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樹介醫生駁斥新加坡內政部編造的謊言
譯者：鍾華
1963年2月2日，傅樹介醫生、林清祥先生和林福壽醫生在“冷藏行動”中與黨內和工會內的同事及朋友一起被逮捕，并被無審訊監禁。他們3人分別是社會主義陣線副秘書長、秘書長和中央委員。被拘留者包括杰出的反對黨人士、醫生、律師、經濟學家、教師、新聞工作者、職工會人士、大學畢業生、大學在籍生和中學生。他們都是我們社會的精英。英國人在“冷藏行動”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目的是要阻止這些人競逐1963年9月的大選議席。英國人通過監禁那些敢言和能干的反對黨人士，幫助李光耀保住其權力，同時也保留了他們自己在新加坡和馬來亞的利益。
即使是在5名社陣成員當選的1963年9月大選過后，逮捕政治反對者的行動仍在繼續。3名當選的社陣國會議員，即：巴尼、李思東和盧妙萍，甚至在可以宣誓進入國會之前就被逮捕了，另外兩名社陣國會議員離開新加坡，一去不復返，因為行動黨政府拒絕保證他們不會被逮捕。1964年，又有另外88人被逮捕和拘留。
傅醫生經過11年無審訊囚禁之后，于1973年獲得釋放。他無視當局的禁令，信守原則和勇敢地呼吁人民行動黨政府釋放獄中同志。當他在1976年再度被捕時，他正和一群朋友籌組一個公民權利團體。第二年，他的朋友也被捕和被監禁了。傅醫生再次被監禁6年，因而一共在監獄中虛度了17年的青春歲月。
2011年9月23日，內政部發表文告，指責傅醫生(雖然沒有點名)幫助一名馬共破壞份子。文告說：
“….1974年，其中一人向一名匿藏在馬來西亞的馬共破壞份子提供醫療協助。該名破壞份子之前攜帶一顆炸彈前來新加坡準備襲擊別人，沿著加東史蒂爾路行駛時，因炸彈提早引爆而受傷，兩名同謀被炸死?！?”
傅醫生否認曾向傷者提供醫療協助，即使是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下，他有義務去治療一名傷者，無論后者的政治關系如何。內政部文告提到了內部安全局虛構的一個故事，即傅醫生和他的妻子及G 拉曼醫生曾前往柔佛州馬西鎮(Masai)治療一名傷者，內安局聲稱那是一名共產黨份子。拉曼醫生在1977年發表的聲明中說(該聲明現存放于檢察總長辦公室里)，他否認曾經跟隨傅醫生到過馬西。而且，經內政部看過的傅醫生的護照也證明他并沒有到過馬西。事實上，傅醫生至今都沒有到過馬西。
下面是傅醫生于2011年9月13日在Function8組織的一系列題為《改變中的世界》的座談會和討論會中發言的兩個部份當中的第一部份。
我在1976年的被捕和拘留
我在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動”中被拘留，1973年底獲釋。獲釋當天，一位非常高級的內安局官員告訴我，獲釋后不得宣傳和尋求釋放被拘禁中的同志，如果我不這樣做，不僅對我是危險的，而且也會令他們更難于獲釋。這是一個友善的勸告，我相信它是善意的。
但是，我無法接受這種反映在內安局奉行的殘暴政策中的欺凌邏輯。因此我獲釋后，就跟同日獲釋的另外4個同志：哥文達三美、劉亞烈、傅仰耀和陳金城在我家會面。我們向報界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描述我們各自被拘禁的情況，從3年到11年不等，并呼吁無條件釋放所有的被拘留者。最后我們稱李光耀是“政治拉皮條客”。
1974年冷藏行動11周年之際，我作了一次關于這場大逮捕的錄音講話，呼吁“英國和愛爾蘭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留學生組織聯合會”(FUEMSSO)給予支持。該會在倫敦組織的一次會議上播放了這個錄音講話。我指出，在1963年冷藏行動發生當天，李光耀從吉隆坡開完內部安全委員會會議后，在返回新加坡時，在機場的記者招待會上否認他對大逮捕承擔責任。他的這番話引起薛爾克勛爵的忿怒，薛爾克致電李光耀，恫嚇要公布相關的文件。當然，報章遭到了譴責。在稍后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中，李光耀修正了之前所作的否認。然而，誰都明白，這個否認只是一個宣傳噱頭，目的是要成為大逮捕過后第二天報章的頭條新聞而已。他過后的糾正不具有相同的影響力或甚至被公眾人士所忽視。
英國作為內部安全委員會主席，必須分擔逮捕行動的責任。1963年2月逮捕令的下達和冷藏行動的執行都直接來自倫敦，薛爾克等人只是執行命令而已。1963年9月星馬合并之前，英國沒有把這些被拘留者先行釋放，就直接移交給行動黨政府，必須分擔他們繼續被拘留的責任。這項道義上的責任不容以任何尊重法律的談話來推卸。因此，我在1974年對留英學生會學生的講話中說，留英學生應該向英國政府發表一項要求釋放被拘留者的聲明，清晰表明他們的立場，并譴責行動黨繼續拘留那些之前被英國人拘留的人士。
稍后，我出席了1974年由“世界基督教聯合會”在東京組織的一次關于帝國主義的大會，我在大會上形容新加坡是一個警察國家。大會的朋友向我保證，如果我再次被捕，他們會支持我。在我重新被捕期間，這些朋友，其中包括一些日本國會議員，請求行動黨釋放我。
同年，我會見了英國工黨國際部的史默爾女士，和前來本地出席在萊佛士酒店舉行的全國職總活動的瑞典職工會人士代表團。我在我的家里分別會見了他們。他們想要知道更多關于內部安全法令的事宜、拘留的情況、被拘留的人士、拘留期長、限制性釋放的條件、發表安全聲明(一份牽連其它人的聲明)、上電視等等。我當時并不知道他們正在計劃，要在即將于1976年年中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社會主義國際大會上提出要求人民行動黨解釋拘留、長期囚禁和虐待政治對手的動議。
巧合的是，我們幾個人在1976年初討論成立一個類似今天的非政府組織的公民權利團體。在一個遷入新居的聚會上，G.拉曼、王木泉、M Fernandez、Gopinath Pillai(人民行動黨的巡回大使)、陳仁貴、Gopal Baratham和我曾經簡短地談論這個由Fernandez提出的課題。
這項討論發展成為設立一個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G.拉曼、Michael Fernandez、王木泉和我。我們同意邀請Joseph Ho神父、Gwee Ah Leng醫生和Un Hon Hin醫生加入委員會。陳仁貴沒有加入。他后來跟許賡猷一起到我家來，表達他們的深切關心，說人民行動黨可以利用這個公民權利團體作為逮捕我的借口。后來證明他的話是正確的。
籌委會成立后不久，就有消息說，在布魯塞爾舉行的社會主義國際大會將會有一項動議，要求它的成員人民行動黨解釋不經審訊逮捕和長期拘留政治對手之事。
這就為拘留我們提供了條件。因為通過談論公民權利、要求釋放被拘留者、突顯言論和集會自由，以及對人民的透明化和問責，我們可能會令政府感到尷尬，它必須防患于未然。
但是要如何把這件事向新加坡和國際輿論說成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呢？盡管前英國工黨首相威爾遜訪問過“淡馬钖”，但是國際輿論對于新加坡反對社會主義國際談論人民行動黨長期無審訊拘留反對者是不利的。因此，共產黨這個嚇人的妖怪又被抬了出來。
被捕
不用在凌晨時分敲門了。內安局官員在我的公寓停車場里等候著我。當我在上午大約7時半走下臺階進入汽車時，兩個人走上前來表露他們的警官身份。他們說我被捕了，但我必須帶他們回到我的公寓去。當我們進入公寓時，他們立即把所有的窗戶都關上，害怕鄰居會看到。他們搜查我的書房，拿走一些東西。然后在我們離開時，我問他們可否讓我寫個字條留給妻子格麗絲，因為她在約莫半個小時之前上班去了。我留言說內安局來了，希望她勇敢，我愛她。林警長讀了我的字條后，說我和我的妻子己預料到我會被捕了。我點了點頭。
我會被逮捕并不是什么秘密。人民行動黨不得不退出社會主義國際，因為它未能誠實地解釋它的完全不民主的行動。而且，人民行動黨沒有很好地考慮來自任何方面的道義壓力。在我于1976年被捕前大約一個星期，蒂凡那奉派到布魯塞爾的社會主義國際大會去吹噓他的反殖民主義過去，輕率地忽略了出席大會的那些閱歷豐富的政治家視他為叛徒的事實。他宣稱和我相識，而我是一名共產黨人。毫無疑問，我們是相識的，當他身陷囹圄之時，我曾經在金錢上幫助過他的家人。但是作為叛徒和人民行動黨代表團團長，他應該先跟內安局核對我是不是共產黨，然后才好宣布說他知道我是。內安局就會告訴他說，它（內安局）曾經通過監獄當局寄給我一封信，回答我要求一份《陣線報》的申請，說因為我不是共產黨，所以答應了我的要求。蒂凡那或許太懶于查核他的指控了，或許他真的有去查核過。這可能是叛徒的一種特性吧。
蒂凡那關于我是共產黨的指控刊登在《海峽時報》的頭條新聞上。這一切都是策劃好的。因此我期待著被捕?；蛟S人民行動黨希望我逃離新加坡，因為在我被審訊期間，一位警官說我是神風敢死隊員，但是他沒有詳細說明。
接著說我重新被捕的頭一天。我被車子載到位于峇里斯他路的醫務所。他們搜查我的醫療室。我不知道他們在找什么。但是我擔心他們會把彈藥放在那里，然后“找到”它。我腦海里最先想到的是他們偽造證據的能力，因為我突然記憶起1961年他們在馬紹爾的安順補選中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當時《海峽時報》的大標題新聞說，有人陰謀殺害人民行動黨的部長們。政治部主任Bogaars親自帶隊搜查離開我家不遠的直落古樓的一間房屋。一些人被逮捕，并且據說發現了彈藥。報紙登載了大量的相片。一個星期左右，一切歸于平靜。然后，當馬紹爾在安順發言時說他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時，《海峽時報》就在內頁用小字體刊登一項報導，說內安局曾收到來自“過分熱心”的警察人員的信息。這些提供虛假報告的過分熱心的警察人員是誰呢？在屋子里發現的彈藥后來怎樣處理了呢？是誰擁有這些彈藥呢？從來沒有披露過。
我被帶到警車那兒，他們要我戴上一副內里添加一層泡沫材料的眼鏡。我的眼睛完全被蒙蔽住了。即使我的醫務所離開惠德里扣押中心只是一箭之遙，卻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才到達那里。這是一個意圖使我迷失方向感的笨拙嘗試和浪費汽油的做法。
換上一條T形恤衫和棉制短褲后，眼鏡被解開了，我被帶到牢房去。它位于一個U字形平面混凝土屋頂的單層建筑物的一翼。在另外一翼有更多的牢房。獄警的哨站和廁所占據兩翼的交界處。在建筑物的中間，是一個運動院子，四面都用圍墻與牢房隔離開來。圍墻很高，你只能看見斜角的天空和遠處的樹尖。牢房大約5英尺長、10英尺寬，中間有一個固定的鋪位。當我在牢房內時，熒光燈長亮著。有一次它的燈泡突然爆破了，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獄警在例常巡視時無法從小洞里看到我，立即把我遷移到隔壁的牢房去，同時馬上召喚電工來更換燈泡。
我的家屬的第一次探監是一次不幸。我的弟弟前來探訪我，他是一名臨床教授，在陳篤生醫院當胸科醫師。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有報紙看嗎？”我的回答是：“沒有閱讀材料。”一聲卡答，對講機被切斷了。我不可以談論關于拘留所內的事。就這樣，他們提前終止了我這個星期的家屬探訪。
在我重新被捕的第一天，我被叫到審訊室去。獄警必須小心翼翼帶著我走。如果在走廊的盡頭看到一盞紅燈，他就得停下來，讓我面向走廊的墻壁，免得我們跟一些正在被押送到直角交叉路口的其它拘留者相遇。我們必須學會新的交通規則！
看起來似乎奇怪，政治部官員沒有問我任何問題。我們坐在那里，彼此對視著在閑聊。一個人告訴我，他最近剛從柬埔寨的工作崗位回來。他乘搭的是金邊淪陷前最后一班飛機。另外一個叫我談談社會主義和設法說服他。我告訴他說，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交換位置。他們很友好，但不斷的告訴我，如果我不寫招供書的話，我一定會在監獄里腐爛掉。因此，我請求他們提出問題來問我，如果他們想知道些什么。他們不會這樣做！我得到的答復是，如果他們這么做，我就會知道他們知道我的一些什么！因此，我們坐在那里，從上午6時左右直至午夜12時，互相盯著對方。他們在桌子上擱了一個小時鐘，告訴我說，要等到午夜時分才能回牢房去。我在惠特利路扣押中心時，這種每日進行的審訊長達 6個月之久。
審訊室里很冷。晚上審訊時，政治部人員穿著御寒衣物進來，而我則冷得瑟瑟發抖。然而，回到牢房里也不舒服。它熱得像火爐一樣，經過審訊室的寒冷之后更覺得如此。我最開心的時候是下雨，那時牢房里會比較舒適些。熱氣直到深夜兩點過后才從通風不良的牢房里散去。
后來有一天，政治部副主任司徒，在大約 6至8名容貌粗暴的人員陪同下，走了進來。他們站在我身后的兩邊。但司徒很有禮貌。他問我近日是否有人致電叫我夜間出診。經過思索，我告訴他，是的，有一個。他表現出興趣。我給誰看??？那是一個住在公寓底層患腹部疼痛的租戶。還有沒有其它的夜間來電要求出診的？沒有。失望顯示在他的臉上。我最近有寄信嗎？我有。我于是知道，我在人民行動黨退出社會主義國際之后寫給Lin Chew的信已被截獲。我在信中告訴她，我同意社會主義國際要求行動黨解釋拘留其政治對手的動議，但我告訴她，不用擔心我。由于受到這個羞辱，人民行動黨必須找尋一個替罪羔羊，我已經準備好了。也許是因為他們截獲了我的信，因此他們沒有問我關于Lin Chew或社會主義國際的問題。
然后，審訊室的門突然被推開，H.H.被推了進來，倒在地板上。我認識他。他是一名前被拘留者。他是一個誠實的人，但我曾懷疑他跟“新加坡革命黨”有聯系，那是一個我不會去觸碰的組織。他是我的病人。他們毆打他，傷得很重。他看著我，說對不起我。雖然他的話沒有說完，但我推測，他一定是已經告訴內安局，我給了他治療炸彈受傷者的藥。（一年前，有兩個炸彈手企圖襲擊南洋鞋廠，但在開車前往工廠途中，自制的炸彈在汽車內爆炸了，炸死司機和炸傷另一個炸彈手。)我告訴H.H.不用擔心，就告訴他們真相吧。之后他們把H.H.拖出審訊室外。他們從來沒有審問我關于處方的事，但是我并不關心，因為那些處方藥物是針對H.H.的流感癥狀開給他的。事實上，內安局官員幾天后，去了我的診所，拿走H.H.的治療記錄。他們拿出我開給H.H.的處方給我看。這樣，他們為內安局而跟我玩的一場撲克牌游戲就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回到等待午夜鐘響的時刻。但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你。有一天，我被帶到審訊樓的上層。尼泊爾籍古魯卡守衛站在關閉的大門外。我獨自一人在房間里。突然，我聽到一個非常響亮的皮靴頓地敬禮的聲音。門被打開了，我期待著某個大人物的到來— 因為只有大人物到來才會有格外響亮的敬禮聲音—我轉過頭去看著入口處。一個年約30多或40歲出頭、穿著潔白的男子走了進來。他獨自一人，這是不尋常的，因為高級官員幾乎總是成雙出現的。他走到桌子的另一側，拉出椅子坐了下來，微笑著說：“傅醫生，我可以稱呼你為傅醫生嗎？”。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編號，從來不叫我們的名字。他嘗試表現得彬彬有禮與和藹。我的回答是，“當然可以?！比缓笏桶盐乙徽斓臅r間都用在下一個問題上。他問，“傅醫生，現在你的故事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直接了當的，“你想要什么樣的故事？”他知道他輸了。他站起身來，直挺挺地走出了審訊室。
幾個月后，我被轉移到明月彎監獄，跟朋友們關在三牢房式的大樓幾個星期，然后單獨監禁在一個8牢房式的大樓里。
1977年2月初，內安局人員告訴我，我的妻子格麗絲被拘留了。他們說我可以到惠特利路扣押中心去探訪她。她剛剛被逮捕。我知道拘留她的目的是要對付我。我不會讓他們高興和利用我的苦惱。我推掉了去看望我的妻子的建議。她被拘留了一個月，日夜都在寒冷的審訊室里接受審問。
此外，在1977年2月初的時候，我聽到我的朋友G.拉曼（他是我的律師）、A. Mahadeva、仁貴、賡猷、Joethy等人被逮捕了。
然后監獄的小道消息說，李光耀在安排好的英國廣播公司訪談中說，G.拉曼發誓說，有一天晚上，他、格麗絲和我曾經到柔佛州的馬西鎮去治療一名受傷男子。 G.拉曼是一名被拘留的資深律師，曾在警衛人員押送下，— 雖然李光耀煞費苦心地強調其周圍并沒有穿制服的人員 — 被帶到裁判法院去宣誓?？梢娎罟庖珜π录悠滤痉ǖ妮p蔑態度。
于是李光耀宣布，根據拉曼的證詞，他將讓新加坡醫藥理事會（SMC）來裁決我的行為。我將由我的同行來裁決。據推測，李光耀認為，這將令某些批評逮捕我的人感到滿意。
但是，這只是一種公關手法吧了。編造一個故事，上頭條新聞，然后悄悄地忘記它。新加坡醫藥理事會從來沒有接到政府的指示，召集我查詢此事。我也沒有收到任何要我出席醫藥理事會作證的請求。
事實上，那份關于我的英國廣播公司訪談的報紙在審查時被沒收了。為什么不讓我知道我將會被傳召出席醫藥理事會作供，以便讓我的同行作出裁決呢？可悲的是，我最近很驚訝地聽到一位年輕朋友告訴我說，在任何地方治療任何傷者乃是每一個醫生的天職。如果在馬西有傷者，前往馬西是完全正確和符合道義的。當我告訴他說，直至今天我還未到過馬西時，這位年輕朋友無法相信他的耳朵。他一定是對自己從學生時代以來所相信的其它廢話和天方夜譚感到奇怪。他感謝我使他醒悟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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