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權是植根于美國社會的政治信念與社會價值觀，也是美國自視為優(yōu)于其他國家的道德高地。基于專制導致動亂，民主帶來和平的國際政治邏輯，美國試圖按照國內的民主治理模式塑造整個國際秩序，永續(xù)美國治下的霸權穩(wěn)定，于是，對外輸出民主、宣揚人權價值觀成了美國鍥而不舍的追求。美國向海外輸出民主是一項系統(tǒng)、復雜的工程，參與者眾多，途徑也多種多樣。與政府派軍隊武力變更專制政權、非政府組織有意對目標國政權反對者進行援助不同，在海外經營的美國跨國公司體現(xiàn)的是一種既非軍事剛性、又非NGO的商業(yè)輸出模式。美國跨國公司一邊在東道國投資做生意，一邊又悄然地將美式民主價值觀帶入東道國，跨國公司這種主觀意圖不甚明顯的柔性輸出方式或許較母國政府大張旗鼓的強硬方式效果更好，也更難以被人察覺。
美國跨國公司對華“接觸促變”的途徑之一是參與培育中國中產階層。
包括美國跨國公司在內的跨國公司通過兩種途徑促進中國中產階層的形成：其一是招聘、培訓等內部方式。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出于本土化的需要，必須在當?shù)毓陀煤团嘤栆慌軌蛟诒竟緩氖鹿芾砉ぷ骱蛯I(yè)工作(如會計、信息系統(tǒng)支持、管理咨詢、金融服務、市場分析等) 的人，這些人構成了最早和最典型的中國中產階層。他們被稱為在外企上班的“白領一族”。在向中方雇員提供高收入和優(yōu)厚的福利待遇方面，美國公司較歐、日公司更有吸引力。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培育中國中產階層方面似乎較歐、日公司做得更為出色；其二是跨國公司通過示范效應和競爭方式催生國內一些行業(yè)中的新中產階級，分化中國的“舊中產階級”。跨國公司高薪的吸引，加上中國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造成了人才的社會流動。“通過為社會和經濟流動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途徑，跨國公司在中國正在幫助創(chuàng)造一個中產階級知識精英群體”。“國有企業(yè)如果要留住他們的高級雇員并同外國企業(yè)競爭將不得不按照業(yè)績付酬”。
美國跨國公司“觸變”中國的途徑之二是促進中國教育水平提高。
經濟增長帶來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觀上有助于社會成員形成“追求滿足和注重個人能力的性格”，從而“促進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態(tài)度”。“在一家美國公司中擁有一份成功職業(yè)的機會在整個中國的教育體制中產生了波動和影響”。“對于那些年輕的、受過教育的中國的男男女女來說，在一家外國企業(yè)特別是美國企業(yè)工作，是他們能夠得到的最稱心的工作。其結果是，美國公司正在吸引中國社會中‘最好的最有前途的成員’”。
在西方社會，“在白領生活及其成功視角中，個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決定他整個職業(yè)命運的關鍵因素。”跨國公司對中方雇員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的強調，促使中國渴望成為“白領階層”的年輕學子勤奮學習，通過得到跨國公司的錄用而過上體面舒適的中產階層生活。而他們的成功又會造成一種社會示范效應，使更多的父母不惜一切代價將子女送入質量上乘的教育機構，用中方雇員這一“社會示范群體”教導子女勤奮學習，有朝一日能夠出人頭地。一批批智商高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學子進入跨國公司，并隨后得到培訓，大大提高了跨國公司在華企業(yè)的工作效率和經營效益。
美國跨國公司對華輸出美式民主價值觀的方式之三是通過公司企業(yè)文化管理、產品營銷和信息技術開發(fā)塑造中國員工、消費者的價值觀念。
美國計算機和網(wǎng)絡公司開發(fā)出的信息技術和產品成了美國政治文化“外溢”、滲透的強有力工具，對此，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不同于工業(yè)化產品，信息高速公路流通的大量信息，必然會帶有明顯的政治、文化色彩。由于美國及西方發(fā)達國家控制了大部分資料的傳播所依賴的軟、硬件，據(jù)有關組織估計，美國目前擁有的數(shù)據(jù)庫占全球的70％以上，加上美國一直在把它的有關法律、人權、技術標準貼上國際化的標簽，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強加給別的國家，互聯(lián)網(wǎng)潛在的‘美國化’影響已對一些國家社會、政治、法律等文化價值觀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美國跨國公司對華民主輸出的途徑之四是通過其設立的基金與項目資助來影響中國。
福特基金會希望通過資助中國民間組織來培育中國的公民社會，以此推進中國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具體來講，福特基金會主要資助對象包含四個方面，一是幫助改善法律框架，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民政部和財政部出臺了很多新的條令，但這些條令還不怎么完善，還有很多不明不白的方面，福特基金會通過資助中國民政部和北京大學法學系的相關研究者的研究，幫助他們研究國外的一些情況，希望對中國相關法律的完善有所幫助。第二是能力建設，有很多民間組織，如扶貧基金會、環(huán)境方面的協(xié)會、生殖健康的協(xié)會等很多，但其能力有限，組織結構也存在一些問題。福特基金會通過搞一些培訓，來幫助這些組織提高工作水平。第三，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研究機構研究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狀況。如果在中國提到非政府組織，很多人并不知道是什么，是反政府的還是跟政府合作的呢？在社會上起什么作用？所以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等很多地方有很多研究機構正在研究民間組織在中國社會應該起什么作用，到底是什么東西。
除福特基金會外，面對人權組織指責雅虎幫助第三世界“威權”或“專制政府”“迫害網(wǎng)絡異議人士”，雅虎總裁于2007年11月發(fā)起成立了“YAHOO！人權基金”，努力“加強中國乃至世界的人權保護”。 “YAHOO!人權基金”將向那些被在網(wǎng)絡上限制自由發(fā)表觀點的政治受迫害者及其家庭提供人道及法律援助。基金的一部分將用于支持勞改基金會開展人權保護的教育工作。
為了將負責任的人權問題決策融入公司的全球業(yè)務中，雅虎還創(chuàng)建了“YAHOO！商務與人權計劃”。該項目的一個核心支柱是對公司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商務計劃可能受到的潛在人權影響進行評估。該評估考察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評估對自由表達和隱私權的潛在挑戰(zhàn)，以及通過法律、操作結構及其他方法提供保護我們用戶的戰(zhàn)略手段。在經過上述調整后，雅虎才進入新的市場以使人權風險最小化。
前述事例表明，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對華“民主輸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們既是美國“接觸促變”政策的塑造者和推進者，又在客觀上充當了美國對華“接觸促變”的工具。但不能高估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對華“民主促進”中的作用。獲取利潤的內在動力、競爭的外在壓力以及中國政府對文化市場的管理等內外因素，限制了美國跨國公司“接觸促變”的作用，這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美國跨國公司刻意與政府的對華“民主促進”議程保持距離。
其次，美國跨國公司掣肘本國政府以強硬方式對華輸出民主。
“民主促進”存在著兩種途徑：第一是“硬促進“方式，包括兩種。其一是通過干涉、制裁等手段以壓促變，如對緬甸、古巴實施經濟制裁；其二是通過使用武力實行政權改變(regime change)，如美國發(fā)動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推翻塔利班政權和薩達姆政權。第二是“軟促進”方式，也包括兩種：一是通過官方、半官方機構，如美國“國際開發(fā)署”、“全國民主基金會”等對發(fā)展中國家提供旨在促進受援國市場化和民主化的軍事、經濟和政治援助；二是通過美國與發(fā)展中國家的經貿交流、文化往來和政治接觸，達到以經變政、文化滲透、接觸促變的“和平演變”的目的。跨國公司一般傾向于“軟促進”途徑。
再次，美國跨國公司在華訂單生產引發(fā)“血汗工廠”現(xiàn)象。人權是美國民主價值觀的核心內容。
最后，中國政府對文化市場的管理制約了美國跨國公司對華文化價值觀滲透。
報紙、廣播、電視等傳媒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是黨和政府機構的一部分，因此中國政府對傳媒業(yè)的管理比較嚴謹，在對外合作方面一直采取謹慎態(tài)度。鑒于意識形態(tài)對于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性，中國政府在與跨國資本的談判中堅持審查制，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對國內傳媒公司的保護，一方面也是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蔓延。比如說，時代華納/美國在線和新聞集團星空衛(wèi)視的華語衛(wèi)星頻道在廣東落地需要遵守三個原則，其中之一是廣東有線電視網(wǎng)有權監(jiān)管傳輸中的敏感信息。再比如在2003年和2004年向有限的幾家外國電視公司以及合資制作企業(yè)開放電視業(yè)后，中國監(jiān)管機構去年表示，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批準新的外國電視頻道進入中國。而且，正如《華爾街日報》直言不諱的評論所言，像魯伯特·默多克這樣的跨國媒介巨頭在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時，不僅“發(fā)現(xiàn)他的控制能力遠遠低于預期”，而且由于他吸納了持股人的大量資金，因而他們對要求媒體自我審查以規(guī)避風險的呼吁也變得難以抵制。
事實再簡單不過，跨國媒介公司是在中國賺取利潤，不是在中國公民中“促進民主傳播”。正如Lee所說，跨國媒介公司不是民主的信使。它們會堅持“政治正確性”，就像許多贊成在中國（按照中國方式）“降低勞動者待遇、更多地限制勞工權利的美國公司一樣”。中國政府對文化單位和文化市場重要部門（如出版、電影、電視和新聞媒體）的依法管理，也得到了全國大多數(shù)文化精英和專業(yè)人士的支持。一位華裔美國學者在1998年采訪了一些媒體專業(yè)人士和專家，發(fā)現(xiàn)70％以上的人都認為，在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現(xiàn)階段，一定程度的國家控制和保護仍是全國性和地方性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所必須的。 正因為如此，“跨國媒體公司在華投資所冒的政治風險和商業(yè)風險都挺高，獲利也得不到保證，在華投資的規(guī)模仍然有限” 。
中國政府對西方“和平演變”的警惕和對文化市場的管理，制約了美國利用其跨國公司對華進行的文化滲透。而且，從美國媒體對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干涉，尤其是1972年對智利民選政權的顛覆，到他們對葉利欽轟擊俄羅斯議會的報道，美國的跨國媒介公司忠于美國民主原則的傳播記錄充滿變數(shù)，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國跨國資本在當?shù)氐睦婧唾Y本主義制度的長遠利益。西方的自由主義者期待“中國加入WTO可確保北京繼續(xù)推進一些善治改革，即使人權壓制持續(xù)和政治空間仍緊緊被控制”，但是中國政府總能利用立法來阻止跨國資本有害公共利益的表達。所以，美國學者Keane認為，在分析中國入世的政治意義時，輕易地將市場自由化、多元化與市民社會聯(lián)系起來難免會有牽強之感。美國《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指出：“由于中國市場豐厚的油水成為一種難以抵御的誘惑，美國、歐洲公司最終通過其沉默、甚至更糟糕的行為來支持該國執(zhí)政黨的路線。不是它們在塑造中國，而是中國在塑造它們”，簡言之，“與中國接觸”是一個神話。
（未完待續(x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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