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樹東：美國是如何應對價值體系挑戰的

　　美國是如何應對價值體系挑戰的

　　發布時間：2012年06月12日 16:10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黃樹東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能夠成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風靡世界的主流思潮，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到20世紀80年代之間，人類追求的不是新自由主義所代表的價值體系。當時人類追求的是公平和正義，在經濟上追求的是通過政府對經濟的多種形式的干預而實現不同程度的公平。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對于公平的追求受到了嚴峻挑戰。在西方經濟學體系內部，這種關于公平的歷史爭論主要體現為兩個經濟學派的爭論。有人轉換歷史話題，將這場爭論轉換為關于自由和效益的爭論，那種關于政府干預既沒自由又沒效益的命題開始逐步形成，他們甚至認為，政府干預帶來的公平是社會進步的障礙，而不公平則是社會前進的動力。這些虛假的歷史命題成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是全球化的核心價值。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之所以最終風靡世界，得益于美國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兩件事。這兩件由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分別主導的不太引人注目的事，終于讓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成為一部分人的信仰。

　　一、凱恩斯主義：前全球化時代的信仰

　　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西方面臨嚴峻挑戰。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原則受到了普遍懷疑，資本放任的自由受到普遍限制，傳統的市場體制逐步讓位于普遍的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經濟歷史性地退卻，政府干預歷史性地上升。凱恩斯主義逐漸成為西方的正統。凱恩斯理論、經濟政策、體制性改造形成了凱恩斯共識。這個共識的核心就是市場經濟不能自動趨向均衡，政府必須通過干預在資本和勞動者之間實現某種平衡，實現某種公正和平等。

　　以限制資本自由為特點的政府干預開始成為西方的歷史現象。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公正開始受到重視，資本的效率不再是財富創造和分配的唯一動力和判斷標準。在追求經濟效益和公正平等的過程中，政府的干預和規范發揮著重要作用。政府不只是經濟的服務者，而且也是經濟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模式成為歐洲重建的基礎。戰后建立的以“美國—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體系，包括IMF和世界銀行，就是按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而設計的，體現了西方對30年代大危機的歷史性反思。那種體制嚴格限制了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

　　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在西方幾乎人人自稱是凱恩斯主義者。只有極少人公開宣稱市場必須是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唯一決定者;企業必須賦予完全的自由;政府必須減少對經濟的干預;經濟模型必須是“大市場，小政府”。

　　在新自由主義興盛以前，除了一部分國家實施計劃體制外，西方集團早已形成了政府干預、政府管制的混合經濟體制。許多國家甚至實行國有制，通過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來保護勞工的利益，通過一定的法律法規和政府干預來限制資本的權力。政府干預、社會公正、社會福利等口號在西方逐漸成為主流。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美歐實施了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在諸如教育、失業、養老、健康等方面為全社會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充分就業，而不是“資本的效益”。

　　這種公正和平等的歷史潮流同時也體現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際政治經濟舞臺的中心議題既不是全球化，也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貧富不公和“南北關系”。那是前殖民地國家和其他新興國家由于共同的歷史遭遇而有高度認同感的時期，是第三世界聯合起來爭取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時期。與其交織在一起的是兩霸對抗和西方體系內部對美國挑戰的時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世界主流特色之一就是在國際關系中追求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和公正;在一國內部追求各階層間的公正。這種平等和公正，不是后來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推行的“過程平等”，它追求的是最后分配的相對公正(不是絕對公正)。這種相對公正是要在承認和接受不公正的前提下，營造一個讓弱勢群體和弱小國家都盡可能獲得最大優惠的體制環境。

　　這種追求公正的思潮反映在經濟體制上就是政府干預，反映在國際經濟秩序上是政府對資本流動的限制。總之，那是一個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在世界范圍內受到限制的時代，是一個認為資本理當受到限制的時代;那是一個弱者聯合在一起尋求社會公正的時代，是一個能理直氣壯地尋求社會公正的時代;那是一個反對南北兩極分化、反對舊有國際分工的時代，是一個能理直氣壯反對南北分化、反對舊有國際分工的時代。

　　平等和公正是寫在那個時代許多國家旗幟上的主要原則，是那個時代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平等和公正是歷史的良心。

　　然而，平等和公正這些抽象的價值，必須建立在具體的經濟體制和國際經濟體制上面。公平的體制要建立在體制的公平之上。

　　所以，那個時代的主題是尋求并建立一種得以保障這種公平的世界體制，這是人類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幾十年中探索的主要目標。

　　二、新自由主義：叢林法則對公平的側翼進攻

　　上述尋求公正和平等的歷史潮流，一開始就受到另一種思潮的反對。這種思潮和歷史上所有貌似公正的思潮一樣，強調程序的公正和過程的公正。本來程序和過程是人類追求自己福利的手段，但是這種思潮認為手段就是一切。只要手段是公正的，結果也就是公正的。我們且不討論程序和過程是否會真正公正，即使過程是公正的，結果有時候也是不公正的。你把狼和羊放在一起競爭，程序公正至上的理論認為，狼吃掉羊是公正的。這就是為什么有人認為，為了經濟增長犧牲幾千萬人的利益依然是公正的。

　　代表這種思潮的經濟學就是后來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這種思潮所推銷的本來是叢林法則，卻通過轉換歷史話題，把這場爭論變成關于自由和效益的爭論，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和效益的代表。這是了解那場歷史爭論的關鍵。這就是為什么后來所有對公正的進攻都是在自由和效益的口號下進行的，而幾乎所有對公平體制的進攻都是以不自由和低效益為切入口的。

　　哈耶克被認為是傳統自由市場經濟的捍衛者，是使西方經濟體系從凱恩斯回到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影響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三大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之一的撒切爾夫人就是哈耶克的信徒。在凱恩斯剛興起的時候，哈耶克就與凱恩斯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辯論的焦點是個人自由和政府干預的關系。哈耶克認為，凱恩斯主義將會賦予國家過多的權力從而導致社會主義，導致對個人自由的干預。

　　這種關于市場能否實現自我均衡的爭論不是一般的學術爭論，這種爭論背后有非常深刻的體制判斷和歷史含義。西方經濟學認為，一種經濟體制是否有效益關鍵在于它能否實現自我均衡。實現自我均衡達到資源的有效利用是他們判斷經濟效益的唯一標準。凱恩斯對市場經濟的具體否認，實際上是說，市場經濟是無效益的至少是低效益的。而弗里德曼則認為市場是有效益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益的。按凱恩斯的觀點，政府干預是實現效益的必要條件，而弗里德曼則認為排除政府干預是實現效益的必要條件。

　　凱恩斯認為市場無法實現自我均衡而有危機傾向，所以政府干預是反危機的重要手段。一句話，沒有政府就沒有均衡，就沒有效益。凱恩斯還暗示沒有公平也就沒有效益。

　　凱恩斯不僅倡導政府干預，而且倡導公平的干預。許多人知道凱恩斯倡導積極的財政政策，那是一種帶有公平積極的色彩。用非經濟術語講，就是只有追求公平的反危機政策，才能達成反危機的效果。如果去掉讓人費解的經濟學術語，凱恩斯的論點可以表達為：為了對付經濟危機，政府必須要以照顧弱勢群體為重點，多在低收入階層身上花錢，花很多的錢，而且要花到出現赤字的程度。許多人都知道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其實總需求管理，實際上就是財富分配和再分配的管理。

　　只要把凱恩斯和時下的某些經濟學家的言論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他的理論客觀上體現了一種人文主義傾向，為弱勢群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保留了一席之地。在他的理論中，他為工會、為最低工資辯護。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標題中，就業居然被排在第一位，這不是無心的偶然。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關心的是充分就業，總需求管理和反周期財政政策的目的是實現充分就業，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狀態下運行。所謂充分就業，就是創造條件讓愿意工作的人都能有一份工作，而不是想方設法讓一大部分人失去工作。這是后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一個核心部分，而放棄這種充分就業的經濟政策也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大明顯標志。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目標是充分就業，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目標是資本效益。

　　對凱恩斯關于市場無法自我均衡的結論，弗里德曼則站出來說，市場是完美的，市場的一切問題都是政府干預的結果。在研究了經濟歷史以后，他得出結論，歷史上的經濟危機都是政府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導致的。總之，他認為市場經濟是唯一有效益的經濟體系，政府干預永遠是低效益的根源。所以，限制乃至取消政府干預，放任資本自由是實現效益的唯一出路。

　　凱恩斯要限制資本，弗里德曼要限制政府。

　　弗里德曼認為，政府唯一的經濟職能就是通過貨幣量的穩定增長而維持物價穩定。只要實現了物價穩定，市場就能自動地實現均衡。政府的干預是不必的，也是無效的，甚至是有害的。市場才是唯一有效的資源配置者。

　　如果說凱恩斯提倡政府在公共產品領域的投資的話，弗里德曼則認為應當把公共產品降到最低限度，應當大力減少公共開支，大幅縮減教育、衛生、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他認為很多由政府提供的服務，私人機構會做得更好，應當將許多政府職能私有化，使傳統上免費的公共產品變為付費的私人商品。他甚至一度提議用負所得稅來代替福利政策。總之，要把市場機制引入教育衛生等傳統的公共服務領域，使之產業化、市場化、商品化。表面上這很公平，人人都能通過付費而獲得這些服務，但是，社會中的低收入階層在這種表面的公平下被排除在外。他提倡以“震蕩療法”推行新自由主義。

　　從這種市場萬能的理論出發，弗里德曼提出了如下新自由主義的標準政策藥方：

　　減少政府開支，減少政府干預，實施“小政府”。

　　削減公共支出，反對福利政策，實行低福利。

　　實施私有化，發展私有經濟，推動自由市場。

　　放棄充分就業的政策目標，轉而尋求物價穩定。

　　開放金融體系，實現貨幣的可兌換。

　　實行自由貿易，開放外資進入，開放資本市場，退休金私有化。

　　弗里德曼認為，這是發展中國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道路，是致富的“金馬甲”，全世界就只有這一條路。就這樣，弗里德曼在他的經濟學中既避免了與公正和平等發生正面沖突，又實現了把兩者都從市場經濟中踢出來的戰略目的。他在把關于公正和平等的爭論轉化為效益之爭的同時，把公平從那場歷史爭論中淡化出去;他在把市場經濟界定為唯一有效益的經濟體系的同時，把一切關于公正和平等的政策干預都否定掉了。他就是如此策略地介入了20世紀50—70年代的那一場關于平等和公正的爭論。

　　弗里德曼對政府的經濟行為極其厭惡，以至于認為積極的貨幣政策也是不必要的。他曾積極倡導廢除美聯儲而代之以保障貨幣供應穩定增長的數量體系。在他的眼里，任何政府干預都是萬惡之源。

　　后來，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在世界范圍內的某些困難和凱恩斯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無能，市場萬能論占了歷史的上風。正是在這個歷史前提下，叢林法則終于開始被重新崇拜。

　　貨幣學派信奉市場萬能。這種市場萬能論推廣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基礎和核心就是自由貿易。沒有自由貿易，就沒有全球化。

　　三、新自由主義興起的背后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其興起的背后是大國利益的影子。

　　美國精英集團深刻認識到凱恩斯共識和貨幣學派的論戰、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的論戰、平等公正和資本效益的論戰，不只是涉及具體的經濟政策、經濟管理方法、經濟結構等局部性問題的論戰，而是對美國所代表的整個經濟倫理和道義的根本論戰，進而是涉及美國霸權地位的歷史論戰。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義包括信奉市場萬能的貨幣學派最初只不過是少數人信奉的信條。60—70年代初期，美國精英集團信奉的不受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體制面臨嚴重的挑戰。這種體制性挑戰是全方位的：在美蘇對抗中，蘇聯居于攻勢而美國則處于守勢，美國在兩霸對抗中開始力不從心，從而面臨戰略調整，出現了尼克松主義;發展中國家普遍將政府干預和社會公正作為經濟發展的模型，素稱“美國后院”的拉美各國紛紛選擇國有制和政府干預;在美國自己的陣營中，西歐國家社會民主黨在歐洲紛紛執政，帶有社會主義特點的體制和政策特征在歐洲進一步涌現，實現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和政府干預;而日本則更是以一種不同的經濟模型對美國體制提出了挑戰。就世界范圍而言，人類的經濟實踐明顯地向公平的一邊偏移。就美國國內而言，自羅斯福實施“新政”到20世紀70年代，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政府干預、社會福利、工會力量、政府管制已經深入經濟的各個方面。市場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在當時的情況下，傳統的自由市場受人詬病，那些提倡削減公共產品、私有化、大力降稅、降低社會福利的思潮沒有多少市場。不僅如此，進入六七十年代以后，美國國內問題重重。學生運動風起云涌，工會力量不斷壯大，越戰泥坑越陷越深，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失業率不斷上升。1970年通脹超過6%，1971年高于4%。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內出現了對美國傳統體制強大、廣泛的批評聲音，直接挑戰美國傳統資本主義的合理性。而美國的體系和美國的霸權都是建立在這種合理性上的。這是美國繼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以后面臨的又一個巨大的挑戰，是一次價值體系的挑戰。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價值體系上的。一旦這種價值體系崩潰，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也會隨之崩潰，導致國家利益大量喪失。所以，這種價值體系的挑戰不僅是經濟理論、經濟政策的挑戰，它同時也是國家根本利益的挑戰，是對美國霸權及其存在的道義基礎的挑戰。無法成功地回答這種挑戰，將導致美國霸權的全面崩潰。

　　美國保守的精英集團敏銳地看到，任何針對道義基礎的挑戰都是一種戰略性挑戰，一種存亡續絕的挑戰。他們對內開始尋求取代羅斯福“新政”以來建立的許多機構和觀念，取消“新政”以來的許多社會經濟政策，實施自由市場經濟;對外開始尋求輸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信條和體制，甚至為別的國家培養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和推銷者。他們要重建美國體制在道義上的優越性，要使美國體制成為世界上唯一有道義基礎的體制，要在世界范圍內推廣美國體制。

　　但是，在當時那種歷史大背景下，要在一夜之間扭轉公眾的認識，回到自由市場時代顯然不可能。要使新自由主義從少數人的信條轉化為多數人的共識，從理論轉變為實踐，要扭轉已經形成的歷史慣性，不是一件易事。它需要新自由主義者們協同作戰，全面出擊，長期努力。怎樣才能把零星分散、單兵作戰的新自由主義者組織起來?怎樣才能在全國范圍內，在各個領域里，形成一個協同作戰的新自由主義的自覺聯盟?怎樣才能將各種新自由主義者聯合在一個簡單的共同旗幟下?怎樣找到這面簡潔明快有強烈號召力和感召力的旗幟?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正是新自由主義缺乏的。

　　影響歷史的大事件，往往發生于偶然。

　　1971年，美國就發生了這樣一件偶然的事件：那年，劉易斯·F·鮑威爾(Lewis F. Powell)給美國商會主任小尤金·西德諾(Eugene Sydnor, Jr)提交了一個備忘錄。這就是著名的《鮑威爾宣言》，一篇新自由主義的動員令。

　　對新自由主義而言，這篇備忘錄的題目就非常振聾發聵——《對美國自由企業制度的攻擊》。這是一個捍衛美國傳統經濟體制，捍衛代表美國經濟體制的意識形態的動員令;一個代表美國企業利益，尤其是大企業利益的宣言;一個推動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迅速發展并在短時間內取得驚人成功的標志性事件。這篇備忘錄為新自由主義者們，尤其是大企業，提供了一個大膽而全面的綱領性行動計劃。這篇宣言有三大要點：(1)美國自由企業制度受到了可怕的進攻;(2)要對付這種進攻，任何簡單和零星的辦法都無效;(3)美國企業界必須采取聯合行動。

　　有人稱其為改變歷史的備忘錄。

　　在這篇備忘錄里，他開宗明義地指出：“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會否認美國的自由企業體制正受廣泛的進攻”。“我們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進攻”，“而是一種廣泛的和持續的進攻”，而且這種進攻“獲得了強大的態勢”。這些進攻來自何方呢?除了美國一般認為的傳統“左”傾勢力外，他認為對自由企業制度的這種進攻來自于“社會上那些備受尊敬的要素”，大學校園、教會講壇、新聞媒體、知識分子、人文雜志、藝術和科學，以及政治家們。也就是說，這種進攻來自于社會的方方面面。他尤其指責美國媒體，認為許多媒體出于多種動機在不同程度上，不是與這些“進攻者”協同一致，就是默許這些人充分利用媒體;他指出美國企業沒有對這種進攻實施有效反擊，實際上容忍了這種對自己的“毀滅”;他指責美國大學年復一年地培養出批判現有體制的畢業生，他認為這一批人為數不多，但能量和影響力很大。他描述的是一種來自制度內全面的攻擊。

　　這份備忘錄對美國新自由主義復興有巨大影響。新自由主義者遵循他的建議，在這份備忘錄的直接影響和鼓舞下，建立了一系列機構組織，包括美國著名的思想庫——傳統基金會。這些機構旨在通過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來改變和重塑美國公眾的價值和信仰，使自由市場體制深入人心，從而使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推行成為可能。在后來的10多年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從零星的“游擊”，迅速發展為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可謂不是一種奇跡。如果說在這份備忘錄出現以前，新自由主義還處于“自在”的時期，那這份備忘錄的出現使之進入了“自為”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新自由主義建立了一套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礎設施”，大企業大實業家為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捐款，這些捐款被用來建立和資助一大批相互配合的思想庫、壓力集團、代表特別利益的基金會、法律服務中心、學術研究和學術基金、出版和電視機構、傾向性媒體、政治咨詢機構、民意測驗機構和公共關系機構等等，并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里面，都收集或捧出了一大批全國知名的“權威人士”為新自由主義鳴鑼開道。

　　正是新自由主義的這種長期不懈的協同努力，加上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以及這種失敗給美國帶來的各種困境，逐漸改變了美國公眾的價值觀，使自由市場萬能的觀念從一小群人的、幾乎不具影響力、不為多數人接受的觀念，逐漸變為一種人們普遍接受的價值，從美國的保守主義非主流思潮變為世界范圍內的流行價值，甚至被有些人信奉為普世價值。

　　(作者：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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