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烏克蘭政局動蕩不止，這固然是西方與俄羅斯等外部勢力爭奪使然，但“沒有家賊，引不出外鬼來”，正是由于烏克蘭在獨立后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由此引發政壇亂象紛呈，才使外部勢力有隙可乘。
烏克蘭等國墜入“民主化陷阱”，既是咎由自取，也是西方國家蓄意操縱的結果。早在冷戰時期，美國等西方國家就將“輸出民主”作為演變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工具。1991年蘇東解體及隨后競相選擇西式政治制度，正是這種戰略生效的體現。在此之后，美國仍將“輸出民主”和“民主改革”作為重要外交目標。l992年，美國參議院通過一系列旨在支持俄羅斯及新獨立的歐亞國家“進行民主改造及建立自由市場”的法案，向前蘇聯地區提供財政援助，但受援條件是必須推動“政治民主”和“市場經濟”。2003年5月，美國參議院通過關于中亞國家政治制度的決議案，強調所有援助都要同民主化進程掛鉤。2005年，美國國會通過“民主主義推進法草案”，將世界各國分為“民主國家”、“部分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強調要在“部分民主國家”推行“民主化”。近幾年，美歐在非西方國家“輸出民主”和煽動“顏色革命”的做法越發明顯。烏克蘭2004年“橙色革命”與2014年政壇巨變，都明顯有美歐和各種西方非政府組織的身影。
西方國家之所以不遺余力地到處“傳經送寶”，實際是將“民主自由”視為控制非西方國家的重要戰略工具。
一方面，借“民主工具”擴展勢力范圍。從西方大國霸權視角看，發展中國家越是政治孱弱，缺乏政治自主性，便越有可能聽命于西方，成為西方的勢力范圍。因此，西方大國竭力詆毀和抹黑那些適合本國國情的“強政府”制度，斥之為“獨裁”、“專制”、“不民主”等等，并伺機用“民主化”消解和削弱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自主性，制造出一系列更容易任憑西方擺布的“弱政府”。
烏克蘭是歐洲唯一地處獨聯體、西亞和中東歐三大集團接合部的國家，具有特殊戰略地位。如果烏克蘭加入北約，俄羅斯就失去抵御北約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為了將烏克蘭拉入西方懷抱，美國等西方國家下足了功夫。1996年，美國在減少對俄援助同時，維持了對烏大規模援助，使烏克蘭取代俄羅斯，成為繼以色列、埃及之后的美國第三大受援國。2004年烏克蘭總統大選期間，美國與歐盟看中尤先科，向其競選聯盟提供了5800萬美元，并最終通過“橙色革命”扶其上臺。2014年烏克蘭政壇劇變同樣是美國、歐盟、北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外部代理人共同策劃的。美歐等西方勢力支持所謂的親歐派，并不是真心要為烏克蘭帶來“民主自由”，更不是為改善烏克蘭人民生活，而是要將烏克蘭變成圍堵俄羅斯勢力擴張的前沿哨所。事實上，2004年“橙色革命”后以及2014年亞努科維奇政府倒臺后產生的新政權，都明顯將“向西看”作為對外政策優先目標。
另一方面，以“民主化”削弱非西方國家經濟強國的政治基礎，使這些國家以邊緣或半邊緣身份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從經濟利益角度看，美歐等西方勢力看重烏克蘭，主要是烏克蘭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巨大的國內市場，而不是烏克蘭的“工業化國家”身份。在西方金字塔型的經濟體系中，留給烏克蘭的只是邊緣或半邊緣位置。因此，西方國家允許烏克蘭融入西方經濟體系，不便明說的前提條件，就是烏克蘭自廢武功，實現“去工業化”。而要想瓦解烏克蘭這一經濟根基，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從上層建筑入手，通過“民主化”來制造“弱政府”，進而削弱其經濟管理職能。烏克蘭盲目移植西式民主制度，導致政壇內耗不已，經濟發展至今沒有達到獨立前的水平。而對西方來說，烏克蘭越是虛弱，就越需要依靠外部勢力的援助，越容易屈服于外部勢力的壓力。當前烏克蘭民主亂象使烏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經濟瀕臨破產，臨時政府不得不呼吁國際社會緊急援助。歐美借此機會提出苛刻援助條件，使烏克蘭進一步淪為西方的經濟附庸。
總之，盲目照搬西方民主，使烏克蘭日漸喪失政治經濟自主性，由一個極具潛力的地區大國，淪為任人欺凌的板上魚肉。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烏克蘭悲劇的最大教益就是，一定要警惕西方“輸出民主”戰略以及隨之而來的“民主化陷阱”。
(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海外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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