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納粹成為復國主義支持者——最后的閃米特人

　　當納粹成為復國主義支持者

　　最后的閃米特人

　　文/Joseph Massad 譯/瑪萬

　　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在復國主義運動之初就明白，它和反閃米特主義是一個道理，也要解決歐洲異教徒所謂猶太人問題。最令反復國主義猶太人憤怒的是，復國主義的解決之道竟是反閃米特者所鼓吹的將猶太人逐出歐洲。

　　新教改革派通過“復興”希伯來文圣經，將現代歐洲猶太人與古老的巴勒斯坦希伯來人聯系在一起;18世紀語言學家們定義了包括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的“閃米特”語系，更加牢固了這種聯系。千禧新教徒堅持認為，古希伯來人的后代——當代猶太人必須離開歐洲“回”到巴勒斯坦，以加快基督再臨，語言學家的定義給當代猶太人貼上“閃米特人”的標簽。19世紀的種族和遺傳生物科學認為，當代歐洲猶太人在種族上是古希伯來人的后代，但進展不大。

　　在反猶的千禧新教徒制造的理論關聯的基礎上，19世紀的歐洲世俗要人從給猶太人“歸還”(restoring)巴勒斯坦中看到了充滿誘惑的政治契機。這些世俗政治家從拿破侖·波拿巴、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勛爵(1785—1865)到19世紀60年代拿破侖三世的私人秘書歐尼斯特·拉哈蘭奈，他們對千禧新教徒追求的加快基督再臨并沒多大興趣，而是想把把歐洲猶太人趕到巴勒斯坦，在亞洲建立歐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因此千禧新教徒的呼吁得到很多反閃米特者的支持。“反閃米特”是歐洲反猶種族主義者選擇的新標簽。這一標簽來自維也納的二流記者威廉·馬爾。1879年，馬爾發表了一篇名為《猶太教對德國精神的勝利》(The Victory of Judaism over Germanism)的政治綱領。他小心地將反閃米特和基督徒因宗教而仇恨猶太人的歷史分開，字里行間強調著閃米特語言學和19世紀的種族理論：在猶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間制造嚴格的種族區分。

　　將猶太人同化于歐洲文化

　　科學反閃米特主義堅稱，猶太人與歐洲基督徒不同。猶太人確實不是歐洲人，他們在歐洲的出現引發了反閃米特。猶太人為什么會給歐洲基督徒帶來這么多問題，與其所謂的無根有關，他們缺少一個國家，因此缺乏國家忠誠。在歐洲國家主義的浪漫年代，反閃米特者認為，猶太人不適合新的國家結構，瓦解了大多數歐洲國家主義的國家和種族純潔性。因此，反閃米特者認為，如果猶太人仍在歐洲，他們只會在歐洲基督徒中間造成敵對。唯一的解決之方就是把猶太人趕出歐洲，讓他們擁有自己的國家。毋庸置疑，宗教和世俗的猶太人都反對這種可怕的反閃米特思維。正統派、改良派猶太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猶太人，世界主義者、Yiddishkeit(猶太生活方式)文化猶太人，所有人一致認為這是一種危險的敵對意識形態，想要將猶太人逐出他們的歐洲家園。

　　猶太人的Haskalah，或稱啟蒙運動，也出現在19世紀，追求將猶太人融入到歐洲異教徒的世俗文化中，退去猶太文化。猶太啟蒙尋求打破正統猶太拉比對東歐shtetl(有大量猶太人的東歐小鎮)的“Ostjuden”(猶太各支)的領導權，退去“中世紀”猶太文化，貼近歐洲基督徒的現代世俗文化。改良派猶太教類似猶太教中的基督教、新教，出現在猶太啟蒙的中心。但這種同化計劃是希望將猶太人融入現代歐洲，而不是從地理上把他們逐出歐洲。

　　馬爾的反閃米特綱領出版15年后，猶太復國主義開始出現，它贊成所有這些反猶思想，包括認同科學反閃米特主義。對復國主義來說，猶太人就是“閃米特人”，他們就是古希伯來人的后代。赫茨爾在其教義小冊子《猶太人的國家》(Der Judenstaat)中解釋道，是猶太人“引發”了反閃米特，而不是他們的基督教敵人，反閃米特主義“并不存在，是猶太人在遷徙過程中帶來的”，事實上，“不幸的猶太人現在將反閃米特的種子帶到英國;他們已經把它傳入美國”;猶太人是一個“民族”，應該離開歐洲，恢復其在巴勒斯坦或阿根廷的“國家”;猶太人必須在文化上效法歐洲基督徒，放棄他們現在的語言和傳統，而選擇現代歐洲語言，或者恢復古老的民族語言。赫茨爾希望所有的猶太人采用德語，而東歐復國主義者則希望用希伯來語。赫茨爾之后的復國主義者甚至認同、確信猶太人是與雅利安人不同的種族。所有的復國主義者一致認為，應該放棄大多數歐洲猶太人使用的意第緒語。

　　大部分猶太人繼續抵制猶太復國主義，將其視同于反閃米特，認為復國主義是猶太啟蒙的延續，意欲退去猶太文化，同化于歐洲異教徒的世俗文化，復國主義與猶太啟蒙的不同只是，想在把猶太人逐出歐洲地域后實現這一切。Bund或稱立陶宛、波蘭、俄羅斯猶太人總工會，1897年10月初建于維爾紐斯。而在數周之前(1897年8月末)第一次復國主義大會在巴塞爾召開。Bund成為復國主義最強烈的反對者。幾個月前，正統派、改良派拉比反復國主義猶太聯盟聯合各支力量，阻止赫茨爾在慕尼黑召開第一屆復國主義大會，后Bund加入該聯盟。赫茨爾被迫在巴塞爾召開會議。歐美猶太人反復國主義得到大多數猶太人的支持，他們仍將復國主義視為反猶運動，直到進入20世紀40年代。

　　復國主義狂熱支持者的反閃米特鏈

　　赫茲爾意識到，為歐洲猶太人未來所作的計劃與反閃米特者的計劃是一致的，于是在早期就開始策劃與后者結盟。他在《猶太人的國家》(Der Judenstaat)中宣稱：

　　“所有受反閃米特之痛的國家政府會對我們產生強烈興趣，幫助我們獲得我們所希冀的主權。”

　　他還說，“不僅可憐的猶太人”會為歐洲猶太移民基金奉獻，“那些希望除掉他們的基督徒也會奉獻”。赫茨爾直言不諱地在日記中吐露：

　　“反閃米特者會成為我們最可信賴的朋友，反閃米特國家是我們的同盟。”

　　于是，1903年，赫茨爾開始有意與聲名狼藉的反閃米特者會面，尋求結盟。比如俄羅斯內務部長維雅車斯拉夫·馮·普拉赫夫，他負責俄羅斯的反猶太人大屠殺;比如反閃米特的貝爾福勛爵，1905年，他任英國總理，負責政府的僑民法案，該法案是為了防止逃離俄羅斯大屠殺的東歐猶太人進入英國，如他所言，保護國家免受“猶太人占多數的移民”帶來“確信無疑的災禍”。貝爾福的臭名昭著的1917宣言，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制造了一個“民族家園”，這一設計還包含其他事項，比如抑制猶太人對俄羅斯革命的支持，堵住不受歡迎的猶太移民進一步進入英國的浪潮。納粹在這一支持狂熱復國主義者的反閃米特鏈中同樣不甘落后。事實上，復國主義者很早就與納粹達成協議。1933年，復國主義者和納粹政府簽署無恥的遷移(Ha’avara)協議，以幫助把德國猶太人及其財產轉移到巴勒斯坦，破壞了美國猶太人發起的國際猶太人對納粹德國的抵制。依照此協議精神，復國主義者派遣特使前往巴勒斯坦，匯報猶太人在該國的殖民開拓成績。1937年，阿道夫·艾希曼作為復國主義的客人，訪問了卡梅爾山的基布茲(Kibbutz猶太移民的莊園公社)。最后他滿載著種族分離派德系猶太人基布茲的荒誕成就故事，從巴勒斯坦回國。

　　1935年的紐倫堡法遭到大部分德國猶太人的極力反對，德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聯合會是唯一支持該法的猶太團體。他們與納粹達成一致：猶太人和雅利安人是獨立的、可分的種族。這不是一種策略支持，而是基于相似的意識形態。納粹開始的最終解決辦法是把德國猶太人趕到馬達加斯加。將獨立的不可同化的猶太人種逐出歐洲這一共同目標，使納粹和復國主義之間建立了密切聯系。

　　大多數猶太人仍繼續抵制以反閃米特為基礎的復國主義及其反閃米特同盟。納粹大屠殺不僅殺害了90%的歐洲猶太人，也幫助復國主義者屠殺了復國主義的大部分猶太敵人——他們拒絕響應復國主義號召，拒絕拋棄自己的家園。

　　戰后，歐洲國家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恐懼并未阻止他們支持復國主義的反閃米特計劃。相反，這些國家和納粹一樣袒護復國主義。他們只是反對納粹主義的大屠殺。歐美都拒絕接受幾十萬猶太人大屠殺幸存者。實際上，在1947年，阿拉伯國家提出議案，號召歐美接收猶太幸存者，但遭到其投票反對;然而，同樣是這些國家，他們支持聯合國1947年11月的分割計劃(即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于是，他們不想接收的那些猶太難民就被趕到了巴勒斯坦。

　　納粹支持復國主義政策

　　美歐國家，包括德國，仍延續了納粹支持復國主義的政策。戰后的西德政府稱與猶太人的關系翻開了新的一頁，事實并非如此。自二戰之后該國建立起，每一屆西德政府，以及1990年統一后的每一屆德國政府，都繼續著納粹支持復國主義的政策，絲毫沒有減弱。他們從未切斷與納粹支持復國主義政策的聯系。他們唯一切斷的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和種族仇恨，而從未間斷的是幫助猶太人在遠離歐洲的亞洲建國。事實上，德國人應該把他們送給以色列的大量金錢解釋為，抵頂在德國安置歐洲猶太難民的成本。

　　二戰后，美歐達成新共識，不得不將猶太人追認為歐洲白種人，制造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恐怖實質上是在制造屠殺歐洲白種人的恐怖。自20世紀60年代起，好萊塢關于大屠殺的電影開始將納粹主義的猶太受害者描繪為白種基督徒長相的、中產階級的、受良好教育的、有天分的人，與同時代的歐美基督徒沒什么兩樣，容易得到其認同。如果電影描繪的是貧窮的、宗教的東歐猶太人(大多數被納粹屠殺的東歐猶太人是窮人，許多人都很宗教)，大概同時代的白人就不會找到他們的共性了。因此，大屠殺后，歐洲基督徒對大屠殺的恐懼，不是建立在曾屠殺過數百萬與歐洲基督徒不同的人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屠殺過數百萬與之相同的人的基礎之上。所以，在跟猶太人大屠殺沒什么關系的美國，卻有著40多座大屠殺紀念碑，一座大屠殺紀念館，卻沒有一個美洲原住民大屠殺紀念館、非裔美國人大屠殺紀念館——而這些才是美國應該負責的。

　　艾莫·賽澤爾非常清楚這個過程。在關于殖民主義的著名演講中，他指出，歐洲基督徒對納粹主義的回顧是這樣的：

　　“不是野蠻，是極端野蠻，是所有平常野蠻的總和，是野蠻的大王，是的，這就是納粹主義。但在(歐洲人)成為其受害者之前，他們是同謀;在納粹加害于歐洲人之前，他們是容忍它的，他們寬恕它，對它視而不見，認可它，因為此時它只施害于非歐洲人;他們培養了納粹主義，他們要為它負責，在整個西方被卷入之前，基督教文明就浸在它染紅的水里，它從每一個裂縫中滲流出來，涓涓流淌。”

　　對賽澤爾來說，納粹戰爭和大屠殺是歐洲殖民主義的內化，這非常正確。納粹主義受害者沉冤昭雪、成為白人后，歐洲及其同盟美國繼續他們的納粹政策，在世界各地的非白人中間制造恐怖，其中包括朝鮮、越南、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印度尼西亞、中南美洲、中南非洲、巴勒斯坦、伊朗、伊拉克、阿富汗。

　　二戰后為歐洲猶太人昭雪是美國冷戰宣傳的重要部分。因為美國社會科學家和思想家發展出“極權主義”理論，將蘇聯的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視為實質相同的政權，歐洲猶太人作為極權主義政權的受害者，成為歐美宣傳展示極權暴行的一部分，就像他們宣傳蘇聯政權在戰前、戰后實施暴行一樣。以色列也迎上這輛宣傳車，指責蘇聯反閃米特，拒絕允許蘇聯猶太公民自動離開該國，前往以色列。

　　信奉白人至上主義

　　于是，歐美保留了對白人至上主義的信奉——只是現在猶太人也成了“白人”，被稱為“猶太-基督”文明。歐美二戰后的政策延續著反美洲原住民、反非洲人、反亞洲人、反阿拉伯人和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傳統，繼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反閃米特計劃，在一個遠離歐洲的殖民定居者國家，將猶太人吸收進白人，這是戰前盛行的反閃米特政策的直接延續。只是，反閃米特種族主義者的毒液，現在大部分噴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不管是歐美的移民、公民，還是亞非的居民)，而對復國主義反閃米特的援助仍暢通無阻。

　　二戰后，西德與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結盟，在20世紀50年代為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經濟援助，自60年代早期始，為以色列提供經濟及軍事援助，包括用來屠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的坦克，這是結束于30年代的納粹政府與復國主義者結盟的延續。20世紀60年代，西德甚至為以色列士兵提供軍事訓練，自70年代起，西德為以色列提供德制核潛艇，以色列希望以此屠殺更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近年來，以色列裝備了德國提供的帶核彈頭巡航導彈的最新潛艇，這是現在德國政府都十分清楚的事實。2012年，以色列國防部長埃胡德·巴拉克告訴Der Spiegel(德國一家新聞周刊)，德國人應該感到“驕傲”，他們“多年來”穩固了以色列的存在。柏林負擔了潛艇三分之一的費用——每艘潛艇合1.35億歐元(1.68億美元)——允許以色列推遲至2015年支付。德國成為驅逐巴勒斯坦人的幫兇，現在的德國政府同60年代沒太大區別，當時的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悍然斷言：“聯邦共和國既沒有權利也沒有責任站在巴勒斯坦難民的立場上!”

　　另外，作為大屠殺的賠償，德國支付巨額資金給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和復國主義似乎成了納粹主義的受害者，事實上，納粹屠殺的是反復國主義的猶太人?，F在的德國政府并不在乎這一事實：即便是那些逃脫納粹、最終來到巴勒斯坦的德國猶太人，也憎恨復國主義及其計劃，同時也遭到巴勒斯坦猶太復國主義殖民者的痛恨。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巴勒斯坦，來自德國的猶太難民拒絕學習希伯來語，而是在那里發行6種德文報紙，遭到希伯來報刊的攻擊，包括Haartez，該報1939年要求關閉這些報紙，1941年再次要求關閉;在特拉維夫開咖啡館的德國猶太人因為拒絕講希伯來語，遭到復國主義殖民者的襲擊。1944年，特拉維夫市政當局恫嚇一些德裔猶太居民，因為他們在21艾倫比街的家中開“德語聚會、晚會”，“包括一些與我們城市精神不符的節目”，這是“特拉維夫不能容忍的”。德國猶太人被Yishuv(巴勒斯坦的猶太居民群)稱之為Yekkes，他們甚至在1941年組織活動慶祝凱撒(德國最后一任皇帝)的生日。(有關德國猶太難民在巴勒斯坦的詳情，請閱讀湯姆·賽格夫的《第七個百萬》The Seventh Million)

　　加上德國在聯合國支持以色列反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畫面就更完整了。2005年，柏林新建的大屠殺紀念碑仍保留著納粹的種族隔離——“紀念遇難的歐洲猶太人”，只是為了紀念納粹的猶太受害者。直到今天，他們仍遵循希特勒的命令，把猶太受害者同數百萬非猶太人分開，后者顯然也是納粹的受害者。德國德固薩公司的一個子公司曾與納粹合作，生產齊克隆B毒氣，用在殺人毒氣室。該公司簽約建立紀念碑——這不足為奇，只是證明，那些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德國殺猶太人的人，現在為自己的行為后悔了，他們現在明白了：猶太人作為歐洲白種人，為著他們白皮膚，應該受到紀念，當初不該殺他們。德國支持以色列殺害阿拉伯人的政策，與反閃米特不無關系。這種反閃米特主義在當代主要通過反穆斯林的德國種族主義，繼續攻擊穆斯林移民。

　　歐美的反猶太人傳統

　　猶太人大屠殺殺害了大部分抗擊歐洲反閃米特主義(包括復國主義)的猶太人。他們死后，今天，唯一仍在堅持抗擊復國主義及其反閃米特主義的“閃米特人”，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堅稱，歐洲猶太人不屬于歐洲，而來自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則堅持認為，歐洲猶太人的家鄉是歐洲，而不是巴勒斯坦，復國主義者的殖民主義正是源于它的反閃米特主義。復國主義堅稱，猶太人是與歐洲基督徒不同的種族;而巴勒斯坦人堅持認為，歐洲猶太人就是歐洲人，與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文化毫無關系。以色列及其美歐同盟在過去65年所作的事情就是，說服巴勒斯坦人，讓他們必須像納粹、以色列及其西方反閃米特同盟那樣反閃米特，相信猶太人是與歐洲人不同的種族，巴勒斯坦是他們的國家，以色列為所有猶太人代言。今天，美國最大的兩個以色列支持者是千禧新教徒和世俗帝國主義者，他們繼承的歐美反猶傳統，與新教改革運動時期、19世紀帝國主義時期一脈相承。而巴勒斯坦人依然堅持著對反閃米特主義的抵抗。

　　以色列及其反閃米特同盟認為，以色列是“猶太民族”，其政策是“猶太”政策，其成就是“猶太”成就，其罪行是“猶太”罪行，所以，任何人膽敢批評以色列，就是在批評猶太人，就是反閃米特。巴勒斯坦人民不斷地同這一“反反閃米特”行徑進行著斗爭。他們堅持認為：以色列政府并不為所有猶太人代言，并不代表所有猶太人，其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殖民罪行只是它自己的罪行，不是“猶太民族”的罪行，所以它一直在進行的反巴勒斯坦人民罪行必須受到批評、譴責和起訴。這并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新立場，自進入20世紀，到二戰之前，巴勒斯坦人民始終都在抗擊復國主義。1974年，亞西爾·阿拉法特在聯合國的演講中大力強調這一立場：

　　“殖民主義隨意利用可憐的、不幸的、被剝削的人們，就像他們沒有生命一樣，來建立和實施殖民者的殖民主義。同樣，窮困的、受壓迫的歐洲猶太人被世界帝國主義和復國主義領袖所利用。歐洲猶太人變成了侵略的工具，他們變成了殖民者殖民主義的要素，殖民主義是種族歧視的密友……復國主義理論被用來對付我們的巴勒斯坦人民：目的不僅是建立西方模式的殖民主義，而且將猶太人從他們各自的家鄉剝離，最終疏遠祖國。復國主義……的倒行逆施是與反閃米特主義一致的，二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不論國籍、堅守猶太信仰，不擁戴所在國家，也不和其他非猶太公民平等——當這種號召一提出，我們就能聽出來，反閃米特主義也被提出了。這種號召一提出來，猶太人問題的唯一解決辦法，就變成猶太人必須離開他們一直居住的社群、國家，當提出猶太人通過移民或強行定居到另一個民族的土地上的時候——這與那些反對猶太人的反閃米特主義者所竭力追求的目標完全一致。”

　　以色列稱批評它(以色列國家或政府)就是反閃米特，前提是批評者相信它代表“猶太人”。以色列自稱代表、代言所有猶太人，這才是最反閃米特的言辭。

　　今天，以色列和西方強國希望將反閃米特主義上升到國際原則的高度，以便他們尋求建立全面共識。他們堅持中東要想和平，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穆斯林必須像西方一樣，支持復國主義，反閃米特，承認以色列設定的反閃米特標準。在復國主義者依靠反閃米特征服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民稱之Nakba，意即大災難)的第65個年頭，除了獨裁的阿拉伯政府、巴勒斯坦當局及其同伙之外，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和極少數幸存下來的反復國主義猶太人一起，繼續拒絕接受這一國際呼吁、這一反閃米特的煽動。他們是二戰前反對反閃米特和復國主義殖民運動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后代。他們堅毅地站在那里，阻擋歐洲反閃米特主義在中東和世界范圍的全面勝利。

　　作者約瑟夫·馬薩德，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現代阿拉伯政治和知識史。著有《持久的巴勒斯坦人問題：評論復國主義和巴勒斯坦人》(The Persistence of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Essay on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本文為他在德國斯圖加特召開的“團結巴勒斯坦大會”上的發言。

　　原載中文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來源http://www.counterpun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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