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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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席卷全球。改革破壞了戰后的福利國家體系，并將資本主義市場的觸手伸入人類社會的幾乎每一處毛細血管當中。新自由主義似乎成為了一場左派的夢魘，它標志著傳統工人階級力量的潰敗、社會福利的縮水、乃至民主政治的倒退。不過，在許多國家，左翼力量經常成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推動者與執行者。為什么會這樣？許多傳統觀點認為，這是左翼政府面對外部壓力時的被迫妥協。但是本文對此有不同看法。
通過對法國、意大利與西班牙左翼政黨的比較研究，作者指出，左翼政黨并不是新自由主義浪潮的被動接受者，而是主動地調整了自身意識形態表達，為這種轉變辯護。左翼力量支持新自由主義的理由，在法國是“提高國家經濟競爭力，保障民生兜底”；在意大利是“抑制通貨膨脹，打擊‘工人貴族’”；而在西班牙則是“以經濟發展保衛民主化果實，確保‘長江黃河不會倒流’”。總而言之，市場改革是追求某些被認為更重要，更宏大的目標的手段。作者將這一政策取向總結為“選擇性新自由主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如何粉飾，各國左翼政黨的“一盤大棋”最終似乎都通向了新自由主義改革以來的潰敗、無力與失語——如果有選擇地接受新自由主義可以被視為某種“新經濟政策”式的退卻，那為何所有人都一路退到懸崖邊上，卻依舊止不住后退的腳步？我們或許不得不回到本文談及的那個時代：西歐的滯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們能否給出一個來自左翼的解釋與藥方？面對各國在70年代的經濟困局，我們可以提出更好的方案嗎？
譯文有刪減和調整。此處附上原文鏈接：https://doi.org/10.1080/13563467.2024.2346534
文| Virginia Crespi de Valldaura 、Gianmarco Fifi
譯校| 愛嬰斯坦、蘭玲花
按| 丸久須
本文以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三國為樣本。通過分析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早期轉向新自由主義的關鍵改革，我們發現左翼（包括政黨和工會）并非被迫妥協，接受社會保障的削弱。相反，它們主動調整意識形態表達，為這種轉變辯護。在這三個國家中，對高通脹和過度的財政支出的政策的抑制都被描繪成減少“受庇”群體（譯者注：此處指60年代后借工人運動獲得長足社會保障的人群）的數量、部門，并使前者和未受保護的市場“局外人”之間更平等的手段。本文認為，20世紀80年代初的左翼力量實現了“二階變革”（譯者注：簡單來說，二階變革可以理解為“新手段，老目標”。與二階變革相對的是一階變革和三階變革，前者約等于常規決策，小修小補，而后者則連目標都發生改變，發生全面重構），即決策者使用新手段來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此外，本文發現殘存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并非“一物換一物”式的退卻，而是表明了新自由主義轉向的“可選性”。“選擇性新自由主義”（譯者注：指左翼力量采取、支持或認同部分新自由主義政策以應對70年代經濟危機，但不全盤倒向新自由主義思路的策略方針。在此過程中，改革取得的成果將會部分反饋于福利以換取支持。）這一概念最初被用于分析意大利情況，并且可以更廣泛地推廣到對西歐的左翼力量在轉型期間發展軌跡的總結。
本文的結構如下。首先，我們研究了社會民主主義向新自由主義過渡的相關文獻，指出這些文獻通常低估了左翼團體在支持減少社會保障方面所發揮的廣泛的推動作用。然后，我們分析了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左翼團體在1976年至1986年期間對關鍵改革的立場。在最后一節中，我們討論了我們的發現，并將理論框架與經驗證據相結合。
作為一種“二階變革”的左翼黨派自由化
在海量關于左翼政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采取市場自由化政策的文獻中，最常見的解釋關注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外部限制。7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者主導建立的戰后福利資本主義模式面對著持續挑戰。資本流動性增加，居高不下的通脹率導致相對于其貿易伙伴而言，本土企業喪失了競爭力，這些迫使福利國家政府采取反通脹政策。那些試圖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府，如1981-1983年期間的法國（密特朗）政府，很快由于本幣遭受金融投機而被迫進行政策轉向。
盡管有著這些客觀的外部限制，社民黨派對平衡預算、勞動力市場自由化和通脹控制等經濟原則的承諾，似乎是源于主動的政治選擇，而非市場壓力。這一時期左翼政府的各種改革軌跡說明了這一點。1974年至1978年期間的英國工黨政府試圖在適應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同時，依然保留其傳統凱恩斯主義計劃中部分首要目標。即使是采取了“第三道路”措施——如放松信貸管制——的國家瑞典，直到1991年都一直堅守實現充分就業的承諾。那些走上長期財政緊縮道路的政府，并不像外部限制論所主張的那樣被動。更廣泛地說，自由化進程雖然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危機，但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它更像是左翼團體一種漸進式的適應，而非偶然的、受危機驅動的反應。
本文認為，在凱恩斯主義解決方案似乎不再有效之際，左翼政黨將一系列市場自由化改革視為實現社會民主目標的手段。Bockman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案例中，提出了左派行動者將市場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的觀點，這兩個國家20世紀60年代的改革被視為實現理想的“市場社會主義”的手段。Gingrich則就英國、荷蘭和瑞典的福利國家改革方面提出了類似觀點。“利用市場作為實現左翼目標的工具”這一觀念可以擴展到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的左翼政府在應對70年代危機時所采納的更靈活的經濟政策。經濟危機、日益增長的貿易和金融一體化等外部壓力促使左翼政黨重新考慮傳統的實現政策目標的工具，比如通過公共支出刺激需求。
將從凱恩斯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變描述為二階變革可能看起來有悖直覺，因為這種轉變通常被描繪為范式轉變/三階變革。的確，霍爾對英國三階變革的描述是“通貨膨脹取代失業成為政策制定者首要關注的問題”。但左翼政黨并沒有將控制通貨膨脹本身視作目的，而是將其作為保護低收入選民的工資和儲蓄以及對抗失業的手段。左翼團體并非被動且不情愿地執行那些由工商業驅動的政策，也不應被視為向黨派專家的正統觀點“投降”，而是采用新手段來實現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目標。
在中文語境下，與二階變革相近的概念大概是“曲線救國”
必須強調的是，向自由市場政策的轉變絕非是內在一致的，而是“有選擇性地”進行的，政策“庇護”的領域能夠持續的時間長短不一（校者注：也就是一些凱恩斯主義政策殘留時間更長一些）。一般認為，在這一過程中政府首先針對的是較薄弱的環節，一旦工會被邊緣化，自由化就將擴展到更敏感的領域。這其中蘊含的基本假設是，勞工組織會盡力抵制影響它們內部人員的政策，而在主要影響非組織內人員的方面做出讓步。不過恰恰相反，我們發現，工會在初期就積極支持那些會在經濟領域影響工會內部人員的自由化政策，例如凍結工資和放松勞動力市場管制。誠然，進步人士確實要求采取補救措施來彌補福利削減和放松勞動力市場管制帶來的損失，但他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交換”（do ut des exchange），而認為這是應對危機的必要措施——采取諸如凍結工資、放松勞動力市場管制、甚至減少福利支出等手段。
在下文中，我們將探討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主要左翼政黨和工會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扮演的角色。這些國家是研究社會民主力量適應自由市場政策的關鍵樣本。在法國和西班牙，80年代領導政府的社會主義政黨代表了多數派，而中左翼政府總理Bettino Craxi所屬的意大利社會黨（PSI）在選舉中的支持率始終徘徊在10%左右。意共（PCI）的選舉結果與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和法國社會黨（PS）相似，但始終是反對黨。從佛朗哥軍政府獨裁統治中走出，西班牙變數重重：民主黨派面臨著更大的壓力，它們需要與歐洲主流政治再接軌；而工會在經歷數十年的高壓后，則肩負起捍衛工人權利的重任。面對前文所述的不同經濟帶來的外部壓力，這些國家的情況也各不相同，例如，法國擁有更寬裕的財政回旋余地，可以基本維持其福利國家制度不變，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則有著更脆弱的積累體系（accumulation regimes），這意味著它們應對外部危機的財政能力和調控（steering）能力較弱。
法國：促進競爭力的rigueur？
（譯者注：Rigueur指的是密特朗社會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緊縮政策，主要包括嚴格控制公共支出、遏制工資增長、增稅與緊縮的貨幣政策。校者注：本部分出現的法國政黨組織包括，法國共產黨PCF，法國社會黨PS；工會組織包括，法國總工會CGT，法國工人力量FO，法國勞工民主聯盟CFDT）
前任的雷蒙·巴爾右翼政府（譯者注：巴爾于1976-1981年擔任政府總理，被視為一位經濟技術官僚）曾寄希望通過價格和工資凍結，以及緊縮的貨幣政策來處理危機，它的失敗最終卻招致了社會部門，以及1981年密特朗的當選。新當選的社會黨政府采取了一種完全不同于前任的大規模左翼改革政策，承諾提高最低工資，創造公共部門就業機會，并將關鍵行業國有化。然而，在美國、英國和德國都提高利率之際，法國政府的擴張性改革政策導致法國的通脹率大幅高于其主要貿易伙伴，貿易赤字不斷惡化，最后被迫在歐洲貨幣體系（EMS）進行了三次法郎貶值（譯者注：譯者注，EMS框架的基準匯率通常以德國馬克為核心，然而到1982年，密特朗左翼改革致使法國與其它EMS內貿易伙伴的赤字激增，法國的貿易赤字在密特朗執政第一年幾乎翻倍。時任西德總理施密特甚至施壓密特朗“需要與德國的匯率政策保持一致”）。
社會黨人不得不調轉車頭。1982年6月9日，密特朗公開宣布，為鞏固預算，在法郎貶值的背景下，選舉期間承諾的經濟改革必須暫停，即著名的“價格與收入凍結”（Blocage des prix et des revenus）。從此，社會黨政府開始與它的選民的期待漸行漸遠。措施包括在四個月中凍結所有價格和工資，與此同時，公共和社會預算將會得到更好的控制。政府的初衷是，“在不損傷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快速降低通脹率，并積極推行減少失業的政策”。
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況不同，法國的左翼團體似乎更強調法國經濟適應國際競爭的必要性。社會黨第一書記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Jospin）指出“如果以抑制物價上漲/通貨緊縮作為國際社會中‘成功’的標準，那么法郎實際上是一種弱勢貨幣，而非強勢貨幣”。有證據表明社會黨人仍將平抑通貨膨脹視為對抗前任政府留下的舊的失業問題的一種手段（因此這是一種Hall意義的“二階變革”）。社會黨發言人貝特朗·德拉諾埃（Bertrand Delanoe）認為，“政府將消除失業作為首要目標”，且“必須盡一切努力確保法國和外國的通貨膨脹率差距減小”。為了使工資凍結政策更易為人接受，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加入了與工會的協商。法國勞工民主聯盟（CFDT）和工人力量工會（FO）承認，物價與工資調整已不可避免。據CFDT的總書記皮埃爾·埃里蒂埃的說法，“貨幣調整板上釘釘”，且“絕不能讓消除失業的斗爭退居次位”。他表現出的“選擇性新自由主義”的態度，主張政府必須“兌現其在1985年將工作時間減少到35小時的承諾”。同樣，FO宣稱無意“阻撓政府的行動”。相比之下，法共（PCF）以及與其患難與共關系的法國總工會（CGT）雖然也承認需要做出犧牲，但認為得先由企業家的犧牲做出表率。
圖為法國前總統密特朗，這張照片把他拍得很像老干部
凍結政策不足以阻止通脹的高企，1983年3月法郎發生第三次大幅貶值。社會黨人意識到1981年以來左翼政府取得的社會保障改革成果此刻生死攸關于法國的經濟效率（同樣是二階變革式的思路），法國政府迅速在凍結的基礎上推出了a plan de rigueur（一項緊縮計劃）政策，主要內容包括增加多種稅收、削減公共開支、繼續凍結。密特朗在1983年3月23日著名的“轉折點講話”（Le tournant de la rigueur）中宣布法國將實施這一系列緊縮政策，他在其中強調，社會黨政府在81年改革中實現了“大于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改革帶來的社會進步之和”。共和國總理皮埃爾·莫魯瓦（Pierri Mauroy；譯者注：曾經的青年社會主義運動和技術教學聯盟領袖、老社會黨人）在4月的國民議會描述政府未來經濟政策總綱的演講中強調“我們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進步……為了使這種社會進步可持續，我們必須擁有健康的經濟”（譯者注：即擁抱了更市場化的財政政策。但他曾經在81年改革中堅定的支持主要工業和能源部門的國有化）。
其他左翼聲音普遍贊同社會黨人政策重點的轉變。法共總書記喬治·馬歇（George Marchais）表示“政府走對了路”，減少通貨膨脹、對外赤字和失業是“國家的當務之急”。法國總工會（CGT）也認同這些目標，但反對政府的方法，只因它們的財政方向是退步的、消極的，不去關注增加投資、創造就業。CGT秘書長克拉蘇基（Henri Krasucki）認為這些措施“對于對抗通貨膨脹、減少外部赤字、確保社會保障系統的良好管理以及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而言，絕對是必要的”。但他擔憂財政負擔并未主要落在低收入家庭上（校者注：原文如此）。政府的敘事則不同意這種指責，因為控制通脹被視作一種保護普通法國公民購買力的手段。
類似的轉變也發生在勞動力市場上，即政府把市場自由化原則作為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目標的理想手段。1982年8月至12月期間，作為對“凍結”政策的補充，政府批準了一系列勞動法改革（被統稱為奧胡法，The Auroux Laws），旨在加強企業層面的集體談判。這些法律源自1981年社會黨的勞工部長讓·奧胡（Jean Auroux）起草的報告，而該報告又受此前由財長、后來的“歐元締造者”德洛爾（Jacques Delors）主導的以圍繞“新社會”勞資關系辯論的啟發。德洛爾認為，企業一級的談判將更顯現生產力和工資之間的聯系而帶來更好的經濟表現。
事與愿違，奧胡法加劇了業已主導法國經濟體系的強大的“微觀的企業主義（corporatist）勞動管制”（譯者注：在法國，勞動關系的監管主要集中在個體企業層面，而非全行業或國家層面）。由于奧胡法缺乏加強工會組織的條例，最終結果是：職工委員會占據了與雇主談判的主導地位，現在企業實際上完全可以繞開工會組織進行談判。（譯者注，職工委員會是法國的一種員工權益團體，由于只存在于個體企業內部，因此多數情況下只能代表單一企業實體內的勞工權益）這些措施讓曾支持政府集體談判去中心化的法國總工會（CGT）和法國勞工民主聯盟（CFDT）感到不滿：前者希望職工委員會有足夠的權力及時中止解雇，后者則要求加強小企業中的工會代表權。（校者注：法國民主勞工聯合會成立于1964年，由原來的法國基督教工人聯合會（CFTC）演變而來，放棄了宗教背景，轉向世俗化和左翼立場。CFDT以改革主義和協商為特點，主張通過談判改善工人權益，支持社會進步和經濟改革。1981年法國社會黨上臺后，CFDT與政府關系較為密切，支持其部分政策。）在此前的1981改革期間，最受大眾關注的法令是將周工時從40小時減少到39小時，該法令曾被政府描述為增加就業的手段。而現在政府限制了臨時合同（或固定期限合同contrats à durée determinée，CDD）的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81年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如CGT和工人力量FO。校者注，FO成立于1948年，是從法國總工會（CGT）分裂出來的，原因是其反對CGT受法共控制，主張工會獨立于政黨和政府。）也清楚地看到了限制靈活性與增加就業之間的權衡取舍，他們呼吁將兼職工作的每周工作時間限制在20至30小時以內，以迫使雇主提供較高的最低雇傭條件。即便是那些看似更為激進的提議，比如partage du travail（工作時間分配制度，譯者注：包括減少工時、增加帶薪假、鼓勵員工兼職或靈活工作），背后也明確承認了法國工人需要適應競爭力方面的要求。
圖為法國總工會組織的游行
盡管在82年凍結之初政府對臨時合同嚴加限制，但這些合同和其他非標準合同仍被視為對抗失業問題的關鍵手段。莫魯瓦說，“從長遠來看……除非我們依靠更廣泛的就業共享機制，否則我們無法實現降低失業的目標。”法國勞動力市場的“功能性失調”被認為是該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關鍵原因。社會黨政府通過與工會協商達成，或者由國家支付社會保障費用以鼓勵雇傭（比如1984年10月的集體勞動合同（TUC）和1985年政府通過靈活使用臨時合同（CDD）來發展兼職和臨時工作），從而邁出了就業市場自由化的第一步。正如就業部長米歇爾·德勒巴爾（Michel Delebarre）所說，這些措施旨在幫助政府實現更廣泛的經濟目標，即“最大化法國的經濟增長......并發展企業從事生產性投資的能力”。法國勞工民主聯盟（CFDT）領導人梅爾（Jean Maire）積極地為加強就業靈活性的政策辯護，他稱“全職工作和無限期合同不應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唯一對策。”相反，法國總工會（CGT）和工人力量（FO）批評這些措施可能會造就一種雙軌的勞動力市場。
總體來看，工會對政府的部分手段感到不滿，且工會之間在放松就業市場的問題上分歧日益加大——但在降低失業率的目標上基本達成一致。雙方共識的默契得益于政府沒有在此時大刀闊斧的進行福利削減。總的來說，社會黨人苦力維持1981年改革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成果——養老金和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從198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1.3%增加到1990年的26.5%。這種對社會保障的維穩被Levy稱為“社會麻醉狀態”——國家當局“在促進市場主導的調整同時，安撫并遣散這一進程的潛在受害者”。通過這種方式，政府的“選擇性新自由主義”策略持續對勞動力市場等部門進行自由化，而不招致工人與左翼工會的抵抗情緒。與法國政府與左翼組織的心照不宣相反，我們將看到西班牙社會保障體系的“新自由主義化”導致了政府與工會關系的破裂。
意大利：超越通脹和裙帶關系的經濟救贖
（校者注：本部分出現的意大利政黨組織包括意大利共產黨PCI，意大利社會黨PSI，天主教民主黨DC；工會組織包括意大利工會聯合會CGIL、意大利工人聯盟UIL、意大利天主教工會聯合會CISL）
意大利的社保體系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這是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抗議和1969年“熱秋”工廠斗爭的結果。當時，三大工會——意大利工會聯合會（CGIL）、意大利工人聯盟（UIL）和意大利天主教工會聯合會（CISL）——與意共（PCI）一道點燃了意大利國內普遍的不滿情緒。天主教民主黨（DC）領導的政府被迫采納了意共和CGIL的若干提議，包括提高工人權利（通過《工人法》）和全面調整工資來應對通貨膨脹（即scala mobile，浮動工資或工資指數，后文統一譯為浮動工資指數體系）。
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意大利采用了工資結構調整政策以試圖抑制通貨膨脹螺旋（校者注：所謂通貨膨脹螺旋，inflationary spirals，描述的是工資上漲，價格上漲，進而工資繼續上漲的現象），同時這一舉措和意大利里拉加入歐洲貨幣體系（EMS）的固定匯率體系緊密相關。盡管意共在1976年大選中取得了歷史性的選舉成績，但并未能獲得議會中的相對多數席位。不完全的勝利，加之與蘇聯關系的若即若離以及智利1973年皮諾切特政變帶來的反思，促使意共與其他黨派達成了“歷史性妥協”，隨之而來的是革命理想主義退潮、改良主義興起的轉變。
在積極參與天民黨主導“全國團結政府”的同時，意共黨內的經濟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轉變。1976年經濟政治研究中心（Centro Studi di Politica Economica）會議上的討論正是這一變化的縮影，會上，意共高層和同情左翼的經濟學家們支持降薪手段以解決日益嚴重的通脹問題。本著二階變革式的精神，意共總書記恩里科·貝林格試圖說服勞工們接受緊縮政策，將其看作一個超越消費主義、創造更公正社會的途徑，也不失為在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解決意大利經濟危機的一種務實方案。意大利的工會組織也同意這點。通過與政府、資本家的三方協商，工會表明它們對接受工資削減、自由化就業等政策存在回旋余地。與法國一樣，意大利主要的左翼力量認為，這種政策制定重點的轉變對于實現那些傳統的左翼目標（尤其是保護購買力、增加就業、將“局外人”納入勞動力大軍）是必要的。此外，意大利左翼執政也表現出了“選擇性新自由主義”模式——它認為在經濟危機時期反而應該增加以南意大利地區（Mezzogiorno）為首的必要公共投資（譯者注，梅佐焦諾指包括那不勒斯、西西里、卡拉布里亞等地的南意大利地區，與意大利北方工業化城市存在極大的差距。南部地區以農業經濟為主，社會結構更分散，深受腐敗、黑幫影響，長期以來左翼運動力量有限）。
意大利南北分界線
1977年1月簽署的《跨行業總協議》（Accordo Interconfederale）是左翼新戰略的首個成果：工會同意限制涉及勞動補償或與改變年齡相關（校者注：這里指的是工會限制那些有利于年齡大、工齡大的工人的條款變更。這些條款包括工資、獎金、福利隨工齡增加而增長；工人達到一定年齡后可以享受養老金，或者調整到更適合其身體狀況或技能水平的崗位；享有特殊的健康和安全保護措施，減少工作時間或者提供額外的醫療福利。）的合同的數量，并承諾取消浮動工資指數體系中的自動調節條款。協議達成的目標有：1.工會主動降低勞動力成本，提高生產率，控制通脹，保護幣值2.為新投資創造有利條件。全意大利的工會組織都對《跨行業總協議》的內容表示了肯定，但同時也強調需要進一步推動生產性投資，特別是在南意大利。意共的參議員杰拉多·基阿羅蒙特（Gerardo Chiaromonte）表示“工會與意大利工業家達成了一致，協議將為大幅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創造條件......”，他承認意共認識到需要防患于未然：“如果我們無法阻止通脹進程，以致滑向財政破產深淵，我們的國家和民主制度將分崩離析。出于這個原因，我們追求拯救經濟上的一致和嚴格——有必要采取緊縮政策。”意大利的左翼力量形成了一種普遍共識，對北方業已享受社會保障者的福利保障，使得那些仍未受保障的群體的狀況惡化。例如，CGIL地區秘書博爾迪尼（Bordini）問：“如果我們僅僅限于捍衛那些有工作的人的工資……我們該對失業者、正在找工作的年輕一代以及南方的公民說些什么呢？”
犧牲社會保障幾乎成為執政左翼們理所應當的想法，這表明左派們對經濟危機及其背后的政治經濟邏輯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例如，意共內部一致同意“裁員基金”（Cassa Integrazione）不能成為失業保障一勞永逸的工具（譯者注，Cassa Integrazione意大利的失業、待業補償福利，1975年5月20號后被適應性削減）。如意大利工會聯合會CGIL領導人盧恰諾·拉馬（Luciano Lama）所言，“如果我們還想在減少失業問題這個目標上團結一致，就必須犧牲已就業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協議》也指出公共支出的資源大多被耗散在低效的經濟部門路徑中，這給意大利經濟造成了結構性弱點，而代價主要由南意大利地區承擔。意大利工人聯盟UIL秘書長吉奧喬·貝文努托（Giorgio Benvenuto）表示“我們不能再僅僅關注勞動力成本，而需要‘摒棄舊觀念’，必須效仿英國，大膽削減公共支出，重點解決浪費性支出。”追隨“選擇性新自由主義”邏輯，左派團體認為應該削減那些用于非必要投資的支出。同時，他們也引入了一種新論調為自己辯護，即任何無效、低效的開支（包括過高的失業救濟金）可能都對經濟有害。
這種邏輯在1978年2月13日至14日舉行的工會工人代表大會上，隨著“歐洲一體化戰略”（EUR Strategy）的辯論而得到了進一步鞏固。新的政策戰略框架主張工會代表認可這樣一種必要性——工資保持穩定，以便增加生產性投資，從而促進就業。會上，意大利天主教工會聯合會CISL的領袖兼會議報告員路易吉·馬卡里奧（Luigi Macario）強調，工會提議中最新穎的因素，是為所有人提供就業機會，并圍繞這一目標作出政治、經濟政策的選擇。只有理解這一目標，才能理解工會的自我犧牲意圖何在。在此處的“選擇性新自由主義”邏輯的支配下，馬卡里奧明確區分了生產性支出與非生產性支出，他主張必要的預算赤字上限不應適用于那些因為對就業有益而被視為必要的“擴張性政策”上。
左派們“選擇性新自由主義”邏輯中存在的根本假設是，“受庇”群體（即已通過此前斗爭享有部分福利的群體）和福利部門造成的巨大社會浪費已成為意大利國家的無法承受之重，而這最終阻礙了政府提高就業率和降低生活成本。如盧西亞諾·拉馬（Luciano Lama）所說“福利主義對就業問題的應對……會導致壓在我們肩上不可控的赤字和通脹螺旋”。用他的話來說，“歐洲一體化戰略”顯然并非受外部環境壓力驅動，而是嘗試為應對危機而提出的連貫且持久的新政策框架。“未來幾年的工資政策將會非常嚴格…….我們不能要求企業雇用超出其生產能力的勞動力，也不能讓裁員基金一直喂飽那么多的工人。”
至此，左翼的政策傾向發生了全面的調整，最后集中體現在《斯科蒂協議》（Scotti Agreement）中，該協議提議削減15%浮動工資指數體系的指數化標準。意共和CGIL雖然反對政府不與工會組織協商的專斷做派，但也默認利用降低工資指數化程度為手段應對危機。它們要求在降低勞動力成本的同時，將支出用于促進就業（尤其是促進南部地區以及女性工人、年輕工人的就業）。意共明確區分了生產性支出和與前任天民黨政府的腐敗有關的低效支出。在20世紀80年代初，貝林格（Berliguer）發起了名為“道德問題”的行動，要求仿效充滿活力的私人部門，在意大利國內大搞反對公共部門中低效和腐敗的斗爭。貝林格感到自豪，因為意共是那時唯一一個敢對前任天民黨政府過度開支引起經濟扭曲問題開炮的政黨。
與意共類似，意大利的社會黨人慢慢開始認為通脹的加劇與促進以年輕一代為主的就業，二者顧此失彼。在1983-1987年期間擔任意大利總理的社會黨領導人貝蒂諾·克拉克西可能是強調控制勞動力成本的意大利政治領導人中最重要那個。1984年2月14日的《情人節法案》中，克拉克西政府將意大利天主教工會聯合會CISL、意大利工人聯盟UIL和意大利工業家聯合會（Confindustria）之間達成的口頭協議訴諸為法條，立法削減了浮動工資指數體系3％的標準，卻遭遇CGIL的極大不滿——這種發生在左翼間的分裂進一步證實了，意大利左翼雖然基本都同意逐步減少已有社會保障，但這種趨勢絕非一帆風順——CGIL的絕大多數成員投票反對該協議，但它內部一個由奧塔維亞諾·德爾特科（Ottaviano Del Turco）領導的社會主義派別又支持政府的決定；另一方面，CGIL的強硬立場引發了另外兩大工會聯盟（尤其是UIL）對勞工代表能否團結一致行動的擔憂。
一言蔽之，使這三大工會分道揚鑣的并不是它們對政策和協議的方向存在什么本質差異：它們都認同有必要降低勞動力成本以對抗通貨膨脹，并且都認同削減名義收入反而有助于實際收入；都愿意在限制工資指數化的同時，站在政府角度上承諾未來（更多的）生產性投資。在意大利，社會黨和意共的真正分歧在于，工會組織能在多大程度上行使對議案的否決權，而意大利工會聯合會CISL和意大利工人聯盟UIL對此憂心忡忡。社會黨報紙《前進報》（l'Avanti!）總結道：“近年來，工人階級失去了議價能力……在生產過程中他們越來越邊緣化。”社會黨人不再相信“工人主義神話”——工人階級仍然代表所有其他階級和利益，社會黨指責與工會運動緊密相關的意共只想保護黨內工會工人的工資，而對其他工人的困境漠不關心。社會黨人這種逐步放棄社會保障的做法完全符合“二階變革”的范式，因為他們認為，已就業工人工資與保障其他弱勢群體在事實上，存在著優先級的沖突。被指責的意大利總工會和意共意圖呼吁全民公投以反對《情人節法案》，但大多數意大利選民拒絕了意共的呼告，社會黨聯合政府支持廢除工資指數化制度。
西班牙：通過自由化吸納“局外人”？
（校者注：本部分出現的西班牙政黨組織包括，西班牙共產黨PCE，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中央民主聯盟UCD；工會組織包括，工人總同盟UGT和工人委員會CCO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將軍去世后，中右翼的中央民主聯盟（UCD）在西班牙的首次民主選舉中勝選，并從1977年開始嘗試擺脫石油危機的陰霾。危機下的西班牙面臨高通脹率和公共赤字，而由于UCD沒有獲得多數席位，不得不組建少數派政府。為了解決緊迫的石油危機問題帶來的影響，UCD尋求與兩大反對黨力量——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和西班牙共產黨（PCE）達成共識。政府提出的經濟調整政策包括貨幣緊縮和貶值、限制工資以及金融體系改革，最終得到了《蒙克洛亞協議》（Pactos de la Moncloa，譯者注：協議內容包括政黨間休戰、左翼團體接受凍結工資并緩和斗爭要求以換取財政、法律和體制改革。最終通脹率和赤字成功下降，但失業率持續上升，許多改革措施也停滯。）。決定尋求一份政治上的共識協議也部分是由于西班牙最大的兩個工會——工人總同盟（UGT）和工人委員會（CCOO）的不合作態度，他們與政府在養老金改革、工資和通脹預期方面針鋒相對。
圖為佛朗哥
但在改革問題中與工會態度相反，兩個左翼政黨想努力確保后佛朗哥下脆弱的新生民主體制，因而認為有必要支持中右翼政府的經濟調整。西共領導人圣地亞哥·卡里略為《協議》辯護，稱其為“鑒于現階段的必要任務是發展和穩定新的民主制度，（協議）是一種基于國家責任感的行為”。工人社會黨領導人費利佩·岡薩雷斯（Felipe González）在談判過程中更具對抗性，主張工人應要求更多的社會讓步，以補償調整帶來的負擔。最后出于工人社會黨黨內“鞏固民主的意愿”，他同意了該協議。盡管《協議》的重點在穩定宏觀經濟，但在調整時期，西班牙的福利國家制度也得到了最大規模的擴張，以確保民主過渡時期的社會和平。
然而，在1982年，中央民主聯盟UCD瓦解，工人社會黨贏得壓倒性勝利后，持續的經濟危機迫使工人社會黨政府采取了一項更激進的緊縮計劃，包括大規模的工業轉型計劃。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之一是1984年《工人法》。借鑒法國改革的《工人法》改革擴大了臨時合同的使用范圍，并引入了兼職合同，使得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到1988年，西班牙成為歐洲臨時就業率最高的國家。與法國同行類似，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勞工部長華金·阿爾穆尼亞（Joaquín Almunia）將改革視為確保在危機時期創造就業機會——這是工人社會黨1982年以半數以上票數勝選的核心競選承諾——的一種手段。在他看來，降低勞動力市場的門檻將有助于外來務工人員涌入，同時仍能保護市場內人員，因為改革保留了不允許將現有的無期限合同轉換為定期/臨時合同的底線。從這種思路上看，這當然也是一次符合歐洲社會主義政治理念的“二階變革”。有趣的是，工人社會黨黨內也認可該法的合法性，認為《工人法》能抵消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國家工團主義的高壓工人法法案，同時也便于西班牙快速適應歐共體的共同方針。
工會組織卻對《工人法》實施的態度大相徑庭。工人總同盟UGT最初因它可能造成就業市場的失衡表示反對，但最終又因為工人社會黨許諾擴大失業救濟系統的覆蓋面而倒向支持。這明確體現了社會主義者“選擇性新自由主義”新方法論中的邏輯——市場化、自由化改革措施與福利補償措施相結合。工人委員會CCOO則強烈反對這項改革，認為其他歐洲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改革非但不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更會造成經濟失衡。卡里略與CCOO立場相近，甚至還試圖在眾議院推動修改《工人法》。他同意危機需要創造新的就業政策，但工人社會黨正在釆用“在那些經濟結構比我們強勁得多的國家釆取的救市措施，但也沒能解決就業問題”，他主張增加公共投資創造新的解決方案。此外，盡管UGT默許了《工人法》，但UGT秘書長尼古拉斯·雷東多表示了不滿：“僅僅批評佛朗哥時代的社會立法是大家長式的、獨裁的是不夠的，因為你們（工人社會黨）已在無意識地、不由自主地通過實際行動為家長制和獨裁統治做了宣傳。”
工人總同盟UGT和工人委員會CCOO之間的這種分歧在1984年10月《社會和經濟協定》（Acuerdo Economico y Social，簡稱AES）的談判期間達到了新的高峰。AES是首個由政府、工會和企業組織聯合會（CEOE）簽署的三方協議，工人社會黨政府憂慮于不斷上升的失業率，繼而促成了這一社會協商的達成。最終，“選擇性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再次體現在這份協議中：協議內的條約涵蓋了1985和1986年的繳費基數的工資范圍調整，并放寬了解雇難度以換取社會保障方面的讓步，如擴大失業保障覆蓋范圍。工人社會黨寄希望于AES，希望解決投資不足和失業率上升這兩大西班牙經濟的核心問題。
工人總同盟UGT領導人何塞·瑪麗亞·祖菲奧（José María Zufiaur）在談判期間稱三方協議“對于實現這個國家所需的深層改革是絕對必要的”。工人委員會CCOO領導人馬塞利諾·卡馬喬（Marcelino Camacho）反對該協議，因為它是在已通過當年預算的背景下談判達成的，他認為這份預算是一種倒退，卡馬喬希望以反對三方協議為籌碼，迫使行政部門削減公共支出達成一份新的更寬松的預算。此外，UGT內部繼續捍衛協議中那些他們認為有利于工人的社會讓步內容，——而且他們似乎理所當然地認為創造就業機會是私營部門的責任。
最終，政府、企業組織聯合會和工人總同盟UGT秘密談判達成了一份排除掉工人委員會CCOO大部分要求的AES協議大綱。阿爾穆尼亞稱AES協議將“提振信心，吸引投資，創造就業，穩定市場、實現社會和平”，雷東多也為其搖旗吶喊。在他們的對立面，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兼CCOO執行委員會成員胡利安·阿里薩（Julian Ariza）呼吁動員起來，反對這項他口中“鞏固了政府右翼經濟政策”的協議。
然而，到了1985年工人社會黨試圖立法削減福利開支時，工人總同盟UGT與政府之間的心照暗合戛然而止。事實證明，在工人社會黨政府此前推進“選擇性新自由主義”的進程中，工資調整和自由化勞動力市場或許還有得談，但縮減社會福利則是即使與社會主義者（譯者注：此處指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同床共枕的工會也拒絕妥協的領域。在AES的談判期間，UGT堅決否決了阿爾穆尼亞減少養老金并增加繳費期的改革企圖，并主張像社保系統這樣重大的改革必須建立一個特別委員會，逐詞逐句的斟酌。
AES協定五個月后，政府宣布正在考慮以行政法令，即議會緊急程序——快速通過養老金改革。阿爾穆尼亞表示此舉有著“極其必要和緊迫的性質”。他強調西班牙社會保障系統已面臨結構性的難以為繼：在1975年至1985年十年間，養老金繳納者與領取者的比例從3個繳費者養1個老人變為2個人養1個老人，且該制度將使很大一部分人口得不到保障，阿爾穆尼亞和工人社會黨重申政府的重點會放在設計一個全新的、非繳費式的養老保障制度上。
兩大工會激烈反對工人社會黨政府的提案。工人委員會CCOO宣布將“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對對養老金領取者的攻擊”，并譴責使用緊急程序是“逃避和工會組織伙伴協商與公開辯論的可恥行為”。雷東多和UGT反對的理由則是工人社會黨政府只關注縮減節流而不考慮改革籌資、建立養老基金等其他措施，這種不正確的方法“將無法實現社會保障體系所需的全面改革”。1985年6月，岡薩雷斯政府繼續推動改革導致西班牙最大的兩個工會進行了大規模動員。這標志著曾經代表社會主義西班牙的PSOE與UGT關系惡化的開始。
結論
表1總結了本文的理論框架如何分析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左翼的情況。在這三個國家，左翼團體和工會積極參與了緊縮政策的實施和社會保障的削減，并利用新穎的意識形態理由。特別是，擺脫戰后凱恩斯主義轉型被視為縮小“受保障”部門和群體與失業者和勞動力市場局外人之間差距的唯一途徑。這構成了Hall所說的“二階變革”，因為左翼團體在越來越接受自由化措施的同時，似乎并沒有改變他們的規范性優先事項。
表1 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的二階變革和選擇性新自由主義
緊縮政策、工資約束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被視為有助于實現傳統左翼目標，如就業、把再分配重新定義為福利保障內部者和外部者之間的平等，以及保護低收入家庭的購買力。哪怕在極少數通過增加社會保障來解決危機的案例中，如法國的奧胡法，其目標也是在減少工時和抵制市場過分自由化之間尋找與保護工資和就業的平衡。
正如Ferragina和Arrigoni正確指出的，新自由主義化從來不是是一個統一連續的進程，而是一種內在地選擇政策領域的過程。在分析左翼團體對自由化政策的共識和默許不斷增加時這點尤其重要。例如，在法國，“社會麻醉狀態”伴隨著對抗通貨膨脹以及社會黨政府實施的緊縮計劃，使得基本的福利服務未受影響。在意大利，由于《情人節法案》，工會之間的團結被打破，CGIL反對該協議，要求更包容的決策程序。同樣，西班牙的工會接受了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但堅決反對養老金制度改革。
在比較這三個案例研究中左派行動者的邏輯時，本文還發現了有趣的差異。在法國，控制通脹是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國家外部競爭力的體現，這可能反映了在歐洲和全球范圍內，法國比其他國家扮演更中心角色地位的現實。另一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左翼團體主要關注本國的政治經濟問題：在意大利，意大利共產黨利用對意大利社會黨和天民黨政府隨意使用開支的批評來佐證需要削減開支；在西班牙，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反對佛朗哥主義國家工團式勞動安排的僵化，并利用這一點發展反國家主義言論，批評社會保障體系和勞動力市場偏袒“局中人”而忽視“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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