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崛起，還是衰落？

　　大和民族是如何崛起的?

　　19 世紀中葉，隨著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以及日本“國門”被西方列強的炮艦轟開而被迫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大和民族驚醒了。

　　1860年，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奠立在德川時代的思想基礎上。

　　德川時代，日本生發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德川思想家們以公有制和公有觀念鼓吹和規范新生資本主義，著名的鷹山“三論”明確對“公天下”的認同：“(一)國家者，乃先祖傳至子孫之國家也，非為我所私有;(二)人民者，乃屬于國家之人民也，非為我所私有;(三)有為國家人民之君，而無為君之國家人民。”(見山本七平：(《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鷹山遺產“締造了現代日本”(山本七平)。 鷹山家族的崛起預演了現代日本的崛起，鷹山理念規定了明治維新的資本主義精神。

　　明治維新引進西方資本主義，推動民主運動，在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形態下張揚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睦仁天皇申明：“萬機決于公論”，“上下一心”，“宦武一途，以至庶民，須使各遂其志”，“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條誓文》)

　　明治維新順應民意，尊重民利，以改良的方式落實革命的訴求：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剝奪領主特權，破除等級制;普及教育，惠及廣大國民;“廢藩置縣”，推動中央集權和民族統一。明治政府激勵日本人民的積極性，極大地開發了國民智力和科技潛力;而改革開放引來西風勁吹，則助推日本盡得資本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之利。大和民族踏上崛起之路。

　　然而，資本主義民族崛起的劣根性很快爆發，日本反抗西方壓迫的英雄主義，迅速異化為對私欲最大化的追逐。“在被迫忍受并試圖擺脫強權政治所帶來的痛苦煎熬的同時，卻又充滿了將這種痛苦和煎熬強加于其他國家，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急切渴望。”(唐晉：《大國崛起》)

　　專制、擴張、掠奪、殺戮、軍國主義……從甲午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財閥們為著極端私欲的貪婪，踏著成百萬成千萬中國人、韓國人、朝鮮人、菲律賓人、印尼人、越南人……，以及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的尸骨，向著大國崛起的峰巔沖擊。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日本帝國覆亡。

　　然而，僅用了30年，覆亡的日本再度崛起;而再度崛起的日本幾乎亦步亦趨，重走著德意志民族曾經的興衰路。

　　這是日本慣于模仿的民族性之必然軌跡嗎?

　　黑格爾早就說過，歷史事件總要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我們拭目：德國興衰的悲劇精神，怎樣以日本興衰的鬧劇落幕。

　　曾經，德國人民、歐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認同“慕尼黑綏靖”，助長了希特勒的法西斯狂焰;今日，沐浴著全球一體化之民主輝光的日本人民、亞洲人民以及世界人民，豈能縱容東條英機們陰魂下的軍國主義爆發!

　　毋庸置疑，日本二戰后的復興與德國一戰后的復興略同：日本絕大多數城市被焚毀，工農業凋敝，民不聊生;戰敗的屈辱與正常國家地位的喪失，成為千鈞重壓，激發“民族私利”聚合為“民族公利”的雪恥救國;而廣島和長崎的蘑菇云，更使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痛嘗原子彈災難的國家，在人民心底埋下深深的恐懼與怨恨，形成著大和民族掙脫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強烈躁動和厚重動力。

　　多難興邦。為著民族崛起，戰后的日本以對每個個體私利的尊重表達對公眾利益的認同，再次以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民族形態調動起人民的積極性;而羅斯福高峰的美國精神，也以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資本主義民主形態對日本半封建土壤予以改造。在資本主義大家庭中，日本再次幸運地融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

　　資本主義精神助推日本崛起。日本“從封建等級與君主制……一變而為平等主義和民主主義……，發展成為社會正義觀念很強的社會，成為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楊錚：《2000：世界向何處去》)

　　“民族公利”規范日本的資本主義進程：日本“有強烈地復興日本經濟的民族意識。日本政府十分重視官員的素質和以身作則精神，對于那些貪污腐化、營私舞弊的丑聞，很難給予庇護。”(楊錚：《2000：世界向何處去》)

　　以公有制和公有觀念變通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成為日本的自覺。“一位日本企業家坦率地說：我們好多管理方略，學自于中國的《鞍鋼憲法》。”(徐厚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探索》)

　　——學自于《鞍鋼憲法》尊重工人主權的社會主義理念。

　　上下一心，其利斷金。日本再次以改良的方式落實革命訴求，變革生產關系，抑制壟斷特權，形成階級合作與社會和諧的政治體制，成就著生機蓬勃的全民創業與科技創新。70年代，日本中小企業占95%，從業人員占85%，“中小企業的主人，是戰后經營管理的主要承擔者。”(山本七平：《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大和民族成為資本世界兩次科技革命的寵兒，創下了令世界瞠目的驚人對比：1945年，日本人均GNP僅134美元，1988年達2.3萬美元。日本崛起。

　　對于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給予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變通，山本七平歸結為“道”之運行：“在實踐‘道’的進程中獲得良心的滿足，并在節儉中獲得極大的精神安慰，那么，這個國家的資本積累日益增多，作為結果的利潤達到世界第一就沒有什么奇怪了。”(《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何謂“道”?

　　——孔子儒學。

　　盡管德川時代的思想家們以“人天一體”的理性思維，對“道”做了“人類精神”的高度抽象，但“道”的踐行，在日本的封建土壤上，只能被封建思想體系即儒學之“仁”具體解析。“仁”現實地承擔“道”的使命。

　　山本七平寫道：日本“明治時期模仿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模仿美國……。” 然而萬變不離其宗，即以“仁”為核心的儒學傳統。“古代日本是一個僅以中國為典范的時代。”(《日本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民主之“枝”，嫁接在孔子儒學傳統之“干”上;“中西”之“合”，成明治維新之“璧”，崛起了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而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也以儒學傳統異變了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對立的同一體。資本主義對“人類精神”的抽象，耀動著社會主義人人平等的輝光。而明治時代，盡管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勸學篇》中喊出“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強音，表達對“人人生而平等”的資本主義精神的認同，但這種“平等觀”止步于書生激憤，并非日本各階層的共識，更未如歐美那樣經過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洗禮而深入人心。

　　革命的改良畢竟是改良。從封建泥潭中蹣跚拔腳的日本，未嘗經歷“拿破侖風暴”般對舊體制的橫掃，則不過在資本主義形態下，以對封建專制的變通，張揚儒學大統;而天皇將“平等”賜予臣民的自上而下的關懷與臣民自下而上的報恩，分明是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善的等級制在日本的踐行。

　　與此相應，戰后日本企業實行的“終身雇傭制”，表明企業對職工承擔責任的“善”和職工忠實于企業的“善”。雙方立共識于儒學傳統之“仁”：無須基于資本主義意義上的“人權”，亦無須簽訂資本主義方式的合同或契約。

　　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對于“人類精神”的抽象，停留在儒學傳統和封建意識的層面上，其“平等”與“民主”之識見，與德意志民族差著一個層次。

　　德意志民族有著黑格爾哲學——現代資本主義思想體系的厚重內涵，更歷經資本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血與火的洗禮，深刻感受了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危機以及歐洲帝國主義的裂變。德國人民脈動著生產力進步的科學曙光和“人類精神”的時代呼聲，以認同歷史指向的自覺：拒絕帝國主義。

　　大和民族盡管在“模仿”資本主義革命中實現了崛起，但實用性的“改革”和深厚的封建遺存決定其缺乏對資本主義革命的本質認同，尤其缺乏對資本主義內涵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領悟;而游離于大陸之外的島國危機感，更使其“民族公利”難于掙脫“民族私利”的牢籠，難于實現“人類精神”的社會主義升華。日本不能擺脫“帝國夢”的魔魘。

　　日本期待掙脫二戰后形成的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成為一個完全主權的國家;然而卻自縛于這個“體系”之內，以帝國主義思維沖擊“體系”。于是，膨脹的私欲發展著弱肉強食的兩極分化以及資本巨頭的特權專制，民主被踐踏，民族被撕裂，軍國主義復活，侵略擴張，虎視眈眈，爭霸世界，蠢蠢欲動。

　　曾經，希特勒利用英、法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禍水東引”，在防范蘇聯的搖唇鼓舌中，突發“閃電”之擊將英、法“體系”無情撕裂;而今，日本軍國主義利用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亞洲戰略”，以向鄰國擴張和戰爭叫囂的畸形態，借助這個“體系”擴張自身，積蓄著撕裂“美國體系”的惡魔的兇狠。

　　日本能夠成為新的世界霸主嗎?

　　曾經，納粹德國以一道畸形閃電的強耀亮，宣告了歐洲帝國主義的覆亡;今天，日本的帝國夢雖“色厲”而“內荏”，終將在沖擊美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癲狂中，加速這個“體系”的覆亡并為之陪葬。

　　公有制和公有觀念不為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導航，民族崛起便一定畸形化而終歸夢斷黃粱。這是資本主義崛起的宿命：也是日本崛起的宿命。

　　——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日本!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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