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政治化”是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革命”

　　“去政治化”是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革命”

　　鄭彪

　　階級分化是一種歷史久遠的客觀存在，不是學者的杜撰。隨著近代西歐海外殖民掠奪的發展，民族國家的興起，國際競爭和戰爭的激烈和頻繁，西方國家內部階級的分化也愈演愈烈。這種情況首先引起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政治經濟學階級性的關注，并與此相聯系，最早提出了勞動價值論。那時候馬克思，更不用說列寧，還沒有誕生。大衛·李嘉圖更是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立關系在分配領域的經濟表現，從而為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封頂”，因此李嘉圖經濟學的階級分析被西方“主流”認為是把政治經濟學引入了歧途，但是卻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開辟了道路。道不同不相為謀，西方也是如此。李嘉圖生活的時代正是工業革命席卷歐洲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代，也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開始尖銳化和與此相聯系的思想政治觀點、意識形態急劇分化的時代。為資本主義制度作政治辯護的庸俗政治經濟學，也應運而生。李嘉圖以后古典經濟學的終結，特別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以后，西方政治經濟學進一步淪為庸俗政治經濟學而成為代表官方利益的主流經濟學。這既是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需要，也是經濟學家的利益選擇。因為馬克思主義雖然是科學，但是科學不管飯，還砸飯碗，更遭到迫害;而搞庸俗經濟學，政府既歡心個人又實惠。歷史上西方國家不但不容忍馬克思，而且也不能容忍再出李嘉圖。多數學者不想過馬克思被迫害的流亡生活，甚至于不能學李嘉圖。因為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確立，古典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歷史條件已經不需要也不允許再出馬克思、李嘉圖;二是李嘉圖乃歷史上最有錢的經濟學家，別人學不了。按照“經濟人”理論，西方學者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既符合理論，也是人之常情。問題是《資本論》的誕生把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逼到了背水一戰的“死角”，或者說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到了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誕生是一場革命，它是無產階級的“圣經”。在理論上，馬克思主義將政治經濟學發展到十九世紀的頂峰，在實踐上，這時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形成，這一理論與實踐的矛盾，使得資產階級政府不僅需要打壓馬克思主義，而且需要對政治經濟學進行革命，動外科手術，就是去政治化。因為這時候的政治經濟學，是不是科學，正確不正確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符合資本的利益，是否違背當局的“警章”。所以，國際壟斷資本利益的需要是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曠日持久地搞經濟學“去政治化”這一悄無聲息的“運動”的根本原因。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也需要一場“革命”。首先是方法論和理論基礎的“革命”。古典經濟學家的方法論基礎，既是唯心史觀，又受到培根唯物主義新哲學的影響，所以他們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個謬誤和真理混雜的矛盾體系。馬克思是在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就是完成了認識論的偉大變革以后，才在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革命的。而庸俗政治經濟學也恰恰是在方法論上與古典經濟學家分道揚鑣，從十八世紀的薩伊和馬爾薩斯開始徹底跌入唯心主義。選擇何種方法是與研究者的立場和研究目的相聯系的，要想回避或掩蓋階級矛盾甚至公然為資產階級辯護，就不可能選擇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甚至于機械唯物主義也不行，只有選擇唯心主義。馬爾薩斯從斯密關于商品的價值取決于所能購買到的勞動的庸俗觀點，引出了利潤來自于賤買貴賣的荒謬結論，其實這是早已過時的早期重商主義的觀點。1867年《資本論》出版。這本在政治經濟學史上劃時代的科學巨著，以觀點的徹底和嚴整以及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這也使得資產階級國家急需自己的思想武器，使得西方經濟學家面臨選擇。既然馬克思的路不能走，斯密和李嘉圖階級分析的路也不能走，又要繼承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理論成果(憑空不能發展)，于是在某種程度上是學習馬克思(嘴上決不能承認)，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包括李嘉圖學說中找出路，只不過是向與勞動價值論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以邊際分析為基本分析方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在1867年出版，而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在攻擊馬克思的陣線中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數理學派等紛紛出籠，正是這個道理。

　　其次，政治經濟學演變為經濟學，標志著西方政治經濟學開啟了“去政治化”的過程。其“去政治化”有兩個方向。心理學派和數理學派都是在“去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產生的，將古典政治經濟學一貫強調的勞動分工、生產組織和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分析加以拋棄，這是一種“去政治化”。其結果被稱之為西方經濟學的“邊際革命”，而邊際分析方法則從此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分析方法。另一個方向就是以馬歇爾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一書為代表，完全放棄了重商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重視國家和宏觀經濟問題的傳統，將政治經濟學引向微觀經濟學，并“試圖用一個數學框架對古典主流經濟學加以數學化”。⑤這樣一來就不僅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某些“令人不安”的政治傾向，更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劃清了界限。與此同時，由于國家和宏觀問題即政治性階級性強的問題“交還”給了政府，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大大縮小了。到了二十世紀，微觀經濟學越來越向綜合方向發展，終于把心理學派、數理學派都“綜合”到了自己旗下。

　　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既是宏觀經濟學，又是微觀經濟學。那時沒有這種明確劃分，但實際上是這樣。到十九世紀末，西方國家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和任務已經完全不需要政治經濟學來介入它的宏觀問題，特別是利益分配問題，而是需要政府的國家壟斷調節和通過法制解決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政府來解決那些市場解決不了的兩極分化問題、公平問題和社會問題，特別是壟斷問題。特別是鑒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出現以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高漲的形勢，更是如此。宏觀經濟問題也要通過政府和法制解決。例如1890年美國總統哈里遜搞了《反托拉斯法》。宏觀政治問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問題，西方國家也用法制和再分配的財政加以緩解，就是通過立法來迫使壟斷資本讓步，并保障逐步增加工人的福利。這實際上是西方國家在《資本論》出版引起工人階級空前革命浪潮的條件下，資產階級領導的又一次“光榮革命”，它持續到羅斯福“新政”甚至戰后。不過這一次，資產階級又得了大頭，無產階級得到的利益很有限。于是1890年馬歇爾適時地推出了他的西方微觀經濟學的開山之作——《經濟學原理》，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福利經濟學也應運而生。

　　凱恩斯經濟學的產生是西方經濟學的一次革命。其所以是一場革命，不僅在于對于西方經濟學本身和建立了宏觀經濟學，還在于凱恩斯向西方經濟學和國家經濟政策注入了社會主義因素。這些社會主義因素來源于《資本論》學說和早期蘇聯計劃經濟實踐，主要表現為西方國家的社會政策、立法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凱恩斯革命和羅斯福新政，明明“借鑒”了馬克思的著作和蘇聯的計劃經濟理論與實踐，但是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表述上被處理得了無痕跡。對于凱恩斯借鑒馬克思的《資本論》，著名的瓊·羅賓遜夫人曾有過一個很委婉的說法。她在1942年出版的《論馬克思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三十年代大危機以來西方經濟學遇到的許多問題，馬克思在幾乎一百年前就已經研究過了，并在七十年前的《資本論》中做了廣泛的論述。她認為，凱恩斯經濟學與馬克思有許多“相通之處”，例如都力圖拋棄傳統經濟學只研究微觀經濟的局限，開始把經濟學引向宏觀經濟研究;都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是貧富分化和大量失業;都認為光靠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難以實現經濟的“和諧”。⑥何謂“相通之處”?不過是“借鑒”的婉辭而已。凱恩斯自稱在尖銳的階級斗爭面前，堅決地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強勢群體)一邊，這是“明智”的選擇，是不難理解的。但是凱恩斯非但不光明磊落地說明其理論來源，象馬克思坦言自己繼承了古典經濟學家那樣，而且“不屑一顧地把《資本論》比作《古蘭經》，認為它們都是無用的教條。”⑦這種做法就不象他自己標榜的那樣“有教養”了。凱恩斯還進而得出結論：“《資本論》排除一些偶然的但卻非建設性的和不連貫的思想火花以外，其當代的經濟價值是零。”⑧“借鑒”了馬克思，卻說其“當代的經濟價值是零”，這不僅是教養問題，簡直在人格上有點忒不地道了。可是，這也怪不得凱恩斯個人，這是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即使凱恩斯個人“有教養”地聲明其理論來源于馬克思，壟斷資產階級政府也斷不能允許。因為這在政治上無論如何是“使不得”的。凱恩斯身后是英美國家政府。所以，即使羅賓遜夫人明知其“借鑒”了馬克思，但至多也只能回護說是有“相通之處”，決不是“剽竊”。不然夫人在英國怎么“混”得下去，豈止是與諾貝爾經濟學獎擦肩?有趣的是，“前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愛米爾·萊德勒曾指出凱恩斯同馬克思的三點“相同之處”：第一點是凱恩斯采納了勞動價值論，包括在‘工資單位’概念中用熟練勞動力對非熟練勞動力的折算來說明。第二點是他關于利潤率下降的觀點，這一點常以資本邊際效率下降的形式作偽裝。第三點是凱恩斯承認消費和投資之間有必要保持比例，從而承認了馬克思關于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比例關系。”⑨愛米爾·萊德勒是原東德人，否則這么“直羅鍋”是要砸飯碗甚至于惹禍的?？梢娢鞣降膶W術自由也有其政治潛規則。可是，在壟斷資產階級眼里，凱恩斯的《通論》是革命，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向是“魔鬼”或“異教徒”。而“革命”居然在壟斷資產階級眼皮底下與“魔鬼”公然“私通”。“私通”之后，官方還要瞞天過海，然后大肆鼓吹，將凱恩斯捧上“神壇”。這也是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機條件下，壟斷資產階級國家政治上“沒得辦法”，不得已而為之，與“教養”、“道德”無關而與利益有關了。這樣講，并不是完全否定凱恩斯經濟學本身具有某種理論上的創新價值，例如有效需求理論。但是，即使是這一點，按照羅賓遜夫人引用另一位曾在劍橋從事研究的波蘭學者米哈爾·卡萊茨基的話說，“馬克思的方法為有效需求的分析提供了基礎，而學院派經濟學家，由于他們對馬克思的輕視，已經浪費了大量時間為自己重新找到這一方法。”⑩顯然，此話暗含著對凱恩斯的批評，而不是褒揚。羅賓遜是在卡萊茨基的影響下轉而研究馬克思經濟學的。有趣的是，羅賓遜在1942年完成《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之后，頂著著名的“后凱恩斯主義者”的“桂冠”，卻不斷地接受馬克思的影響和不懈地致力于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間作“泥瓦匠”的工作，力圖“融合”兩個似乎勢不兩立的正教徒和異教徒。她的不懈努力居然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致于“其他那些激進的凱恩斯主義者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她的引導之下，并常常被認為是形成了一種凱恩斯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形式。”(11)后來以哈羅德- 多馬模型成名的多馬也直率地承認自己的研究“受惠于馬克思”。(12)所以，不要小看羅賓遜夫人的“泥水匠”工作，它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進行有意義的理論“綜合”，這代表了當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一種進步趨勢。這是否也是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政治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使之“與時俱進”的一種形式呢?羅賓遜夫人在當時的英國這樣做，已屬難能可貴。

　　美國在二次大戰以前已經成為法制國家。二次大戰更確立了美國在“自由世界”的霸主地位，并開始了東西方冷戰。正是在這一國際政治和歷史的大背景下，壟斷資本的政治需要使得西方經濟學開始了戰后表面上進一步“去政治化”亦即工具化的過程。這一方面表現在西方經濟學開始大量使用數學方法和引進計量經濟學，作為建立和檢驗經濟模型的方法，從而西方經濟學迅速數學化、模式化和工具化。另一方面，戰后西方經濟學的進一步“去政治化”的實質卻是相當“政治化”的，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其主要表現有三。

　　一是戰后東西方對峙條件下西方發展計劃的實施，包括發展經濟學的興起。為了在政治上爭奪廣大發展中國家，美國在戰后推行馬歇爾計劃的基礎上，開始推行面向發展中國家的“馬歇爾計劃”。正是哈里· 杜魯門總統在1949年向美國國會所作的就職演說中提出要致力于“發展”，以努力改善“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基礎。戰后半個多世紀中發展中國家總體狀況的惡化無情地暴露了西方推行“發展計劃”的實質。

　　二是“經濟學的帝國主義”，即以“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條件為前提，經濟學大規模地向法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人文科學滲透，引領了世界學術潮流。國際政治經濟學也是在“經濟學帝國主義”背景下產生的，只不過不是由經濟學家發起，而是表現為國際政治學向經濟學的滲透。戰后西方經濟學“政治化”實質的另一個表現，或者說是集中表現是將經濟學理論的某些部分抽取出來，“包裝”成新自由主義作為冷戰工具，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大肆“推銷”。與此同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滲透著“理性經濟人”理念的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潮和理論潮水般地席卷全球。這是一個在美國全球化戰略推動下史無前例的全球化“洗腦運動”，推動著美國主導和以“美國化”為目的全球化戰略。這方面在全球取得的戰果是驚人的。當然，由于西方經濟理論的“去政治化”本身就是一個相當政治化的過程，其目的在國內是要防止經濟學發展的《資本論》傾向，在國際是要向一切后進國家樹立一個標準的“經濟學理論范式”。因此，發達國家從來不會拒絕而必然會鼓勵另一種政治方向的經濟學的政治化，例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之類的著作。經濟學之不能脫離意識形態，由此可見一斑。所以，也不光是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成為意識形態的工具，在西方國家何嘗不是?其實在哪里都一樣，因為政治是經濟學作為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屬性。所以經濟學家想要超然物外，標榜“中立”，如同想拉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斯密當年從“經濟人”理論出發，發現了一個對西方國家極有用的道理和方法：“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力，要想僅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的目的就容易得多了。無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斯密不愧為大師，這個方法成為后來西方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洗腦，進而顛覆和肢解這些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屢試不爽的不二法門，也成為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法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最有效的宣傳”的定義是：“宣傳對象按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認為是他自己選定的。”這種當代“洗腦戰術”不過是斯密方法的現代版和在當代國際政治中的應用。事實證明，由于美國占據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的綜合優勢地位，利用人心的勢利，人性的弱點，這一招相當陰險而有效，不但不可小覷，而且需要下大力氣認真對待。我深信美國的當代意識形態“洗腦戰術”一定有現代心理學實驗的基礎。斯密這個方法對于現代壟斷資本的意義決不亞于他那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難怪斯密的學術地位在西方被官方捧得天高，可惜民間并不買帳，“千年思想家”的第一美譽還是獻給了馬克思，第二名是愛因斯坦。

　　戰后西方經濟學進一步“去政治化”的第三個表現，就是戰后發展經濟學的興起。原本在二次大戰以前，在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流行的只是殖民地經濟學，但是在這些國家已經有人在研究本國的發展問題，例如研究中國的農業國工業化問題。當時這種弱勢的研究沒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獨立的發展經濟學學科。戰后在兩大體系對抗的條件下，為了爭奪廣大發展中國家，使之留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內，避免倒向共產主義，于是在西方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大力推動下，發達國家的一些經濟學家牽頭創立了發展經濟學。這時我國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恰好在哈佛大學完成了以中國資料為背景的《農業與工業化》研究，于是張培剛先生脫穎而出，成為這門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幾十年來發展經濟學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是總起來說，這門學科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殖民地經濟學的性質，基本無用，致使七十年代以后實際上走進了死胡同，以至于西方有一種觀點認為“發展經濟學已經死亡”。對于發展經濟學產生的政治背景和目的，杰拉爾德·邁耶的一段話說的很透。他認為，戰后初期，“從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看來，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沒有一點社會進步，就可能陷入共產主義統治的危險，從而投資機會和進入市場與原料來源地的機會將喪失。還有，戰后的宣傳強化了平均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趨勢。由于這些，50年代初期出現了從富國得到大規模財政和技術援助的政治基礎。歐洲和北美的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改變分析‘不發展’問題的工具。所以，發展經濟學的家譜讀起來就是出自‘政治權術的殖民經濟學’。”(13)岡納·繆爾達爾指出：“在對窮國進行經濟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數研究力圖按照西方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的觀點——把窮國從共產主義拯救出來，來看待窮國的內部問題。”“對欠發達國家的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經常是出于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的一時的和狹隘的政治利益或戰略利益，而不是為了普遍和永恒的價值……各種各樣的研究現在都按照這些研究對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安全’做出的貢獻來進行評判。”(14)如此這般，發展經濟學的衰落命運就注定了。九十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在中國已經發展成二級學科，其學科地位已經不低，但是它的發展實際上面臨嚴重危機，只有一個出路，就是根據“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的根本思路對其從體系到內容進行根本改造，使之真正成為中國版的發展經濟學。否則繼續沿著現在的路子滑下去，結果必然是邊緣化，或者干脆被取消。

　　回顧西方國家近代經濟學理論與政治之間關系的歷史演變過程，不難發現這樣一種趨勢，即越到晚近的年代，經濟理論對于國家政策的影響力或說政治地位表現出某種“邊際效用遞減”趨勢(但是作為資本統治利益集團的工具性質一直不變)，而日益淪為國際戰略工具。例如重商主義與政治的關系最直接，也最密切。因為重商主義“一出娘胎”，就具有政策屬性，是“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不僅如此，重商主義者本人，也大多不是學者，而是“朝廷重臣”，如柯爾貝爾是法王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美國開國時期的漢密爾頓也是財政部長。所以在相當程度上當時的重商主義幾乎就是政策。重商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說對政治決策有如此重大的直接影響的政治地位，在近代西方經濟學說史上是后無來者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對于政策的影響已經遜于重商主義，但是仍然很有影響。這一點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著作的名稱具有很濃厚的政治色彩，即可看出。例如威廉·配第的《賦稅論》、《政治算術》，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研究》，大衛·李嘉圖的《黃金價格論》、《建立國家銀行的計劃》等等。這些著作許多直接就是政策建議。法國重農主義者安·雅·杜爾閣本人就是路易十六的財政部長和海軍部長。重商主義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其所以有很高的政治決策影響力，這是由于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處于上升時期，經濟理論支撐對于提升國家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至關重要。十九世紀后半葉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的實質已經揭破，歐洲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國內階級矛盾和政治問題上升至國家政治決策層面。這時候擺在資產階級政府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如何“認識”階級矛盾，而是處理或緩和階級矛盾。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對于資產階級國家來說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封殺和打壓，至多可以允許其在不危害其政治統治的前提下，在“象牙塔”中作為學問研究，經濟學與政治也就“漸行漸遠漸無書”了。其結果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終于淪為“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女仆”。(15)這表明在西方國家，經濟學經過長期“去政治化”以后，實際上已經被“革命”，閹割了經濟學對國內政治的影響。這種經濟學對政治決策影響的“遞減”趨勢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時期。以后凱恩斯經濟學興起，經濟學的政治影響重振，儼然獨霸了官方經濟學。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滯脹”發生。以后就是各種經濟學流派輪換登臺，“你方唱罷我登場”，諸如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古典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等等。二次大戰以后，經濟學一方面繼續有限地影響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實際政治影響并不“顯赫”;另一方面經濟學在西方國家學術界、社會上特別是在國際上作為一種“顯學”和領導世界思想潮流的地位還是相當顯赫的，這是因為它被賦予了冷戰和意識形態工具以及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示范”、“指導”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戰后西方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數理化、模式化、工具化趨勢，本質上是一種自廢武功的“無用化”趨勢，因為它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認識客觀世界和社會經濟問題的功能在相當程度上被廢掉了，對西方國家的利益并不有利。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經濟學的工具化發展趨勢已經走到了歷史盡頭，客觀上已經具有向政治經濟學回歸的要求。事實上，正如美國學者所說，“20世紀末，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重新流行，甚至在經濟學家中也是如此。”(16)這也就是所謂新政治經濟學的興起。但是新政治經濟學在后，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先。西方政治學者特別是國際政治學者已經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率先打破了政治學與經濟學分離，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興起。在這方面，西方經濟學家反倒未見有所作為。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是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都必須服從于國家利益。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條件下有不同的利益，也就需要不同的政治經濟學。這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也是當代全球化的現實，只是在轉型國家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例外。在二十世紀后半期冷戰和全球化迅速發展的歷史條件下，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成為霸主國美國及其盟國推行全球化戰略的有力的理論工具，具有空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意義。其目的就是在維持現存的國際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盡可能推動這一格局向更有利于全球美國化方向演進。

　　(本文系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第十一章“現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的一個目，該書200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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