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恩•佩利 魏文 編譯
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加拿大，基層的團體持續地做出努力強調對窮人的大規模拘押和定罪的不公正，特別是逮捕與毒品有聯系的有色種窮人。但是很少有人分析這種戰爭的機制 背后的理由和它對墨西哥以及其他國家在經濟上的影響。
美國在從伊拉克或阿富汗撤出以前，它已經卷入了從墨西哥的北部邊界到南美洲的秘魯的一系列沖突。不論是政府或是媒體都將其認定為“反對毒品的戰爭”。重要的是日益增多的“反對毒品的戰爭”與跨國公司的擴張聯系在一起，讓它們控制市場、工人和自然資源。
在洪都拉斯今年5月4名印第安人被殺害，當時洪都拉斯的警察從美國國務院的一架直升機上向他們開火，這一切都是在美國穿制服的特工的監視下進行的。在墨西哥根據美國、加拿大、以色列和哥倫比亞的方針，警察和軍隊已經被改造。
在哥倫比亞，戰爭已經經歷40年，耗費了上萬億美元，但是現在被確定為“反對犯罪的斗爭”。在80年代，哥倫比亞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準軍事化的國家，根據歷史學家赫爾曼•卡斯塔涅達的說法，這一進程“表現為對政府的官員(主要是政府官員，但是不排除對左派)、民眾的政治領導人、工人、農民、教師、人權積極分子和非政府組織的成員進行威脅、襲擊、有選擇的暗殺和集體屠殺”。
美國以資助哥倫比亞反對販毒的計劃的形式，幫助這個國家加強了準軍事集團和非官方的警察，他們與哥倫比亞的軍隊一起巡邏，參與國內大規模的屠殺和強制遷移居民。
諾姆•喬姆斯基在今年5月的一次演說中說，“說反毒戰爭已經失敗是不理解某些事情”。“人們應當自問，面對他們所說的已經十分明顯地不起作用，他們還在試圖這樣做，他們的頭腦里想些什么，他們可能的意圖是什么?”
喬姆斯基的評論為積極分子和記者指明了緊急調查的一個領域，他們愿意理解現在進行的“反對毒品的戰爭”。越來越清楚的是為了共同重建由美國的美洲領導的軍事化的原因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重新審視所謂“反對毒品的戰爭”需要做的事情之一是評估有利于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和在哥倫比亞、墨西哥和中美洲采礦業的方式。
當政變不夠時的戰爭
拉克爾•古鐵雷斯說，“這就如同在新自由主義開始時所感覺到的”，這是對試圖理解在墨西哥進行的戰爭的反思。拉克爾現在是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學的學者，80年代中期在玻利維亞她曾經是一名地下戰士，當時新自由主義最初的政策對那個國家產生影響，造成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她回到墨西哥已經十年。
拉克爾說，“問題是在墨西哥沖突不起作用”。這不是因為缺乏沖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第一次以結構調整計劃的方式引入。這就結束了一個經濟持續增長、進口替代的工業化和被稱為“墨西哥奇跡”的石油高價的時期。
托姆•巴里在1995年出版的《薩帕塔的報復》一書中寫道，“從1980年到1991年，墨西哥接受了世界銀行13筆結構調整貸款，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墨西哥還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了6項協議，所有這些為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在80年代，有時被稱為“失去的十年”，石油價格與比索(墨西哥貨幣)一起下滑。墨西哥的國有企業從1983年的2000多家減少到1993年的200家。1991年墨西哥的計劃為政府的國庫帶來更多的資金(94億美元)，在整個拉丁美洲其他國家的公共企業全部出售。到1994年底，墨西哥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條約，見證了薩帕塔分子的起義，墨西哥貨幣再次貶值。
但是到了21世紀，墨西哥的土地和經濟仍然沒有向外國投資者全面開放。墨西哥銀行今年初發表的一份報告說，“雖然有了這些改革，最近30年墨西哥的經濟的表現是令人不滿意的”。
農民和印第安社區繼續使用關于資源豐富的土地的公社的證書。大量的中產階級變成小企業的所有者，最富有的墨西哥的家庭保持對贏利的經濟部門的控制。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說法，墨西哥最富有的10個家庭“并不是提高墨西哥經濟競爭力唯一的障礙”。墨西哥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排名第17的大型石油公司，繼續控制在國家手里。
除了一種經濟的沖突之外，一項綜合的戰略已經證實外國直接投資增加了。墨西哥必須確保當地的警察、軍隊和整個司法制度根據美國的準則發揮作用。這就是在討論會上人們所了解的“反對毒品的戰爭”。
從尼克松任美國總統的時期起，美國在諸如哥倫比亞和阿富汗這些國家的“反對毒品的戰爭”中投入了近1萬億美元。在打擊毒品的政策與改善投資的氣氛之間的直接聯系，通過仔細審視從2000年以來至2006年美國在哥倫比亞的參與可以反映出來。最近20年通過全國的和國際的試驗這項戰略已經完善和擴大了。
哥倫比亞的經濟模式
“哥倫比亞計劃”是一項由美國和哥倫比亞共同提供資金的為期6年的反毒斗爭計劃。非美國的外交官們披露“哥倫比亞計劃”的第一份草案是用英文寫成的，然后翻譯成西班牙文。
從開始實施“哥倫比亞計劃”以來的11年間，美國政府為實施反對毒品的法律措施已經耗費了36億多美元。但是，美國政府通報說“哥倫比亞繼續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生產國之一，同樣是一個海洛因和大麻的來源國”。
2008年美國統計辦公室發現“哥倫比亞計劃”沒有實現減少毒品生產的目標，因為“從南美洲流入美國的可卡因在2000-2006年間估計增加了”。
這并不是改變戰略的一個原因，“哥倫比亞計劃”的失敗被縮小了，以有利于一系列與安全相關的新出現的指數，改善企業的環境。美國資源管理副部長布拉弗德•希金斯提出的理由是，“在很大意義上，哥倫比亞的計劃和美國的支持自從我們原來很狹窄的重點轉向一項能夠作為向其他失敗的或有缺陷的國家通報的努力的模式的綜合戰略起，已經發生了變化”。
此前美國為了在哥倫比亞實施與毒品有關的懲罰所做出的努力對美國的投資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美國企業委員會是美國在哥倫比亞的企業的一個組織，該協會稱它的會員企業由于懲罰損失了8.75億美元。同年，美國國務院宣布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和進出口銀行要求懲罰的結果凍結了15億美元的投資信貸。這包括美國在哥倫比亞石油工業運營的一家公司2.8億美元的損失。
根據哥倫比亞政府提出的報告，“哥倫比亞計劃”的目標是“推動創造就業和社會穩定的條件”，擴大“減稅的優惠以便補償販毒造成的消極后果，支持擴大就業機會的一項自由貿易協議”。
“哥倫比亞計劃”開始實施時，外國直接投資的總額估計為24億美元。2011年在哥倫比亞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144億美元，其增長指數是拉丁美洲最高的。石油和天然氣成為外國直接投資越來越重要的部門，超過90年代中期10%左右，2010年占外國直接投資總額近三分之一，達到43億美元。
2003年頒布的一項法令準許私人通過前國有的石油公司在哥倫比亞的石油門部門投資。從2010年起，礦業部門(包括煤礦)的外國直接投資達到20多億美元，這占非石油部門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半多。
2008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吹噓“2003年以后哥倫比亞經濟的起飛不是偶然的”。哥倫比亞經濟體制的52個領域成為“哥倫比亞計劃”進行改革的部門，“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技術援助設計和制定從財政改革到加強金融部門的政策，改善小企業的環境以及其他項目”。
這是通過將法律的改革與財政的刺激相結合而實現的，簽署了新的自由貿易協議(哥倫比亞與美國和加拿大的自由貿易協議)，以及采礦工業的軍事化。美國培訓了保護輸油管道、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項目的“能源營”。
2007年由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制定的一份報告稱，哥倫比亞“實現了有力的增長，增長率提高、失業減少、投資水平的提高、貿易的擴張、通貨膨脹率下降和投資者信心的提高給人深刻的印象”。報告說，這些有利的因素“與安全的改善有密切的關系，同時在合法的經濟部門幫助創造更多的就業，這是對非法和活動的一種選擇”。
從美國國務院的觀點來說，“哥倫比亞計劃”不是一個失敗。但是事實完全相反：準許為美國的干涉創造一種新的有效的模式。2010年哥倫比亞最大的外國投資國是巴拿馬和安吉拉(英國的海外領地)，這是兩個“財政天堂”，它們之后才是美國、英國、加拿大、百慕大和西班牙。
“綜合戰略”這個詞匯被用來強調“哥倫比亞計劃”，反映的是反對起義的戰爭的官方語言。“反對起義是戰爭的一種非常復雜的方式……實現這這些目標需要協調許多非軍事機構和東道國的機構在綜合研究中的努力”，這可以在2006年發表的一份美國陸軍反起義手冊中看到。
總審計局國際事務和貿易局局長甚至在眾議院的證詞中說，“國際的計劃面對減少非法毒品供應的重大的挑戰，但是支持美國對外政策總的目標”。
但是，正如德爾加多•拉莫斯和馬麗亞•羅馬諾所指出的，在反對毒品的戰爭中“戰略是復雜的和危險的，因為它與表面上對立的多個復雜的合法的和非法的當事人有聯系，但是他們以增加權力或財富的方式得到好處”。同時，很清楚的是“在本地區對人和國家的剝削和資源的開發加深了”。根據這些背景，我們來考察墨西哥的問題。
墨西哥模式的實施
2006年9月的一個星期五，在選舉的爭奪之后，墨西哥總統費利佩•卡爾得龍和他的夫人邀請時任美國大使安東尼奧•加爾薩和他的夫人共進晚餐。卡爾德龍在某個時候對大使說，改善安全是他的政府關鍵的一部分工作。
加爾薩在向美國國務院他的上司提出的書面總結中提到了這次晚餐，包括卡爾德龍的評論。根據他自己的報告，大使回答說，“在競爭中的利潤，教育和就業可能因與毒品有聯系的有組織犯罪的團伙而迅速變得黯然失色”。為了推動墨西哥的經濟，“外國人和墨西哥人同樣值得向他們確保法律占主導地位”。
幾乎兩個月以后，卡爾德龍在墨西哥發動了反對毒品的戰爭。第二年美國政府和墨西哥政府宣布實施“梅里達倡議”，這被說成是“美國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反對毒品和援助打擊犯罪的一攬子計劃”。在喬治•布什2008年簽署協議的時候，加爾薩所說的反對販毒的斗爭目的是推動交易被人遺忘了。相反，誶員們支持法律草案主要的理由是阻止毒品流向美國。
不論是美國政府，還是批評者一致認為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梅里達倡議”是經過加工的“哥倫比亞計劃”翻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去年夏天在危地馬拉城對中美洲參加安全會議的代表們說，“我們知道美國支持了哥倫比亞，現在支持墨西哥，以便有好的領導，積極的投資和承諾的合作去改變方向”。
2008-2010年美國為“梅里達倡議”向墨西哥提供了13億美元，墨西哥政府按1比13的比例提供配套資金。同期注入中美洲的“中美洲地區安全倡議”的資金達到2.48億美元，同時為“加勒比流域安全倡議”提供資金，其中用于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的資金為4200萬美元。
梅里達的“綜合戰略”包括培訓保護關鍵的基礎設施的士兵和警察的資金，警察的軍事化，用美國的裝備武裝當地的安全力量，將墨西哥的司法制度改造成一種公開審判的制度，使墨西哥-美國的邊界現代化，促進機構的加強和經濟改革。
美國國際開發署的目標之一是“讓墨西哥政府在減少壟斷和消除反競爭的做法上變得更有效率”，集中在與電信、銀行、控制能源有關的立法。另外一個重要的目標推動新的調控系統，實行私有化，解除控制，在運輸、金融、能源和電信部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
與墨西哥聯邦電力委員會一起，墨西哥石油公司是私有化的努力最珍視的“珍珠”。許多杰出的墨西哥人主張將石油公司么有化，其中包括革命制度黨的佩尼亞•涅托(現已就任墨西哥總統)。墨西哥證券交易所的負責人建議在石油部門采用哥倫比亞的改革模式。
2012年3月，墨西哥銀行的一名代表談到中央銀行有待進行改革的議程，其中包括在墨西哥能夠為企業的生意進一步提供便利，取消阻止勞工靈活性的“法律障礙”，“加強法制國家”，鞏固宏觀經濟政策等。
2008年在金融危機擴大到墨西哥以前，外國直接投資曾達到230.2億美元，但是第二年下降到114億美元。2011年恢復到194.3億美元，主要是在制造業部門(占44.1%)，其次是金融服務業(占18%)和礦業(占8%)。最近有關當局宣布在汽車和墨西哥中部的太空生產將出現一個新的投資高潮。
2011年墨西哥財政部長布魯諾•費拉里曾說，“如今我們看到的是我們正在進行一場打擊犯罪的斗爭，將打擊犯罪放在主要位置，以便保障未來的投資和現有的投資”。
費拉里的斷言現在得到跨國公司企業精英的經驗的支持。根據2009年《商業周刊》的報道，在胡亞雷斯城和其他沿著販毒通道的邊境城市，包括雷諾薩、新拉雷多和提華納等城市，對外國人和工廠襲擊的頻率有所下降。
警察已經接受培訓，有關的跨國公司得到專門的指導。在一家公司的行政人員被綁架以后，警察建議公司的管理者改變工作的路線，在太陽落山之前離開胡亞雷斯城，走主要的大道。沿著這些道路警察加強了巡邏，“在邊界和工業園之間建立相對安全的走廊”。
跨國公司所需要的另一種安全更為重要。正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官員強調的那樣，“對于一個投資者來說，重要的事情是與法律安全和國家的風險有關的安全”。
這個“安全”的概念讓人聯想到哥倫比亞的模式：使準軍事化為資本服務。這個模式包括組建準軍事人員的敢死隊，遷移平民，增加暴力。在貿易部門受到反對毒品的戰爭的政策影響最大的是工人、小企業和當地精英的一個階層。
盡管 “反對毒品的戰爭”的這些非官方因素有時表現為外國直接投資的損失或威脅。事實上控制工人和將將農民他們的土地上趕走的是暴力，但這對跨國公司的擴張有利。
哥倫比亞模式的另一面
哥倫比亞的印第安人和農民幾代人都保衛了他們的土地的集體的證書，但是準軍事集團強迫他們逃離家園。
戴維•馬赫爾和安德雷•湯普森針對這種現象寫道，“準軍事力量在一個通過在經濟上重要的地區強迫印第安人和農民社區遷移的積累資本的過程中繼續取得進展。哥倫比亞的大多數公民繼續離開他們的土地，被暴力驅趕離開自己的家園，以滿足外國跨國公司(主要是美國的)對哥倫比亞土地的貪婪的胃口，同時為哥倫比亞的社會帶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計劃”。
2001年準軍事集團對哥倫比亞一半的強制遷移負有責任，游擊隊對20%的強制遷移負有責任。準軍事集團對反對起義的組織對跨國公司也是有利的：“作為它長期支持反對起義運動的一部分，準軍事集團和國家的暴力將民眾的團體作為系統的目標，如工會組織被認為對有利于哥倫比亞新自由主義發展的經濟政策和穩定的一種威脅。這將哥倫比亞變成一個對外國投資有吸引力的地方，因為很糟糕的勞動條件和低工資能保持很高的利潤指數”。
一些外國公司考查過準軍事集團與跨國公司的關系。2007年3月在華盛頓區的一個法庭上，美國奇基塔•布蘭德香蕉公司承認曾經100多次付款給哥倫比亞聯合自衛組織(即準軍事集團)，累計達170多萬美元。美國司法部證實了這一點。受害者的律師稱，跨國公司向恐怖分子付給這些血腥的錢是為了保護它自己的金融利益。
(直到現在的)經驗
要證實美國跨國公司與準軍事集團之間的直接合謀一般來說是困難的，在證據出現時可能不會立即揭露。但是我們知道美國德克薩斯的一些公司被指控與墨西哥的洛斯塞塔斯合謀以便非法進口盜竊的燃料。洛斯塞塔斯是海灣販毒集團的武裝臂膀，在墨西哥的東北部地區活動。2010年該集團分裂以后，洛斯塞塔斯本質上變成一個毒品-準軍事團伙，盡管媒體還將它稱為一個販毒集團。
危地馬拉的教授馬克西莫•巴蒂烏爾指出，必須注意到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和危地馬拉總統莫里納一樣，想擴大“哥倫比亞計劃”，這不僅意味著加強反對販毒的斗爭，而且實際上意味著將建立一種準軍事主義的組織形式，以便創造一種反對起義的新類型，而不是反對社會運動的類型，而是反對印第安社區的一種類型。
準軍事化也可能影響到本地的和地區的以至本國與國民經濟有聯系的資本家，迫使他們關閉自己的商店和生意。這同時就為跨國公司和投資者進入原先由當地的資本家控制的經濟部門開辟了空間。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教授科雷亞•卡布雷拉說，受暴力影響更大的多是小企業和那些位于墨西哥北部各州的企業。不安全在更大的程度影響小生產者、企業家和商人，因為有組織犯罪團伙更容易滲透到他們中去，而那些大企業的董事們在很多情況下從國外進行操作。
根據墨西哥一個企業家協會的統計，2011年由于不安全有16萬個企業關閉。卡布雷拉今年內月在南下加利福尼亞說，經濟在全國范圍內的恢復有利于大企業，正在將墨西哥人變成職員，而不是企業家。
哥倫比亞的背景和現在其他地方的事件提供了可能的深入調查的領域，以便更好地確定墨西哥和中美洲以什么方式屈從于一個準軍事恐怖的模式……“在創造和保持適合于新自由主義計劃的擴張的條件，如很低的勞工成本和得到土地”。
更多地研究受美國的反毒政策鼓勵的新經濟政策可能有助于披露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已經開始的經濟變革的規模。
墨西哥的選舉沒有承諾減緩恐怖和戰爭的暴力，很可能至少在今后6年暴力將繼續存在。所有的總統候選人建議繼續或加強反對黑社會的戰爭。他們關于在墨西哥的戰爭的演說可能僅限于面對自由化在理論上禁止毒品。這類討論作為揭露和動員對“反對毒品的戰爭”的抵抗的手段是完全錯誤的，這涉及建立更好的社會控制和對土地與人員的控制，以利于資本的擴張。(作者為加拿大獨立記者、加拿大溫哥華媒體合作社的創始人之一)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7期，摘譯自2012年11月30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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