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雜志“變局”的社會涵義

日本雜志“變局”的社會涵義

2008年11月29日 21世紀經濟報道

特約撰稿 劉檸

　　今年9月，《朝日新聞》旗下的著名月刊《論座》雜志在推出終刊號(10月號)之后，宣布“休刊”；一個月后，日本最大的綜合出版社講談社旗下的雜志《月刊現代》，也宣布于年底“休刊”。所謂“休刊”，是日人在其特有的“曖昧”文化語境下的委婉表達，其真實含義其實就是壽終正寢。除此之外，《讀賣新聞》旗下的周刊《讀賣WEEKLY》、《花花公子》旗下的《PIAYBOY日本版》、集英社旗下的電影雜志《ROAD SHOW》、世界文化社所屬的面向中年女性讀者群的時尚雜志《GRACE》及Magazine House所屬的年輕女性定位的雜志《BOAO》等刊物，也紛紛宣布停刊，關門大吉。這個冬天有點冷，在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震蕩日益坐大成持續性蕭條的嚴峻情況下，日本出版界的雜志停刊風潮只是冰山一角。據日出版業內人士稱，連鎖反應尚未結束，且不無進一步升級的態勢。

　　像《論座》、《現代》這類雜志，在日本被稱為綜合雜志，32開本，350頁左右，內容從政治、經濟、國際、社會到文化、文學、漫畫、八卦，應有盡有，無所不包，用旅日作家李長聲的話說，“就好像日本便當，各種吃食擺滿一盒子。”作為日本特有的文化現象，綜合雜志思想傾向各異，構成復雜，其中不乏百年老店，如《讀賣新聞》系的《中央公論》已有120年的歷史，文豪菊池寬創立的《文藝春秋》也有85年的歷史；其面向主流社會，縱論時政、領軍思潮的姿態，也被稱為“論壇志”。如今，“論壇志”接踵停刊，茲事體大。

　　社會雜志的“社會身份”

　　就某個具體刊物而言，停刊的原因可能有多種多樣。但網絡、手機等新興電子媒體的發展、電視媒體的雜志化轉型，從根本上顛覆了內容產業的市場格局，使以書刊為代表的“活字”文化的消費群大大縮小無疑是一個大背景；而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日本社會貧困化的蔓延，使貧困人口激增，而這些貧困人口中的大多數本來是雜志定制發行之初鎖定的預期讀者群。社會分化的結果，這群人遠離了雜志，好像一場預先策劃的集體嘩變。尤其是后者，有深刻的社會背景。貧困化的坐大，導致讀者壓縮生活開支，減少文化消費預算；持續性蕭條，使企業削減宣傳、廣告投入。據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電通公司統計，全國雜志廣告費1998年為4258億日元，2006年縮小至3887億日元；而同一年，網絡廣告為4826億日元，首次超過雜志，2007年更大幅增至6003億日元。

　　廣告盈利減少，就要擴大發行，但不景氣卻直接打擊了承擔發行的書店業。1998年4月，日本書店商業組合聯合會的加盟店有10277家，到今年4月減至5869家。筆者幾年前因工作關系，經常會去日本東北地區的一個港口城市出差。原先車站前的商業街上有好幾家小書店，但每次去都會發現新近關張的店家。

　　從價格來說，日報相當于一聽飲料，周刊雜志相當于一杯咖啡，而綜合月刊則相當于一碗拉面。一般來說，綜合雜志的盈虧線是5-6萬冊(實銷冊數)。據日本雜志協會的統計數據，在近年來被稱為雜志盛期的1998年，《論座》、《月刊現代》的銷售業績分別為8萬冊和14萬冊，而今年(4-6月平均水平)則銳減至1.7萬冊和8.3萬冊，最慘淡時實銷僅1萬冊和4萬冊。

　　《論座》于1995年創刊，雖然歷史不長，但卻是左翼大報《朝日新聞》的輿論重鎮，與巖波書店的《世界》雜志同為自由主義的理論看板。其選題多圍繞重大的政治、社會和國際問題，保守批判、貧困化問題和年輕論客發掘是維系刊物存續的三大支柱，也是諸多綜合雜志中把“論壇志”的特質發揮到極致的存在，其超大篇幅的學術辯論曾吸引了主流知識社會眾多的眼球。《論座》一向注重發掘年輕寫手，培養新銳作家。去年，一位年僅31歲、名不見經傳的自由撰稿人赤木智弘以《叩問丸山真男——31歲飛特族，希望是：戰爭》(飛特族：日人根據英詞“Free”的造語“Freeters”，近乎中文的自由職業者)的刺激性標題，在刊物上撰文抨擊貧困社會的“格差論”(2007年1月號)，一石激浪，作者一躍成為新銳評論家。所以，《論座》雖然歷史未久，實銷有限，卻頗集合了一群鐵桿作、讀者，在主流社會的影響力誠不可小覷。

　　《月刊現代》是日本最具實力的大眾讀物出版社、百年老店講談社的看板“論壇志”。1966年創刊，3年后便創造了實銷36萬冊的驕人業績。其強項是非虛構性(Nonfiction)長篇“硬派”作品的連載，現任主編也是日本頂尖的歷史學者、紀實作家佐野真一。翻翻戰后出版史，先在刊物上連載，后由講談社付梓的非虛構類暢銷書，多到不勝枚舉。由講談社設立的“講談社非虛構獎”到今年已頒發30屆，與“大宅壯一非虛構獎”一起，共同構成了非虛構類作品的兩個權威文學獎項。所以，已有作家在擔心，講談社會不會因《月刊現代》的倒掉而喪失其特有的“文化身份”？

　　信息社會，如果對各種有效信息加以分類的話，大體可分為官方信息和民間信息。前者憑借其權力資源，在精選的基礎上，可迅速形成新聞報道(主要是報紙)；而后者則因內容過于駁雜，相對于前者報道主體的報紙，往往由雜志來承擔其細化、傳播的工作。雜志的衰退，會傷害信息的多元化、多樣性。因為，無論如何，官方信息自然照發不誤，通過博客等形式，個人信息、小道消息也會照傳，但在國家與個體之間，作為“社會”的信息便流失于無形。

　　所以，雜志及其承載的雜志文化，不僅是一個社會文化品位的標識(不僅僅是對各種時尚、趣味性同人刊物而言)，而且是那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市民化程度、成熟與否的指標之一。

　　從這個意義上說，戰后日本的雜志文化，不僅與報紙、廣播、電視一道，真正把傳統工業社會變成了一個現代傳媒社會、信息社會，而且對釀造日本的民族性格、提煉東洋文化的精粹，使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在日本社會扎根可謂功莫大焉。難以想象，如果沒有從1950年代到“安保運動”，以“《文藝春秋》VS《世界》”為構圖的“保革對決”；如果沒有“右手《少年MAGAZINE》(1959年創刊的少年漫畫雜志)，左手《朝日Journal》(《朝日新聞》旗下的青年周刊，風行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全共斗”世代大逆不道的叛逆，現代日本的思想光譜真不知會發生怎樣的基因突變，今天風靡全球的所謂“酷日本”(Cool Japan)東洋亞文化會不會發生，如果發生的話，會不會變形，真的很難說。

　　也因此，日本作為被雜志文化熏陶的市民文化早已爛熟，連大眾的行為模式都明顯帶有媒體策劃痕跡的根深蒂固的傳媒社會，很難適應、也無法想象雜志的長期缺席。而且，客觀上，其高度發達的出版業、內容產業及其龐大的受眾群，理論上也為新刊的孵化提供了足夠的資源和商機；更主要的是，那些老牌出版機構的老板們，決不會放任編輯、記者等內容產業工作者長期的資源閑置、浪費(日本媒體工作者社會地位高、待遇好是出了名的)，他們一定會借殼生蛋，哪怕干脆重造新殼，也要奪回被別人搶走了的內容市場。事實上，包括講談社在內，已經在考慮新的刊物孵育計劃。

　　但是，狀況依然相當嚴峻。并不是說一家刊物倒了，其受眾便會自然被吸到他刊，而是雜志市場整體的“地基下沉”——蛋糕“縮水”了：1998年，《中央公論》發行9萬冊，現在是4.1萬冊；一枝獨秀的《文藝春秋》，也從10年前的一百余萬冊，半減到目前的50萬冊。

　　“硬派”新刊紛紛登場，重新洗牌？

　　在老牌雜志紛紛“撒悠娜拉”，揮手作別書店和讀者之際，另一股潮流逆向而生，正悄悄坐大。“本來有些自嘲地想，擱在店家一星期，不退貨才怪呢。不成想，1萬冊居然就賣掉了。”今年6月創刊的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主編，青年評論家、勞動問題談判專家淺尾大輔如是說。

　　所謂“失去的一代”，是指稱70年代后出生，剛剛走入社會就遭遇“就業冰河期”，成了泡沫經濟崩潰后，雇傭環境惡化的犧牲的年輕世代的代名詞。這些掙扎于“下流社會”邊緣的年輕人，痛感勞動方式的非人和生存的艱難，內心敏感。他們嚴重不滿于那些對他們自身的問題反應遲鈍的傳統既有媒體，他們需要發言——這是誕生新的言論空間的土壤。與此同時，PC編輯、網絡出版、無店鋪發行等信息時代低成本運作手段的成熟，使他們的訴求成為可能。于是，一批不依賴作為母體的既有媒體，以勞動、貧困、青年問題為主題，以同代人和長輩中有關懷和問題意識者為主要讀者群的獨立系“硬派”雜志粉墨登場。除《失去的一代》(Kamokawa出版)外，還有《飛特族的自由》(Freeter’s Free)(人文書院)、《思想地圖》(NHK出版)、《POSSE》(NPO法人POSSE)、《K8》(Kodama屋)、《貧困研究》(明石書店)等，幾乎都是今年下半年創刊的新刊，且不無繼續增加的態勢。這些新銳出版物大多放棄了傳統的雜志形式，而是以書代刊，一來可免于像雜志那樣受制于完全基于景氣好壞的廣告收益的起伏，二來可以在書店擺放較長時間，而不會像期刊那樣被過期下架。

　　表面看，這似乎是一場出版業界的重新洗牌。但被洗掉的，從綜合雜志，到新聞類周刊，直到時尚、女性刊物，“光譜”頗寬泛；而洗出來的呢，暫時以獨立系“硬派”刊物為主，“新桃換舊符”，全無時尚感。如果把視線稍稍移開，多少關注下暢銷書排行榜的話，吃驚會更加“離譜”：在2008年暢銷書榜上，名列第一的是日本現代著名普羅作家小林多喜二79年前的著作《蟹工船》，僅上半年就加印了40萬冊；其次是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馬佐夫兄弟》，光文社新譯本行銷80萬冊；甚至卡爾·馬克思的《資本論》(祥傳社版)也榜上有名。這種現象是耐人尋味的，問題的答案顯然已溢出了傳媒、出版的范疇。

　　都是貧困惹的禍？

　　借用卡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經典表述：一個幽靈，一個被稱為貧困的幽靈，在列島徘徊——一句話，都是貧困惹的禍。但這種貧困的深刻性，主要在于兩點：第一，它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尤其是小泉政權實行的“構造改革”造成的負面遺產。而既然是起因于“構造改革”的問題，那么問題本身便也是構造(結構)性的，具有延燒的特點，至今仍在蔓延；第二，這種貧困并非像黑非洲難民那種衣不蔽體、營養不良的絕對貧困，而是一種相對貧困，使陷于其中的人抱有很強的被剝奪感。用NHK專題紀錄片的表達，是“Working Poor”，即勞動貧困，意思是即使再努力工作，也無法脫貧。

　　新自由主義登場于1970年代。當時，英、美等國家陷入長期蕭條，民生凋蔽。為突破這種危局，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實行了限制工會權利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原本被看成是產生于19世紀末產業革命后的英國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現代版，其實質是本著競爭和放松管制的市場原理，進行財富的再分配。但是，兩種只一字之差、貌似“孿生”的理論，卻有一個本質的分野：自由主義有政治和經濟兩個側面，像兩個支撐其身體的輪子；新自由主義卻只繼承其經濟的一面，而拒斥政治自由主義，其結果，便形成了所謂競爭至上的暴走，使自由主義本來包含的寬容的經濟合理性一面受到踐踏，導致威脅到資本主義制度文明基礎的嚴重危機。

　　因為支撐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提是“信賴”(Trust)。在物物交換時代，交易的對象都是熟人(親友、鄰人等)，但隨著貨幣的介入，交易對象變成陌生人。正因此，要與互為路人的對象進行交易的話，交易雙方須達成一項底線共識，那就是對包括通貨在內的社會體系的信任。

　　日本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支撐的改革，并非自小泉始，早在中曾根(康弘)政權時期，便開始了相關的理論檢討，而有些前期鋪墊(如行政改革等)，則始于橋本(龍太郎)內閣時期。但1998年，橋本遭遇參院選舉的慘敗，黯然下臺。后來的小淵(惠三)、森(喜朗)內閣，不得不以保住自民黨的支持基礎為第一考量，不得已又復活了一度被橋本削減的大規模公共事業投資。小泉上臺后，憑借其以不菲的民眾支持為合法性后盾的政權凝聚力，再次打出了被稱為“構造改革”的新自由主義指向的看板。加上其與布什甚篤的私交，在對外關系上完全倚賴美國一極，支持其在全球展開反恐戰。這種政治、外交上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又反過來強化了國內政策的新自由主義成色。于是，小泉執政5年有半，新自由主義的妖怪附體于“構造改革”的軀體，長驅直入，深刻改寫了傳統日式資本主義的面貌：競爭至上摧毀了社會的信賴關系，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并開始定型化；曾幾何時，曾被日人視為驕傲與制度正統性最大來源的“一億總中流”，日益為“一億總下流”的嚴峻現實所置換。

　　其中最深刻的問題，莫過于傳統日式雇傭體系被打碎，代之以大量非正規雇傭的勞動大軍，支付給勞動者的薪酬卻被大幅削減的現象。而與此同時，社會保障的“安全網”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成片拆除。從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間，非正規雇傭勞動者增加了490萬人，而正規雇傭的會社員則減少了450萬人。在和平年代，勞動力構成發生如此劇烈的“暴變”，可謂觸目驚心。即使當年撒切爾主導的英國改革，以失業和破產者為對象的生活保護費、失業補助金等社會保障預算也是激增的，而日本卻為減輕企業負擔、維護效率計，連這一塊都成為削砍的對象。文化上崇尚平均主義的日本，雖然在貧富差距上尚不及美國大，但福利國家體系卻先于西歐崩潰。原經濟企劃廳發表的數據表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貧困率較西歐低；但據2006年OECD發表的《對日經濟審查報告》，日本的相對貧困率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位——這個全球老二的經濟大國，終于成了與美國比肩的“格差大國”。

　　貧困人口，尤其是35歲以下年輕人中貧困人口的激增，已然出現因無家可歸而整日背著背囊踟躕于不同網吧之間的“網吧難民”現象和派遣勞動者的時薪由用工單位以招標形式競標，價格最“合理”的派遣單位才有可能贏得派遣合同的、被批判為“現代奴隸市場”的非人現象，直接、間接起因于此的犯罪直線上升。歷史上，日本曾實行過把貧困人口成批移民海外的反動棄民國策(如南美移民和“滿蒙開拓團”等)，而目前的批量制造貧困，放置、坐視社會貧困的定型化、擴大化的某些“改革”政策，被輿論斥為歷史上棄民政策的翻版。

　　重新洗牌背后的博弈

　　毋庸置疑，正是社會貧困化空前嚴峻的現實構成了雜志市場“重新洗牌”的大背景和主要動因。但表面的“重新洗牌”潮流的背后，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獨立系“硬派”雜志的群體性崛起。這些刊物的定位、風格、題材及讀者群是如此接近，乃至其共同發言時的分貝之高、火藥味之濃格外引人注目。

　　從其直視“格差”社會貧困化的問題意識、捍衛底層非正規雇傭勞動者的權利、討伐貧困化的“始作俑者”新自由主義及全球化、為“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群向主流社會討說法的政治訴求和戰斗姿態上來看，好像一場新的左翼社運方興未艾。但是，細加觀察、分析便會明白，這個新興社會階層其實成色頗復雜，政治訴求也不盡相同。如在上述“硬派”雜志上頻頻登場、被視為這個階層主要理論代言者之一的70后美女作家雨宮處凜(Amamiya Karin)，22歲時曾加入右翼團體(“突擊隊”)，后與友人結成名為“維新赤誠塾”(名字也很“右”)的重金屬搖滾樂隊，并擔任主唱。但后來的一些經歷，尤其是個人作為“社會人”在就業等方面遭遇的歧視，使這位曾經的右翼文藝少女“轉型”為左翼立場的作家和社運活動家(確切地說，是被人看作經歷了“左傾化”的“轉型”)。

　　不過，就雨宮自身而言，她并不承認自己有過任何從“右”到“左”的“轉型”，她認為自己所關注的，是超越“左”、“右”邊界的普遍性問題。今年5月，其在《朝日新聞》撰文指出：“直到最近，既存的政黨及團體，不問青紅皂白，把飛特族和尼特族(日人造語“NEET”的音譯，為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的英文字頭。)一概斥為‘不求上進’，而不愿正視格差和貧困問題。這種情況下，我們被逼到了生存邊緣，為活著只能起來。我們的運動，并非以被稱為左、右的思想為出發點，也有別于只把勞動者作為對象的勞動運動——我們是扎根于貧困的生活實感之中的生存運動。此前，因自身在關于社會結構和斗爭方法上的無知，屢受國家和企業的強暴。但自從我們發現只要自己動起來，社會就會所有改變之后，斗爭變得其樂無窮——一場以生存為賭注的反擊已然開始。”這種宣言式的表達不啻為向主流社會宣戰的戰表。

　　但這種看上去的“左翼”其實完全不同于既有的左翼，用東京大學準教授、社會學者、《不平等社會日本》一書作者佐藤俊樹(Sato Toshiki)的學術界定，前者叫“虛擬左翼”。因為，“與既有的左翼不同的是，現在的‘左翼’，是一種假想的左翼，一種假想的共同體主義。他們并沒有實際參與國家和經濟的運作，也沒有把人類歷史以唯物史觀來加以闡述的想法……”同時，佐藤不無憂慮地指出：“惟其‘虛擬’，才有從‘左’向‘右’轉向的危險。”而當鐘擺真朝“右”擺時，未必不會與“大國化”的極端保守潮流合流，呈現與“虛擬”、“假想”的方向相反的暴走。

　　兩年前，發生反保守派自民黨政治家加藤紘一的老家遭極端右翼分子縱火事件時，新右翼團體“一水會”(右翼中堅團體)顧問鈴木邦男在對新聞界解釋事件背景時，曾說過一番頗耐尋味的話：“現在的雜志，越來越火爆，寫的東西比右翼還像右翼；網絡上的言論，讓右翼都跟不上趟。這樣的話，老派的右翼也許只有用那樣的行動才能表達自己吧。”真保守加“虛擬左翼”等種種疑似、潛在保守，使保守派輿論升溫，連老右翼們都感到了某種“危機感”！其結果，導致極端右翼升級，并開始訴諸行動化。事實上，近年來，隨著社會貧困問題的定型化、長期化和從社會輿論到國家戰略的日趨保守化，日本社會確實有某種令人不安的潛流在悄然涌動，且不無漲潮的危險。就在本月18日凌晨，前厚生省退休事務次官(副大臣)山口剛彥夫婦雙雙被刺殺于家中；無獨有偶，同日下午，另一名前厚生省退休次官吉原健二的家遭謊稱宅急便的男子闖入，吉原之妻美知子被刺傷，兇犯逃脫。盡管有關事件背景警方正在調查，結果有待公布，但顯然是針對厚生省的連環兇惡犯罪。厚生省作為管理國民退休年金和社會保險的政府職能機構，因發生過諸如5000萬份社保記錄遺失等瀆職過失，備受輿論的譴責，并被要求為瀕于崩潰的醫療保障體系承擔責任。但即便如此，光天化日之下針對公民個人的恐怖襲擊，無論如何是野蠻行徑。

　　有鑒于此，有必要指出的一點是：“失去的一代”以降的年輕世代，其所標榜的“左翼”，一方面是對社會強加于他們的殘酷現實的一種本能反抗，另一方面也不無某種新鮮感。作為一代青年摸索、思考的解決社會貧困問題的一種方案，在提供某種可能性的同時，也蘊含了一定的危險。因為有時，極左與極右只有一紙之隔。這方面，在日本和其他國家，都不乏殷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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