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鈴木也榮獲加拿大勛章。2004年，鈴木獲選為“十大杰出加拿大人”。
以下為原文http://www.yesmagazine.org/issues/food-for-life/356 的翻譯
我是一個訓練有素的基因學家。在加拿大我曾經擁有最多的研究經費和最大的遺傳學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的經歷是我是我的生命中最快樂的時期之一。 我為我們給科學做出的貢獻感到自豪。我的入門書仍然是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遺傳學課本。
當我畢業于1961年,我充滿熱情和決心地希望在基因史上做個記號。那時我們了解基因、染色體DNA遺傳調控。但今天,當我告訴學生61年當時的熱門課題，他們笑到岔氣。在2000年看來, 1961年的思想似乎很滑稽。但當我這些學生成為教授后,告訴他們的學生哪些是2000年的熱門話題,那些學生也會覺得很可笑。
在最尖端的科學研究上,大多數我們的思想遠離實際 - （它們是）錯誤,需要修改,或者無關緊要的。這不是詆毀科學,科學就是這樣進展的。我們集中觀測資料或數據,建立一種假設,然后我們測試這種假說。在這一過程獲得的新的見解和技巧都是暫時的，隨時可以改變。所以任何急忙推廣他們的行為在我看來是徹頭徹尾的危險。
沒有專家應該比基因學家更清楚沒有依據的保證。畢竟正是基因學家在這個世紀早期創造了一個稱為優生學的學說,旨在提高人類基因的質量。這些科學家都一樣聰明能干,和善意,像今天的遺傳工程學者一樣;他們因為他們的發現而變的得意忘形了。著名的遺傳基因學家層提出古怪的主張-比如酗酒、懶惰、犯罪行為,以及那些被評為“低”或“優越”的本質特征都是人的先天基因造成的。這些聲明為美國禁止異族通婚，禁止劣等國家移民的立法,和允許絕育精神病犯提供了科學依據。在納粹德國，基因學家Josef Mengele在Auschwitz對于他的學說舉行的研究經費審查。使得遺傳學家為引起“種族凈化”法和大屠殺背上罪名。
今天, 生物工程是遺傳學領域里尖端的學科。這個新領域的基礎是能夠采取DNA(遺傳物質)從一個有機體插入到一個不同的物種。這是真正的革命。人類一般不能和胡蘿卜或一只老鼠交換基因,但通過DNA技術,它可以發生。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盡管我們熱愛科技,它總是有代價的。我們對大自然運作的倫理理解如此有限,以至于我們無法預料這些代價何時會顯現出來。我們曾經大聲贊揚DDT、核、含氯氟烴,為美妙的造物,而其長期的有害的效應只有在他們被廣泛使用幾十年后才被發現。
從現在更加的冷靜和平衡的角度來看,我們正在減少使用這些技術。但對于轉基因食品,這個選擇卻是不可扭轉的。轉基因食品的差異在于，一旦這個妖怪被從瓶子里釋放,你是不可能把它塞回去的。如果我們停止使用DDT和含氯氟烴,自然可以修復大部分傷害——即使是核廢料也可以隨時間降解。但是轉基因植物是活的有機體。一旦這些新形式的生命被放入我們的環境,他們可以自己復制、改變和傳播，沒有回頭路可走。許多生態學家們擔心這意味著什么,地球上生命的平衡已經經歷了數百萬年進化和物種的自然繁殖。
染色體是通過它的整體性進行表達的。我們完全不理解,物種中某個單獨的基因是如何在原有的整體環境下發揮作用的。當被一個來自一個無親緣物種的基因介入，它在所在環境里揮發的作用就完全改變了。如果一個非洲鼓被強制安放在交響樂團里,演奏出來的音樂可能會很不協調。生物技術研究人員假設基因在同一物種的規則同樣適用于不同物種之間。這完全是沒有保證的。
從DDT,核能與含氯氟烴的經驗, 我們發現新技術被廣泛使用后才發現危害的可能。當我們運用任何新都要實施技術風險預防,并自己詢問它是否有必要,然后謹慎證明它是不是可能是有害的。沒有什么比對生物技術的謹慎更重要,因為它能篡改生命的藍圖。
自從轉基因食品被作為添加劑進入我們的日常飲食,我們已經沒有選擇地成為了實驗對象。歐洲領導人說,如果他們想要知道GMOs是否是危險的,他們研究北美人就行了。我寧愿這些實驗是在實驗室條件下有控制地展開的,但是現在已經太晚了。
我們從痛苦的經驗得出結論，任何被實驗的人都應被告知并表示同意。這意味著至少含有轉基因添加劑的食品應強迫標示GMO。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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