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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排放博弈中，西方在人權、司法和財務上實行歧視和雙重標準，把自己低碳化，把中國高碳化。碳排放權是基本人權，人權是對每一個人的沒有國家的概念，而人均屬于國家的概念，以人權代替人均，我們將占據道德制高點。同樣若以歷史賠償向西方算賬，因為歷史上沒有約定，溯及既往違反了西方的司法原則，因此我們應按照責權發生制和歷史攤銷的方式計算排放，這樣西方的歷史排放就要攤銷到今天，而中國沒有多少歷史排放可攤銷，這樣的計算因為符合西方的司法原則必將給我們帶來主動。進一步，將來的國際爭端、WTO仲裁都要以這些司法原則說話，只有占據法理，才能贏得有利的談判地位。
一、 綠色經濟與信息經濟的博弈
綠色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以傳統產業經濟為基礎、以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為目的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經濟形式，是產業經濟為適應人類環保與健康需要而產生并表現出來的一種發展狀態。Jacobs與Postel等人在1990年代所提出的綠色經濟學中倡議在傳統經濟學三種生產基本要素：勞動、土地及人造資本之外，必須再加入一項社會組織資本（social and organization capital, SOC）。信息經濟又稱資訊經濟、IT經濟。作為信息革命在經濟領域的偉大成果的信息經濟，是通過產業信息化和信息產業化兩個相互聯系和彼此促進的途徑不斷發展起來的。所謂信息經濟，是以現代信息技術等高科技為物質基礎，信息產業起主導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識、智力的一種新型經濟。
對于綠色經濟，最近炒作的熱點和綠色經濟的核心之一就是碳排放問題，碳排放的問題提出的背景是地球的氣候變暖，會對于人類的生存造成重大威脅，因此需要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主要的溫室氣體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問題，簡稱為碳排放。針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挑戰，國際社會在1992年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被認為是冷戰結束后最重要的國際公約之一。并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達成了《京都議定書》 （以下簡稱《議定書》）。
我們注意到美國不是《京都議定書》的成員國，但是美國是最大的碳排放國之一，中國現在成為排放碳最多的國家，但是要計算歷史排放量，中國與美國差別巨大。我們應當注意到的就是對于綠色經濟的主導權是在歐盟等國，而當今單極世界的霸主美國并不是綠色經濟的主導而處于被動地位，美國出于主導的是信息經濟，不但世界最主要的網絡信息公司在美國，芯片的核心CPU技術也是美國領先世界，計算機軟件和數據庫的核心技術和標準也是美國控制，所以當今的綠色經濟的背后，就是歐盟主導的綠色經濟與美國信息經濟的一個博弈過程。
美國通過他們的信息/IT技術的領先、市場壟斷和標準，通過信息經濟相關貿易是沒有多少資源輸出卻大量輸入資源，通過貿易使得美國可以享有世界資源的主導權，使得美國可以奢侈的享受它們所控制的資源；但是歐盟所做的就是把這樣的資源享用通過綠色經濟的方式加以限制，限制美國的碳排放本身就是限制美國在世界資源上的發言權，把綠色生活方式信仰化，在綠色經濟上爭奪這個世界的話語權。
而對于我們中國，中國的諸多人口要消費大量的資源，是西方發達世界所都不愿意的，中國要經濟發展社會發達就需要有大量的基礎建設積累也要消耗大量的資源，這些資源的消耗是難免造成碳排放的增加，對于中國多占有資源與西方競爭是世界發達國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雖然他們自己對于世界的主導權有博弈，限制中國多占有資源的立場卻是一致的，而發展中國家對于中國快速的崛起也是有壓力的，所以中國會在碳排放上感到西方世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壓力。但是中國也要看到世界進入信息經濟和綠色經濟的博弈爭霸時代，也會給中國帶來新的機會和空間，中國需要的就是認清自己的博弈位置，為自己的發展爭得空間。
二、 碳稅背后有利益
什么叫碳？舉個例子，生產一噸水泥就會產生一噸二氧化碳，一噸二氧化碳就要繳納10～70美元的關稅。想想看，有多貴？一噸轉爐鋼會產生1.8噸二氧化碳，一噸電爐鋼產生0.6噸二氧化碳，這些可能不太具體，具體一點來說，麥當娜最新的全球巡回演唱會帶來了1 635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征收碳關稅的話，1 635噸乘以10美元或者70美元，假設碳關稅是30美元一噸，那么麥當娜的演唱會要繳納的碳關稅就是1 635噸乘以30美元，49 050美元。周迅為了抵消她在去年飛行149 483公里所產生的碳排放，大概19.5噸，她得花6 000元買238棵樹，來彌補這個碳排放。北京的八達嶺，以后叫做碳匯林林場。你花1 000塊錢買到的碳匯林就可以抵消你所排放的5.6噸二氧化碳，一個中國家庭兩年排放的二氧化碳總量就是5.6噸，每一噸多少錢？各位讀者想一下你們的未來，以后連呼吸排放的二氧化碳都要收費了。事實上這個市場已經建立起來了，歐洲不但建立起了市場，而且建得非常好，包括各種衍生性金融工具也都建立起來了。
《京都議定書》規定允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實施溫室氣體減排。也就是說，為了達到《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任務，有減排指標任務的發達國家，可以到發展中國家購買排放指標。這樣就在碳排放等問題上人為的設定了一個商品和利益模式，這樣的商品實際上是衍生出來的。
按照《京都議定書》規定：當某國不能按期實現減排目標時，可以從擁有超額配額（或排放許可證，英文簡稱ＣＥＲ）的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購買一定數量的配額（或排放許可證）以完成自己的減排目標。同樣的，在一國內部，不能按期實現減排目標的企業也可以從擁有超額配額（或排放許可證）的企業那里購買一定數量的配額（或排放許可證）以完成自己的減排目標，ＣＤＭ便因此形成，碳排放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國際市場。在此機制下當前全球碳交易市場年均交易額已達300億美元，預計將來還會大幅增加。《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場出現了爆炸式增長。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價值達1263.5億美元，比2007年的630億美元上升了100.6%。在歐洲，企業可以通過買賣二氧化碳排放量信用配額來實現排放達標的目標。碳排放已經成為一種市場化的交易。在倫敦金融城，除了股票、證券和期貨交易所外，還有不少專門從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
眾多碳交易市場中，主要有歐盟排放交易體系、英國排放交易體系、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溫室氣體減排體系等四個碳交易市場。其中，歐盟排放交易體系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場，2008年占全球碳交易總量的近60%。而英國的倫敦金融城和美國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已經成為全球碳交易的兩大中心。目前，全球范圍內共有20多個碳交易平臺，交易標的主要有兩種，一是二氧化碳排放配額，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類似期權與期貨的金融衍生品，二是相對復雜的減排項目。英國新能源財務公司曾在2009年6月發表報告，預測全球碳交易市場2020年將達到3.5萬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
更值得關注的是，法國等少數發達國家提出的征收碳關稅提議，近日在全球引發爭議。盡管遭到了歐盟的一致反對，但法國日前仍單方面提出，將從2010年開始對那些在環保立法方面不及歐盟嚴格的國家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在此之前，法國已宣布對本國的家庭和企業征收這一新稅種，主要針對石油、天然氣和煤炭方面的消費。所謂碳關稅，主要是指如果某一國生產的產品不能達到進口國在節能和減排方面設定的標準，就將被征收特別關稅。
美國以前就提出過要征收碳關稅，德國、日本和中國都反對。可是美國是個非常厲害的國家，美國說無所謂，你贊成也好，反對也好，反正我就這么干了。因此6月26日眾議院通過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對于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征收碳關稅，噸碳征收10～70美元，一噸二氧化碳征收10～70美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利用國際對于碳的交易成為了可以漁利的東西，這樣給某個國家定多少的碳排放的指標，實際上就是變成了給該國多少錢的權益，因為指標高了可以直接換取錢，而指標低了就必須從他國那里買，這是一個利益再分配的博弈過程，世界的利益瓜分從來沒有停止過，在世界的實物資源瓜分殆盡以后，在環保方面有人為衍生出來了大量的衍生資源和利益，成為進一步掠奪他國利益的手段。而更進一步的碳稅，實際上就是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說法，如果是真的要保護環境，不是征稅而是投資補貼進行環境保護，因為這些產品是進口國消費不是出口國消費。所有這些都是被冠以環保的帽子，背后是利益的角逐。
三、 謀劃中國的如意算盤
目前我國一年60多億噸的碳排放位居全球第一，而如果我們不采取較大的力度進行控制，碳排放峰值上升到100億噸，那就意味著我們在全球碳排放中的占比將從1/5上升到1/4。所以世界把碳排放的矛頭對準了中國，圍繞著碳排放問題針對中國的博弈在不斷的升級。
對于這樣的碳排放在國際上中國的處境是非常不利的，因為中國碳排放的總量在世界是第一，而且人均在世界的發展中國家也處于不利地位，我們要注意到的就是俄羅斯以及獨聯體國家具有大量鈾礦等核能資源和發達核技術，印度的氣候情況是不用采暖的，雖然有使用空調的需要，但是空調不是必須的，中國北方取暖是必須的；對于巴西等國家由于有世界最大的熱帶雨林固碳，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因此中國被國際的競爭對手所孤立。
所有這些碳排放的背后，實際上是對于中國的遏制戰略。在現有能源中，天然氣最清潔，石油燃燒排放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比較多，燒煤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而煤恰恰占中國能源七成以上的來源。相比之下，法國70%的電力是核電，美國1/3 的電力是天然氣發電。如果中國接受了既有水平上的碳減排限額，就相當于設定了煤炭產量上限、火電以及發電設備產量上限等等，這類無增長的行業將退回到用分紅收益率估值。
另外中國的建設需要大量的鋼鐵、化工等重工業，在碳排放的背景下鋼鐵、化工產業的成本也將大幅度上升。而對于發達國家建設期早已經過去，鋼的需求量少，而且鋼的保有量多，可以回收大量廢鋼利用電爐煉鋼。中國的鋼需求量極大，但鋼的人均保有量較少，主要只能用鐵礦石、煉鐵水煉鋼，得用焦炭，二氧化碳排放無法減少。目前中國的人均電力消耗只有2149度，不及韓國的30%，假設到2025年，中國人均耗電也達到韓國水平，如果用煤炭發電，碳排放量僅此一項就增加70億噸。即便新能源等得到迅猛發展，減排了20億噸，碳排放量仍然會多增50億噸，從而使中國每年的碳排放量從目前的57億噸增長到107億噸。
我們可能很多人會說中國可以發展新能源產業，但是一般認為，以現有的電網技術，類似風電、太陽能這樣的不穩定電源不能超過電網總容量的15%，否則會造成電壓不穩定電網是受不了的。也就是說，如果以當今的中國排放量接受碳減排限額，電力方面的新能源應用最多減排8.55億噸。這里有人又想到了核電，但是我們不得不說的就是核燃料不是你可以隨便買的，中國的鈾礦不是很多，為什么限制鈾的交易原因再簡單不過的幌子就是害怕恐怖組織得到核原料，核電的廢燃料棒是可以提取武器級的鈾的，但是中國要是大量建設了核電站，誰會賣給你鈾呢？你能夠買多少呢？
背景資料：
據WISE(World Information Service on Energy )資料，截至2005年1月1日，世界已知常規鈾可靠資源回收成本≤130美元/千克鈾的可回收資源量約329.67萬噸。其中回收成本≤40美元/千克鈾資源量約194.74萬噸；回收成本≤80美元/千克鈾資源量約264.33萬噸。世界第一的澳大利亞回收成本≤130美元/千克鈾的可回收資源量約74.7萬噸，其中回收成本≤80美元/千克鈾資源量約71.4萬噸。據近年我國向國際原子能機構陸續提供的一批鈾礦田的儲量推算，我國鈾礦探明儲量排在澳大利亞、哈薩克斯坦、加拿大、美國、南非、納米比亞、尼日爾、巴西、俄羅斯、烏茲別克等國之后居世界第10位左右，具備當前市場開采價值的不足10萬噸儲量，不能適應發展核電的長遠需要。礦床規模以中小為主(占總儲量的60%以上)。礦石品位偏低，通常有磷、硫及有色金屬、稀有金屬礦產與之共生或伴生。
另外有資料表明，澳大利亞儲量為64.6萬噸,占41%;加拿大為26.5萬噸,占17%;哈薩克斯坦為23.2萬噸,占15%;南非為11.8萬噸,占8%,這4個國家就占了世界鈾儲藏量的80%以上。另外盛產鈾的國家還有巴西、烏克蘭等（源自: 核電，拿什么來維持？ 《科技日報》2006/04/01）； 截至1985年底,中國已探明的可靠鈾儲量可居世界9大產鈾國(儲量超過10萬噸)之列。（源自: 議可持續發展的我國能源戰略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7年11期 ）
所以假設設定了碳排放限額，中國的核電和新能源都是有限的和要看他人臉色的，而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以及節能建筑等即使是拋開發電不穩定的問題不講，這些能源需要的占地等等也是很大的資源，對于中國的人口密度也是有問題的。中國儲量占據優勢的就是煤炭，這樣的結果就是新建火力發電裝機容量將必須在國際市場購買排放權。按照現有的CDM機制推算，考慮到中國購買的量會達到約50億噸/年，樂觀估計每噸排放權售30歐元，這些企業每年必須繳納1500億歐元的排放費。實際上中國的購買量太過于巨大，每噸二氧化碳的價格可能會被炒到100歐元。從而導致中國每年必須繳納5000億歐元的排放費。這1500億到5000億歐元排放費是無法抵消的，只能轉移到消費者頭上。此外，汽車用油的碳排放費還未計算進來，中國今年的汽車銷售量超過了美國達到1200萬輛，我們知道汽車一箱油就會產生200-300公斤的碳排放，四箱油就是一噸，汽車的排放量也是巨大的。
所以在碳排放限額的情況下，中國的損失是巨大的，而西方對于中國竟然可以把這樣的限制中國的手段給宣傳成為中國的巨大商機，說什么中國可以進行碳交易牟利，外國可以投資中國的減排項目而讓中國獲利，但是這樣的機制只能說是一個利誘的陷阱，一旦給中國套上碳排放限額的枷鎖，以中國的發展需要，將來需要購買碳排放指標的就不是外國而是中國了，而且那個時候的指標價格會更加高昂，就如當初中國出口石油的時候油價才20美元左右，但是到中國進口石油的時候油價就飆升很多倍了。對于碳排放也是一樣的，因此對于這樣的博弈機制，我們需要依據西方的規則給中國創造有利的博弈環境，不能被眼前利益所迷惑。
對于西方給世界造成的歷史損害，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已經公開的大言不慚地說：“美國無需對于碳排放歷史內疚和作出賠償。” 數據顯示，發達國家人口總數不到全球的20%，但從1900年到2005年，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卻占全世界的80%，1950年以前排放的溫室氣體95%都源自發達國家。而作為最主要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至大氣后，少則50年，長則200年不會消失，所以不把歷史計算進來對于中國是極大的不公。世界發達國家在自己大量排放取得發達以后，再以碳排放的理由限制中國而不提他們的歷史，任何一個國家在建設期都一定會有更多的排放，如果不能給中國同樣的標準就是對于中國的極大不公，我們的老百姓要認清這一點不要被洗腦，不要盲目的跟隨西方的說法，后面本文將詳細分析西方是怎樣在人權和司法、財務慣例等方面在碳排放上實行人權歧視和雙重標準的。
四、 碳排放必須人權上平等
我們對于各種宣傳中的碳排放的提法如果注意，美國是“溫室氣體排放量”，中國是“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這是有很大不同的。“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的減排是強制性的、絕對量的，而發展中國家則是相對減排，且并不具強制力。”對于發達國家是總量減排而對于發展中國家是減低碳強度，這里總量減排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二氧化碳排放的總量，在此基礎上設定的減少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目標，總量減排會較大影響經濟發展；而降低碳強度指的是產生萬元GDP排放的二氧化碳數量，降低碳強度只是降低單位GDP排放二氧化碳的數量，不一定會產生二氧化碳總量減少的結果。
但是現在西方的陰謀就是給中國加上總量減排的枷鎖，而且要以目前的排放量進行，這樣的結果就師生為美國人，人均可以排放19噸的二氧化碳；生為歐洲日本人，人均可以排放8.5噸的二氧化碳；生為中國人人均可以排放5噸多二氧化碳。因此在既有水平上設定碳排放的限額，特別是按照國別來設限，也就是每一個人能夠得到的排放權的不同，這樣人與人的不同和不平等，就是種族歧視的表現，這將是全球種族歧視的新變化和新高峰，在碳排放上產生了新的種族歧視。
2009年涵蓋全球185個國家和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數研究報告顯示，澳大利亞年人均排放20.58噸二氧化碳，超過美國的19.58噸，成為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國家；人均歷史碳排放總量計算，中國為66噸，而英國美國人均高達1100噸二氧化碳，以歷史而論，中國只是美英等國的近二十分之一；而2009年中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85個國家里也排在第44位，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有4.6噸，不及澳大利亞和美國的1/4。這樣的情況對于中國人是極大的不公平，世界所有人應當是權力同等的，這樣的人權不就是西方宣揚日久的東西嗎？但是對于自己和他人是雙重標準。
在這里碳排放的權利不同，我們還應當看到這里面是有巨大利益的，按照目前的碳排放30多美元的價值，美國人就要比中國人多享受400多美元的權利，而在將來很可能把碳排放的價格炒高的上百美元甚至幾百美元的話，這樣的差別就可以有上千美元到幾千美元，對于中國大多數地區的當前收入水平，這是非常恐怖的金額，對于所有的中國人都是重大的影響。因此中國人如果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簽署了在既有水平上設定的碳減排限額，就是自認中國人下賤于歐美人，無異于簽下了新世紀的馬關條約！一切支持中國接受當前限額的行為都是漢奸賣國行為！
我們進一步講，碳排放權就是一項人的基本權利，是基本人權，人只要是活著就需要呼吸，就要呼出二氧化碳，就要有碳排放，我們的吃喝也要有碳排放，我們生火做飯和取暖也是碳排放，人類的生產力更高社會更發達，碳排放也就更多，因此碳排放是一項基本的人權，人的生存權中的一項，碳排放權利的大小直接關系到這個人的生存空間和狀態，沒有碳排放也就沒有生命。因此即使是為了人類生存的共同需要而限制碳排放，也需要對于每個人在人權上的平等，對于奢侈的、高額的碳排放行為應當是征稅補貼窮人低排放的人群，而當今西方的收稅是沒有區分人群的，由于窮人是大多數，其結果就是更多的剝奪了窮人的利益來滿足富人的奢侈，而國與國之間就更是如此了，因此我們對于碳排放問題首先要上升到人權的層面上進行考量，先要設定人身的碳排放權問題，先明確碳排放權在人身上的平等問題，有了這樣的前提才可以討論其他問題。
西方一向主張是人權大于主權，以人權干涉他國主權，但是這樣的標準就應當在人權上平等的事情卻以國家為單位而論不以人權說話了，對于人權的原則就是每一個排放碳的權利不應當由于國家的不同而有所區別；而以人權為核心的做法應當做的就是如果有哪個國家不限制超過限定碳排放人群的相關消費，就制裁哪個國家。對于發達國家對于世界的環境影響極大，本來就應當補貼和幫助欠發達國家，按照人均制定標準，再讓西方按照市場交易的方式把自己多排放的碳向非洲、亞洲等等的低排放國家和人民購買排放權，這樣對于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是可以得益的，這些利益對于很多窮國還是很重要的。這樣的外交我們就可以爭取主動，爭取在條約和聯合國的表決上的主動地位，就如美國多次以人權干涉中國內政的時候，中國總不缺乏飽受干涉的朋友國家的。
而我們要堅持的就是世界大同人均一樣，對于西方國家按照他們的人權標準搞人權，要求每一個人的人均權利，西方對于中國是限制中國的時候講總量，貶低中國的時候講人均，而對于人權就是個人的權利，沒有總量的，我們需要的就是將有關問題與西方的人權掛鉤，不讓西方搞雙重標準和種族歧視，我們需要的就是世界人權上的平等。
所以我們在碳排放的談判當中，需要講的不是人均，而是人權，拋開國家講個人，是每一個人有多少碳排放權，這才是碳排放問題的根本，讓世界的每一個國家限制本國的超過規定的高排放人群，這才是世界在人權和種族公平的體現。
五、 碳排放西方利益大于法理
在碳排放的博弈當中，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西方采取了有利于他們的不公平的計算方法，西方本身就是一個法制和錢決定的社會，社會的運轉離不開司法和財務，而西方對于碳排放的計算恰恰是沒有按照司法和財務的根本原則進行計算，違背了法理和慣例。
對于司法的原則首先就是公平的原則，也就是在碳排放上需要有公平的機制，這樣的公平就是人的平等，人人的排放量不一樣是不行的，但這只是公平的一個方面，我們要看到還有另外的方面，那就是你要對于可以減排的各種能源大家有公平的、同等的使用方式和一個完全開放的市場交易機制，但是對于這個問題恰恰是西方國際社會所不到也不允許做到的，那就是歐洲很多國家的低排放是建立在核能的大量使用基礎上的，但是對于核技術、核原料西方卻禁止很多國家擁有和研制，即使是中國這樣的核國家也不能公開的按照市場原則購買核原料，如果你不能讓他人與你同等的使用減排的技術和能源，不能讓他人公開同等的購買和交易減排資源，你憑什么要求人家與你一樣低的排放？
在當今的法制社會，司法的根本原則就是權利和義務要對等，不能只有權利而不享受義務，在財務上我們的財會準則也是記帳的責權發生制，各種費用支出是與利益取得緊密掛鉤的，同時也是時間上的前后對應的，因此我們應當看到對于碳排放我們也應當遵守這樣的原則，也就是碳排放不是以哪個國家排放的多少為唯一標準，還要看誰在最終消費這些碳排放所生產的產品，產品的消費者享有產品的權利，當然就要在產品上承擔義務，這個義務就應當包括這個產品的碳排放。如果是這樣的計算，西方進口和消費大量的高碳排放產品，出口產品的碳排放卻很低，西方的碳排放數量還要進一步的增加。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發達國家減低碳排放的一個標準做法就是把高碳排放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去，從而達到本國的低排放，但是我們應當看到這些高排放的產品這些國家還是要使用的，只要你使用這些產品，這些產品的碳排放就應當由你承擔！我們可能說這些加工工業其他國家愿意得到，還爭奪的得到，發達國家不把這些工業給發展中國家的話會極大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等等，但是我們要看到問題的實質是無論你把這些產業轉移到哪個國家，無論被轉移到的國家的碳排放的高低，這些碳排放都應當按照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和責權發生制的原則記錄在產品消費國的名下才是合理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看到對于西方世界的碳排放實際上是比現在的記錄要高很多，而中國飽受非議的高碳排放強度實際上是由于西方的產業轉入而引起的，對于這些高碳排放的產業和產品，很多也是這個世界的必需品，把這些必需品的生產轉移到某個國家，這個國家當然要高碳排放，結果就是這樣的國家自己付出了環境的代價，最后還要受到世界的職責，就如這個世界離不開掏糞工人，但是大家還都歧視掏糞工人和嫌棄糞臭，這是人性丑陋的表現。
我們還要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要注意到在財務中對于資產添置、投資、遞延費用、無形資產等等都是需要按照實際的發生效用時間和使用年限進行攤銷的，這也是權利與義務對等和責權發生制的基本要求，對于碳排放也是這樣的情況，對于投資建設的碳排放是應當在該建設工程和投資的使用年限里面進行攤銷才合適，這才是符合責權發生制的原則。西方在制定碳排放標準的時候，早已經完成了國家的基本建設階段，他們的歷史排放是非常多的，而中國這樣的國家現在正在建設階段，當然要排放比較多。我們看一下歷史，英國和美國的人均歷史排放量約達1100噸二氧化碳，而中國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別為66噸和23噸。中國比印度的多這一點點也就是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國的氣候需要取暖造成的，我們看歷史就可以知道西方消耗的是中國的近17倍，如果按照攤銷的原則把歷史的建設在當今還使用的攤銷到今天，把今天的建設要以后使用的攤銷到將來，西方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變化不大而中國就是天壤之別了。
對于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以一個簡單的比喻進行說明，對于污染排放，工廠區肯定要比辦公區和居住區的污染排放大多了，現在你卻要讓工廠區與辦公區的污染排放一樣，這本身就不公平。而社會的分工顯然把工廠、辦公和生活的區域混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做法就是把工廠生產的產品在辦公區使用的，這些產品的污染排放計算在辦公區的排放上，同時再由辦公區的人們給在工廠區的人們進行環境補償！但是現在的碳排放西方是反過來的，他們不但對于中國這樣的世界工廠不給環境補償，對于工廠的排放量的要求甚至比辦公更加嚴格，本身就不公平；還有就是對于建設房子的污染當然比使用房子的污染大，西方自己早已經把大房子蓋好了，卻對于建設房子的中國說蓋房子的污染，卻對于他們以前蓋房子的污染只字不提，這更不公平。最后我們要說的就是西方所謂的清潔排放等等只是在使用的時候清潔，沒有計算生產這些設備的能量消耗和排放問題，這些材料和產品很多還是中國制造呢！
中國的GDP總額只占世界的3.3%，卻消耗了世界三分之一的鋼材和煤炭，二分之一的水泥，原因就是中國在建設期，西方的新建住房不到1%，而中國基本上都是這些年建造的房子，這樣的大規模建設肯定會讓中國的碳排放高企，但是這樣的建設我們公平合理的使用年限是50年，而攤銷50年以后就沒有那樣高了，是非常低的，因為中國的勞動力便宜。而且中國的建設期過后，從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行列，碳排放就會自然的大幅度下降了，根據國家有關部門的預計，中國到2050年以后碳排放將達到減少的拐點。對于世界發達各國也均經過了自身的建設階段，但是在他們自身經過了這樣的階段以后，他們再限制其他國家，本身就是對于世界得不公平。而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世界把高碳排放的產業都放到中國，中國的碳排放總量高是合理的，把這些碳排放合理的進行帳務處理和統計以后，責權統一以后中國的碳排放就不是那樣的高企了。
我們應當看到，中國的積累率達到40%以上，中國的經濟是投資拉動的，因此這些碳排放是要攤銷50年的，這樣中國人均近5噸的碳排放就要有約2噸被攤銷到今后，而歷史上攤銷到今天的卻很少，因為10年前中國的經濟和碳排放只是當今的幾分之一，沒有多少可以攤銷的。而中國的另外一個經濟發動機是出口，中國大量出口高耗能產品，中國的壓低控制能源價格的政策等于是補貼了這樣的行業，例如需要大量耗電的煉銅，中國每磅加工費只有幾美分，中國進口的物資和知識產權、芯片等等的碳排放是很低的，所以如果按照誰使用產品誰承擔產品的碳排放的權利與義務統一的合理計算方式，這樣5噸的碳排放里面還有30%要記載在其他國家的賬下，因此減去這樣兩項，中國的碳排放就減去了三分之二，中國的經濟本來也是國內消費、投資和出口各拉動三分之一的格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8年中國居民消費率（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為35.3%，美國為70.1%，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所以中國的碳排放有三分之二要記錄在其他國家賬下和進行攤銷，這是與中國的經濟國情完全吻合的，攤銷后中國不僅僅人均而且總量也在很多發達國家之后。“全球碳計劃組織”（GCP）在《自然地球科學》期刊發表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已遠遠超越富裕國家，成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來源。不過，它們排放的二氧化碳當中，有四分之一得歸咎于它們同西方國家的貿易活動增加。在2002年至2005年，中國所增加的碳排放量，就有一半來自該國的出口業。”所以中國的碳排放應當記帳給西方國家的數量是中國當前的一半，考慮到中國還有的進口行為，從這個角度驗證也是以三分之一計算是比較合理的，這樣整個中國實際消費的碳排放也就是不足人均2噸了，在權利與義務對等的責權發生制的計算模式下中國的人均碳排放是非常低的。
以歷史賠償向西方算賬，因為歷史上沒有約定，這是一個溯及既往的過程，是違反西方的司法原則的，但是本人提出的按照責權發生制和歷史攤銷的方式，實際上就是清算了歷史，因為西方的歷史排放要攤銷到今天，中國沒有多少歷史排放攤銷到今日但是西方國家就大大不同了，這樣的計算是符合西方的司法原則的，這就是大大的不同，可以給我們帶來主動。而且進一步講，將來的國際爭端、WTO仲裁等等，均要以這些司法原則說話，我們占據法理，是非常主動的。
因此對于中國的碳排放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是西方違背他們的司法原則和財務原則進行不合理計算后得出的結論，對于中國是非常不公平的，西方違背自己一貫堅持的法理和慣例對待中國，這是沒有起碼的誠信的表現，因此大家需要在國際事務中揭穿面具看到世界博弈的貪婪本質。
六、 碳排放強度應當科學計算
碳排放強度就是單位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多少，這是對于發展中國家減排的主要指標，中國承諾到2020年對于碳排放強度進行減排40-45%是世界最大幅度，西方的科學精神也是西方的社會基石，對于中國的碳排放的計算更應當是科學計算。
對于碳排放的合理計算，就是應當對于工廠、辦公和生活的不同性質的合理行為排放進行科學計算，不發達地區的人類活動碳排放很低的原因就是人們處于原始生存狀態，是一個生活區，同樣西方的優美社區很多也是生活區，西方的生產已經是后工業化時代，基本是以研究、工業設計、第三產業、信息產業等等為主的辦公環境，因此他們的排放均無法與出于高速發展的建設區和正在生產的工業區相比擬，對于碳排放強度是應當對于人類不同的生產活動區別對待區別科學計算的。
對于第三產業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服務，基本是不怎么產生二氧化碳的排放需求的，而且對于中國很多事情是沒有在第三產業里面計算GDP的，比如我們自己洗衣服就不算生產產值，但是拿到洗衣店讓他人給我們洗就是第三產業，第三產業更多的是人的消費活動，中國的GDP如果合理的計算第三產業按照購買力評價進行計算就不是人均3000美元左右而是人均6000美元左右了，因此對于碳排放更加合理的就是要將第三產業從計算碳排放強度的數值中扣除出去。對于第三產業的比重，美國75.3%、日本68.1%、韓國55.1%、法國72.4%（中國年鑒網）這一比例近年來都是比較穩定的。中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比重分別是15%、52%、33%，而世界平均是5%、31%、64%。所以我們不計算第三產業的時候，中國的碳排放實際上就是相對減半的。
我們還要注意到的就是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為12%。而發達國家這一比例高達50～60%，世界平均為40%，其中美國人工資總額達GDP的58%。在GDP的生產過程中人的碳排放是可以忽略的，中國的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低不僅僅是中國勞動力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問題，也要看到其中的產業結構的問題，西方的即使是第一、第二產業也是在研發、設計、信息等工作，這些工作本身就是在辦公室環境的工作以人力為主沒有多少碳排放的，對于中國就如中國的勞務外包企業、外來加工企業，很多血汗工廠的人員工資也是占生產產值的最大比例，是最主要的成本，但是這樣的工廠不等于先進，可以他們的碳排放極低啊！因此我們更要看到就是扣除人工工資以后的單位GDP碳排放數值，這樣的數值才更加科學，這樣的計算以后，中國的碳排放在扣除第三產業減半以后還要相對減低一半左右，中國的碳排放強度這樣一來就不是那樣的恐怖了。
根據美國能源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創造每1000美元GDP就要排放2.85噸來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相比之下美國在2006年每創造1000美元GDP，僅排放0.52噸二氧化碳；瑞士這一比例為0.17噸；較為貧困的乍得則僅為0.07噸，這里瑞士是主要來自沒有碳排放的金融收益和鐘表等精密工業，乍得是沒有工業開發，他們與中國沒有多少可比性，我們就中國與美國進行比較，中國扣除了人員工資成本和第三產業以后，美國的單位碳排放是3.75而中國是4.833，中美差距大大減少，這里還沒有計算世界將高耗能產業轉移到中國的因素，所以雖然有中國技術落后能耗增加的問題，但是問題絕對沒有西方夸大的那樣邪乎。
因此在科學計算之下，中國對于自己的碳排放問題應當建立信心，在中國第三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人員工資提高以后，也就是中國經濟發達以后，中國的碳排放強度自然會大大降低，所以我們承諾的目標是有現實的基礎的，中國的環境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解決的，忽視歷史和中國的產業結構的特殊性，不是一個科學的態度，中國需要的就是一個科學發展觀。
七、 中國在碳排放的突出貢獻
中國建議，將人口問題寫進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的成果文件。 人口管理事關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中國的實踐表明，通過人口管理等有效措施才能實現社會的長期均衡發展。 人口問題與氣候變化緊密相關，中國的人口發展戰略不僅關注人口自身問題，更關注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中國從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國情出發，將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提出人口、資源、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戰略。 中國已經制定了人口發展中長期規劃，即到2010年，人口總量控制在13.6億人以內；到2020年控制在14.5億人左右；到本世紀中葉，人口峰值控制在15億人左右。之后，中國人口總量緩慢下降，人均收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從30年前的5.8下降為目前的1.8，也就說中國在過去30年里少出生了4億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4.57噸計算，中國如今每年減少18.3億噸二氧化碳排放。所以，中國的人口管理為全球氣候變化的解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氣候變化不能僅僅被看作是簡單的環境或發展問題，應該更加綜合地將人口、健康等問題納入框架，并以綜合的手段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將人類福祉和可持續發展作為最高目標才是最好的解決方式。 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必要考慮制訂可持續發展戰略來應對氣候變化問題。
我們應當看到中國在人口之外還有自己的有利宣傳點，那就是我們的植樹造林在固碳方面的作用。中國繼續保持世界上森林資源增長最快的國家。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從新中國成立時的8.6%，增加到目前的18.21%，森林蓄積量達到124.56億立方米，活林木蓄積量達到136.18億立方米，已經根本扭轉了“森林赤字”長期格局，成為“森林盈余”大國。在世界森林資源總體減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森林資源持續增長。中國人工林保存面積達到5300多萬公頃，占世界人工林總面積的近1/3，居世界首位，實現了森林面積和蓄積量“雙增長”。2000—2005年全球年均減少森林面積730萬公頃，而中國年均增加森林面積405.8萬公頃；全球人工林面積年均增加280萬公頃，其中中國年均增加148.9萬公頃，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根據中國國家林業局的數據，1999—2005年期間，中國是世界上森林資源增長最快的國家，吸收了大量二氧化碳，為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生態價值。中國森林固碳能力由20世紀80年代初的136.42噸/公頃增加到21世紀初的 150.47噸/公頃。1980—2005年，中國通過持續不斷地開展造林和森林經營，累計凈吸收二氧化碳46.8億噸，通過控制毀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3億噸。2004年中國森林凈吸收了約5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約占同期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8%以上。
因此我們也要注意抓住自己的有利宣傳點，為中國創造有利的博弈位置。對于世界指責中國的同時，對于中國對于保護環境的重大努力也應當給與同樣的標準進行對待，中國需要公平的評價。
八、 更本質的環境因素是熵增
對于環境問題，碳排放僅僅是一個方面，對于環境的影響因素還有很多的，除了溫室氣體，還有化學耗氧量、生物耗氧量、核污染等等，就是清潔的天然氣能源，這也是對于地球億萬年積累的一個消耗。西方把碳排放放到了首位是不公平的，西方采取的核能等能源是其他國家難以采用的，但是核能的污染等等也會有其他巨大的問題，西方的核廢料處理就是核能的軟肋，但是他們就是回避這個問題。而新能源雖然在使用的時候沒有碳排放，但是在生產這些設備的時候一樣是需要有碳排放產生的。
對于所有的這些問題，我們認為更加本質的問題應當是熵的概念，熵反應物質中不能被利用的能量，地球的變暖也是一種熵增加的表現，在熱力學第二定律建立以后，第二類永動機被證明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個世界的熵只能增加，對于地球而言，讓熵降低就必須有額外的能量，這就是太陽給我們的負熵效用，這樣的效用在全球變暖的情況下可以讓我們知道的就是熵在增加，在熵增加的原理面前，我們知道了這個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因為能量是守恒的，但是可利用的能量在熵增加下是越來越少的。對于熵的概念是普適的，對于碳燃燒等等是熵增，對于化學耗氧、生物耗氧也是熵增，而核能的使用后帶給我們的還是熵增，熵的數值在物理上是很容易計算和統計的。
對于碳排放是否是直接造成溫室的研究還有很多的疑問，因為氣溫升高和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會大大的加強植物的光合作用使得碳被固化的更多植物產量更大，就如在16世紀的小冰河時期以前，我們的氣候溫度是比現在高的，對于當時的生活也沒有那么有害的影響，現在的氣候變化對于世界的影響，更主要的應當是地球的熵的增加，因為我們把地球上的歷史資源都挖掘出來了，在發展中國家，平均一畝地中化石燃料的投入是太陽能的4倍；發達國家，化石燃料與太陽能的比值是40∶1；美國這一比值更高達90∶1。自從1859年發現了石油，美國人就主要靠億萬年前的太陽能活著，我們種一畝的地靠的是1200小時的人工，他們才10個小時，剩下的就是往地里潑汽油，這些問題直接造成了地球歷史積累的負熵大量釋放，地球進入了熵增，因此熵增問題才是更本質的，熵增問題才是核心，但是西方國家卻把它變成了碳排放一個相對片面地問題，原因就是把它們使用的石油天然氣的熵增影響大大降低（石油天然氣燃燒的熵增大于煤的熵增很多），把他們核能的熵增影響給忽略，這樣的計算是一個有利于西方的計算方式。
動物和微生物排放的溫室氣體為220G噸每年（1G等于10億），植物220G噸每年，人類活動對應的排放在這十幾年從23.5G噸增加到26.4G噸；人類活動增加的碳排放還不到總排放量的1%，所以說人類的碳排放是氣候的罪魁本身就是有疑問的。但是過去30年間，地球平均升溫不足1℃，但北冰洋大部分地區卻上升了大約3℃；一些冰原消失的地方，氣溫甚至上升了5℃。這樣的氣溫上升不是平均的上升，不僅僅是碳排放，各種其他的影響作用也很大，比如臭氧層被破壞造成地球紫外線增加，紫外線會破壞包括DNA在內的生物分子，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受致命的影響，海洋生態系統受破壞，使農作物減產加強溫室效應。這樣的極地的上升導致極地凍土中的甲烷釋放和凍土有機質降解排放是非常巨大的，導致氣候變化是整個生物圈的熵平衡的破壞，是地球取得負熵的一個耗散結構被破壞，這些影響不僅僅是碳排放的問題，更本質的還是熵增加的問題，是人類活動導致的熵增的影響，在熱力學的規律中溫度增加就是熵增，全球變暖正是全球熵增加的體現。
我們應當看到更加本質的問題是熵增，大家應當計算各國的生產和消費給地球造成的熵增，而對于責權發生制的模式，我們更加合理的是把所有的產品的熵增以最終消費權利享有人來承擔計算，這樣就可以知道每一個人的生存消費給地球帶來的熵增，可以統計出一個國家的總體對于地球的熵增影響，大家的人權上的平等是一個熵增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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