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了解西方自二戰結束以來的社會、經濟、金融、宗教和移民政策、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大致構成。因為這個問題是如此之復雜，以致于單一答案都趨于表面化和簡單化。事實上，用法國社會學家維利·貝勒蒂埃在描述法國社會危機時所使用的那個詞：“protéhiforme（形式繁多、不斷變化）”，來形容倫敦騷亂的原因，是最為合適不過的。這一騷亂是上述各個領域長久發展、經年積累后，加上近數十年全球化進程加速后出現的社會危機綜合癥，是當今西方世界面臨的一個生死攸關、幾乎是“無解”的重癥。
盡管西方媒體在報道倫敦騷亂時，幾乎都只將鏡頭對準“暴徒”，而幾乎不見任何示威諸求，英國首相卡梅侖甚至直接將鬧事人士稱為“盜賊”，否定存在著類似阿拉伯“茉莉花革命”的政治諸求，這顯然只是為鎮壓提供道德佐證而已。事實上使用極端手段發泄不滿的人是不可能僅僅為了燒、砸、搶而燒、砸、搶的。就連歐洲學者們也都不相信，這是英國“偶然出軌”現象而已。相反，更多的專家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實際上面臨著相同棘手的困境。
戰后實業資本主義從八十年代開始走向自由金融資本主義的直接后果，就是虛擬經濟正在加速摧毀工業國家的實體經濟，以至于勞動力徹底被資本所打敗；企業日益關注的，已經不再是其再生產和創新能力，而是如何在股市上爭取到更高的售價。降低成本、追逐利潤就成為企業的主要目標。與此同時出現的則是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企業普遍出現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成本更低生產國的現象，因此工業國家產業空洞化現象日趨嚴重。這一趨向造成雙重后果：年輕一代失業劇增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倫敦地區年輕人失業率與巴黎郊區一樣，達到20%甚至30%以上。從美國開始爆發的經濟與金融危機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局面。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使年輕一代對前途普遍悲觀，不滿情緒也就成為主導思潮。
從另一角度看，參與騷亂的年輕人面對的社會亦更趨復雜和多樣化，更增加了這種不安全感。歐洲戰后經濟三十年高速發展時，普遍缺乏勞動力，于是從過去的殖民地引進了大批廉價工人。今天這批勞工移民已經退休，他們的后代已經成為歐洲人。但由于他們處于社會底層，缺乏教育和培訓，加上大多信仰伊斯蘭教，因此難以融入，與歐洲主流社會存在嚴重的鴻溝。白人基督教青年指責移民后代奪取了他們的飯碗，而黑人、阿拉伯人后裔則指責主流社會歧視、排斥少數裔族。經濟矛盾經常與裔族矛盾相交集，加劇了社會沖突的爆發，也模糊了對社會問題焦點的分析，使很多觀察家看不到問題的癥結所在。
此外，戰后西方工業國家普遍施行福利政策，使國家開支持續大幅增長，且有增無減 ，甚至在經濟衰退時也如此，結果造成社會、國家負債累累。2008年爆發銀行危機，西方國家大規模介入金融市場救市，其結果是使公共債務進一步上升至空前的水平，直接導致了今天歐元危機和美國不得不提高債務上限而遭到信用降級的后果。經濟學家看不到目前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現行經濟結構的發展前景，對其普遍失去信心。法國著名學者阿塔利甚至撰寫了一本《十年后我們都將破產 ?》的悲觀展望。這種悲觀情緒進一步加深了歐洲社會的危機感。
而西方政治家提不出具有說服力的政策對策，則使不滿青年對政治日益失去信心。法國2005年郊區騷亂時，左翼社會黨號召“兩年后用選票說話”。然而問題在于，左右翼在應對全球化過程所推出的戰略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事實上選票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正是在經歷了左、右翼輪流執政均不見效的年代之后，歐洲近幾個月來普遍出現的“憤怒的一代”。從希臘到西班牙（包括英國和法國也出現了類似現象，盡管規模要小得多），“憤怒青年”上街示威，并在公共場所安營扎寨，長期抗議當局。他們的口號是“不要左翼、不要右翼，要前途，要工作”。將矛頭直接對準目前的歐洲社會體制。
“憤怒吧”這一口號源自法國一位九十四歲高齡的斯坦法尼·艾賽爾的一本同名小冊子。這位畢生從事外交和政治斗爭的老人呼吁西方年輕一代“不要接受財富加劇分化”的社會、批判西方社會的移民政治、揭露金融寡頭對國家政策的巨大影響等社會現實，呼吁年輕一代繼承二戰時成立的“抵抗運動國家委員會”精神，致力于抗議現行體制、為建立一個更為公平、公正的社會而抗爭。今天在歐洲發生的各種年輕一代為主要動力的騷亂，幾乎都有這種色彩。艾賽爾的小冊子在法國發行上百萬，影響巨大，且被翻譯成歐洲各國語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艾賽爾的“憤怒吧”點燃了今天歐洲抗議的星火。
歐洲國家經過幾個世紀已經建立起一整套治國方略，在戰后一直到冷戰結束，一直行之有效。但今天歐洲面臨的是一個新的局面，即危機已經從過去單一的族群、經濟、金融、社會、政治、新聞、身份認同、外來移民等問題，揉合而成一種綜合危機，這一危機的“形式繁多、不斷變化”的特征，使執政者無法用某種單一的對策來應對。在倫敦騷亂前夕爆發的《世界新聞》丑聞，使英國社會最后一道賴以保障穩定的屏障也崩潰消失，這英國社會沉浸在一種深刻的、廣泛的絕望之中。事實上這種情緒存在于歐洲主要國家，因為它們目前面臨的是同樣的危機，且同樣深刻和危險。其實質與阿拉伯世界今年初爆發的“革命”有著類似的內涵。惟一的不同，但阿拉伯國家有著一個可供參照的對象：富裕的西方民主體制。因此貧窮的阿拉伯革命都以為“民主化”是解決其國內富裕問題的惟一途徑。但問題是歐洲國家卻沒有任何參照系。于是，“憤怒的一代”在提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口號時，只能以“燒、砸、搶”作為發泄的手段。如果卡梅侖首相以為以純粹的鎮壓就能解決問題的話，只能加劇下一輪爆發的加劇和加速到來。問題是，歐洲能夠認識到這一“矛盾綜合癥”的復雜實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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