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世界報》7月18日發表題為《從凝聚到傲慢，西方世界的強與弱——專訪龔古爾研究院成員、歐洲宗教科學研究院榮譽院長雷吉斯·德布雷》的報道，報道內容如下：
狂熱的西方烏托邦
《世界報》問：當我們談論西方的時候，到底指的是什么?
雷吉斯·德布雷答：西方，這既是一個區域，也是一個組織，還是一項設想。區域指的是歐洲大西洋空間。這個“第一世界”相對應的是共產主義集團的“第二世界”以及第三世界。這里是基督教的區域以及一點東正教。從第二方面來說，西方是一個政治軍事組織，具有擴張性和攻擊性。這就是戴高樂所說的“美國霸權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雖然名稱叫北大西洋，實際上它已經在區域之外的非洲和中亞行動了。最后，西方還是一項設想，體現著對全球予以現代化的一種意愿。這種現代化混合著自由市場、超級個人主義(個人為王，沒有傳統和從屬這些消費者的束縛)以及良政(不搞政治的治理藝術，將國家像企業一樣管理)。
這并不是一項陰謀但卻是一個烏托邦，一種狂熱。它構成了西方化的基礎。
問：為何人們如今在談論西方的衰落?從柏拉圖到施本格勒，偉大在丟失的想法并不新鮮……
答：施本格勒曾總結了一段歷史的詩意敘述。他認為，征服世界的意志意味著人們向魔鬼出賣了靈魂。這就是機器。在我們這里，這一理論立即變為一項工作假設：古代博學者凝視世界;阿拉伯博學者尋找神奇秘方使他不必過多走動就能獲取寶藏;但是西方博學者就成為了工程師。
在東方，人們發明了火藥，卻用它來制造煙花。在西方，人們用火藥制造了大炮。羅盤也同樣如此，西方人用它發現了美洲。知道如何將知識轉化為技術的正是西方人。施本格勒預言自然最終會反抗，而環境保護學因此出現。但是，他有一點搞錯了：他沒有想到浮士德式的文化可以成為全球性的，印度和中國會有一天也擁有了工程師、技術和產業專利。
問：什么時候對西方的引用又重新成為中心話題?
答：在2000年左右，我們發現西方這個自戰爭后消失的詞匯重生了。此前，人們談論的是歐洲和國家協調。隨后，人口劇增、去工業化、環境污染、對增長模式失去信心敲響了人們對失去榮光的傷感時刻。
西方的強大與弱點
問：西方的強大之處在哪里?
答：首先，是在為大家所接受的華盛頓支持之下的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在這個多極化世界，西方是唯一單極的整體。絕不會有一個中國人會放任自己被當作印度人，反之也如此。巴西人不會視自己為阿根廷人、尼日利亞人不會視自己為南非人。在危機時，西方只有一個電話號碼，那就是白宮的電話號碼。
其次，全球的壟斷：西方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既代表自身利益也代表整體人道利益的團體。全球意識的最高表達聯合國就位于紐約這個唯一在全球五大洲有軍事基地的超級大國的心臟。個人來講，我倒是希望聯合國選址在東方與西方的邊界——圣城耶路撒冷。
第三，西方還是全球管理者的學校。美國有4200萬移民。它在各地都有繼子。美國是“多元散居”，這是一種獨特情況。
第四，人類各種感覺的格式化，也就是所謂的軟實力，也就是制造全球假想的方式。
問：盡管世界在多極化與去殖民化，西方還是贏得了文化霸權之戰?
答：西方既靠爵士樂、披頭士、裸露的乳房也是靠著經濟和軍事力量贏得了冷戰。如今，全球前十位的廣告公司都是西方的。諾貝爾獎和專利保證西方有著了不起的霸權。權勢對比并不等于物質力量和數量上的對比。就如同1830年一樣，中國在2030年重新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并不意味著中國成為第一霸權強國。
美國甚至不需要在外國建立文化機構。在越南，美國兵失敗了，但可口可樂贏得了戰爭。霸權就是，被主宰者不僅接受被主宰而且渴望被主宰。薩科齊曾炫耀自己的NYPD(紐約警察局)襯衫，奧朗德則對奧巴馬拍他的肩膀感到榮幸。
問：西方的弱點在哪里?
答：首先是偉大者的瘋狂。對外部世界高高在上的忽視。人們的表述是：西方和其余世界。西方用8年時間才明白自己的軍隊在阿富汗是占領軍。神圣丟失以及拒絕犧牲：一名法軍士兵在馬里陣亡就成為悲慘事件。我們對待死亡的態度徹底改變，因此出現了對零死亡戰爭或者無人機戰爭的追求?，F在沒有歐洲人準備為歐洲而死。
問：西方，也是“現在主義”在統治?
答：這正是它的重大弱點。人們的思考和政府治理都是按照法國電視一臺的頻率來。人們想要的是明晰的行動和即時的打擊。受侮辱者一向比掌權者擁有更長的記憶。人們更能記得的是自己被打的耳光而不是打別人的耳光?？纯匆晾?、阿富汗和利比亞，這些錯亂都受到了懲罰。此外，因為主權國家被摧毀，所謂的干涉權傳播的是騷亂。
之后怎么辦的問題一直在出現，而我們卻沒有答案。假設以色列可以摧毀哈馬斯，到時就將出現更加激進的組織且沒有電話號碼可以去溝通。
“人道”難掩殖民主義
問：您忘了西方的獨特性存在于永恒的批評和懷疑之中嗎?
答：你說得有道理。與自己保持距離以及反抗的批評是我們的主要王牌。不過，每一次要求西方回答它的行動時，西方揮舞的是自己的價值觀。而伊斯蘭教則相反。人們談論的是伊斯蘭的極端主義行動而不是伊斯蘭教的價值觀。簡而言之，西方一向是它所不是的而從不是它看起來是的。
問：黑格爾有關拿破侖的名言“騎在馬上的世界精神”有沒有根據?有沒有普世價值是依靠武力甚至征服來建立的?
答：沒有。所有依靠武力建立的都引發抵抗以及對相反價值觀的啟用。伊斯蘭極端主義的誕生就是對身份免疫的反應。信仰、齋月、文化禁忌是無法轟炸摧毀的。
問：如今，西方的敵人看起來得到清晰的辨識，這就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和圣戰主義。這是否是新的文明間的沖突?
答：西方自從成為基督教世界后就有了普世的設想。圣保羅曾說：“去教化所有國家。”在基督教之后又有了另一個擁有單一神的普世宗教：安拉。全球圣戰是妄想。阿富汗塔利班所尋求的只是不要侵略它的峽谷，它并不想將整個世界皈依伊斯蘭教。我們把加害者和受害者一起都放在了伊斯蘭這個詞匯中。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分歧在21世紀的我們這里不再有擔保人。沒有一個遜尼派或什葉派國家推行全球圣戰理論。“西方的國際”是存在的，“伊斯蘭的國際”是沒有的。
問：自托馬斯·阿奎納開始，西方人在不停地對軍事干涉主義或人道干涉主義予以理論化。到底有沒有正義的戰爭?
答：所有開戰的國家都宣稱這是正義戰爭。讓·饒勒斯曾說：正義戰爭就是國家保衛戰爭。被他者占領或攻擊的國民走入抵抗這是正義戰爭。但是占領一個并未向你宣戰的國家這就是殖民主義，這種行為總有著人道主義的借口。
附1：卡普蘭：北約是美國維持霸權的工具
美國戰略預測公司網站日前發表題為《北約的平凡未來》的文章，作者為美國戰略預測公司首席地緣政治分析師羅伯特·卡普蘭。文章稱，利比亞干預行動表明，北約是完全由美國主宰的。如今的北約雖然受到削弱，但并非一無是處。北約并不出色，但在目前對美國來說，它已經夠好了。
文章稱，不管人們如何看待利比亞干預行動，干預行動的細節會成為北約的負面廣告。正如美國空軍一位作戰計劃人員說的，“這就如同是白雪公主和27個小矮人，他們站起來最高只到她的膝蓋”——言下之意美國是白雪公主，而其他北約成員國則是小矮人：利比亞干預行動耗費的汽油超過80%來自美軍。幾乎所有單項行動的命令都要發送給美國人一份。盡管大多數空襲不是由美國飛機實施的，但戰爭的后勤工作卻是由美國負責的。
文章稱，一國的軍力歸根到底取決于其社會內部軍民關系的健康程度。在美國，存在大量有關軍隊在民主社會中適當地位的爭論及矛盾。歸根到底，美國人為他們的武裝部隊深感自豪，即使在已經陷入了泥潭的戰爭中也是如此。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西歐的情況不是這樣。歐洲人傾向于把本國武裝部隊成員看作是穿著滑稽制服的公務員。對于軍隊捍衛民主自由的說法，許多歐洲人會覺得好笑。
人們也許會得出結論，認為由美國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的軍隊所組成的北約完蛋了。為什么費心維持一個大多數成員國的軍隊得不到本國公眾支持的聯盟呢?難道利比亞干預行動沒有證明在所謂的北約行動中，是美國干了別人的工作卻沒有得到應得的榮譽?難道阿富汗——盡管加拿大和丹麥等少數國家在那兒也流了血——沒有證明北約基本上妨礙了美國的行動，沒有給美國提供適當的戰場支援嗎?
文章指出，所有這些說法都是事實，但卻并沒有切中要害。即便在冷戰期間，北約也是完全由美國主宰的。假使冷戰期間在歐洲腹地爆發一場常規的熱戰，美國也將會壓倒性地主宰西方的行動。
在冷戰時北約擁有一項它目前所欠缺的核心宗旨：捍衛中部歐洲使之免遭蘇聯帶來的分裂。這項核心宗旨的消失大大削弱了北約。而2014年前美國陸軍將撤出駐歐洲的四個旅戰斗隊中的兩個也將進一步削弱北約，盡管北約在東歐有導彈部署。但這并不意味著聯盟一無是處。
歐盟因其債務災難而受到削弱，恰恰使北約變得比柏林墻倒塌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即可以充當歐洲內部政治穩定力量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對東歐，北約為那些竭力爭取獲得外國投資的前共產黨國家充當后盾，并因而防止俄羅斯對它們的破壞。地理因素仍然發揮著決定作用。俄羅斯由于有過被歐洲侵略的歷史，仍然需要在東歐有一連串友好的緩沖國。因此，俄羅斯將竭盡所能破壞從波蘭往南一直到保加利亞的那些國家。北約就是一個制止俄羅斯的這種圖謀的政治、外交和軍事機制。更有甚者，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越嚴重，俄羅斯進行地緣政治入侵的可能性就越大，北約也就會變得愈加重要。
北約對德國未來的地緣政治走向也至關重要。只要北約存在且德國是其中的一員并扮演著重要的政治乃至軍事角色，那么德國在未來幾年里轉而與俄羅斯結盟的可能性就會降低。
北約擁有官僚體系、規程、成員國軍隊之間的協作以及歷經數十年錘煉的各種標準作業程序，擺脫這些東西是完全不負責任的做法。北約可以嫻熟地執行人道主義應急任務——對此歐洲公眾是樂于接受的，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輕美國的負擔。就像聯合國有時充當的角色一樣，北約仍然在不同程度上為美國的行動提供外交掩護。北約是美國霸權的廉價形式。
除去一些北約國家在阿富汗執行的不起眼的安全任務，北約在進行熱戰方面的表現不會出色很多，因為西歐公眾不愿意支付熱戰所帶來的預算代價。無論如何，地面交戰對于傾向和平主義的國家的軍隊來說尤其是個難題。北約可能非常適合執行非洲及其他地方的空中和海上救援行動。但是北約將會被繼續保留下來，以便能夠繼續充當歐洲政治凝聚的工具。“聰明防務”倡議是一種中肯的設想，按其建議各國將逐漸協調武器采購政策。
文章稱，那些隨意輕視北約的人以為歐洲未來不會面臨地緣政治夢魘。這種假定也許是錯誤的。只要看一看下面兩項獲得新生的軍事構想：包括波羅的海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愛爾蘭的北歐戰斗群，以及包括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及斯洛伐克的維謝格拉德集團。這兩個組織也許會在未來的某個日子里部分地替代北約，不過它們可能會繼續呆在北約的保護傘下。而且它們都是為了應對東方有著強大軍力的俄羅斯而出現的。
一個更有活力的俄羅斯、一個更加混亂的北非以及巴爾干地區持續的動亂和落后可能都會對歐洲構成挑戰。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北約將成為一個隨手可用的信心建立機制。美國需要北約幫助組織歐洲防務，特別是這樣一來華盛頓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中東和亞洲。北約并不出色，但在目前來說，它已經夠好了。
附2：紐約時報：普京難以撼動西方意識形態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2月24日刊發題為《亨廷頓的沖突，福山的世界》一文，作者為羅斯·杜薩特。文章稱，羅斯·杜薩特的有關俄羅斯大戰略和烏克蘭亂局的星期天專欄也是系列文章中的最新一篇。這些文章探討的主題是，如今的世界在本質上仍然是弗朗西斯·福山筆下的世界。也就是說，在這個世界里，西方的自由世界主義與民主資本主義相結合，沒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意識形態對手。
普京不懂的東西很多，但地緣政治并非其中之一。他能發現并利用西方言論、能力以及意圖之間的差異，所以能阻止北約東擴，分裂格魯吉亞，讓華盛頓在敘利亞接連蒙羞，如今又給烏克蘭帶來混亂。
文章稱，普京是游戲大師，但這是西方不想玩的一場游戲，因此盡管他手里的牌并不好，卻贏了一局又一局。他不可能用欺騙手段使俄羅斯重新成為超級大國，讓和平的烏克蘭重回克里姆林宮的懷抱也很可能超出了他的能力……不過，只要西方沉迷于通過雙贏手段解決問題的夢想，無法把握混亂、零和的傳統地緣政治世界，普京及其在北京和德黑蘭的修正主義伙伴就將繼續破壞西方的布局。
盡管這種分析可能對普京的烏克蘭戰略評價過高，但還是很有價值的。任何人只要關注了美國過去15年間的外交政策，就不能說美國在這場重大博弈中的表現特別出色，而且在小布什和奧巴馬任內，對冷戰后地緣政治的幼稚的福山式看法始終是個問題，其形式在小布什時期表現為過高估計美國的軍事實力，在奧巴馬任內表現為過高估計全球準則和制度的影響力。
不過，也許癥結不光在于決策者對福山的論著讀得太多?；蛟S關鍵是，在基本符合福山觀點的世界里，自由民主缺少勢均力敵的挑戰者，地緣政治涉及的利害關系遠不如以往那樣重大，所以決策者變得懶惰，使普京等處于邊緣地帶的人物力量大增，不過，他們只是處于邊緣地帶，所以美國從未因為懶惰而真正吃到苦頭，因此也就保持了下來。
例如，西方對俄羅斯近鄰的戰略非常聰明或者周密嗎?或許不是的：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美國、歐盟和北約屢屢試圖把前蘇聯國家拉入西方的軌道，卻沒有充分考慮到俄羅斯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也沒有準備好承擔充分支持美國在這些地區的潛在盟友和受保護者的責任。
不過，與此同時，從西方的角度看，這些爭端中涉及的利害關系相對較少。
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理論被視作與福山的自由必勝論分庭抗禮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講，地緣政治局勢證明亨廷頓的理論是正確的：冷戰后的世界確實出現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嚴重斷裂帶;沿著亨廷頓勾勒的大致邊界(在這條邊界上，他所謂的“東正教”世界——巴爾干半島，烏克蘭——與西方重疊)，沿著伊斯蘭教的所謂“血腥邊界”(從中非到中亞)，在拉美(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主義，玻利維亞的民族社會主義等)抵制北美式的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中，還有北亞長期醞釀的中日緊張關系中，危機不斷爆發。
不過，與此同時，亨廷頓觀點的部分正確其實并未證明福山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所有這些沖突都仍然發生在某種自由霸權的陰影下，都不具備19世紀和20世紀沖突的那種全球關聯性或意識形態輸出。激進伊斯蘭主義在根本上是反現代的抗議，而不是真正的替代性選擇。查韋斯主義和類似實驗就連維護其在國內的正當性都非常吃力，亨廷頓所謂的西方模式仍然是唯一真正具有吸引力的世界文明。不錯，敵人很多，但同時也在世界各個角落具有影響力和擁有仰慕者。
不過文章認為，說到目前面臨的挑戰，從基輔到加拉加斯，從中東到朝鮮半島，地緣政治較量的背景仍然使潛在對手處于長期的意識形態劣勢，就連普京的狡猾多端都很難在短期內消除這種劣勢。
附3：紐約時報：西方接近“富庶時代”尾聲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本月發表題為《當財富消失的時候》一文，作者為匯豐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金。文章稱，華盛頓的情況已經夠糟糕的了——聯邦政府從10月1日開始的停擺、微弱但卻真實的債務違約的風險以及一個似乎越來越無法管理的政治系統，但是，對于美國以及其他發達經濟體來說，在今后幾年里，這些情況還將更加惡化。
文章指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冷戰之后短暫的繁榮時期，政客們曾經可以用這樣一種想法來自我寬慰：迅速的經濟增長將最終把他們從短期的財政失誤中解救出來。生活水平不斷上升的奇跡激勵富國們越來越多地寅吃卯糧，心安理得地相信房地產和投資組合的優異收益能讓人們償清債務，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并為醫療和退休后的養老埋單。這似乎成為戰后幾代人的集體宿命。
但是這些數字不再合理。即使在“大衰退”到來之前，富國就因為經濟增長率降低而出現了稅收收入減少、社會開支上升、政府債臺高筑和債權人感到不安等現象。
文章認為，人們正在接近西方富庶的尾聲時代。在2000年到2007年間，即在“大衰退”的前夕，美國經濟以每年平均大約2.4%的疲軟速度增長——這比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3.4%的平均增長率低了整整一個百分點。從2007年到2012年，年增長率只有0.8%。眾所周知，歐洲的情況甚至更糟。北大西洋兩岸都已成為日本式“失落的十年”的受害者。
一些決策者認為，這想必只是一次時間有些延長的周期性下探。刺激措施的擁護者斷言，另一輪大規模的公共支出或貨幣寬松——甚至可能是對提升通脹或政府借貸的承諾——就將能強行啟動增長引擎。緊縮措施的支持者則聲稱，只有不加選擇地采取赤字削減措施，并輔之以不斷改良的應得權益計劃和嚴格的規章條例，才能解放對于私營部門的復興必不可少的“活力”。
文章稱，雙方都錯了。現在十分清楚的一點是，從事預測的專家們一直過于樂觀，他們大膽預言的增長率并沒有成為現實。文章這么說并不是要主張立即采取痛苦的緊縮措施，這樣的做法在歐洲并沒有起到作用。相反，文章是在呼吁經濟的誠實，即承認在繁榮時期許下的諾言再也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得到遵守了。
這意味著提高退休年齡、吸收更多移民以增加適齡工作人口、減少向國外的借貸、減少對導致不可持續的金融泡沫的貨幣政策的依賴、制訂避免犧牲年輕人以養活老年人的新的社會契約、對銀行采取更為嚴厲的態度、進一步放開世界貿易以及在中期致力于持續地削減赤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來》一書中指出，宗教信徒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仍堅信上帝的存在，是因為另一種選擇——即心靈空虛——來得更為糟糕。有關經濟前景的現代信仰與此大同小異。決策者們只是祈禱出現強勁的復蘇。他們選擇幻想，因為現實嚴酷得讓人無法承受。但是正如當前的金融危機所證明的，直面痛苦并非易事。而從人們的集體迷幻中蘇醒的過程幾乎還沒有開始。
附4：英媒：西方民主處在劇變邊緣
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1月26日發表題為《民主處在劇變的邊緣》一文，作者為該報主筆珍妮特·戴利。文章稱，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的連任演說和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對歐洲發起公開挑戰的演說異常重要，它們不僅是政治辭令，而且也是有歷史意義的切實行動。往大的方面說，這兩篇演說都意味著西方生活向全新的發展階段邁進，演說都有關政府的本質，以及作為21世紀的民主國家意味著什么。
奧巴馬演說超越現實主義
文章指出，奧巴馬的演說中有些時刻讓人產生強烈的超現實主義感。他明確拒絕一種說法，即美國“必須二選一，要么照顧建設這個國家的一代，要么投資于建設國家未來的一代”。他說：“因為我們……知道，當不斷萎縮的少數群體飛黃騰達而不斷擴大的多數群體只能勉強過活的時候，我們的國家無法成功。”
奧巴馬沒有試圖解釋怎么樣才能拿出錢來支持這一老一小兩個相反年齡段。他堅稱，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等等代價最為高昂的福利計劃都絕對不能碰，但沒有試圖解釋這樣做會產生什么后果。意識形態的熱情可以對抗冷酷的經濟事實：“(這些福利計劃)不會削弱我們的干勁兒，而會激勵我們。”也許是這樣的。但它們必須得由現金支付，由某人來支付。這個問題大概要留待美國政府與國會即將出現債務上限僵局時解決了。
奧巴馬的演講無情地把那條核心信息傳達到位：美國政府現在要搞重新分配和福利事業，這并不違反開國元勛的建國理念，他們設想的國家天生就反對政府對個人的干預和主宰。美國民族性的新信條是，政府而非公眾或家庭將成為社會道德的仲裁者。盡管美國人歷來懷疑國家可能享有過度權力，但這種懷疑已經成為歷史。
卡梅倫提議來自未來世界
文章認為，與奧巴馬相比，卡梅倫的演說似乎來自未來世界。卡梅倫夢想的歐盟是由單一民族國家構成的開放靈活的多元化團體，其中每個國家的民主政府都對本國選民負責，而所有國家都能以符合各自利益的方式隨時合作。大家對卡梅倫演說的評價都是對的：滔滔雄辯，讓英國人聽起來具有不可抗拒的說服力，在邏輯上完美無暇。
但是，他難道不理解，這恰恰是歐盟創建原則的對立面么?他難道不理解，歐盟之所以創建，其目標就在于限制成員國的權力和反復無常的選民們的危險沖動，因為這種沖動有導致大屠殺的傾向?這是歐洲精英對付自己人民的陰謀：這樣說并非歪曲歐洲的事業，而是自由主義的真相。
當然，歐盟以非選舉產生的中央集權機構凌駕于民族國家的民主意愿之上。但建立歐盟的全部意義就在于此。這是戰后法國人和德國人的主意，用來防止再次出現上個世紀那種毀滅歐洲大陸的可怕沖突。建立歐盟的必要性，包括成員國不可逆轉的政治融合，確保各國政府不再變成脫韁的野馬，以及剝奪選民的影響力，直接來源于20世紀那些犯下罪行的領袖們留下的教訓。民族國家在本國人民意愿的驅使下曾經成了和平的邪惡敵人，而歐盟將一勞永逸地終止這種情況。
因此，卡梅倫是在向歐盟提出一個他知道對方不可能接受的提議?還是在試圖越過歐洲的領袖去討好他們桀驁不馴的失去權力的人民?文章稱，對人們來說，奧巴馬是站在不可信的過去說話。那時候，政府的意愿一直被認為是正義的，仁慈的。而卡梅倫似乎是展示給人們一個難以想象的完美未來：遠離民眾的管理機構再度成為向民眾負責的東西。二者共同勾勒出的這場討論必將在今后一代人的政治生活中占據主要地位。民主的國家意味著什么?經濟平等或世界穩定勝過一切么?這場爭論或許表明，西方民主將進入一個新的更成熟的階段。但是，這也可能意味著西方民主的末日。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