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發現了兩起華盛頓招募間諜人員案，德國驅逐美國情報官，成為伊拉克戰爭以來德美關系的最低點。除了顯示北約內部缺乏誠信，此事表明在山姆大叔心底，德國還是大有“非我族類”之嫌。簡言之，在美國領導的“西方文明”之內，存在不同的“亞文明”，其中德意志是華盛頓最不信任的分支。這種疑心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先后兩次世界大戰，日耳曼民族都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國家的死敵。
今年湊巧是一次大戰爆發100周年，鑒于政治忌諱，大部分論客沒有提到正是一次大戰，牢固樹立了德意志民族在英美主流文化中的“野蠻人”形象，在英語世界中獲得了“匈人”(Huns)的蔑稱。而這一“匈人”別號，則可追溯到中國的義和團變亂。1900年，義和團“扶清滅洋”，與清軍共同圍攻北京外交使團區。被殺洋人中，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級別最高。在派遣八國聯軍時，德皇威廉二世號召德軍要像千年前阿提拉王率領的匈奴人一樣毫不留情，在中國為德國揚名立萬一千年。到了一次大戰，英美宣傳抓住這一講話，統稱所有德國人為野蠻的“匈人”。二次大戰納粹軍人的德文皮帶扣標記“GottMitUns(上帝與我們同在)”的“Uns(我們)”又繼續被英美士兵讀作“Huns(匈人)”。
因為地理位置和歷史，德國人在歐洲一直難以避免落后野蠻的形象。因為除了匈人，羅馬帝國遭到的其他主要的“野蠻人”入侵，便是旺達爾人和哥特人，均屬于日耳曼族。這些文化歷史事實，使得地處中歐、在歐洲列強中最后崛起的日耳曼德意志，被歐洲老牌國家視為在開化程度上只是略強于更加落后的斯拉夫人。此外，德國自身也帶有一種“非歐”心態，以及與斯拉夫俄羅斯特有的“惺惺相惜”。沙俄發展時期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日耳曼移民，伏爾加德意志自治蘇維埃共和國維持到1941年，都是例證。
德國復雜的“非歐”心態以及“俄羅斯情結”，在新近的烏克蘭危機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連默克爾總理辦公室里也安放了德意志公主出身、最早征服克里米亞半島的俄國葉卡捷琳娜大帝畫像。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瑪斯·曼恩也曾經特別強調與“西方”的文化分異。《明鏡》周刊月前以“德國究竟有多‘西方’?”為題，驚呼烏克蘭危機引起德國自身的認同矛盾。
另一方面，英語世界對德國的戒心始終存在。1949年，英國伊斯梅男爵歸納了北約組織的一箭三雕使命“拒俄、納美、抑德”，是個精辟總結。從撒切爾夫人反對兩德統一，到奧巴馬政府監聽默克爾總理電話，以及最新暴露的美國招募德國間諜的案件，無不證明英語國家的“非我族類”疑心病。
維持已經將近70年的“英美合約”，完全證實華盛頓的“內外有別”。“英美合約”是五個老牌英語國家(英美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情報合作條約，長期絕密，以致澳洲總理直到1973年才知悉此事。
據此密約建立的電子情報監聽系統“梯隊”(Echelon)，在互聯網之前，是截聽全球所有地方的電話、電報、電郵、傳真等的龐大系統，包括一組距離地球數千公里的深空衛星，其監聽天線大如一個足球場地，可以追蹤地面通信線路，從而成功地截聽市內短途電話電訊。
總之，“英美合約”構成了美國情報收集的國際“內圈”，決不與其他北約成員共享，而且與華盛頓自我聲稱以及對北京的指責相反，這完全包括商業經濟情報。2001年7月，歐洲議會便發表報告，指責“梯隊”進行商業間諜活動，打擊歐盟成員的經濟利益。
作為“匈人”的德國，因此與美國在間諜情報工作上一直矛盾深重。科索沃戰爭時，德國就對美國在軍事情報上始終“藏一手”大出怨言。1999年，德國也是歐洲第一個出面反對美國政府想全面控制私人和商業電子通信加密系統的企圖。2001年，德國政府下令禁止在武裝部隊和外交系統等“敏感部門”使用微軟視窗操作系統，理由是視窗內碼不公開，無法驗證有否泄密的“后門”。隨著德國經濟成為雄視歐洲的“第四帝國”，以及北約架構之外可能浮現的“德俄軸心”，華盛頓加緊對柏林的間諜工作，在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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