失敗的人生，路線就是失敗的路線，政府就是失敗的政府，制度就是失敗的制度，人民就是不滿的人民。顛覆這個比較體系價值體系曾經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宏偉抱負，但同時也成了它沉重的包袱。20世紀的社會主義，今天回過頭來看，還擔負不起這個任務。它所能做的，大體只是為受壓迫民族實現經濟發展提供一種齊心協力的政治、經濟組織方式，使它們在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中盡快混出點“人樣”來。毛時代成敗的轉移正在于此。你想想，在狼奔豕突的發展跑道上，其他早早動身的健兒一絲不掛尚且馬不停蹄，我們大包小包又是繼續革命又是反修防修，怎么跑得過人家呢？于是才有鄧小平出來，把中國的方向重新調整到發展與效率上來。這個調整，用官方的話說，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我對這個太極圖的理解，就是以發展／效率為主，以政治控制社會控制為輔。這樣的解讀也許不精確，但比起一些流氓的解讀起碼要正確。重新確立的發展效率路線，其合理性存在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民族國家的基本關系之中：只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還在，只要民族國家還在，那么我們就只能承認發展／效率這個比賽規則，盡管一些有錢人對上氣不接下氣地更新手機更新電腦更新汽車，已產生了一種叫作“現代性焦慮”的癥狀。

二、

對于發展和效率，除了少數回國尋根或休養的華裔，我想絕大多數海內外中國人是有共識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實現發展，如何提高效率。中國的強勢階層提供的答案是“拉開差距，強化激勵”，也就是這些年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理應外合、知識精英從旁鼓吹的以擴大社會不平等為手段提高效率的改革邏輯。近三十年過去了，“拉開差距，強化激勵”這幾個字依然寫在許多改革紅頭文件的第一個自然段里面。對這樣一個邏輯，對它理論上的正誤，實踐上的得失如今真的應該進行一次認真的盤點了。我在這方面談不上研究，本來沒資格說三道四，但一想能拋磚引玉，就顧不得那么多了。

這個作為意識形態存在于大家心中的改革邏輯，或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的關系式，是怎么來的呢？要搞清這個問題，需要大量的社會心理調查研究。我們沒有這個東西，只好就個人的觀察或閱讀做一些假設。我想它的來源一定很多，例如1977年恢復高考所引發的奔騰形勢實在令人嘆為觀止。又如日常生活中人們往上爬向前奔時的亡命徒勁兒，也都有目共睹。不過以下幾個來源似乎是比較共同的，因此可以作為分析討論的公共平臺。第一個是傳統的性惡觀，第二個是文革后期的經濟形勢，第三個是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村改革的成效，第四個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這些通過記憶和印象形成奧威爾所謂的“感覺的概念”——李洪志的法輪大法里盡是這路貨色，然后經過意識形態處理，便成了平等／效率的公理和天則。以下分別論列。

性惡觀是對迄今人類基本社會關系的客觀描述。要出人頭地、比別人混得更好，這的確是人類一種異常普遍而且相當穩定的心理傾向。它不但構成了社會不平等的人性基礎，也構成了或許最重要的人生意義，并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提供了恒久的動力。不過，傳統的性惡觀有一個很大缺陷，那就是它往往排斥平等主義，往往把平等主義社會主義之類推給性善觀，好像主張平等鬧社會主義的都是些良心過剩、悲憫過度的半瘋。其實，就平等／不平等而言，想超過別人與不想被別人超過，想壓迫別人與不想被人壓迫，是一枚錢幣的兩面，它所根據的，都是“惡”的人性。在“人性”的層面上，個人主義與平等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對立的統一，并無本質的區別——倒是共產主義要求新的人性。因此，從人性邏輯上說，如果拉大差距能加強激勵，那么縮小差距也能；如果不平等能提高效率，那么平等也能；如果資本主義能促進生產，社會主義為什么不能？下層人民解放后獲得了當家作主——甭管真的假的——的感覺，于是干勁高漲，效率也就上去了，這在各種當年和日后的資料中都有不經意的記錄。國外也是這樣，如日本丹麥企業中的平等主義傳統使一般技術工人樂于供獻才智勇于進行技術或工藝創新的情況，也都有實證研究。我兒子從前在班里是個差生，被老師發配到最后一排自生自滅，貧雇農感覺很強烈，后來別的老師對他和其他同學一視同仁了兩回，他就來了勁兒了，精神煥發了好幾個月。是平等更有激勵作用還是不平等更能帶來效率，其實非常復雜，要受許多復雜條件的制約。例如所謂“公平”“公正”“起點平等”之類，就是其中最為大家公認也因此最為穩定的條件。所以，一方面要承認具有“規律”傾向的東西————其實人類社會哪兒會有自由落體那樣的規律；另一方面要實事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可輕易把一些現象封為“規律”。總之，以傳統性惡觀為基礎的不平等＝效率的教條是片面的，有缺陷的。關于這些問題，我兩年前在中央財經大學做過題為《高高低低話平等》的演講，說得比較詳盡，烏有之鄉網站里應該有收錄，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文革時期生產的低效，是當時大多數人共同的感受經驗。最近有些研究證明當時情況并非如此，不能說毫無道理。但為了說明問題，我假定當時情況就是如此，假定當時的國民經濟就是到了崩潰的邊緣。但我要問的是：當時的經濟低效真是所謂“大鍋飯”也就是所謂“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造成的么？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計劃模式的僵化，管理制度、責任制度的松弛，9·13事件對信仰體系的瓦解，以及隨之而來道德動員能力的低下，等等等等，這些因素對激勵造產生的負面影響，對效率造成的直接間接損害，應該怎么估價呢？另外別忘了文革的別名是“十年動亂”，文革頭幾年武斗派仗的消極影響不可能即收即無，它肯定會對對國民經濟造成遷延性影響。更何況后期評法批儒批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雖然比不上開槍開炮，但對正常的生產無疑構成干擾。總之，當時經濟的低效是各種宏觀、微觀過程的結果，這里面存在著復雜多元的因果關系。要許多因素攪拌在一起才能合成出一個高效或低效來，哪兒像爹加媽等于兒女那么簡單！我舉個個人的例子，1976 年我在工廠勞動，我是屬于吊兒郎當一流的，周圍也有一批諸如此類的年輕同事，這些人當時已不信共產主義那一套了。我們當時私下傳閱《第三國的興旺》之類的“啟蒙讀物”，唱的都是《外國民歌二百首》上的歌曲，做飛機模型也是線條超前的協和式。當時覺得就不應該為這么一個體制好好工作。而另外一些人，也包括青年人，尤其是工農家庭背景、思想沒我們“開放”的，他們對毛路線還是一往情深，干活依舊熱火朝天。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與計劃體制配套的信仰體系的興衰，對于激勵是有一定影響的。在我個人經驗中它大概比分配制度更具有激勵或反激勵作用，但對更大的人口是否也如此，我就不知道了。簡而言之，文革時期的低效也不能隨便拿來為平等＝低效的教條撐腰。

中國農村由人民公社改為家庭聯產承包后五谷豐登牛羊肥壯，也同樣不能說明不平等＝高效。且不說人民公社的效率究竟如何——因為這方面近來也有一些正面肯定的研究，就我們關注的范圍而言，我們實在看不出聯產承包通過了什么不平等，打破了什么平等，又帶來了什么不平等。農村改革始于安徽。1978年安徽大旱，眼看三年災害把人餓死的歷史又要重演，群眾與領導串通一氣趕緊分地，把生死存亡的責任和機會承包給了個人。這種大難臨頭、一人一塊田的AA均田制，跟拉大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沒有關系。它的激勵來自絕地求生，而不是出人頭地。我最近翻閱了段歷史，發現1970末、1980年代初農村改革摧毀的與其說是平均主義的“大鍋飯”，不如說是計劃體制的瞎指揮。那時基層要的是自主權——種棉種糧上面別管太多；農民要的是自留地，是養雞養鴨兜里能有倆閑錢。包產到戶滿足了這個需要，因而調動了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這種激勵機制和古往今來高考的頭懸梁錐刺骨完全不一樣。另外，公社體制本身就是一個等級體制，我們去農村勞動，發現有的地方書記細皮嫩肉，而農民滿臉褶子——18歲完了19，19歲完了50——看著就像兩個種族。隊長和會計構成鄉村社會中的一二等公民。壓在最底層的是地富及其子女。當時生產隊的低效在多大程度上來自對這種不平等體制的不滿不好說，但官民矛盾構成中國傳統社會一種基本關系，確是大家都承認的事實。此外，當時農村機械化程度較低，規模經營程度不高（當然各地情況也很不一樣），農活基本上靠的是鋤頭鐮刀加老牛，這樣的生產方式的確不需要打鐘集合，吹哨收工的農場組織方式。至于筑路修壩開渠之類的公共設施，也用不著大家一年365天老橫行縱列湊在一塊。包產到戶恢復一家一戶的自耕農傳統，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這種合理性，應該說是當時積極性的一個來源。再有，勞動與收入的脫節大概也是造成生產隊體制低效的原因。生產隊的莊稼收完了先交隊里，由隊里根據工分檔次年底發給大家，而工分標準，誰定三分，誰定六分，這里面牽扯到權力等級結構，又很容易造成不公正。比如被定了6分的隊長親戚干活再不賣力，年底他還是按6分分紅。而定了3分的普通社員再玩命到頭來也還是比人家矮半截。這很像今天的職級職稱體系，一旦定了教授，干得再不好，也是三千六；定了助教，干得再好，也是二百五。業績不能與收入直接掛鉤，中間隔了那么多“代表”，這怎么能不影響積極性？自留地的莊稼之所以比隊里的長得茁壯，就是因為勞動直接反映在了收入上。這與不平等也沒有多大關系。關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最近有研究指出它的平等主義性質。我們雖不敢據此就說，那一次是平等強化了激勵。但也實在無法得出相反的結論來。我想起該有一種存疑探討的態度。但由于缺少這樣一種態度，中國農村改革的成效，后來被意識形態化，成了別處搞不平等、走精英路線的一個根據。許多人一說起公平與效率的流行公式剛要搖頭，但一想包產到戶不就資本主義么？資本主義不就不平等么？包產到戶不是把農村搞活了么？不平等不就對了么！于是頭就不敢再搖了。

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倒臺，大家對平等效率關系的認識就更草率了。學術也喜歡搞成王敗寇，成了雞犬升天，敗了滿門抄斬。文革失敗，看我們的學者跟刑偵隊長似地上天入地忙得不亦樂乎，不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國自上而下的漢字書寫方式，就連橫亙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唐古拉山、巴彥克拉山也都被他緝拿歸案。就說蘇聯，它的起點是一個破敗的沙皇俄國，卻居然用幾十年時間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集體，其經濟效率一度肯定是不低的。中國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工業的快速發展，情況與此相類。無論是盛還是衰，我想都存在著國際國內歷史當代的復雜因果關系。但一般人誰有耐心去做細致的分析思考，還是迷了馬乎地那么一覺得：社會主義不就平等么？蘇聯不就社會主義么？蘇聯不是玩完了么？玩完了還能有效率么？于是平等跟沒效率在這種水蒸氣一般的“思”路里走到了一塊。我這么說絲毫沒有要丑化誰的意思。人類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是思考動物，而是感覺動物——弗洛伊德的偉大貢獻就在于強調了這一點。他們憑模糊的印象而不是周密的分析去判斷事物。知識精英本來應該開動腦筋多想想，懶得想就睜開眼睛多看看，看看周圍的現實。但也不知這些人怎么看的，厲以寧居然看出中國當前的問題仍是平均主義大鍋飯！

三、

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的公式大概就這樣從半殘的性惡觀和沒捋明白的實踐經驗中莫名其妙地誕生了。它的誕生過程雖然稀里糊涂，可誕生后的作風卻和大馬路上常常響起的警笛一樣斬釘截鐵，堅定不移。每當權勢階級把公有財產往他們家運的時候，這警笛就響起來了；每當他們把勞動者轟下崗轟回家轟離祖祖輩輩的色生活的土地轟離要讓他們大發而特發的開發區的時候，這警笛就響起來了；每當他們吃飽了出來溜達溜達順便惡心惡心老百姓的時候，這警笛就響起來了。強勢階級的掠奪計劃、強盜集團的作案規劃都是先翻譯成這個平等效率公式，翻譯成“拉大差距、強化激勵、提高效率”的硬道理，然后再塞給了本來應屬于全體中國人民的改革開放大業。這個被神化成公理的效率邏輯為中國實現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崛起的總目標指引了一條對外倒挺和平、對內卻很不太平的路徑——希望鄭必堅先生研究中國“和平崛起”的同時，也想想中國怎么樣才能“太平崛起”。一味拉大差距的確能產生而且已經產生了強大的“激勵”效果。歷代革命造反攔路搶劫罷工示威破壞機器，這里面十有六七都是拉大差距“激勵”出來的。大家還記得把中國攪了個天翻地覆的“六四”，那在相當程度上不也是被1980年代中后期越拉越大的社會差距“激勵”出來的么？遠的就不說了，就說這一年四五萬起的群體性突發事件，起碼有三四萬是被社會差距激勵出來的。不能不說激勵產生了效率奇跡：一分錢不投入卻產出跳樓燒樓炸樓，這效率還不高么？不能不說效率創造了GDP：保安產業發達了，保鏢產業興旺了，精神病醫生不愁沒飯吃，心理咨詢所不愁沒錢賺——這些都是要算進GDP的，都為中國經濟的“一枝獨秀”做出了供獻。

這效率邏輯在今天占據的是不容置疑的準宗教迷信地位，強者有它保駕護航，豪奪巧取，忙得馬不停蹄。弱者見了它只好啞口無言，怨自己命不好。千萬別輕視“理”的作用，人從來都是按照觀念為人處世，從來都是依理行事，真的四腳落地作豺狼禿鷲，像非洲的皇帝那樣隨便吃人，在人類社會也不好混。希特勒雖然滅猶太人就像滅鼠，但也得配備一套美輪美奐的理論。所以要跟他們做觀念上的周旋，要把理講清楚。當然，強者的一個優勢就是可以不跟你講理，你條分縷析跟他掰扯道理，他卻改革烈士似地對隨從們說：瞧，改革阻力來了吧，讓我們化阻力為動力！加大改革力度！！提高改革速度！！！盡管如此，我們也還是爭取講明白這個道理，掠奪者不聽沒關系，我們可以講給被掠奪者聽。這樣他們再被掠奪的時候就知道自己遇上了盜匪，而不至以為自己是在資助21世紀的商秧王安石。除了實在沒救的癌癥患者，我想每個人都應享有了解真相，享有不被愚弄——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的尊嚴。

四、

 所謂月印萬江，社會科學院此次專業人員津貼制度改革，重復了已被重復了無數次的中國改革邏輯。

這次改革把專業人員分為十一等——比中國社會十等的通常分類略勝一籌，最高的特等與最低的初等收入差距在12倍。坦率地說，這個差距不比其他地方更過分。難怪有朋友說，社科院夠文明的了，我們那兒改革，錢就不說了，給當頭的都改成一人倆辦公室仨電腦，而領導端架子根本不用電腦。現在國企老總百萬年薪制，四川的什么廠長楞給自己定了年薪千萬，那又怎么樣啊！

這次改革面上繡的是“拉大差距強化激勵”，里子寫的卻是“弱肉強食，損不足奉有余”。關于這一點，看看首尾兩頭就清楚了。上頭的一等，就我所了解的情況而言，大都歸了所級領導——說領導包了一等不準確，說一等包了領導卻八九不離十。這里我們要注意一點，職稱分檔后的評誰一等評誰二等，決定權完全在領導。也許有人會說，領導沒準兒都是最杰出專業人員呢？舉賢不避親，人家這是帶頭建設實事求是的學風政風呀。沒準兒是，但沒準兒不是呢？再說另一頭，那10％淘汰的，是這么一些人：長期病號，一個單位若有10％這樣的職工那就謝天謝地了；若沒有，用新分來的學生填；填不滿，就只好辛苦圖書管理員電腦操作員了，誰讓他們學歷最低地位最低呢，反正都低習慣了就再低一回吧。這究竟激勵了什么，強化了什么，是明擺著的。老虎說，咱腦門上這個“王”字果真是美不勝收；貍貓說，我個頭雖小，但跟大王同譜同宗，今后進食就餐也要有王家氣度；山羊說，誰讓咱是食草動物呢，下一代生下來就改吃肉。

這次改革由上層制定，交中層執行，讓下層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本來是十足的長官意志衙門作風，卻又加了一個“公投”——就是讓每個人評每個人誰該幾等——頗引起一些誤解。大家說，你又讓群眾投票，又不公布結果，又由領導領導拍板，又說其實都是群眾意見，你這不是偽民主嗎？你這不是強暴人家還讓人家叫床嗎？據我看，這年頭的改革家未必有閑情逸致把強奸現場布置成新婚洞房，燭光香水地營造浪漫情調。他實在是出于利益和權謀的精打細算。第一，讓群眾斗群眾，可以轉移矛盾，緩解對領導的壓力。第二，由領導拍板可以保護自身利益，否則真被群眾投進10％，這改革還有什么搞頭？第三，投票結果保密使領導進退自如：票若投到他們心坎上，就把紙捅破，讓它變成公開的秘密；若不合他們的意，就說民意跟我們的意思“大體”相符，你若向他要民意看個究竟，他說這不合天意——上頭規定了不許看。至于院里派來監督的，有人懷疑他們根本不認識字，起不到“監票”作用。我想人家字肯定是認識的，但認識又怎么樣？他們不過是上面領導發給下面領導的一些道具，下面領導有了這道具戲就好演了：他可以對群眾說，院里派人來，咱想體貼群眾變通變通可辦不到啊。他還可以說，票就是這么投的，不信你問院里來的人，他們監的票。院里來的小孫悟空已變回大圣身上的毫毛，你哪兒去找？

如此制訂如此推行的改革，效果可想而知。差距倒是拉開了，但效率在哪兒呢？由于收益不能跟業績直接掛鉤，而是通過比貴族世襲制靈活不了多少的職稱等級——有的所再加上職務等級――跟“業績”或“能力”掛鉤。沒有起點的相對平等，它憑什么“激發”積極性呢？上面的覺得誰讓咱八年前就評上公侯伯子男了呢，多拿是應該的。下面的覺得我活兒一點也沒少干，評什么拿這么少？那好，以后單位的活兒能不干就不干了。某所的一個朋友說，名次公布出來以后，群眾之間，群眾與領導之間，大家覺得彼此都成了債權人或債務人。辦公室里有種一觸即發的氣氛，都覺得什么人會在什么時候掄什么人一記耳光。評了一等的想請二等的吃飯，不敢開口；去上廁所看見三等的正在里面提褲子，連忙收回便意拐進別的屋子。另一個朋友說他們哪兒結果出來以后，大家彼此冷冷的，淡淡的。我們那兒有個業務輔助人員，工作應該說算勤勤懇懇，一輩子都交給這個單位，再幾年就退休了，這次因為職稱低，和剛分來的畢業生劃在一等，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感覺明明寫在臉上，周圍同事都感到寒心。總之，洪水過后，一切仿佛照舊，但屈辱就種下了，隔閡生根了，矛盾發芽了，效率的花開得出來么？有的所領導說，到此打住吧，再往下改我就該跳樓了！由體制強力推行的改革，通過無視社會公正，破壞人際關系，損害的恰恰是效率。剛才提到的某辦公室那個要掄沒掄的耳光其實是掄了，不偏不倚，正好掄在社科院改革方案的邏輯起點上，正好掄在平等＝低效、不平等＝高效這個已成為作案工具的中國改革教條上。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