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新加坡的政治卻是請客喝三合一茶水。事實上，新加坡有兩種政治茶水，一種是當權者的茶水，另一種是內政部的茶水，前者是當官的序曲，后者卻是當政治囚犯的前奏。
在各路豪杰為逐鹿中原而摩拳擦掌之際，新加坡主流媒體撰文為李光耀政權的三合一政治模式灌水，并且細數兩黨制的不是之處。所謂的三合一政體是由民選議員，非選區議員和官委議員組成國會。
文章認為：‘這個三合一模式是在反對黨長時間無法取得可觀突破的情況下設計出來的，目的是要滿足選民既要行動黨當政府，又要反對黨監督政府的心理欲求。’
這一種說法有特商榷。其一，名不正言不順。三合一政體的稱號是不正確的，因為這個違反民主精神的政體是分裂，而非團結國家社會。正確的學名應該是一分三政體；李光耀的無國論承認新加坡確實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還不足于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
其二，新加坡政治實況果真如文章所言？如果非也，那歷史真相又是些什么？
三合一政體是當權者YY民主政治的春夢，并非為了人民利益，更不是為了讓反對聲音進入國會，實實在在的，那只是為了執政黨可以長期掌權。說白了，這是維護李光耀極權專制的一種制度設計。
首先，反對黨長時間無法取得可觀突破的這一個情況是人為的結果，并非是政治競爭的必然結果。到了今時今日，這一個說法已經沒有太大的爭議性，坊間看到的好些文獻都有類似的結論，即便是國大本身的出版亦不再忌諱這種說法。
比如，Lysa & Jianli, 《撰寫一個國家歷史：新加坡和它的過去》 (2008：148) 有這么一段原本來自T N Harper的文字：‘Seilirk勛爵告知他的上司，在1962年6月東姑和李光耀分別采取了25次與250次的逮捕，這些都是用來對付他們的政治對手，卻讓英國背負罪名。更驚心觸目的是，Seilirk認為李光耀的意圖是徹底摧毀他的政治對手。這些都是從個人的立場出發，他聲言要把這些人再次囚禁…這種政治對抗已經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分歧。’
Loh & Liew編輯《新加坡歷史的締造者與記錄者》的第23章 (2010： 291/2) ，記錄了陳清貴對1963年10月的一場大逮捕行動的敘述，時間上那是在9月大選后的兩個星期：那一夜晚，30人，主要是工會領袖和9月大選的候選人被拘捕。他們之中是幾乎整個職工會(SATU)的中委，包括了巴尼（ST Bani）。幾個競選失敗的候選人。但是其中另有3名獲勝的候選人 – 哥樂佛選區的巴尼，合樂選區的Loh Miaw Gong，以及武吉知馬選區的Lee Tee Tong也都遭逮捕。他們由始至終都沒有得到宣誓進入國會成為議員的機會，雖然他們成功獲勝。這個稱為Pecah行動的10月逮捕是第二波，繼上次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動，那回共有120人到135人在無審訊情況下被囚禁。之后，陸續有不少的拘捕行動，如Michael Frenandez 在1964年被扣留，謝太寶，這位著名的政治拘留人士是在1967年被囚禁。逮捕行動持續到1980年代 – 如1987年的逮捕馬克思陰謀者。由于1960年代大逮捕的結果，整個新加坡的左翼活動因而消失無蹤。
李光耀的徹底摧毀對手的政治文化在新加坡經久不衰。只要看看惹耶勒南，蕭添壽，鄧亮洪，和徐順全兄妹的遭遇就可以知道為何‘反對黨長時間無法取得可觀突破’的前因后果。
其次，1984年開始的非選區議員是為了何事？根本的目的是在不危害執政黨一黨專政利益的前提下，裝飾國會民主；允許中產階級的聲音。非選區議員既不代表人民，也沒有投不信任票的權力。實際上，執政黨告訴公務員，他們沒有必要回應非選區議員的來信。泥菩薩過江的非選區議員能夠有效的監督政府嗎？
其三，1990年開始的官委議員又是為了何事？用李顯龍的話說：‘我們希望官委議員能夠遏止反對黨勢力的日益增長…免除辯論政治化…提出另外的選擇以避免新加坡人求助于反對黨。’當官委議員削弱了人民對反對黨的支持，那不也就更進一步鞏固了當權者的專制權力？事實上，取舍官委議員的絕對權力是在執政黨的手上，據悉，當年，華社推薦鄧亮洪為官委議員卻沒有成功。如果傳言屬實則官委議員不是為了包容不同的社會聲音。由此可見，官委議員亦非為了監督，卻是為了支持政府而設計。
這還不是司馬昭之心？三合一政體是當權者YY民主政治的說法是有所根據的。
另外，文章在否定兩黨制時指出：‘一個多元社會需要有更大的向心力來維持團結與和諧，否則，潛藏的各種斷層線很容易就會浮現，破壞和諧，進而導致社會四分五裂。兩黨制肯定無法提供我們所需的這種強大的社會向心力。’
兩黨制會如何當下還是一個未知數，不過，肯定的真實情況卻是李光耀的一黨專政用了50年的光陰也還未能取得‘確保國會能起到凝聚共識和民意’的業績。那么，這說法不也扇了李光耀政權一記耳光？
天底下何來十全十美的人和事，那又何妨看看各種選擇的好壞？兩黨制固然有其缺點，但卻是一個可以帶來社會共識的有效協商機制。世界上不就有許多繁榮進步的兩黨制國家？顯然的，李光耀政權的模式并不是新加坡的唯一選擇。
還有，‘一黨主導只是形式而已。如果少了這些實質內容：不是破壞性的對立斗爭，而是勞資政的三方協商，那一黨主導也是沒有意義的。’言下之意是，不要計較一黨專政的形式，重要的是社會沒有對抗，能夠享有勞資政三方協商的成果。這種觀點有多少真實性？
形式與內容有著糾纏不清的理論關系。藝術創造中，教條主義認為是內容決定形式，反其道而行的吳冠中則認為是形式決定內容。從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知道母雞不會下鴨蛋。
那么，一黨專政體系又如何會有協商的民主成果？政治上，自古以來，就有臥榻之側，豈能容他人酣睡之說。極權專制為的就是壟斷資源，要想分享政治與經濟利益豈不是與虎謀皮？
新加坡從來沒有勞資政三方協商的這么一回事。只要比較了勞工法令在李光耀上臺前后的改變，就可以一清二楚的知道職工會是如何，又丟失了那些工人基本權力。一個沒有工業行動權力的弱勢組織，要憑什么去和資方與政府協商？
Frederic Deyo (1981) 的《依賴性發展與工業秩序》詳細的分析了政府，跨國公司和新加坡職工總會三者之間的政治與經濟關系。扼要的說，職工會是在為外商與政府組成的經濟聯盟服務；職工會是在政府的指引下去滿足外來企業對勞工的需求。Deyo指出在李光耀的思維里，工人只不過是一個生產因素的數據。
工資理事會是一個典型的勞資政三方組織。新加坡的勞工經濟學者E F Pang (1982) 的觀點是：政府決定了工資政策，然后讓工資理事會去制定政策的細節，這一作業程序塑造了勞資政三方共同批準工資理事會建議的形象。這是不是拉大旗作虎皮？
樂觀的看待勞資政三方關系是一回事，高估了勞方和資方與政府的討價還價能力卻是扭曲了事情的真相。
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一分三政體的時代已到了曲終人散之際，何不沏一盞色澤翠綠味香鮮爽的毛尖品嘗品嘗，亦借此凈化凈化疲憊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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