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羅文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易艷華，中國社會科學院)
摘要：“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被視為一種應對冷戰后新的國際關系和世界格局的政治思潮，是全球化加快推進、世界格局劇烈變動的產物，是帝國主義演變的新形式和新階段。它將當今世界各國劃分為不同類型，并把“失敗國家”看做最大的威脅;宣揚美國的強勢地位，主張美國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認為傳統的手段難以阻止新的威脅，主張采用。新帝國主義“手段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秩序;主張采取”雙重標準“，實施。先發制人”、“單邊主義”戰略。“霸權穩定論”和“民主和平論” 是其兩個理論基點。“新帝國主義”不僅適應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需要，而且為冷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繼續控制和盤剝廣大第三世界、攻擊和顛覆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套理論和政策的依據。
“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是冷戰結束后在歐美學界和政壇產生并流行一時的政治思潮。與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帝國主義所不同的是，“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不僅被左翼學者用來批判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掠奪、政治控制和文化滲透等不公正的國際關系，而且被西方的右翼學者和政要用來謀求歐美治下的世界和平的工具。這股思潮不僅對歐美的對外政策和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對當今國際局勢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構成了嚴重挑戰。
一、“新帝國主義”的提出及時代背景
國內學者對“帝國主義”這一術語和理論并不陌生，但近十年來在歐美學界和政壇出現的“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與人們以往所知道的帝國主義有很大的區別。它往往被看做解釋冷戰后壟斷資本主義發生的某些新變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國際關系和世界格局的某些新動向的理論流派，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帝國主義演變的新形式和新階段。
大多數人認為，“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主要是由歐美的學者和政要在21世紀初大力宣揚并推行的。早在2001年，美國學者麥克爾·哈特和意大利學者安東尼奧·奈格里在其合著的《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就提出：“帝國正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伴隨全球市場和生產的全球流水線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種新的規則的邏輯和結構，簡單地說，一種新的主權形式正在出現。帝國是一個政治對象，它有效地控制著這些全球交流，它是統治世界的最高權力。”這種無中心、無疆界的統治機器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它是一種真正地統治了整個“文明的”世界的體制，沒有國界限定它的統治權;其次，它不是代表著歷史的運動中轉瞬即逝的規則，而是一種沒有暫時的疆界，并且在這個意義上是位于歷史之外或歷史終點的體制;再次，帝國的規則操縱著所有延伸到群體世界每個層面的社會秩序的登記注冊，它統治的對象是完全的社會生活;最后，“盡管帝國的實踐不斷地沐浴在血中，但帝國的概念一直是用于和平的 ——一種在歷史之外的永久而普遍的和平”。該書出版后引起較大反響。英國《觀察家報》發表評論說：“這本書使共產黨的詞匯——共產主義再度死灰復燃”;斯洛文尼亞著名學者齊澤克甚至稱它是“21世紀的共產黨宣言”。2002年4月7日，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珀在《觀察家報》上發表《我們為什么仍然需要帝國》的文章，聲稱在當今國際關系中，后現代國家(如歐盟)正受到前現代國家(如阿富汗、索馬里等)和現代國家(如印度、中國等)的挑戰，因而需要一種“新的帝國主義”，需要回到先前以暴制暴、先發制人的攻擊甚至欺騙的方式對付它們。同年3月和4月，《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塞巴斯蒂安·馬拉比，在美國《外交》雜志上發表《不情愿的帝國主義者——恐怖主義、失敗國家和為美利堅帝國正名》的論文，認為一個新帝國主義時代已經來臨，“新帝國主義的邏輯很有說服力，讓人難以抗拒。”因此，美國只能做“不情愿的帝國主義者”。隨后，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學界和政界大力宣揚新帝國主義。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辦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說：“在各國擁有的主權當中，應附帶不能殺害本國國民和不支持恐怖行動等一系列義務。不能實現這一義務的國家應被剝奪主權和不被干涉的權力。美國等其他國家應被賦予進行干涉的權力。”
“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在西方左翼學者中引起了爭論。與右翼人士公開承認和鼓吹“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相反，左翼學者大多對其持批評、否定態度。英國學者大衛·哈維深刻指出：“剝奪性積累”正在不斷上升(表現為自由主義與私有化的國際主義政治的勃興)，它已經作為一種解決方案與世界不同地區周期性的以掠奪為目的的資產貶值結合了起來。“而這似乎正是當前帝國主義實踐的核心所在。”美國資產階級已經重新發現英國資產階級在19世紀后 30年所發現的東西——“掠奪”，必須不斷得到重復，否則會使積累的動力突然停止。“新帝國主義”似乎“只是在重復已經逝去的帝國主義，盡管時間與地點均已完全不同”。加拿大學者埃倫·M· 伍德認識到：要理解“新帝國主義”，“必須正確認識資本主義力量的特征及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與超經濟力量之間關系的本質”。資本主義有獨一無二的能力將經濟的與超經濟的力量加以分離，因而資本的經濟力量能夠遠遠地超越任何現存的、可以想象的政治與軍事力量。同時，資本的經濟力量沒有超經濟力量的支持無法存在;而超經濟力量，今天與過去一樣，主要來自于國家。國家之于資本，特別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資本至關重要。“新帝國主義”正是“在資本不斷擴張其經濟勢力、但維持這種勢力的超經濟力量日益受到限制這樣一種復雜而矛盾的關系中得以形成的”。她還批評麥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合著的《帝國》關于民族國家已讓位于一種新的無國界的“主權”形式的觀點，“不僅忽略了一些在當今全球秩序中真正關鍵的東西，同時也使我們在與資本帝國的抗衡中處于無力狀態”。任何思潮的產生和發展都是在一定時代背景下對某種社會現象的集中反映。“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當然也不例外，它是蘇東劇變后全球化加快推進、世界格局劇烈變動的產物。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世界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國際關系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影響和決定著該思潮的產生和演變。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蘇東劇變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力量對比發生變化，“9.1l”事件又成為美歐宣揚和推行新帝國主義的導火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蘇聯、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力量的壯大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資本主義體系受到巨大的威脅。西方發達國家為了對付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不得不克制和緩解其內部的矛盾和爭斗。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的挫折。世界上共產黨由180多個減少到 130多個，共產黨員的人數也減少了3000多萬。即使在歐美國家中生存下來的共產黨，其地位和作用也大打折扣。在這種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到來自外部的威脅逐漸消退，力圖將更多的力量用于對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盤剝、控制和侵略上。西方發達國家分享著兩極格局瓦解后的“和平紅利”，加快了整合的步伐，但發展中國家日益被邊緣化，貧富分化、民族矛盾、宗教沖突、政局動蕩引起民眾強烈不滿，導致糧食能源、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嚴重問題。尤其是2001年的“9.11” 事件，使美國本土受到難以預料的恐怖襲擊，為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霸權、按照美國的方式改造世界提供了借口。“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應運而生。對此，馬拉比明確地說：從蘇丹到阿富汗和塞拉利昂再到索馬里都出現了權力真空，這些國家為非法的極端分子提供支持;美國別無選擇，只能實行新的帝國主義政策，承擔起在“失敗國家”恢復和維持秩序的責任。
其次，全球化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日益不平衡，國家主權受到削弱，要求構建新的世界秩序。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后，西方經濟逐步進入了產業結構的大調整時期。美國為了改變傳統制造業下降和市場份額減少的狀況，加大了對信息產業的投資力度，使網絡經濟和整個信息產業得到了迅速發展。與美國不同的是，日本和西歐國家的經濟長期處于低迷和蕭條的狀態。美國的強大不僅表現在軍事力量、GDP、美元在世界上所占的主導地位等“硬實力” 上，還表現在美國的文化、制度、體制等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上。正如美國《大西洋月刊》資深記者羅伯特·卡普蘭所說：美國具有“在軟帝國影響力之下把繁榮帶到世界上遙遠地方”的新使命。與此同時，全球化對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造成了巨大沖擊，產生了中心地區的“一體化”和邊緣地帶的“碎片化”(由經濟凋敝、政治動蕩、民族分裂等導致)的矛盾，進而出現了國家主權被弱化的現象。換言之，“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者認為，全球化的發展、非國家行為體的涌現。以及民族國家主權的衰落，都在呼喚美利堅、歐盟等新型帝國的誕生，以便承擔起重建世界秩序的重任。
二、“新帝國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理論根據
冷戰后興起的“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雖然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形態，而且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和政要所向往的“帝國”理念和模式不盡相同，但它們的一些基本觀點和理論根據還是具有相同、相通之處的。
1.將當今世界各國劃分為不同類型，并把“失敗國家”看做最大的威脅
在庫珀看來，隨著兩極格局的終結，均勢的國際關系被打破。當今世界存在著三類國家：前現代國家、后現代國家和現代國家。其中，現代國家是指那些采取常規國家行為的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如印度、巴勒斯坦、中國等，它們總是將利益、權力奉為圭臬。前現代國家通常是從前的殖民地，它們或者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或者失去了對武裝力量的控制，沒有能力確保自身領土的安全。在這些“失敗國家”中，“混亂是一種常態，而且戰爭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即使那里存在著一個政府，它的運作方式也與一個有組織的犯罪集團毫無二致”。“如果非國家分子，特別是毒品、犯罪或恐怖主義組織占據使用前現代國家及地區攻擊世界上的那些有序的地區，那么組織良好的國家可能最終必須作出回應。”這類前現代國家有索馬里、阿富汗等。后現代國家是指那些不再靠征服贏得安全的國家，如美國以其經濟政治實力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盟也是一種高度發達的體系，通過體系內部機制的運轉使所有成員國的經濟政治都能良好地運行。后現代國家之間沒有彼此侵略的動機，其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現代國家和前現代國家。
對于失敗國家而言，從國內情況看，它們不能為自己的人民帶來積極的福利和安定的環境，如社會安全、教育和醫療服務、完善的司法體系以及交通、通訊設施等，導致國內騷亂不斷，政府已無法真正控制整個國家;從國際方面看，它往往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并為恐怖組織提供庇護。“9.11”事件就是失敗國家對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典型事例。2002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指出，“美國現在受到的威脅與其說是來自耀武揚威的國家，倒不如說來自衰敗的國家。……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使我們認識到，像阿富汗這樣的弱國可以像強國一樣給我們的國家利益造成巨大的威脅”，“我們將積極致力于把民主、發展、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希望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2.宣揚美國的強勢地位，主張美國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
“新帝國”論者大多認為，當今美國是自羅馬帝國消亡以來最強盛的國家，是堪當“新帝國”角色的惟一超級大國。美國某些學者表示：“目前國際體系的一個特點，是美國同時在所有領域都占據著統治地位。在主權國家體系中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統治地位。”就連在《大國的興衰》中預測帝國式的過分擴張會導致美國衰敗的保羅·肯尼迪也承認，“世界上從未有過現在這樣的實力差距。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不太費力;拿破侖的法國及菲利浦二世的西班牙都要面對強大的敵人，且是一個多極體系中的一部分;查理曼的帝國只是擴大了一點兒的西歐;羅馬帝國稍微再大一點兒，但同時還有一個大帝國波斯和另一個更大一點兒的中華帝國。而現在的美國則是無與倫比的。在美國的內圈和外圈，大家都承認美國的實力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最偉大的帝國都要更強大。”鑒于美國無出其右的超強地位，西方某些學者和政要呼吁美國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充當維護世界和平與秩序的警察和憲兵。例如，馬拉比曾經說過：“面對日益增長的失敗國家帶來的威脅”，“今日的美國甚至是一個更為不情愿的帝國主義者。但是一個新的帝國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由于其力量的優勢，美國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
3.認為傳統的手段難以阻止新的威脅，主張采用“新帝國主義”手段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秩序
由于失敗國家威脅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安全，但傳統的經濟援助、維和行動等非帝國主義的方式已經不能使失敗國家擺脫困境，因而不能消除威脅世界和平與秩序的因素。馬拉比在其文章中寫道：“經驗表明，各種非帝國主義的選擇——特別是對外援助和各種各樣的建設國家的努力全都失效。”在傳統方式不能解除失敗國家的威脅時，庫珀等新帝國論者提出后現代國家要采取帝國主義手段，即恢復傳統的武力、軍事打擊和欺騙等，將威脅西方發達國家安全的失敗國家直接控制起來。馬拉比強調，“當今世界的混亂要求美國實行帝國主義政策，否則破產的國家會增加，人口增長將失去控制，暴力行為將長期存在，而社會將走向衰敗。”
4.主張采取“雙重標準”，實施“先發制人”、“單邊主義”戰略
“雙重標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武力入侵他國、干涉他國內政而打出的一個幌子。庫珀宣稱，“這個后現代世界必須習慣于雙重標準”：即在后現代國家間，遵守法律;但是在與失敗國家打交道時，“必須使用叢林的規則”。
為實施這種“雙重標準”，“新帝國主義”和“新帝國”論者還設計并推行“先發制人”、“單邊主義”等戰略。在2002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布什政府將“先發制人”確定為美國的安全戰略，決定要“趕在威脅到達我們邊界之前將其查明和摧毀，保護美國、美國人民以及我們國內外的利益”。這標志著戰后美國推行的“遏制威懾”戰略被“先發制人”的進攻性戰略所取代。只要美國政府認為某些國家對其構成威脅，就可以不在乎國際社會是否接受，也不用理會聯合國是否授權，美國自己就可以對這些國家發動戰爭。
新帝國主義除了基于“失敗國家”這一現實因素外，還有兩個理論基點。一是“霸權穩定論”。該理論認為，在國際社會中雖然沒有一個中央政府，但如果存在一個起絕對主導作用的霸權國，而且這個霸權國愿意并能夠為國際體系提供必要的安全、穩定等國際公共品，那么國際體系就會保持一定的秩序與和平。反之，如果不存在霸權國家或盡管存在但這個霸權國家處于衰落之中，那么國際體系就可能陷入混亂。在新帝國主義者看來，帝國本身就是一種霸權，這種霸權的存在有利于世界形成一種和平與有序狀態;霸權國要具有充分的軍事力量，以阻止其他國家對它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進行侵犯。二是“民主和平論”。該理論認為，“民主國家是不會發生戰爭的”;在“非民主國家”，則頻繁地發生戰爭。“民主國家”不僅不能回避與“非民主國家”的戰爭，而且要以戰爭的方式幫助“非民主國家”建立民主，以維護世界和平。正是以上述兩種理論為依據，新帝國主義鼓吹要把人們從混亂或暴政中解放出來，使之生活在民主和自由的“仁慈的帝國” 中。與過去以征服和掠奪為主要特征的帝國主義不同，新帝國主義“不想奴役其他國家和掠奪資源”，而是“想解放被壓迫的人民，給他們帶去自由制度之利”。這當然是欺世盜名的無稽之談。
三、“新帝國主義”的實質、謬誤及危害
“新帝國主義”不僅適應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需要，而且為冷戰后西方發達國家繼續控制和盤剝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攻擊和顛覆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套理論和政策的依據，因而一經提出就受到歐美學界和政界的重視和效法。所謂“單邊主義”、“叢林法則” 等，都已成為它們向“失敗國家”發動武裝侵略的借口。“新帝國主義”不僅割裂了第三世界貧窮落后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控制、盤剝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且掩蓋了西方發達國家對社會主義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干涉、侵略的真正意圖。
“新帝國主義”聲稱，失敗國家的存在對世界構成了威脅。但從實際情況看，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一方面通過對外投資、經濟援助等方式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使它們在經濟上受西方發達國家的剝削與控制，在政治上形成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另一方面，發達國家還通過各種公開或秘密的手段在這些國家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挑起民族、宗教事端，試圖顛覆這些國家的政權。可以說，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紛爭、經濟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發達國家輸出“民主”與“自由”而引起的惡果，并非如“新帝國主義”所鼓吹的那樣，因為世界上存在不穩定因素才需要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干涉。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將因果關系搞顛倒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帝國主義干涉，從本質上看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表現，只不過因為時代主題和世界格局的變化而披上了經濟的外衣，打著民主的幌子。就連西方某些左翼學者都對“新帝國主義”或“新帝國”論進行了批判性分析，認識到“帝國主義從來不僅僅是一種政策，而且植根于資本主義發展本性之中。如果考察帝國主義的歷史變遷并將其與‘單極世界’的出現聯系起來，就不會把帝國主義在當代的發展簡化為少數強權人物的瘋狂野心”。他們還指出，帝國無一能逃脫歷史法則，“為美國霸權作出貢獻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因素，同時也將是不可抗拒地導致美國衰弱的因素。”
新帝國主義一方面認為失敗國家存在威脅，另一方面又極力美化自己，聲稱實行新帝國主義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全人類的利益。這并不是新帝國主義的獨創，從以前的羅馬帝國、大英帝國至今，每一個霸權國家都是如此。1899年，拉迪亞德·基普林在他的《白人的負擔》一詩中就寫道：“征服和控制世界上所有黑暗中的人們，或許要持續幾個世紀，……這是白人的責任，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他們的利益。”新帝國主義只不過是這一論調的延續和擴展，其本質并沒有太大的變化。
從新帝國主義產生的動因看，它是全球化條件下資本在世界擴張的反映。西方發達國家通過資本輸出，剝削和控制落后國家，使世界范圍內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不僅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與動蕩，也使發達國家爭奪資本增值場所的斗爭越來越激烈，從而加劇了國際矛盾，產生各種沖突。從這一意義上講，“恐怖主義”可以說是帝國主義自己孵化出的毒蛇。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這種矛盾最終是無法用經濟手段解決的，必然要訴諸武力和戰爭。因此，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的判斷至今沒有過時。
針對新帝國主義所宣揚的美國施行帝國霸權有利于美國、有利于世界的論調，美國著名學者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認為，“新帝國”論者試圖通過強化美國霸權來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的觀點是“錯誤的，它只會加快美國的衰落”，“其政策將由于軍事、經濟和思想方面的原因以失敗告終”。英國學者大衛·哈維還明確提出：“美國當前存在著一種竭力表達自己的反戰和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但也存在著分布于各個層面尤其是媒體領域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壓制不同意見的氛圍，這就意味著要想在美國國內反對新保守主義的帝國主義和在經濟層面上反對繼續奉行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就必須進行一場艱苦卓絕的斗爭。”美國對全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受到制約，這不僅表現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也表現在經濟上。從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美國已經出現了衰敗的跡象，如“新經濟”的神話早已破滅，美國與歐、亞、拉美的貿易長期存在大量逆差，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海嘯，等等。此外，新帝國主義的推行，代表了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必然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抵制和抗爭。這也注定了新帝國主義遲早要破產。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約瑟夫·奈就指出，“越來越多的事情是強大的美國所不能控制的”，“一度強大的羅馬帝國已瓦解了，同樣，認為美國是不可戰勝的觀念也非常危險”。
鄧小平告誡人們：“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我們只有既積極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特別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文明成果，又自覺防范新帝國主義的威脅和侵蝕，才能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早日走向復興和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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