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成加沙沖突大贏家》，美聯社加沙11月22日電，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網站11月22日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11月23日報道。正如官方將人民群眾視為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那樣，美國稱哈馬斯是本輪加沙沖突的大贏家。且不說哈馬斯這次被干掉了多少領導人，單就沖突本身來看，哈馬斯就是被嚴重打擊的對象，相反，以色列的損失根本不值得一提。另外，就在巴以雙方簽訂停火協議后兩天，以色列就以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扔石頭為由重新開槍射殺巴勒斯坦人。如果巴以沖突的大贏家真是哈馬斯而不是以色列的話，那么以色列在面對巴勒斯坦人扔石塊的時候，為什么不能忍讓一下了?現在不僅不忍，反而還變本加厲地報復，如此做法，按美國媒體的邏輯，那豈不是讓哈馬斯贏得更多了嗎?
然而，現實并不能佐證美國媒體的那個邏輯，恰恰相反，現實表明，哈馬斯在加沙沖突中受到了很大的損失，倒是以色列不僅沒有什么損失，相反，還因為這次沖突調動了幾乎整個國際社會，尤其是直接威脅到了美國的中東戰略。我們此前就分析過，對以色列而言，如果要避免被美國拖入入侵伊朗的戰爭的話，那么以色列就不能緩和巴以局勢，只有將巴以局勢保持在一定的熱度上，美國期盼的“反伊朗統一戰線”才無法建成，而沒有這個統一戰線的支持，美國入侵伊朗的戰爭就很難開打，即便強行開打，那么也是肯定要重蹈阿富汗戰爭的覆轍的。對以色列而言，如果美國開打入侵伊朗的戰爭，那么以色列自身就極有可能受到來自伊朗的武力打擊，而伊朗的軍事實力自然不是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游擊隊這些組織所能比擬的，從以色列自身的既得利益而言，最佳的結果就是阻止美國開打入侵伊朗的戰爭，而要達到這一目的，那么就必須破壞美國為了入侵伊朗而需要獲得的“反伊朗統一戰線”，而在巴以沖突常態化的情況下，阿拉伯國家就很難在不顧及國內形勢的情況下支持美國和以色列一起去入侵伊朗。因此，加沙沖突最大的受益者是以色列，而不是別的什么國家或組織。
當然，也正因為目前的這個加沙沖突損害了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美國才反過來宣揚哈馬斯是加沙沖突的大贏家，其目的就是為了在給以色列臺階下的同時消解以色列國內支持和巴勒斯坦開戰的意志，以便美國盡早促成“反伊朗統一戰線”。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伊朗要阻延這個統一戰線的誕生的話，那么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用各種手段挑撥巴以乃至阿以關系。
《日民主黨分崩離析頹勢難轉》，日本《產經新聞》11月23日報道，日本《讀賣新聞》11月23日報道。關于日本政治格局變化的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多次了。這次值得關注的事情是那個“減稅日本·反TPP·實現去核電黨”(簡稱“去核電黨”)。這個黨的建黨宗旨很有意思，“凍結消費稅”的這個主張最能獲得選民的支持，“不參加《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的這個主張最能獲得日本民族資本的支持，而“去核電”的這個主張則能獲得美國的支持。與日本維新會和“大家黨”不同的是，“去核電黨”依然像傳統的自民黨或民主黨那樣，是一個通吃型的政黨，換言之，盡管屬于“第三極”，但是，其實質與自民黨并沒有什么區別，所不同的只是該黨的主張更加時髦，或者說，該黨更加急功近利、更加短視而已。從另一方面來看，一旦該黨上臺執政，那么盡管屆時日本政府將堅持這三項主張，但同時也意味著屆時的日本政府將在其他方面做出讓步。凍結消費稅后，日本政府就必須從別的地方尋找財源，換言之，當日本政府無法通過增稅來緩解債務問題的時候，它可能就會動用貨幣政策，要么讓日元貶值，要么進一步增發國債，由此同樣會導致通貨膨脹。反TPP固然可以保護日本國內市場不受美國沖擊，但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制造事端，從而打擊日企在華利益的這種手法可能還會在別的地方重演，日本究竟如何穩定對華及對美關系，這是十分考驗日本統治者智慧的一件事情，但目前，我們還看不出日本統治者有這個智慧，由此，日本企業就要面臨死于非命的危險。“去核電”固然能夠讓美國開心，但是，對日本自身的社會經濟安全而言卻是十分不利的，鑒于中東戰亂有愈演愈烈之勢，日本的能源安全受到極大威脅，此時再言放棄核電，那就不僅會對日本經濟，而且還會對日本社會造成難以估量的危害，屆時，搞不好反而將經濟金融危機演變成社會政治危機了，得不償失。
《張蘭被曝放棄中國國籍引爭議》，香港《南華早報》11月23日報道。漢奸國賊及其走狗總是將此事作為中國社會對富人不夠友善的又一證明，然而，我們要指出的事實是，正是在這個“對富人不夠友善”的社會中，才讓這些人先富了起來。事實上，張蘭放棄中國國籍的這一舉動恰恰證偽了先富論。所謂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路徑已經被這些紛紛移民海外的先富者掐斷了。有一種說法是既優化存量又增厚增量。然而，事實上，存量被一小撮人占有后，隨著這一小撮人移民海外，這些存量也就不歸中國所有了，因此，中國人民自然也就無法通過所謂的優化措施來共享這一存量。與此同時，在頑固堅持并執意擴大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的這個前提下，無論增厚多少增量，這些增量也總是被一小撮人所占據，并且，隨著這些增量轉為存量，那么就會重復上面那個存量隨富人一起移民海外的步驟。在此狀況下，根本做不到既提高效率又注重公平，除非重新詮釋“公平”的內涵。而所謂的“使所有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享受改革發展成果”這句話更是充滿著強盜邏輯，試問，先富起來的那幫人難道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將國民財富據為己有——而以此來表現自己享受了改革發展成果的嗎?什么叫“自己的努力”?!按照這個的意思，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中的窮人們難道是因為自己“不努力”才導致貧困的嗎?
說轉型接軌成為最為廣泛二堅定的社會共識的這種說法根本就是欺人之談!在一個因轉型接軌而導致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中，轉型接軌本身又怎么可能成為社會共識呢?在階級矛盾如此深重的今天，不講明如何轉型，而只強迫老百姓認同轉型，這種做法根本就是在搞法西斯專政。毛主席領導人民鬧革命和搞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都是講如何順應民心的，正因為順應民心，所以才符合歷史的潮流，可是，到了現在，轉型不再是順應歷史潮流，而是逆水行舟了，換言之，這種轉型是違背民心的，因此，才會將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見視為轉型的阻力和轉型的風險所在。試想，如果轉型舉措真是順應民心，受到人民群眾廣泛而熱烈擁護的話，那么推動轉型者又怎么可能要冒風險和受挑戰呢?我們倒是要問問，你們所說的風險和挑戰究竟來自誰，究竟是什么風險、什么挑戰?
《六大國同意與伊朗盡快恢復核談》路透社布魯塞爾11月21日電，俄塔社布魯塞爾11月21日電，路透社維也納11月21日電。目前，西方列強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何時能夠倒臺，因為，如果敘利亞的什葉派政權依然存在的話，那么如果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發動入侵伊朗的戰爭的話，那么敘利亞就很可能在西方的背后捅上一刀。因此，為了減少戰爭的不確定性，西方列強總是要走“先敘后伊”的路子。從另一方面來說，西方列強與伊朗進行談判的一個目的也是為了穩住伊朗，確切些說是為了麻痹伊朗，讓伊朗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而放松反對西方列強入侵的準備工作。在此，我們從俄塔社的報道中就能聞出這么一股味道出來。俄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強調，“那些有意破壞談判的人不只是讓進程陷入僵局，甚至會將局勢推向死路，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顯然，俄羅斯認為談判是有利可圖的，但是，西方列強之所以也認為現在可以進行談判，那完全是因為它們也認為目前的這個談判是有利可圖的，只不過西方所要圖謀的利益與俄羅斯所要圖謀的利益不一樣罷了，俄羅斯是想通過伊核問題來和西方列強在其他問題上討價還價，而西方列強則將眼光放在了推翻伊朗現政權之后。中國在伊朗也擁有大量的既得利益，但除非中國能夠為伊朗提供更多的軍事能力的支援，否則，一旦伊朗被西方入侵，那么中國就是最大的輸家。
當然，我們考慮問題時不能總是設想中國政府每一步都是正確的，尤其是漢奸賣國賊日益囂張的今天，既然已經出現了緬甸向美國靠攏的這件事情，既然已經出現了蒙古加入歐安組織的這件事情，那么，我們就更應考慮一下中國政府在外交事務上走出更多敗著的問題。不僅要考慮中國失去伊朗的這個問題，而且還要考慮中國失去巴基斯坦的這個問題，換言之，要考慮中國被美國徹底孤立的這個問題。雖然官方已經聲稱中國離復興只差幾步了，但，我們無法想象一個被美國的軍事基地包圍得如鐵桶一般的中國是如何實現偉大復興的!而且，正如某網友指出的那樣，官方一方面聲稱當下是五千年來從未有過的盛世，另一方面卻又稱中國離復興只差幾步了，邏輯之混亂可見一斑。
毛主席講過，“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當下中國理應考慮一個戰略突破口，釣魚島問題固然是一個突破口，但，目前看來，日本方面并沒有善罷甘休的意思，而且單是和日本相爭也不會觸痛美國。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政府遲遲不肯收復臺灣的這個前提下，即便搶回了釣魚島，中國依然要用巨大的代價來和日本進行周旋，相反，甚至還被美國牽制。美國已經自薦要做中日的調停者了，但我們知道，中日釣魚島之爭就是由美國一手挑起的，如果中日在美國的調停下擱置爭議的話，那么等于是讓美國在東亞地區又制造了一個巴以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的漢奸官員十分歡迎美國的調停，這對中國人民來說完全就是一個悲劇。對中國來說，復興總是要和領土的統一相聯系的，近代以來，中國喪失了30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至今也看不到收復的影子，因此，所謂的中國離復興還差幾步的這個說法實在是欺人之談。就算在名義上已經回歸中國的香港來說，回歸十幾年，反而還出了港獨，并且還越鬧越厲害，這真是對“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極大諷刺。當然，漢奸們在臺灣問題上索性連“統一”二字都懶得講，只談“和平發展”了，而這個“和平發展”恰恰能夠滿足臺獨勢力“和平獨立”的要求，“和平發展”的實質就是“和平分裂”。改到全國上下離心離德的地步，這也真是不辜負漢奸國賊的一片苦心。
《“股權”不代表產權，估值理論多失效，英媒稱中國股票仍不便宜》，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1月21日文章。英國這個被主觀唯心主義和經驗主義統治的國度整天就是刊登這種自相矛盾的文章。既然估值理論多失效，換言之，作者無法對中國的股票進行估值，那么作者又是如何能夠斷定中國股票仍不便宜的呢?再則，所謂股權不代表產權一說根本就是蠻不講理的外行話，對一個上市公司而言，大股東或控股股東的地位自然是與小股東或非控股股東的地位不同的，既然是同股同權，那么占有股份多的人的權利自然要大于占有股份少的人的權利，然而，按照該文作者的意思，好像即便持有一股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民也應有處置相應公司資產的權力，這真是無知之極!且不說中國，單就英國自己而言，英國上市公司的小股民難道能夠處置與其所持股份相應的公司資產嗎?最后，這位作者說“在市場動蕩時期進行投資，你需要盡可能遠離政府所控制的任何東西。”然而，中國的歷史卻表明，越是在動蕩時期，投資政府控制的東西越能發大財，中國人民感到氣憤的恰恰是中國政府總是將這一投資機會拱手送給了外國投資者，中石油就是一個典型，中國的漢奸官員居然說當初中國股民不愿意要1.6元的中石油股份，所以就便宜地賣給巴菲特了，反過來16.8元的中石油股份卻被內地股民暴搶，可是，中國股民根本就不知道有1.6元/股的中石油股票這件事情。
《鳩山由紀夫退出日本政壇》共同社東京11月21日電。由于不滿野田佳彥的政策要求，鳩山宣布不會參加下月16日舉行的眾議院選舉。由于鳩山是日本民族工業的代表人物，因此，鳩山的退選必然進一步打擊日本民主黨的選情。由此反過來也就給以“日本維新會”為代表的極右翼勢力的上臺提供了良機。由于野田的政策已經公開倒向美國，因此，如果日本的民族資本家要維護自身的權利的話，那么不排除日本民主黨會出現進一步的分裂，而這種分裂也將使得極右翼勢力內部出現新的分化組合，畢竟，有些極右翼勢力并不是親美勢力，而完全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勢力，這部分勢力很可能與鳩山這樣的日本民族資本結合，從而形成新的政治力量。
《惠普遭會計欺詐巨虧88億美元》，美聯社紐約11月20日電。這種事情當然很復雜，因為不能排除其中有交易雙方串謀竊取上市公司資產的嫌疑。當然，此事的意義還在于表明，程序正義往往被用來掩蓋實際交易中的陰謀，就算交易雙方沒有串謀，那么惠普遭受會計欺詐總是事實，而這一欺詐在交易過程中完全不能被發現，只是到事后才暴露出來，換言之，這個程序正義的代價是結果的非正義，那么這種程序正義又有什么普世價值可言呢?!
《中國的發展觀值得世界學習》，委內瑞拉《分析報》11月20日文章。在委內瑞拉的這位作者看來，中國的發展觀之所以值得世界學習，那是因為中國更注重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弄虛頭。當然，該作者的這一判斷與很多中國民眾的實際感受是有不少差異的，不過，這并不妨礙我們具體了解一下該作者的一些觀點。
文章說到：“貧困現象在中國真正減少以及令人想起福利國家模式的社會保障網絡。”如果只是和自己的歷史相比，那么從數據統計上來看，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確獲得了很大的提高，但是，這種觀察事物的方法并不能解釋為何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狀況在不斷加重而不是相反，因此，我們從當下日益突現出來的階級矛盾中可以推知如下這么一個結論：正因為中國的發展是以不斷制造和加劇階級對立為代價的，因此，中國所取得的發展成就越大，其所遭遇的階級對立的嚴重程度也就越大，由此不僅表現為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狀況越嚴重，同時還在各個意識形態領域表現出日益尖銳的對立狀況。
另一方面，從官方的宣傳來說，給外國人的印象是中國已經建成了覆蓋面極大的社會保障網絡，但是，即便不深入中國社會調查一番，單是對官方的說法咬文嚼字一下的話，也能發現，所謂的社會保障網絡實際上還只是停留在可能性上，而不是在現實性上，因此，官方的說法是“制度性覆蓋”，換言之，這種社會保障只是停留在制度層面，而與其是否落實無關。再則，即便這個制度性覆蓋的社會保障網絡也只針對相關的參保人員，可問題恰恰在于中國的失業問題導致了大批人員根本沒有資格參保，因此，這些人員也就不在社會保障網絡的覆蓋范圍之內了。因此當官方宣布登記失業人口長期保持在4%的水平，以及社會保障網絡制度性覆蓋了95%的人口時，我們就很清楚了，這些根本就是在玩弄文字游戲，由于所謂的登記失業人口與實際失業人口根本就是兩個概念，因此，所謂的制度性覆蓋95%的說法實際上也就意味著這一社會保障網絡不是現實性的，而只是一種紙面上的東西罷了。
文章說到：“競爭力和科技水平的提升增強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中國的貿易投資份額以及強大軍事實力都已經不可忽視。”這的確是事實，但毛主席也準確預言過“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中國的綜合國力的確是上升了，但是，這個國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里呢?究竟是掌握在無產階級、愛國人士的手里，還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漢奸買辦的手里?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知道，日本作為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綜合國力在二戰后獲得了極大的提升，但是，由于它始終沒有擺脫被美國軍事半殖民統治的狀態，因此，它通過發展而獲得的國力最終卻不能為日本人民自己所享用，相反卻成了美國緩解自身經濟金融危機的手段。這十年來，中國的外匯儲備發瘋似地飆升到3萬億美元的水平，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資產的形式存在，而美國又將外國大舉拋售美國債券定性為敵對行為，因此，實際上中國的漢奸已經將中國通過發展而獲得的一部分財富雙手奉送給美國了，而美國又反過來利用這筆錢控制中國的經濟。另一方面，近來，美國為了轉嫁國內危機，美國加進了對日本的控制，其中，不僅將部分軍工生產線轉移至日本，而且還要求日本增強對美軍行動的支持力度，由此，日本方面正在美國的默許下加速提升軍事能力，而日本由此獲得的表現在綜合國力上的這一提升，最終實際上還是為美國所利用，換言之，美國實際上是要拿日本去當炮灰，因此，日本的這種綜合國力的提升對日本人民而言不是禍，難道還是福嗎?由此，我們不禁聯想到中國的國力，無論是經濟力量還是軍事力量，在日益被美國支配的情況下，中國難道不會步日本的后塵嗎?如果中國國力的提升不能與中國獨立性的增強相同步的話，那么這種發展觀不僅是有害的，而且還是反動的。
文章說到：“在被批評缺少自由的中國人，人民生活幸福，并不認為需要西方模式的政治。中國人是最務實的民族，今天他們更關注個人福利、致富機會以及實際問題的解決而非政治體制的徹底改變。”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中國當下最主流的輿論都是在宣傳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輿論出臺的背景正是中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換言之，正因為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資本集團不愿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同時，它們又想確保其通過掠奪而來的財富的合法性，因此才不擇手段地推動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意圖確立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專政體制。中國既不缺少散布漢奸賣國言論的自由，也不缺少歧視勞動人民的自由，偏偏缺少宣揚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自由，主流媒體幾乎完全被經濟漢奸、文化漢奸、政治漢奸所把持，就是在網路上，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聲音也受到了極大的壓制，文字獄盛行，大量宣傳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網站被關、視頻被刪，但是，偏偏那些整天宣傳賣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網站卻享受著自由和平等。
文章說到：“今天的政治更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并依賴經濟實力的純粹的上層建筑。”實際上，政治從來如此，而不只是今天這樣，作者之所以有這么一個感受，那只是因為當下已經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金融危機大爆發的時期，因此，那些原本被媒體遮掩起來的本質已經在危機的作用下日益暴露在陽光之下了，對于那些缺乏歷史感的人來說，也只有在危機深化發展的時期才能感受到事物運動的本質規律，當然，也正因為只是感受到而不是認識到事物運動的本質規律，因此，其對事物本質的陳述也就難免出錯了。當今中國，由于資產階級及官僚買辦集團的興起，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質變，因此，在這個前提下，掌握著話語霸權的資產階級及官僚買辦集團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張“上層建筑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但是，為了欺瞞廣大不明真相的人民群眾，他們總是拒絕說明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何種質變，他們只是如邪教一般翻來覆去要求人民群眾接受“XX要的”，但是他們從來不向人民群眾解釋“XX么是必要的”，即便有所解釋，那也總是避開實質問題，玩弄一些文字游戲罷了。正因為實際上走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反動路線，因此，所謂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實際上就是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已經被嚴重削弱，而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占據了大半江山，因此，資改們為了最終在形式上徹底剝奪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所以才提出了“要適應經濟基礎發展變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要確立資產階級專政，而所謂的小政府大社會模式只不過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形式罷了，其實質就是通過將政府的責任推卸給所謂社會的方式來實現徹底剝奪人民民主專政最后政治保障的這一目的。由于私營企業被冠以民營企業的名字，因此，所謂的與民爭利實際上就是“與資本家爭利”，由此，“民”成為了資本家的專有政治稱謂，換言之，所謂的民主就是資產階級當家作主，而這也就意味著勞動人民在“民主的中國”里只能作為類似羅馬帝國的奴隸那樣活著。與此同時，中國的主流媒體要求被剝削、被欺壓的老百姓認命，說什么這是“繞不開的必由之路”。當然，我們不會因為勞動人民不懂馬列而感到遺憾，我們遺憾的是廣大知識青年因為不懂馬列而被資產階級和漢奸國賊出賣了之后還幫其數錢，換言之，這些知識青年實際上成為了馬克思所謂的流氓無產者。
文章說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已經不能持續模式的末期時代。”可是，中國的現狀卻分明表明，就有那么一幫人正在極力逆歷史潮流而動，盡速將中國與這個不能持續的模式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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