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主張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懷特計劃”最終擊敗了提議設立超國家主權貨幣的“凱恩斯計劃”，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美元霸權持續至今。70年后，在遭受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影響的全球經濟始終未能復蘇的背景下，對這場決定戰后世界經濟與政治秩序的會議的討論逐漸升溫。
美元是如何統治世界的?大背景是美國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崛起，以及大不列顛的快速衰落——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作為當時世界最大債權國的美國，試圖借作為世界上最大債務國的英國瀕臨破產之機，按照美國的利益重塑二戰后的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
不過最近，有學者以更別致的方式講述這一過程——美國外交關系學會國際經濟部主任、高級研究員本·斯泰爾(BennStei l )以當時英美兩國談判代表，美國財政部的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Dexter Whi te)與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 Keynes)這兩位個性極端對立、出身與經歷都迥異的人物為主角，描繪了為何凱恩斯富有遠見的國際貨幣體系設想最終還是未能敵過主張美元全球至尊地位的“懷特計劃”。我們在他的著作《布雷頓森林貨幣戰》(中文版由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中，甚至還能瞥見政治浪漫主義的重大影響——斯泰爾披露，一手締造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懷特，竟然是蘇聯情報人員，這個不為人知的細節影響了會議的走向，也影響到戰后兩項重要制度安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時至今日的人事決定。
雖然美元與黃金在1971年脫鉤，但讓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擔當國際儲備貨幣，始終會對貿易世界形成巨大壓力，而這個問題始終存在于現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架構里。對此，斯泰爾給出一個現實的例子——現在全球經濟都十分敏感于美聯儲的退市政策，受到最大沖擊的國家是烏克蘭，而表現最好的是韓國和中國。能夠很好應對這些政策的國家都有三個特點，一是外來的金融資本占比較少，二是擁有龐大的經常賬戶項下盈余，三是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
歷史有時候會驚人的相似。今天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是中國，而美國成為最大的債務國，兩國是否愿意讓貨幣秩序根據當前的經濟和政治現實重新調整呢?這也讓我們今天對70年前的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回溯，有了更深刻的意義。近日，斯泰爾赴杭州參加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70周年的研討會，行間來到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與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對談。本刊特別刊發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布雷頓森林會議可以說是懷特和凱恩斯兩個人的故事
張軍:今年正逢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70周年，這個時候請您給我們回溯那次布雷頓森林會議，有著特殊的意義。
本·斯泰爾: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我2009年的時候就想重述，當時金融危機已經在全球蔓延，法國總統薩科齊和英國首相戈登·布朗都呼吁要建立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以我想，回頭看一下那個老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應該會很有意思。雖然關于其貨幣體系及衍生物的創造方面的著作已經汗牛充棟，但從沒有人把它當成一個故事來寫。我想過要把這個故事改編成電影，因為里面的人物非常精彩。
布雷頓森林會議在1944年7月召開了三周。這是1919年巴黎和會之后最隆重的國際會議，有來自44個同盟國的700名代表參加。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高度重視這次會議——他對國際金融體系興趣不大，但他認為召開這樣一次會議，是同盟國向軸心國發出重要信號。他相信這次會議能說服軸心國們，他們的掙扎是徒勞，來讓戰爭早點結束。
整個會議的細節由兩個人決議，一是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HenryMorgenthau)，一是他的副手懷特。摩根索并不夠格成為財政部長——他沒有大學文憑，他也自稱是個種蘋果的，但很偶然地成為羅斯福總統的朋友。因此，對經濟一無所知的他，在擔任財政部長的12年里(1934-1946)，始終高度依賴懷特，而懷特很可能是人們所知甚少的20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
那時候的財政部，特別是摩根索和懷特兩人，我稱他們為經濟決定論者。他們對于這次會議為何召開有著非常明確的一套理論。他們認為，1930年代早期的貨幣和貿易體系導致大蕭條在全球蔓延，并且在全世界創造出一個痛苦悲慘的氛圍，從而為大衰退和歐洲獨裁者，特別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出現鋪好了道路。他們給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后他們著手準備做的事情，賦予了重大的政治涵義。他們希望通過建立一個固定匯率，來穩定貨幣和貿易世界。這個匯率是圍繞著美元來的，將美元匯率牢牢固定在黃金上，也就是一盎司兌換35美元。美元將會在戰后的貨幣框架中占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而戰后的兩個關鍵的制度安排，就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他們的設想中，聯合國是補充性的政治架構。
但他們也有其他非常地緣政治的安排，說出來可能挺讓人震驚的，那就是戰時美國從來沒把日本或德國，甚至蘇聯當作他們在世界舞臺上的首要對手，他們相信戰后一切會恢復正常。所謂正常，對他們來說，也就是19世紀末的世界秩序。他們認為英國人才是他們的“天敵”，才是世界經濟和政治強國。因此在戰后，英國人肯定要做點什么來恢復到過去的樣子，想想他們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所以他們決定在會上闡明英國在戰爭中走向破產的事實，來迫使英國對其政策做出徹底改變，以便美國在世界舞臺上崛起為一個難以匹敵的經濟和政治大國。懷特曾經在布雷頓森林會議后說，你要是跟美國代表團講話，就會發現他們都是些什么人，大部分美國代表都是政客，而不是在貨幣經濟領域訓練有素的專家，因此其實在他們這里，貨幣經濟只是達到政治經濟目的的手段——懷特這么來說明為什么他會在那里。
張軍:這本書最吸引我的還是這兩個人，懷特和凱恩斯。按照書中的講法，布雷頓森林體系是這兩個人的故事。
本·斯泰爾:當時的會議上，凱恩斯是最為有名的經濟學家，他劍橋畢業，出身于學術世家。美國媒體對凱恩斯非常著迷，他們對布雷頓會議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凱恩斯身上。他們未必喜歡他的想法，但喜歡凱恩斯發表觀點的方式，而且這些記者對美國代表團沒有太大興趣，反而覺得英國代表團充滿著思想的魔力。
而懷特相形之下家境普通，他比凱恩斯小9歲，是立陶宛猶太人移民后代。懷特的父親是五金店店主，在他9歲時就去世，母親在他16歲時去世。懷特在哈佛大學讀到博士，后來去了一個小的學校當老師。懷特是凱恩斯的崇拜者，在談判前，懷特幾乎病倒了，因為他覺得在凱恩斯面前根本沒有底氣。
懷特把凱恩斯安置在銀行委員會主任的位置上，不讓凱恩斯染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戰后的金融體系其實是要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建立的，也是凱恩斯強烈反對的。
凱恩斯有不同的想法，他當時的設想是建立一個超國家的貨幣，叫“銀行幣”，他設想用這個貨幣來替代美元。大家也許還記得，周小川行長在2009年曾講過，他說布雷頓森林會議當時犯了一個錯，不應該采納懷特的方案，而應該接受凱恩斯的方案。
凱恩斯是英國政府派來當“乞丐”的，他也深切了解英國當時極度嚴峻的金融狀況和迫切需求，但他畢竟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家。他很希望人們能把他看作是推翻金本位體系的大人物，建立超國家貨幣的大經濟學家。他最后之所以接受美國方案原因是，他認為這個體系一定會崩潰。
張軍:所以1930年代我覺得非常有趣，那是政治浪漫主義的年代。凱恩斯的思想跟計劃經濟的思想有一脈相承之處，強調國家干預;包括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上的一些想法，在他設計的全球貨幣系統里，也是強調政府要管制資本的流動。
另外可能我們比較熟悉的是，當時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學生的羅納德·科斯(RonaldCoase)拿了獎學金去蘇聯，1937年寫了重要的文章《企業的性質》。他受列寧的影響，對托拉斯有超然的興趣。而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市場的，可是他問自己，如果市場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為什么我們要有企業呢?所以他的思路就完全被引向了企業，他研究企業的組織結構和功能，發現這個結構跟列寧設想的全國的托拉斯是一樣的。所以政治浪漫主義對經濟思潮其實有過很大的影響。對于英國很多其他經濟學家，包括劍橋的女鐵人瓊·羅賓森(JoanRobinson)，許多都是蘇聯模式的粉絲。
在美國，哈佛大學已經完全變成經濟思想上的左派，但芝加哥大學不一樣，有雅各布·維納(JacobViner)這樣一個自由主義思潮的重量級人物，正是他教出了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懷特正是結識了維納這位在財政部工作的反對凱恩斯思想的經濟學家，而獲得了在財政部工作的機會。因此懷特與凱恩斯在布雷頓森林會議上的思想斗爭里，我想有一些思潮上的原因。
本·斯泰爾:是的，這就是更有意思的地方。懷特創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讓美國的孤立主義者是無法接受的，更讓我們大跌眼鏡的是，這位建立戰后國際金融體系的人物，實際上是蘇聯的間諜。從1935年開始，他就把一些秘密文件傳遞給蘇聯特工，還告訴對方，應該采取怎么樣的政策應對，還把跟蘇聯有關的一些人安插到一些重要崗位。
懷特本質上應該是反凱恩斯的，但實際上他又崇拜凱恩斯的思想，因為他羨慕蘇聯，被蘇聯的成就所震撼。嚴格來講，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蘇聯的訴求很簡單，就是要從美國那里得到優惠的貸款，對于美元與黃金掛鉤，他們也是樂意看到的。因為蘇聯的黃金礦產儲備也是很豐富的，正因為這樣，蘇聯的任何貨幣思想，在戰后體系中沒有任何烙印，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想法。
讓一國主權貨幣擔當國際儲備貨幣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性問題
張軍:您在書中也提到，一些有智慧的經濟學家很早就發現這個方案的內在缺陷。其中有一位是凱恩斯在劍橋的同事，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1977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另一位是哈佛大學的一位著名教授羅伯特·特里芬(RobertTriffin)，他實際上在1950年于美國國會作證的時候，也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五年以后，就說一定會出問題。因為這個體系有內在缺陷——美元作為美國的主權貨幣，要跟黃金掛鉤，發美元要用黃金儲備，那么，其他國家只要手上有剩余的美元，一定會把美元賣給美國政府，然后把黃金拿走，最后這個過程就變成美國的黃金儲備不斷流失到其他國家去。所以他作證時候就警告說，這是一個悖論:如果美元要避免通貨緊縮，就要多發美元，從而也就需要更多的黃金儲備。后來我們也看到，確實這個缺口就越來越大，1971年美國認為沒有辦法再維持這個系統的運轉，尼克松總統無奈就只能宣布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就與黃金脫鉤了。
既然那個時候經濟學家已經發現，IMF這個全球貨幣系統，即美元為主導的全球貨幣儲備的缺陷——也就是黃金和美元不能同時滿足條件。那么，到底1971年此前的25年，全球經濟那么好，應該歸功于這個系統嗎?還是有其他更重要的經濟促進因素呢?
本·斯泰爾:我想談一下布雷頓森林體系和今天的聯系。首先，布雷頓森林體系真的成功嗎?許多人認為，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的25年(1946-1971)，是全世界經濟復蘇、貿易繁榮、樂觀主義的一段時期，這其中理所當然有一部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功勞。但我認為并非如此，事實上，僅在三年以后，杜魯門政府開啟了馬歇爾計劃，其實是全面替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馬歇爾計劃背后的政治思路和經濟思路，很大程度上與摩根索和羅斯福政府的思路相悖。懷特和摩根索對戰后國際秩序的設想有四個基本信念:英帝國可以和平地解體;蘇聯可以成為和平時代同盟當中的一員;讓德國解體，對德國去工業化;讓IMF向一些國家提供短期貸款，復活全球的多邊貿易。
而僅僅在三年以后，杜魯門政府就全面推翻了這些設想。
首先，英國不再被視為美國的對手，而是一個絕望的破產伙伴，需要被救助。第二，蘇聯不再是合作伙伴，而是必須遏制，如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那份舉世聞名的報告所說的。第三，不應該讓德國解體，對德國去工業化，而是應該把西德打造成西歐的工業引擎。西歐作為一個新的經濟體，其實也是二戰后美國提出的一個概念。第四，事實上沒有國家向IMF借款，所有國家都破產了，因此美國別無選擇，只有推行大規模援助，而非貸款，才能讓世界經濟和貿易復蘇。
事實上，布雷頓森林會議所提出的貨幣體系，直到其建立的15年后才真正開始運轉——直到1961年，才有第一批九個歐洲國家達到了主權貨幣與美元兌換的資格門檻，而這個時候，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飽受壓力。1971年，尼克松終止了這個制度安排，防止美國的黃金儲備被套換光。
張軍:雖然美元與黃金脫鉤，但讓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擔當國際儲備貨幣，其實還是會讓這個所謂“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問題始終存在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架構里。本·斯泰爾:是的，有一個現實的例子，就是今天經常出現在新聞里的國家——烏克蘭。一年前，也就是2013年4月，亞努科維奇政府和IMF談判失敗，關于一筆150億美元的貸款。IMF要求亞努科維奇政府取消對能源部門的巨額補貼，這會導致民用天然氣價格大幅上漲。而烏克蘭雖然經常項目赤字超過GDP的8%，但他們還是拒絕談判協議，決定繼續向外借債。他們發行了一個10年期125億美元的歐元債券，以7.5%的年利率。一個月后，2013年5月22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發表了他那篇有名的退市講話，非常謹慎小心地表示，在將來某一天，某個經濟狀況穩定的時候，美聯儲將會開啟退出QE(貨幣量化寬松政策)。
烏克蘭對退市十分敏感，作為一個經常項目赤字超過GDP的8%的國家——這要比其他退市政策的受害者如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和南非都要糟糕得多。我們也知道后來發生了什么，亞努科維奇被罷免，烏克蘭還留在深重的危機中。當然烏克蘭的問題是積累已久的，并不是美聯儲創造出來的，但確實需要考慮的是，如果不是去年五月的退市政策，亞努科維奇可能現在還在臺上。
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轉向，并不是所有新興經濟體都會倒霉。受到沖擊的國家，通常都有大量的外來投資和借債，而表現最好的韓國和中國，都有著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大量的外匯存款。于是IMF就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調查，所謂美國自2010年起的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的影響。他們發現能夠很好應對這些政策的國家都有三個特點，一是外來投資占比較少，二是擁有龐大的經常賬戶項下盈余，三是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
我們從中可以學到什么呢?顯然，在經濟好的時候，發展中國家應該保持低匯率，以增加出口，但這種政策的含義，按照美國的角度來看，就叫作操縱匯率。因此美國國內有很強的聲音要求對這些國家采取行動。這也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根本性問題給整個貿易世界帶來的壓力。
張軍:確實美聯儲的退市政策已經對全球經濟帶來影響。您特別提到烏克蘭，其實這對整個歐洲市場的影響更大。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美聯儲的退市政策——其實還沒有退市，只是削減美國政府對長期資產購買的規模，已經對新興市場造成那么大的沖擊，其實這個根子就在，70年前，整個系統開始設定的時候已經埋下的種子——就是由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來擔當全球的儲備貨幣，這是不一致性的根源。這是凱恩斯在當年所反對，但是懷特所支持的。凱恩斯是想建立一個超國家的貨幣，但這個方案沒有通過，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英國衰落了，而美國強勢。
我們這個時代，是否可能建立新的全球貨幣體系呢?
本·斯泰爾: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能出臺，因為有兩個國家需要這個體系。一個是美國，作為債權國，要在戰后給其他國家提供短期貸款，通過這種方式恢復多邊貿易。另外一個是英國，作為債務國，它希望借助這個安排，避免各國貨幣競爭。
到了今天，我們看到，對于國際金融體系，最重要的兩個國家是美國和中國。美國是債務國，中國是債權國。中國認為，目前的失衡狀態，完全是由美國高度松懈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引起。這讓我們不禁想起，當年美國也是這么對英國說的。當時，美國決不允許其他國家對它的政策說三道四。但是今天美國的反應，完全就是當年凱恩斯和英國的反應。美國認為，目前的失衡是債權國造成的。所以幾年前蓋特納提出了一個封頂說，就是對美國順差極大的國家，給予一個封頂，以防擾亂美國經濟。這其實也是當年凱恩斯和英國在1944年帶給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意。因此，我們可以對比著看今天這個有趣的互動。
從美國角度講，美國更愿意也可以通過談判，看人民幣是否可以成為世界主導貨幣。中國的債券市場中，外國債券持有人非常少，即便達到5%又如何?如果能達到30%，那人民幣的地位就不同了。目前，美國債券市場中，外國持有者占36%。人民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就需要對它的債券市場進行改革，這樣引來國際投資者興趣。
張軍:有趣的是，去看文獻會發現，一百年前，也就是一戰時候，美國GDP的總量和貿易的總量都已經超過了英國。就像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的貨物貿易國，我講的是貨物貿易已經超過了美國。而GDP如果用現在新的物價指數來調整的話，中國其實很可能也跟美國差不多。
但是實際上，英鎊被美元取代的時間要遠遠晚于英國和美國的實力對比發生轉變的時期，有人說晚了40年，有人說晚了55年。關鍵看你所認為的標志性事件是什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戰時美國的經濟超越英國以后，之后發生的所有事情都在情理之中，都有邏輯的延伸，比如蘇伊士運河的危機。所以在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時，很自然地，美國要拿出方案，要建立一個美元主導的全球貨幣的系統。盡管凱恩斯非常強硬，但英國的實力已經無法抗衡，在這種情況下，凱恩斯的方案沒有通過。
歷史有時候是驚人的相似，今天的狀況真的很像當年。當然什么時候人民幣會成為國際的儲備貨幣，我認為可能在2031年前后，人民幣在國際貨幣儲備的比重，應該提高到三分天下的水平。但是由于貨幣的慣性，美元會繼續擔當全球儲備貨幣中最重要的一個。就像一戰到1960年代期間，英鎊還繼續擔任儲備貨幣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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