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經濟學的經濟全球化論及其啟示

激進經濟學的經濟全球化論及其啟示　　

何長玉

20世紀末葉，全球化成為時代的重要特徵。當代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全球化下了許多不同的定義。其一，經濟全球化乃是資本主義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展，“全球經濟實際上應被視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索羅斯，1998），“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真正的全球現象”，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本身的普遍化（伍德，1996）。其二，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網絡化的過程，全球化指的是世界中心區域的網絡化（比朔夫，1996）。其三，經濟全球化是國際貿易一體化（赫斯特、湯普森，1996）。值得注意的是，當代西方激進經濟學試圖用馬克思的思想觀點，從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關系，及當代社會的階級關系來闡述對未來世界經濟的看法。這些思想觀點對21世紀社會發展將產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激進經濟學對經濟全球化后果的評價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截然不同的是，激進經濟學對經濟全球化的后果持強烈的批評態度。（哈馬貝斯，1999、赫爾曼，1999）

    第一，經濟全球化給福利國家的福利制度帶來了危機。德國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認為，80年代以來，經合組織國家的發展趨勢出現逆轉：一是福利支出遭到削減，失業壓力加重，福利制度變得困難，放棄社會福利的國家妥協導致社會福利國家曾經抑制住的危機趨勢重新抬頭；二是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苦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加，經濟全球化導致一種“跨國性的”、打破國內貿易與對外貿易界限的世界經濟體系觀念，而這種世界經濟體系為民族國家的行動者規定了新的前景。三是跨國規模使即使最強大的主張行動者也變得依賴于市場，他們對市場框架條件的影響日益弱小。在全球化的經濟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單獨實行凱恩斯主義已行不通了。可以說，經濟全球化破壞了暫時實現了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第二，經濟全球化不可能超越民族國家。哈貝馬斯對經濟全球化“超越民族國家”的觀點提出詰問。他認為，由于世界政治體系──盡管擁有跨國的機構──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大量戰略行動者之間的國際關系支配，因而迄今從未達成易于實行的、明顯符合各有關政府共同利益的協議。各國政府要在世界經濟秩序的計劃上取得一致更為艱難。這種世界經濟秩序不僅要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彌補跨國性的市場流通，而且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盡管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苛求會導致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國家所承擔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跨國性的機構，但是，在跨國機構的層面上，尚缺少一種政治合作模式，以便把市場操縱的跨國流通所造成的、不受歡迎的社會后果和生態后果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內。雖然參加聯合國各機構的180個主權國家借助于一個龐大的機構網絡相互交織在一起，同時還有350個政府組織，正在履行經濟、社會和保障和平的職能，但是，他們過于弱小，不能作出有約束力的決策，也無法在經濟、社會保障或生態方面履行調節職能。

第三，全球化帶來了經濟的嚴重失敗。美國學者愛德華·赫爾曼對經濟全球化的后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赫爾曼認為，全球化已標志著產出率和生產率的大幅度下降而投資增加了。西方七國（美、英、法、意、德、加、日）的平均增長率從1971～1982年的0.4%提高到1983～1994年的4.6%。不鼓勵在新工廠和設備上的長期投資，而是鼓勵把錢花在舊機器的修修補補上，與此相伴的是大量實質性的金融活動──合并、股票的購買、金融調動和投機活動。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整個生產增長率從1960~1973年的3.3%下降到1973~1995年的0.8%，下降超過了75%；固定資產的投資大概從1959~1970年的6.1%下降到后來的3.1%左右，下降了一半。經合組織成員國每年GDP實際增長率從1959~1970年的4.8%下降到1971~1994年的2.8%，約下降了42%。盡管生產率增長減緩，但5%的社會上層家庭能從降低生產率和利潤中獲取大量的好處。因此，精英人物的收入和股票市場的股值快速增長。對全球大多數人來說，則收入差距在一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明顯拉大。在美國，盡管在1973~1995年之間生產率增長了35%，社會中層的實際平均工資率在最近幾年還是很低的。收入的不平衡上升到70年前的水平，就業不足、收入減少和工人增加對工作體制的“依靠”都在加強。世界上20%最富裕的國家與最貧窮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已經從1960年的30:1增長到1995年的82:1，并且第三世界在許多方面變得更糟。在過去的20多年里，70多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已經降低。30億人（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天的生活費在2美元以下，8億人營養不良。在第三世界，失業在蔓延，大眾的貧窮與有權有勢人的巨額財富的增長相伴而生，北方每年有750萬人在尋求收容或尋找工作。在金融領域，從8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到1994~1995年墨西哥的崩潰，再到亞洲危機，金融危機越來越有威脅。隨著私有化的增強和管制規定的減弱，不受控制的金融勢力與政府及管理機構的力量之間的矛盾增加，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也在持續擴大。

 第四，全球化是對民主的進攻。赫爾曼認為，近十年來的全球化決不是世界人民的民主選擇。首先，全球化的整個過程是受商業驅動，遵循商業的策略和技巧，最終達到商業的目的。就一些主要的推進全球化過程的行動而言，如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加入歐洲貨幣聯盟，公眾完全受制于帶著私欲的商業媒體的精英們的操縱。在美國，甚至在不斷宣傳之后，大多數民眾仍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是整個新聞媒體支持它，協定就通過了。在歐洲，歐元的推行就是有權勢的精英支持的結果。其次，由于商業機構花了大量的錢去喂養知識分子和思想庫，控制大眾媒體使他們的觀點盛行。全球的統一媒體如虎添翼地推進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抵制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使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難以實現。商界還發動了強大的攻勢限制政府為普通大眾服務。再次，在政黨選舉中起決定影響的也是商界的金錢，這使得選舉缺乏實質性民主，越來越多的選民不再參加大選。此外，商界還通過控制全球金融市場，用退出投資的威脅來回應服務于大眾的政治家和法律規范，使其接受商業巨子的政策主張。商界還極力爭取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牽頭的國際協議和政策行動，使這些協議和國際金融機構總是明確地采納那些跨國公司所希望的政策。

第五，全球化是對不發達國家的損害。全球化的提倡者認為，自由貿易是通向經濟增長之路，這種主張也被歷史經驗所駁倒。沒有一個國家，過去或現在，在沒有政府對弱小工業的的保護的情況下，能實現經濟持續騰飛和從經濟落后向現代化的轉變。跨國公司通過國際經濟組織取消了對不發達國家的保護措施，通過來自國外的更廣泛的接管對不發達國家產生威脅，把不發達國家完全整合成為外國經濟體系中有機體的分支，保存其依賴性和落后，以維護發達國家的利益。    

二、經濟全球化時代的階級斗爭

    國際勞工局1998年發表了羅伯特·基洛的《把握全球化的挑戰──一項工會議程》的工作報告，該報告對全球化給工人階級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了詳盡的分析（郭懋安，1999）。    

    一方面，全球化實際是世界范圍內的兩極分化。過去30年來世界多數地區進出口貿易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都在增長，但增長率大不相同。亞洲的增長率最高，從1960年的67%增至1992年的約100%；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作為一個地區整體，從1950年的約40%增至1992年的約58%；拉丁美洲的增長平緩；非洲在1950年至1992年期間實際是負增長，占世界貿易中的份額也從50年代中期的3%跌到1995年的1%。這種不平衡還表現為各個地區內部的貿易增長快于地區間貿易的增長，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及其他區域性貿易集團的成立更助長了這種趨勢。當前世界貿易的不平衡還表現在相對少數的企業占有相對大量的貿易額，跨國公司的母子公司之間的交易占全球貿易額的1/3。另外1/3則是在各跨國公司之間進行的。當前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估計超過2.5萬億美元，其中世界100家最大跨國公司占1/3。全球約有4萬家跨國公司，它們1992年的銷售額達5萬億美元，超過同期世界出口總值，但只雇用了全世界2%～3%的勞動力。90年代前半期的外國直接投資，投向東亞和中國的增加最快，增加額的80%以上投向中國，其余則主要投向9個亞洲、拉美、非洲國家和地區。世界最貧窮的47個國家只得到跨國公司投資總額的0.7%，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得到的外國直接投資在發展中國家所占的份額不斷減少。全球化正在拉大世界各國和各地區間的經濟差距。

   另一方面，全球化對工人階級產生了負面影響。工業化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也在發生重大結構性變化。如經濟及就業增長持續滯緩；技術革新快；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社會福利制度的變革；服務部門和非正規部門顯著擴張；非全日工、臨時工、在家上班等非傳統就業方式爆炸性發展；婦女勞動力比率上升；移民工人重要性加大；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加強等。這些變化的綜合作用對工會力量和工人階級利益產生了負面影響。此外，加上產品市場競爭加劇，資本市場自由化、貿易的擴大以及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等影響，當今工會和工人階級處境比二三十年前艱難得多。全球化鼓勵了雇主及一些政府更加敵視工會，甚至反對工會的傳統功能。如限制集體談判，盡量與工人簽訂個人勞動合同；擴大經理特權、單方面決定雇用條件等。經合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則鼓勵這種發展趨勢。許多國家還大力削弱工會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影響，甚至制造困難使工會難以生存，如嚴格限制工會的組織活動和經費來源等。

    工會受削弱的基本原因一是在經濟相互依賴加強的世界，工會對工資和雇用條件的競爭進行限制的機會減少。二是跨國公司在國內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強，這使勞資力量對比失衡加劇。當前出現了轉換生產場所的現象，即跨國公司將生產轉移到生產費用較低廉的發展中國家，或將生產任務承包給發展中國家的制造商。這同時也加強了資方的談判地位，迫使工會不得不同意降低勞動成本。在鋼鐵、紡織、服裝等行業中，全球化對于工人階級的消極影響尤為突出，而這些產業的工人恰好是工會運動的骨干力量。這些產業的競爭特別激烈，造成裁員、壓低工資的巨大壓力。現在有150個國家的紡織服裝企業雇用3 000萬工人，向只有30個國家的市場出口產品，因此，國家、企業和工人相互間的競爭空前激烈。紡織工業是產業革命的先驅產業，當年紡織工人在血汗工廠中勞動，倍受剝削，為自由貿易和資本謀取全球利潤作出了慘痛的犧牲。在20世紀的最后歲月，他們某些方面的勞動條件竟倒退到19世紀末相仿的地步。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紡織業的資本家都在踐踏本國的勞動法和國際勞工標準而不受懲罰。紡織業的狀況說明，經濟繁榮不會必然帶來勞動條件的改善。

    法國埃弗里大學教授約翰·彼爾迪羅對全球化條件下的西方企業內部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做了分析（約翰·彼爾迪羅，1996），指出馬克思當年在其著作中提出的階級斗爭在今天的西方企業仍然存在。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矛盾并未消失，故階級斗爭也存在。但如今是資本的力量占據優勢，掌握了階級斗爭的主動權，而工人階級處于被動防御的地位，而且工人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手段和活動范圍受到限制。階級斗爭新特點表現為兩方面。

    一方面表現為階級斗爭復雜化。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企業中的階級關系發生了變化，不僅出現了兩極分化，而且產生了人數眾多的難以界定的中間階層。在這種情況下，雇傭勞動者群體的階級意識便難以形成。工人群體的分層增多，職員人數擴張，管理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之間也失去了明確的界限。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也就變得復雜化。不同集團之間的聯合和沖突，有時可以看做資本和勞動之間階級斗爭的折射，有時又可以看做與勞資關系幾乎無關的行業集團利益之間的分歧與沖突。本世紀70年代發生的西方經濟危機，在許多方面都與1929年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相類似，但其影響和后果并不相同。人們在1975年時學會了駕馭貨幣與金融機制。為了應付這場戰后資本主義經過了近30年的繁榮后突然來臨的深刻危機，西方企業主們大致采取了四種措施：一是盡量開辟新市場，也就是今天的經濟全球化。二是打破西方各國多年來形成的企業競爭規則，實行非規范化操作，其中就業的非規范化起了重要作用。三是為了降低企業經營管理費用，企業盡可能采取“按需生產”的方式，而“按需生產”，就必然大量裁員，對在職工人采取“靈活就業”的方式。四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企業必須提高投資效益，改善產品質量，在資金和勞力的使用上實行合理化。這意味著必須盡量延長工人每天用于生產產品附加值的那部份生產時間，從而減少工人們的無效消耗。也就是說，加強勞動強度和加快勞動節奏。

    以上四個措施，除第一個措施外，其他三個措施主要都是針對操作工人的。實際上，企業主把解決資本積累危機的部份負擔轉移到了工人階級身上。為了實施以上措施，企業主們集中力量推出了“滿負荷流水制”的生產模式。這種新生產模式，從資本的觀點出發，就是要求生產資料始終處于運動狀態，相應地，人事生產產品的人力也就同樣必須隨著生產資料的運轉而處于不停地運動中。這就把以前福特“流水生產線”擴大運用到全部生產過程。為了配合“滿負荷流水制”的實施，企業主還提出了“全面質量管理”、“產量持久穩定保證”、“全社會技術改良體制”等一整套地系列化管理辦法，以及吸引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的嘗試。企業主在“以人為本”的口號下，進一步加重了對工人的剝削。

    另一方面是工會的處境艱難。在當今西方世界，作為工人利益維護者的工會處境艱難。一是因為工會的組織力普遍下降。如今的西方工會以不同行業和階層為基礎構建，由于白領群體日益擴大，使得真正的產業工人組織力量日益削弱。二是由于二戰后西方國家普遍實施的工資統一集體談判制度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企業工資談判制，甚至是個人工資談判方式，以至使工人的經濟利益缺乏團體力量的保障。三是今天西方企業中處于生產關鍵部位的是一批高素質的管理和技術人員，這批人員受到企業資方的特殊待遇。他們的工資穩定，工資收入高于平均收入，這些人員參加工會的會員率普遍很低。此外，在企業中占大多數的一般人員則素質較低，由于實行小批量、多品種的生產方式使內部勞動組織結構經常變化，他們一般都是合同工、臨時工，因而其工會組織能力也不高。

    由于工會組織能力不高，工資集體談判制度又遭破壞，西方國家的工會地位就日益低落。值得一提的是西方跨國公司“血汗工廠”現象。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跨國公司在勞動力廉價的國家和地區建廠而不斷獲得豐厚利潤，這是與他們“血汗工廠”對工人加強剝削有直接關系。1999年2月27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發表的題為《血汗工廠里的斗爭》對此作了披露。據設在香港九龍的亞洲監督中心報告顯示：一些制造迪斯尼產品的工人每天被迫工作16個小時，一周工作7天，而且幾乎拿不到加班費。在有關與中國玩具市場的報告中，受到批判的12家工廠中有4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制造商瑪特爾公司的下級分包商。以制作“血汗工廠的芭比”（美國絹人玩具）而聞名的生產線以惡劣的生產條件而著稱于世：工時長、報酬低、對工人的違紀行為課以重罰，等等。跨國公司一些工廠的工作條件與第一世界的標準相比惡劣得驚人。    

三、全球化時代的第三世界

    經濟全球化對加速世界競爭和世界范圍內的生產力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經濟全球化是以發達國家為領導的，在增進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同時對不發達國家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與發達國家的收益來比，不發達國家接受了更多的負面影響。有人認為全球化是正在擴展而遍及整個地球的西方市場的帝國主義化過程。全球化是對西方經濟行為大規模摹仿的結果，“是美國激發的一場取消全球經濟管制的運動”（國際先驅論壇報，1997）。當代西方激進經濟學家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剝削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第一，第三世界國力削弱。由第三世界國家組成的15國集團領導人1998年在開羅的一次會議中指出：在推行所謂自由貿易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工業化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他們的利益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點是削弱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世界最大的100個經濟單位中，51個是企業，49個是國家。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90%GDP低于跨國公司的銷售額。而CDP高于跨國公司銷售總額的國家均屬西方發達國家，西方國家是跨國公司的主體。1990年世界500強中，美、歐、日即占405家。1997年世界500強中，西方占99%。1998年前20強中，美國就有14個。任何一個主要跨國公司的控制權都被牢固地掌握在某一國家的資本家手里。當今的美國，正如一家日本雜志所說，“是由財政部、華爾街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成的一個集合體或曰經濟復合體來操縱國家的政務的”。（傅佑，1999）美國人承認，“國際組織本身已成為全球化的工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作用就是強制實行解除管制、管理貨幣的波動、強迫第三世界經濟服從于償還國債的絕對命令”（阿蘭·伯努瓦，1996）。日本作者大前研一的文章題目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非是戴上了假面具的美國“占領軍”》。由于西方在經濟、軍事、科技、金融等方面占絕對優勢，在這樣的全球化和國際經濟秩序中，所謂削弱國家職能，就是削弱第三世界國家干預西方資本自由流動、保障本國主權和民族獨立的職能。   

第二，自然生態的破壞給第三世界帶來巨大災難。當前，西方以占世界20%的人口消費著世界80%的資源，繼續把生態破壞的主要負面影響留給第三世界。其嚴重性伴隨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劇。按照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1998年10月1日的報告，從1970年到1995年，世界已失去近1/3的自然財富。人類的生產活動，對自然資源如糧食、魚類、木材和淡水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都給自然環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由西方國家造成的壓力相當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兩倍半。英國《新政治家》發表《環境污染，窮人受害》的文章，說富人在舉行反對環境污染的抗議活動，而為污染所害的卻是窮人，“污染正在地球上最貧窮的人們中展開一場悄無聲息（且鮮為人知）的大屠殺”。第三世界在每年死于空氣污染的270萬人中占90%，有2 500萬人因農藥而中毒，500萬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幾乎所有城市幼兒患有對大腦有破壞作用的鉛濃縮癥。世界森林2%被毀，并正以每年1 600萬公頃（約為一個英國或半個德國的面積）的速度消亡。90年代造紙所消耗木材為50年代的兩倍。美國、日本、歐洲紙制品消費占世界2/3，所用木材幾乎全部來自第三世界（傅佑，1999）。

第三，制造和加劇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墨西哥一家報紙指出，西方資本主義上個世紀靠侵略和瓜分地盤創造繁榮，本世紀以來靠戰爭創造繁榮，現在，“像餓狼一樣拼命地利用剩余價值來積累資金”。（傅佑，1999）美國《政治經濟信息評論》雜志連續發表文章，指出特別是從90年代以來，美國實物經濟、人均物質生產和消費明顯衰退，金融衍生物這一新的投資方式惡性膨脹。1990年，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為5萬億美元，1993年為15萬億美元，1994年為45萬億美元。國際壟斷資本遠離物質生產過程，越來越使資本主義世界成為瘋狂的大賭場，使金融癌癥通過所謂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的渠道在全球傳播和蔓延。1998年世界經濟增幅下滑，但是全球金融資產總額卻上升30%，外匯交易同貿易額的比率也從80年代初的10:1上升到60:1。1997年夏季爆發的金融危機是近年以來第一次遍及第三世界各大洲的金融危機。根據保守的估計，截至1998年11月，亞洲金融危機國家和地區50%以上經濟化為烏有的另一方面，是1 000多億美元轉入美國。這種金融危機是西方全球化的一個杰作。正如一個美國學者所說，“這種突如其來的危險是由美國以及我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門徒制訂的極端自由市場準則造成的”。加拿大的一位政治學教授指出，“引發亞洲危機的罪人──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華爾街、美國常青藤同盟大學的人，以及大型企業的經營者和北美的一些政府高級官員。”（傅佑，1999）

第四，西方和第三世界教育、科技差距擴大。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1995年居民每10萬人在高等學校就讀學生的數目，世界平均為1 434人，西方國家為     4 110人，欠發達國家為824人，最不發達國家為296人。就同齡青年（指年齡在高中畢業后五年后的青年）進入高等學校的總入學率來說，1995年世界平均為16.25%，西方國家為59.6%，欠發達國家為8.8%，最不發達國家為3.25%。正是對第三世界的知識和技術霸權主義維系并擴張著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上的優勢。隨著計算機和因特網的發展，美國提出“網上一代”將主宰未來。這種“網上一代”的形成，不僅將使美國而且將使世界的兩極分化空前加劇。

    第五，全球范圍勞動力貶值，第三世界深受其害。一位新西蘭學者寫道，全球化的成本大量轉嫁給勞動者尤其是第三世界勞動者。殘酷競爭中降低成本變為擴大事業和削減工資，“對全球市場份額的爭奪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勞動的貶值”，“公司正在不斷增加其利潤，而工人則在喪失其生存基礎”。兩位德國作者的暢銷書《全球化的陷阱》有一節標題就是“用付給一個瑞士人的錢，可以雇3個印度人”。該書詳盡分析了所謂印度軟件的發展，不過是西方公司在那里只付低工資。然而西方公司已經在瞄準俄羅斯、東歐而后亞洲“工資開支低得不能再低的國家和地區。”

    第六，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第三世界國家相互之間，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地區、部門、階級之間貧富差距拉大。世界銀行1998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材料，美國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財產凈值510億美元，相當于烏克蘭1997年5 000萬人口的國民生產總值（524億美元），蓋茨等美國四大富豪的財產凈值1 530億美元，相當于巴基斯坦和菲律賓兩國1997年2.1億人口的國民生產總值（傅佑，1999）。

    美國開發銀行1998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承認：平均來說，拉丁美洲國家的國民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據說墨西哥屬于得到全球化甜頭的第三世界國家。按該國家統計局的數字，貧困家庭占64.12%，富人更富的同時平民的收益卻在下降，差距進一步拉大。巴西勞工部長安德列·烏拉尼承認，他的國家并不窮，但是在財富分配上出現了世界最不平等的現象，只要給占人口1%的富人增稅10%，并把增稅部份分給窮人，就會減少這種現象。阿根廷一家報紙說，90年代拉丁美洲經濟有所增長，“然而不平等卻讓人非常掃興”，“社會不平等使目前的經濟動蕩給拉美政府造成了極大危險。”（傅佑，1999）

    第七，第三世界的依附性加強。在西方的導演和脅迫下，非洲私有化浪潮使600多家國營企業將近半數轉入私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包括金融、能源、電訊、交通等部門大多落入西方人之手。在拉美，從1990年到1996年，西方跨國公司搶占了57.3%的生產銷售份額，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的子公司年平均銷售額比拉美自己最大100家企業平均銷售額多5.34億美元。電信業被看做國家經濟發展的“命脈”。1998年7月，西方一次性乾凈、徹底、全面瓜分和殲滅巴西電信產業。接著是巴西圣保羅電力公司、巴西國際石油公司、南里奧格蘭德電訊公司和巴西雷亞爾銀行的拍賣。阿根廷80%以上國有企業被外資收購，外債高達1 200     億美元，每年僅還本付息即需180億美元。銀行90%的股份私有化之后，還出售布宜諾斯艾利斯和科爾瓦多的核電站及郵政部門。秘魯的14家電力公司、薩爾瓦多的全國電信局和燈具公司、危地馬拉和厄瓜多爾的電信公司都要出售。由于金融危機，美元正在大舉進入亞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牽頭，注入1 000多億美元的貸款進行援助。1988年11月發表的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說，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呈上升趨勢，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國家仿佛“火災后受災物資大拍賣”，“鼓勵外國在亞洲投資的因素包括廉價資產”。

第八，美國文化滲透第三世界。美國《讀者文摘》48種國際版的發行量為     2 800萬份，《大都會》有36個外國版本，總發行量為720萬份。該報援引美國商務部的數據說，1996年美國軟件和娛樂產品世界市場銷售額602億美元，超過其他任何行業。“這些統計數字表明，自從1991年蘇聯的解體使世界各地的市場向美國開放以來，美國知識產權的出口額上升了近94%，這還不包括每年由于盜版而造成的不計其數的損失”。（傅佑，1999）美國文化霸權主義不僅在第三世界國家，而且在其他西方國家，都已引起關注和不安。作為美國世界戰略的一個環節和步驟，它著意在全球特別是在第三世界普遍制造對美國的迷戀、敬仰、崇拜和徹頭徹尾的奴性。

四、啟示與結論

    激進經濟學對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是一個警示。經濟全球化是建立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主體的情況下產生的，全球化所要求的國際經濟組織和制度規范，主要是有利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全球化本身對不發達國家存在負面影響，全球貧富不公的現象是客觀存在的。在一個由富者制定規則的體制里，貧窮者的數目在增加，發展速度也越來越不平衡。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警惕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經濟全球化不應是帝國主義化。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的壟斷和殖民侵略，表現為典型的帝國主義特徵。當今時代，激進經濟學將發達國家的國家壟斷仍視為帝國主義性質，也有人將經濟全球化看做是帝國主義化。全球化是發達國家對不發達國家的掠奪，全球化是不發達國家的陷阱。應該看到，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對世界經濟的壟斷行為是明顯存在的，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國際經濟秩序也越來越規范化，發展中國家也要積極介入，參與制定國際反壟斷條款，規制國際經濟章程，建立國際經濟秩序。防止和消除經濟全球化中的帝國主義現象。

    其次，經濟全球化不應是資本主義化。一般說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已經占有了有利地位。他們是國際經濟組織的發起國和經濟協議的締約國，國際經濟的一系列優惠待遇，他們已經享受。在經濟發展格局上，他們已經把不發達國家遠遠拋在后面。有人認為，經濟一體化就是世界各國都接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形成的經濟框架，接受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規范。應該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實際是以經濟實力說話，經濟制度因素固然有意義，但各國最基本的是自己國家的利益。而不同性質的國家加入國際經濟一體化后，也只能通過發展自身來贏得經濟政治地位。發展中國家只有躋身于國際經濟一體化，在國際經濟對話中，取得強有力的發言權，才有能力保護自己和發展自己，打破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統治地位。

    人類剛剛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如何正確看待經濟全球化呢？激進經濟學的全球化理論在認識這一問題上，雖然有許多合理之處，但顯然過于消極。客觀評價經濟全球化現象，可以概括以下幾點。

    首先，經濟全球化是知識經濟化。在當今時代，以科學技術為特徵的知識經濟在經濟活動和經濟成果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知識經濟帶來了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對象的擴張和生產主體勞動者的智能化。總之，帶來了勞動生產率的極大提高。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經濟活動中，知識勞動成為主要的勞動形式，市場競爭靠的是知識競爭，而科學發明、技術創新又迅速轉入生產應用，其發展迅速和傳播速度之快，是以往任何時代都不能比擬的。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科學技術在迅猛發展并推動經濟發展。

    其次，經濟全球化是信息化、網絡化。經濟全球化時代，隨著信息科學和信息產業的發展，全球聯系越來越緊密，越來越便捷。網絡已經將世界聯為一體，“地球村”顯得越來越小，信息發布只要在瞬間就能完成。借助于信息技術和網絡，極大地方便了國際經濟活動。如今，電子商務也將成為新型的流通工具，迅速占領市場。信息化和網絡化節約了生產和交易成本，提高了經濟效率。

    再次，經濟全球化是國際經濟一體化。在當今的國際經濟活動中，國際經濟分工越來越專業化，國際資源配置也越來越合理化，資本在國際間流動，商品在國際間交易，勞動力在國際間組織，技術在國際間轉讓，信息在國際間傳播，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增加了各國的比較利益。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表明市場主體日益國際化。

    第四，經濟全球化是金融國際化。經濟全球化的最突出表現是金融國際化，體現在貨幣國際化，資本全球化，金融組織是金融制度國際化，規范化。金融市場的活躍帶動了全球經濟的興旺。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是最早最大規模的國際組織。當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歐元、美元、日元在全球的競爭，還有前幾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都是金融國際化的表現。

第五，經濟全球化是國際市場一體化。早在一百多年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經濟就沖破民族界限，就形成了商品經濟的世界市場。在列寧時代，曾經將帝國主義的商品輸出作為帶動資本輸出的條件。在今天日益開放的國際市場環境下，各國企業競相加入市場競爭，跨國公司成為國際市場的主要角色。以進出口貿易為特徵的國際市場越來越廣泛，進出口貿易在各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擴大。各國只有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節約生產成本，發展社會生產力，才能獲得比較經濟利益。

第六，經濟全球化與國際政治、軍事相關聯。經濟全球化也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現象，它反映了國際政治和軍事的發展變化。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區域化是并存的，而且又是國際經濟政治的產物，如歐共體的形成，歐元的產生，既是經濟活動和經濟利益關系的產物，也是國際政治關系的產物。同時還應看到，一個國家只有在經濟上實力強大，才有可能增強綜合實力，進而在國際政治和軍事上有較強的發言權。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加入國際經濟一體化后，可以享受到其利益，在國際生產活動中獲取比較利益。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自身條件也不盡完善，在開放市場后，國內市場受到進口商品的沖擊，也會使民族經濟遭到沖擊。例如，在過去十多年里，亞洲之所以能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就是因為許多國家和地區實行了開放政策，從全球金融、經濟、貿易活動中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遇與資金。而在兩年多以前，正當亞洲經濟繼續以較快的速度發展時，突然遇到了金融危機的襲擊。這里暴露了亞洲一些國家在金融、經濟體制不適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在利用外資發展經濟時，既沒有注意控制外債規模，也未設法避免短期資本大進大出的風險；在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同時，沒有注意到消化、吸收和提高本國的科技水平；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僅求一時的發展速度，忽視培養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大潮面前，既有發展機遇，又有嚴峻挑戰。在經濟全球化來臨之時，應以積極的態度迎接挑戰。

首先，要正確面對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給我們帶來了機遇。知識經濟時代的特點是教育科學文化突破一國的界限，迅速在全球傳播，這給我們的科學技術發展帶來了機遇。又如信息化、網絡化極大地縮小了全球的時空，帶來了經濟信息的傳播和交流的極大方便。國際貿易一體化，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們將享受到國際貿易的一系列優惠待遇，允許進口關稅和平均稅率可以高于發達國家，發達國家關稅稅率為4%，而發展中國家可達到14%。發展中國家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可以繼續享受未加入世貿組織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單方面關稅優惠。允許發展中國家完成與世貿組織的接軌時間長于發達國家。允許世貿組織有一些例外原則，比如傾銷，發展中國家出口低于國內市場價格不到一定標準，就不叫傾銷。又如投資，發展中國家可以按本國經濟發展需要對外資利用方向、利用比例加以規定。還可以在世貿組織得到援助，特別是在人才培訓方面的援助。充份用足用好優惠待遇，從而提高我國國民生產總值。

其次，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在國際經濟一體化潮流面前，回避經濟全球化是不明智的。歷史的經驗也已經證明，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經濟之外，必然會落后。當前，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途徑就是盡快加入WTO。為了在加入世貿組織后能和國際經濟接軌，我們要制定相應的經濟發展戰略，包括產業發展戰略、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外貿發展戰略。實行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要盡快熟悉和掌握世貿組織的規則，最大限度地把我國享受的權利轉為推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利益。認真對待加入世貿組織后帶來的挑戰，變壓力為動力，提高我國的企業管理水平，推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各行業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高有關產業和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再次，在經濟全球化中發展民族經濟。有人認為，經濟全球化必須破除狹隘的民族界限，將世界各民族的利益聯為一體。其實這是非常天真的。在有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民族利益不可能消亡。在國際社會上，各國都在保護和謀求自己的利益。美國就處處以維護美國利益為由在國際事務中我行我素。因此，我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應旗幟鮮明地爭取自身的經濟利益，合理合法地維護自己民族利益。歷史的經驗證明，只有自己民族的經濟實力強大了，在經濟全球化中才不會仰人鼻息，在國際社會中才有地位，在國際事務中才能發揮作用。

第四，在經濟全球化中保持社會主義的獨立性。我們千萬不可認為，在經濟全球化中沒有姓“社”姓“資”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性是截然不同的，我們既要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體系中去，與其他國家，包括不同所有制的國家在經濟活動中互惠互利；同時，又要保持社會主義的獨立性，我們要以國家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為重，我們的國際經濟活動要以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來衡量，要以提高我國人民的社會福利為出發點。最為重要的是不以放棄獨立性換取一時的利益，不接受歧視性條約。為確保我國的基本利益，在復關和加入世貿組織的判斷中，我們始終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我國政府在對外開發過程中的主導權，堅持開發市場的循序漸進，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等。

最后，在經濟全球化中增強社會主義的整體實力。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只能在經濟全球化中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自我發展，靠增強自身經濟實力，來顯示自身的優勢。既要認識到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積極影響，也要看到對發展中國家的消極因素，要盡量把消極影響控制在極小的范圍內。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必須在經濟全球化中搶占制高點。社會主義的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要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爭取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中更大的發言權，發達國家有義務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獲取信息、知識和技術，警惕大國跨國公司的國際壟斷，還必須使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同步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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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與現代資本主義　　

何自力

20 世紀80 年代，世界經濟發展出現了一個新情況，這就是全球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緊密聯系在一起，世界各國從未象現在這樣切實地感覺到彼此的相互依賴和相互依存，各國的聯系是如此的密切，以至于一個國家經濟出現問題，立刻就會影響到世界經濟的整體運作。作為對這樣一種現象進行描述的概念，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本文擬著重分析經濟全球化的含義、表現及成因，深人揭示經濟全球化的后果和實質，以期深化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

一、經濟全球化的表現和成因

（一）經濟全球化的含義及表現

對經濟全球化的含義，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解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三：一是經合組織（OECD ）首席經濟學家奧斯特雷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流動，實現資源最佳配置的過程。二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 MF ）對經濟全球化的定義：“跨國商品及服務貿易與國際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 lj 。三是法國學者雅克阿達的觀點，他認為經濟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世界的支配和控制。盡管這些觀點對經濟全球化含義的表述存在一定差異，但基本點還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強調了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的客觀事實。基于上述觀點，結合對經濟全球化的表現的認識，筆者認為，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在生產高度社會化基礎上各國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經濟全球化的主要表現是：

( l ）生產的全球化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以分工和協作的方式進行的，市場則起著分工媒介的作用。分工深化的程度反映著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傳統的國際分工是一種垂直型分工，即國家之間的勞動分工按照不同的產業進行，其主要特征是西方發達國家主要從事工業制成品生產，而發展中國家主要從事農產品生產和采掘業活動，然后發達國家拿工業制成品與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和原材料（煤、木材、礦石等）初級產品進行交換。垂直型國際分工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落后的農業國從事農業生產及初級產品的生產，先進的工業國從事工業制成品生產，由此形成國際分工合作體系，其特點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的生產分別屬于兩個不同產業。第二階段是發展中國家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發達國家從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從而在同一產業的不同部門間形成垂直型國際分工，如玩具、鞋帽等生產屬于加工制造業，它同汽車、電子等同屬第二產業，但前者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后者則是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垂直型國際分工雖然使世界各國經濟聯系在一起，彼此相互依賴、相互依存，但是，在這種依賴關系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是不對稱的，也就是說，由于作為分工基礎的產業本身在產業發展順序中的重要程度不同，使得不同國家在分工鏈條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存在很大差異。從事加工制造業和技術及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達國家往往對從事農業和采掘業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中國家形成優勢并構成控制。再者，垂直型是以生產要素的相對凝固為前提，流動的只是商品，因而無法實現各國經濟的融和，經濟一體化程度處于較低層次，不可能構成經濟全球化的基礎。 水平型國際分工則是高層次的生產專業化形式，其主要特點是分工在同一產業的同一部門之內，按照產品生產的不同工藝環節，或按照產品零部件或按照產品型號進行。這種分工以資本、技術、勞動、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為前提，以跨國界組織生產為核心，以全球化生產體系的形成和建立為標志，它使世界各國的生產活動不再孤立地進行，而是成為全球生產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美國波音“747 ”噴氣式飛機，共有45 。萬個零部件，它們由分布在8 個國家的1 100 個大型企業和15 00 。個中小企業協作生產，最后由美國組裝而成。

美國“朋蒂亞克· 萊曼”牌小汽車，在德國設計，由澳大利亞制造發動機，美國、加拿大合作生產變壓器，日本生產車身薄板，新加坡提供無線電設備，而韓國供應電器設備和輪胎，是名副其實的“萬國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水平型國際分工的形成為生產全球化奠定了基礎，為每個國家平等地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提供了機會和條件，也為經濟落后國家追趕發達國家顯現了機遇。國際水平分工使各國成為生產的一部分，成為商品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整個地球儼然是一個大工廠。

( 2 ）貿易的全球化貿易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國際貿易迅速擴大，服務貿易發展迅速，參與貿易的國家急劇增加。國際貿易迅速擴大的標志是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1990 一1995 年，世界貿易出口量年均增長率為6 % ，同期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 % ，世界服務貿易額1985 年僅為3 809 億美元，1995 年急增至1230 。億美元，在國際大貿易（商品和服務）中的比重從16 . 3 ％躍升到18 . 8 ％。1998 年，全世界的商品出口總額為54148 億美元，按現價計算．比1950 年增加了100 多倍。此外，在1950 年還可忽略不計的服務貿易，到1998 年已增至13263 億美元。1998 年的商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占該年世界GDP 總額288 622 億美元的23 . 4 % ，這意味著世界各國每年平均有近1 / 4 的GDP 不經過國際貿易就無法實現。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從沒有像今天這么緊密。一個包括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的一體化貿易體系即將建立，沒有歧視和強硬貿易保護主義的全球市場將形成，一句話，貿易的全球化正在成為現實。

( 3 ）金融的全球化基于生產和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也在大大加快。首先，國際債券市場融資規模迅速擴大。1973 年，包括銀行貸款、票據融資和債券發行在內的國際融資額為622 億美元，1979 年則為1 45 。億美元，增長了2 . 33 倍，年平均增長率為15 ％。進人八九十年代，這一勢頭仍然持續，1990 年與1996 年上述三項融資的規模分別達到4276 億美元與15139 億美元水平，年均增長率為23 . 5 叼。其次，國際股票市場和基金市場迅速發展。國際股票市場是一個新興的國際性，公司在全球范圍開展的生產和經營活動，相應地帶動了資本、技術、商品、人力、服務等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才極大地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

( 3 ）市場經濟體制成為各國的選擇經濟全球化賴以存在的資源配置機制是市場經濟。從80 年代初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擺脫經濟滯脹而不斷減弱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同時更加強調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90 年代以來，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紛紛放棄計劃經濟，轉而向市場經濟過渡。在國際社會，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民族國家對本國市場的控制大大放松，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成為時代潮流，同時世界各國均把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充分利用外國的資本、技術及其他資源以實現本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作為基本國策。所有這些都為國際資本的流動、國際貿易的擴大、國際生產的大規模進行提供了適宜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條件，從而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形成。

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和后果

（一）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但對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其影響的程度又有所不同。經濟全球化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是積極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發源地，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得的是大量的利益。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生產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社會分工得以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資源可以在更大范圍內追求最優配置，這可以帶來巨大的分工利益。但對于目前的經濟全球化來說，全球經濟仍處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主導地位的狀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擁有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完備的宏觀調控體系，同時，國際通行的制度和慣例是由它們主導的，國際規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其國內規則的特點。這樣，當這些國家的政府、企業或其他經濟主體在不同市場上開展活動時，就不會面臨規則的沖突及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它們也可以利用在國內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措施來應對國際市場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提高競爭力。

目前，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已經開始從工業經濟走向知識經濟，新興的金融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其主導產業。發達國家可以利用由其主導的世貿規則，打開別國的金融市場、服務市場等，憑借其壟斷性競爭優勢擴展市場份額，從而獲取更大收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往往把貿易自由化和公平競爭作為制定規則的基本原則，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是極不對稱的，它們作為不同的市場主體，在進人市場以前的資源察賦差異極大。從這種不對等的實力狀況出發，在市場上進行自由貿易和所謂的“公平競爭”，其結果只能是弱肉強食，導致事實上的不自由和不公平。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也有積極的影響。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資源在全球加速流動，為發展中國家彌補國內資源的不足提供了機會。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對外轉移過剩資本和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中國家利用這一機會吸引資本、技術，接手外來的產業，加快國內工業化的完成。外來的資本、技術有助于改善國內的資源供給結構，使得勞動力資源的優勢得以充分發揮。此外，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收人較低，市場容量相對較小，經濟全球化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契機，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不斷擴大的國際市場解決產品銷售問題，以對外貿易帶動整個經濟的發展。但是，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在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經濟地位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目前的國際經濟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發達國家政策協調的結果，大多數的國際規則都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利，或者干脆就由發達國家制定出來而要求發展中國家接受和服從的。如在國際貿易規則中加進環境和勞工條款，借口發展中國家不顧環境污染，限制其產品進人本國，揚言發展中國家不使用“人道主義”的勞工標準就要遭到報復；在國際組織中迫使發展中國家承擔超越自己水平和能力的責任等。可以說，在公平的旗號下實行不合理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借執行國際規則之名行維護自身利益之實，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得以在經濟上長期控制、剝削發展中國家。

（二）經濟全球化的后果

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和擴大，不但改變著各國經濟活動的方式和范圍，也在改變著各國控制自己經濟活動的手段和方法。但是，也應該看到，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進程，它在帶給當代世界積極變化的同時，其迅速發展又不可避免地伴隨和產生了一系列嚴重問題，這主要表現在：第一，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變成一種跨國公司主導的過程產業結構是一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和主體，一國經濟的競爭力，從根本卜講，取決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因此，為了增強經濟競爭力，各國都十分重視調整產業結構，以實現產業結構的協調和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可以說，產業結構調整一直是一種帶有濃厚民族國家色彩的經濟活動。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已不再純粹是個別國家的事情了。實際情形是，隨著跨國公司的大舉進入及企業跨國經營活動的開展，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已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跨國公司的影響，相應地，產業結構的調整超出民族國家的界限，成為立足于全球的世界性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積極主動地利用外國直接投資，使之服務于本國產業結構調整，這有助于增強本國經濟的安全度，提高國際競爭力。但是，如果政策運用不得當，任憑本國產業遭受跨國公司的激烈沖擊，則會使本國經濟的獨立性受到損害，進而影響國家的經濟安全。

第二，經濟全球化使國家經濟主權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國家主權是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的象征，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如今經濟全球化已沖破了國家界限，擺脫了國家疆域的束縛，原來完全為一國所獨立擁有的權利卻日益成為國際社會共同體擁有的權利，各國的經濟活動越來越多地遵循國際慣例和國際條例來運作。這樣一來，國家主權，特別是經濟主權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約，甚至是沖擊。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國家主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只是局部受到約束，而不是完全消亡，恰恰相反，國家主權是經濟獨立的根本保證。削弱乃至取消國家主權，既不符合當代世界各國所共同遵循的“主權至上”的原則，又會導致世界經濟秩序陷人混亂，阻礙各國經濟的正常發展。第三，“數字鴻溝”出現，國家間貧富差別擴大與經濟全球化直接相關的問題是全球經濟的兩極分化。由于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市場經濟的全球化，而在市場經濟體系中通行的是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法則，所以客觀上就存在著導致兩極分化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特點之一是數字信息技術的出現并在經濟生活領域中的廣泛運用。但是，發達國家以因特網技術為代表的數字信息技術的普及程度遠遠大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數字技術給投資者和技術擁有者帶來了巨額“數字紅利”，而與此同時，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卻與數字技術無緣，這就加劇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數字鴻溝”。

據統計，西方發達國家與低收人國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之比，198 。年為32 . 8 : 1 , 199 。年為51 . 3 , 1 , 1995 年又擴大到59 . 0 : 1 。世界上最富有的20 ％和最窮的20 ％的人的收人之比，1991 年為61 : 1 , 1995 年為81 : 1 。

目前世界上仍有30 億人，即占人類的一半生活在嚴重貧困之中。第四，“新經濟”與“舊經濟”相脫節，加劇了虛擬經濟與實質經濟的背離新經濟指建立在數字信息技術等基礎上的經濟，舊經濟指非信息的實質經濟或者建立在傳統產業基礎上的經濟。在新經濟條件下，高科技產業，包括電腦、通訊、網絡、生物工程等相關行業成為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產業，它們不但直接增加了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通過向傳統產業提供新技術而提升了傳統產業的生產力，進一步增加了社會財富。但是，“新”經濟在“舊”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規則中運作，它給人一種可以持續帶來滾滾財源的幻覺，其表現是高科技產業的股價一再高漲，這意味著高科技產業在通過創新改造舊經濟，形成一種面向全球市場的知識經濟的同時，又使其自身泡沫化，走向與實質經濟相脫節的道路，從而加劇了發達國家業已存在的虛擬經濟與實質經濟的失衡。

第五，環境退化與經濟全球化同步，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工業化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的追求目標，但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環境受到嚴重破壞。從表面仁看，發達國家已專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識產業，但實際L ，發達國家在過去200 年間的工業化過程中，已經嚴重地破壞了環境，現在第三世界成了工業制成品和資源密集實物產品的主要產地，同時也成為發達國家全球環境代價的主要承受者。當前，發達國家以僅占世界25 ％的人口，消費著全球能源總量的75 寫，排放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75 % ［引。同時發達國家還通過各種手段轉移污染。經濟全球化下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形成嚴峻挑戰。第六，經濟全球化存在著引發全球性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而市場經濟原本就具有二重性，它除了具有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效率的優點外，還具有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缺陷，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把市場經濟的優點和缺點也全球化了。在一國范圍內，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可以靠政府干預來糾正，而在全球范圍內，現在還缺乏這樣的調節機構和機制，這樣，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在全球范圍內就可能引發經濟波動，甚至危機肺j 。實際情況正是如此。1994 年墨西哥爆發金融危機，震動全世界，接著巴林銀行倒閉，1997 年7 月爆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接著1998 年俄羅斯、巴西又先后陷人金融危機。現在全球三分之一的經濟受到危機和衰退的困擾。這一切表明，一個缺乏有效防范和監控體制和機制的全球經濟，必然是危機四伏的。

三、經濟全球化的實質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重大趨勢之一它與當代資本主義息息相關。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全球化，其實質是資本主義關系的全球化，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個新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如果從18 世紀中期發生在英國的產業革命算起，至今已有兩個半世紀。在這個過程中，它經歷了若干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它逐步向經濟全球化階段過渡，到80 年代中期，進人了經濟全球化階段。當代世界經濟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在當前世界近30 萬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及近6 萬億的出口貿易中，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70 環以上；在世界6400 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 1998 年）中，它們占90 ％以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力量雄厚，高科技產業水平高，它們的跨國公司在世界生產和世界市場上占據巨大的優勢地位，它們在國際經濟組織中起著支配作用，國際經濟關系的各種規則基本上是由它們制定的。

其次，經濟全球化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反映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空前密切，它們之間的相互依賴大大加強，在這個一體化的全球經濟體系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都離不開誰。但是，在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全球經濟中，又充滿了矛盾和競爭。這是資本的本性所決定的。資本的本性是不斷地增值，追逐最大利潤。在這種強烈欲望的驅使下，資本的對外擴張大大加強。經濟全球化，為資本的全球擴張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機，而這又使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擴大到全球。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個基本矛盾在全球化經濟中取得了不同的表現形式：各國經濟的可調節性與全球經濟的無計劃性之間的矛盾、跨國公司的嚴密組織和科學管理與世界市場的盲目擴張和無序運行之間的矛盾、全球生產能力的無限擴大趨勢與世界市場容量有限之間的矛盾等。這些矛盾的尖銳化，導致全球經濟總量和結構及世界經濟各部門、各領域之間的失調，進而導致全球經濟的起伏不定、動蕩和危機。最后，經濟全球化使貧富差別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要求各國間加強經濟協調和合作，從而緩解經濟發展中的重重困難；經濟全球化也意味著有可能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有效的配置，有利于各國經濟實現優勢互補，實現全球范圍的專業化協作，有利于各國發揮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速度經濟的優勢。

總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全球經濟和各國經濟都有可能獲得更大的發展。但是，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并不相同，不同國家的經濟實力也存在巨大差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強大，在世界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它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可以獲得最大利益。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競爭力較弱，它們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的利益則非常有限。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和眾多貧困人口的存在，也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現象，是資本積累規律起作用的必然結果。

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化，這固然表明了資本主義制度還具有進一步釋放生產力的潛力，以及依然具有較強的自我調節和適應能力。但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了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既是充滿機遇和活力的過程，同時又是充滿矛盾和沖突的過程，如果說在各國經濟的聯系還不夠密切時，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的經濟危機的影響還僅限于個別國家或局部地區，那么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危機和沖突則具有世界性意義。一個缺乏有效國際合作和協調的全球化經濟，必然是一個危機四伏的經濟，它無疑是對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嚴峻挑戰。

上述分析表明，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國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經濟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所有國家都可能從中獲得機會和利益的經濟融合過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它使世界經濟充滿了活力，也為各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但是經濟全球化也是各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國家間的強弱分化更加深化，資本主義秩序擴展到全世界的過程。經濟全球化無疑擴大和加快了信息的交流，有力地推動了科技的進步，極大地增加了全球財富的產出。但是，同時它也進一步擴大了各國及區域集團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拉大了國家間和區域集團間的貧富差距，客觀上增大了它們之間發生矛盾和沖突的可能性。現階段經濟全球化發展水平與國際合作和協調水平呈現出嚴峻的不對稱，一個健全、有效的國際經濟調節機制還遠遠沒有形成，這就使全人類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邊緣：一旦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某個環節發生斷裂，勢必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整個全球經濟都會因此陷人空前的危機之中。因此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資本主義正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及我國的策略選擇　　

馬艷  霍艷斌

一、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理論研究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各國在貿易、投資、技術、金融領域的交往與合作日益密切，世界經濟開始出現全球化的趨勢。進入90年代后，在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經濟全球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與經濟全球化日益發展的實踐相對應，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關于全球化的理論研究也在不斷深化，回顧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關于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原因或推動力量

事實上，馬克思在150多年前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闡述，只是當時還沒有使用經濟全球化這一概念。在《資本論》第四卷中，馬克思論述道：“只有對外貿易，只有市場發展為世界市場，才使貨幣發展成為世界貨幣，抽象勞動發展成為社會勞動。……資本主義生產建立在價值上，或者說，建立在包含在產品中的作為社會勞動的勞動發展上。但是，這一點只有在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因此，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1]馬克思在1848年指出：“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促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經營，到處落戶，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場，這就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馬克思又在1857指出：“資本……要力求摧毀交往及交換得以進行的地方限制，爭奪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2]。列寧也曾指出：“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他們只會把資本輸到國外去，輸到落后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在這些落后的國家里，利潤通常都是很高的。”[3]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這些論述，說明了資本在全世界范圍內榨取利潤的沖動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最原始的動力。

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的時代，盡管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有所加強，資本主義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擴張，但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當時世界經濟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全球化的概念才被正式提出，以后逐漸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關于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原因，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美國學者卡爾•海因茨•巴奎(K.H.Bagui)認為，運輸成本的降低使得世界在經濟意義上大為縮小，這為各家企業和整個的工業部門開辟了越來越多的機會，使它們創造價值的生產鏈條根據經濟效益標準從空間上被分割開來，而且擴大到世界范圍。[4]中國學者程恩富認為，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推動力量主要有四點：一是知識經濟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降低了國際經濟交往的成本；二是多元行為主體尤其是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的業務擴展；三是市場經濟體制稱為溝通世界各國的橋梁；四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全球化的推動。[5]除了程恩富提出的幾點原因外，還有學者認為，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興起和國際經濟組織的建立和發展也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是經濟運行最根本的機制，放松管制能刺激競爭，減少國家干預，就能克服滯脹。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西方國家紛紛放棄了對金融資本的管制，國際資本開始自由流動，企業擴大對外投資，開始跨國經營，把經濟全球化推向新高潮。”[6]另外，二戰后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關稅貿易總協定（現為世界貿易組織）“制定國際貨幣、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的統一規則，對成員國經貿活動進行協調，它們制定的超國家、超制度、超意識形態的國際規則，對世界經濟的運行有著規范作用，對各國的經濟行為有著約束作用，為經濟全球化奠定了組織基礎和法律框架。”[7]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經濟全球化的成因和促進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國際分工深化和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的需要；二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和市場機制的作用；三是現代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生產力的巨大進步，認為這是經濟全球化產生和發展的最重要原因；四是國際經濟組織大力推進金融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

2、關于經濟全球化的本質

在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看來，經濟全球化并非象西方國家的許多學者鼓吹的那樣，是對所有參與國家有利的，他們透過經濟全球化的表面現象，深入分析其本質。俄羅斯經濟學家A·布茲加林指出，所謂全球化，不僅是各國和經濟日益加強的相互聯系，也是“市場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的新質。其實質在于，經濟、政治乃至于精神生活的統治權轉移給了“全球游戲人”，他們有能力直接或間接地對民族國家、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等）施加自己的影響。布茲加林所說的“全球游戲人”包括跨國公司、超國家的跨國機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以及軍事政治全球化機構北約以及一些民族國家（美國和其他八國集團的國家）。一方面，“全球游戲人”在經濟、軍事、政治方面最有實力的機構，壟斷著現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資源，如高新技術、現代教育、基礎和應用科學、高素質勞動力等。此外，跨國公司及其代表如北約、IMF、WTO等不僅是最有實力的游戲人，而且（在八國集團高官峰會上等）自己制訂“游戲規則”，自己做裁判。[8]中國學者吳易風指出，當前的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全球化，是西方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過程。吳易風認為，當今的全球化既是經濟全球化，也是技術全球化，還是“民主和人權”的全球化。西方發達國家通過經濟全球化推行新殖民主義，剝削和控制發展中國家。李琮認為，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固有矛盾也擴展到全世界，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擴張。

3、關于經濟全球化的后果

關于經濟全球化給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帶來的后果，是研究經濟全球化問題的學者們最為關注也是論述最多的問題。德國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認為經濟全球化導致了福利國家的終結，這是因為，在全球化的經濟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單獨實行凱恩斯主義”已行不通了。“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采取有害于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消減’政策。”“只有把民主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9]美國學者愛德華•斯•赫爾曼認為，經濟全球化帶來了對生產力的破壞、社會的災難和對穩定的威脅。赫爾曼援引經濟增長數據說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失敗是嚴重的，“全球化已標志著產出率和生產率的大幅度下降而投資增加了。”[10]美國學者大衛·M·科茲認為，經濟全球化妨礙了資本在快速積累時期重構國家的可能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結構方面；另一個是階級關系方面。結構方面體現在全球的互相依賴性的增加限制了單個國家調節資本的能力的趨勢。在階級方面，由于資本家能夠利用資本抽逃和（或者）進口競爭的手段來離間不同國家的勞動階級，全球化趨勢削弱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階級和工會運動的力量。[11]中國學者吳易風認為，“經濟全球化既有利，又有弊，但是利弊相對不同的主體而不同。全球化對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對美國來說確實是利大于弊，因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主要是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然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情況則大不相同。全球化不是只有利而無弊，也不是只有弊而無利，而是既有利，又有弊。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一些機遇和利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風險甚至災難。”[12]程恩富、李琮也表達了與吳易風相似的觀點。

以上可見，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理論認識在某些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識。例如，在經濟全球化的成因和推動力量方面，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國際經濟組織的推動作用、跨國公司的業務擴張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方面，多數學者都認識到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是為實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全球利益服務的。但是在對經濟全球化的后果的認識方面，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更多的談到了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而中國學者既看到了經濟全球化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風險，同時也看到了它可能對發展種國家帶來的機遇。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差異，主要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關。

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關于經濟全球化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視角作出的創新性研究，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其研究也將不斷深入，其中一個主要的理論課題是關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向以及有關我們所處階段的研究與探討，而這一理論判斷對于我國現階段應對經濟全球化的戰略決策具有重要導向作用和現實價值。

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縱觀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出，自從經濟全球化產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獲得了巨大利益，而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處于被動、從屬地位，無法獲得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等的利益，甚至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蒙受了巨大損失。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壯大，尤其是中國的崛起，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國際經濟事務地位的局面也正在逐漸改變，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將會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經濟全球化將逐漸由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共同主導。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壯大，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制度轉變，最終在經濟全球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必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地位和力量對比的變化，經濟全球化將經歷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發達資本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這一階段，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占主導地位，掌握著國際經濟活動的主動權。這表現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掌握了絕大多數高端科學技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壟斷地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是主要的國際結算貨幣；國際經濟活動游戲規則也主要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制定的。在當今世界經濟中，近30萬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70%以上；在近6萬億的出口貿易中，它們所占的比重也大體如此；在世界6400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1998年)中，它們占90%以上。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決定了他們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基礎較差、市場發育不完善、經濟結構欠合理，再加上資金匱乏、技術落后、人才流失等原因，在經濟全球化中處于被動和不利的地位，甚至容易遭受巨大損失。根據聯合國開發署的資料，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經濟全球化使富者更富，窮者更窮， 貧富差距擴大。20世紀60年代，窮國與富國的差距為30倍，到了20世紀90年代，擴大到150倍。世界上最富的20％的人口與最窮的20％的人口之間的收入差距從1960年的30：1擴大到1997年的74：1。華盛頓的世界觀察研究所發布的《2004年世界狀況》表明，1960年至2000年人們用于購買物品和服務的開支增長了3倍，達到20萬億美元。占世界人口總數12%的北美和西歐居民消費了這一總量的60%，而占世界人口1/3的南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居民只消費了3.2%。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發達資本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占據主導地位，他們通過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國際經濟規則，通過同發展中國家進行不平等交換，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取更的利益，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實力較差，只能處于被動和從屬地位，出現了資本流向全世界，利潤則流向發達國家的情況。

第二階段，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共同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在這一階段，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逐漸發展壯大，在國際經濟事務中擁有了更多的發言權，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同主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正逐步步入由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自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24億元增長到2005年的183085億元，世界排名第四；財政收入1978年為1132億元，到2005年已突破30000億元；進出口總額從1979年的293.3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4221.2億美元，世界的排名第三；截至2006年6月底，全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約6508億美元，吸引外資的數量世界第一，世界500強企業有470家在中國投資，來中國投資的國家和地區一共有200多個；到2006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9411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一；到2005年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超過500億美元，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49個國家和地區；隨著中國的經濟實力的增強，在國際經濟事務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加入WTO后，中國經濟開始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在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解決貿易爭端方面，中國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還在積極參與各種區域經濟合作，如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對于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促進經濟共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的快慢、外貿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制定對整個世界經濟都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在中國的影響下，世界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正逐漸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越南自1986年開始效仿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目前越南正積極爭取加入世貿組織，以期更好地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朝鮮也正試著由原有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經濟發展出現曙光。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都能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對本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趨利避害，發揮自身優勢，就會不斷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壯大將逐漸改變經濟全球化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同主導國際經濟事務，共同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已經為期不遠。

第三階段，社會主義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在這一階段，社會主義國家實力發展壯大了，并在國際經濟事務中逐漸居于主導地位。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轉變可能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在經濟全球化中占主導地位的總體趨勢是不會改變的。這是因為：

其一，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推動力量，它決定了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生產力發展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經濟活動由一國范圍擴展到世界范圍，加強了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從而進一步加深了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隨著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以及科學研究、人才交流、金融服務等都成為世界性的，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也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資本主義的駕馭能力，必然要求由全社會來占有和支配生產資料，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要求。

其二，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為緩解其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的范圍內，不斷對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的部分進行調整，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部分質變，為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了物質條件。而社會主義制度的出現也為資本主義提供了延緩衰老的藥方，使它們可以按照社會主義制度來改良自己。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出現的某些社會主義因素，如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經濟計劃化、股份制、股權分散化、職工參與管理、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城鄉、腦體差別的弱化、工人生產條件改善等等都與社會主義示范作用相關，并且這些社會主義因素會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不斷成長。（1）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國家加強對經濟的調節和干預，消除全球化生產所帶來的無政府狀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國內經濟同國外經濟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會給國家調控經濟帶來一定的難度，但全球化發展程度越深，越需要國家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制定相應的政策，對本國經濟進行調控，或者聯合其他國家共同采取措施，以保證國家經濟安全。這就為全球范圍的生產有計劃調節作了必要的準備。（2）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企業的股權更加社會化、分散化。在全球化的條件下，由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和跨國并購的增加，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的股權會更加分散，一些大的跨國公司的股權結構可能相當復雜，既包括本國股東，也包括外國股東；既有國家股，也有個人股，還有法人股；既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股東，又有社會主義國家的股東。為了提高競爭能力，許多企業會積極地鼓勵職工持股，社會公眾持股比例也會不斷增加，這就使企業的股權更加分散化、社會化。股權分散化、社會化、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圍內對生產進行統一管理，這就為全球范圍內社會主義的實現準備了條件。（3）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方式發生變化。一方面，跨國經營使企業需要從全世界網羅人才，實現經營的本土化。另一方面，為了提高企業的競爭力，許多企業在管理中吸收職工代表參加，以讓職工更多地發揮個人的主動性與創造性。“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顯得更加重要。（4）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推動社會福利制度的全球化。二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當代資本主義的福利制度是對資本主義分配關系的局部調整，它在收入分配方面帶有某些社會主義因素。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隨著資本主義跨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其資本主義福利制度也會由國內擴展到國外，并對其他國家的福利制度產生較大的影響。（5）經濟全球化使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進一步弱化。總之，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部的社會主義因素逐漸成長，為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準備了條件。

經濟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獲得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資本主義本身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只能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趨同提供條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且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推進，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會逐步加深，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法容納全球化的生產力時，就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時候。

三、我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發展戰略

盡管經濟全球化的總體發展趨勢是社會主義經濟全球化，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經濟全球化仍然是資本主義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為此，社會主義國家在現階段必須盡可能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努力使自發展壯大，才能逐漸改變經濟全球化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否在經濟全球化中選擇正確的發展戰略使自己強大起來，對于改變經濟全球化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比就顯得至關重要。現階段，在資本主義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中國的發展戰略應著重于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來發展自己，使我們能夠迅速趕上和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盡快爭取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處于平等的地位。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后就積極參與到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通過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合作與競爭博弈，在技術、管理、資本等方面充分利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優勢使中國經濟獲得了后發經濟優勢，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今后，我們要繼續引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和在技術，學習他們先進的管理經驗，加大改革開放的力度和發展進程，爭取在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交往過程中獲得更大的利益來發展壯大自己。

（1）利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向外轉移的機會，吸引外資來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并注意結構調整。經濟全球化最大特征之一就是資本流動的國際化，這為我國吸收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解決自身發展資金短缺的難題提供了解決的途徑。過去我國在外資流向上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從產業結構上看，重工業、輕農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重勞動密集型產業，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從地區結構上看，重沿海地區，輕中西部地區。這種情況不利于我國產業的整體協調發展和結構升級甚至容易造成產業結構畸形，也不利于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的差距。今后，在利用外資上，應注意結構平衡，將更多的資金吸引到迫切需要發展的產業和地區。在吸引國外投資的同時，國家還應該繼續鼓勵更多的中國企業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到國外投資。這既可以緩解目前我國內需求不足的狀況，又可以使這些企業更好的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在國際市場上鍛煉自己，提高競爭力。

（2）利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業轉移的機會，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并注意消化吸收和改進創新。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為了擴大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市場，經常將高新技術中的一些非關鍵性部分向發展中國家轉讓，這在客觀上也為發展中國家引進自身發展所需的高新技術提供了機會。我們要提高科技開放水平，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適用技術，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奠定基礎。應通過加強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更多地利用其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及高素質人才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鼓勵、支持更多的科技人員走出國門進行深造；抓緊建立海外科技人才信息庫和成果項目庫；加快開發區中的科技園區、留學生創業園和高新技術孵化基地的建設。使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在經濟全球化中實現跨越式發展。

其次，要逐步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這樣才有可能在經濟實力上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擔當起主導經濟全球化的重任。

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從根本上說是科技實力的競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保持自己在科技上的優勢地位，不可能將其高端的技術轉讓給別的國家。要提高我國的科技實力，趕上和超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唯一的途徑。

科技創新首先是要由人來完成的，科技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因此，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使用是提高我國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關鍵。為此，我們首先要加大對科技、教育投入的力度，把科技、教育的投資當作生產性投資來看待；其次要改革原有的教育體制，真正實行素質教育，注意培養學生的多方面的興趣和創造力，并把學生在這些方面的表現納入綜合考核體系，作為升學、就業的參考；再次，要建立良好的科技創新激勵機制，企業科研、設計、技術人員的工資收入應同他們的科技成果及所創造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掛鉤，并鼓勵科研、技術骨干持有股權，以加大對特殊人才的激勵力度。

科技創新還需要制度創新作保證。我國原有的科技體制在許多方面不利于科技創新的發展，今后應該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和建設：一是大力推進技術開發類科研機構向企業化轉制，加快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建設。鼓勵企業加大研究與開發投入，使企業逐步成為技術開發的主體和科技投入的主體；二是積極推動政府、企業、大學、科研機構、投融資機構間的合作，探索聚集科研力量、扶持特色優勢產業、優化科技資源配置的新機制；三是充分發揮知識產權保護在科技項目管理中的導向作用，大力推行項目招投標和中介評估制度，將專利管理與科技計劃管理、成果評價和獎勵結合起來，確立重大項目應有專利申請目標；四是繼續探索新的科技投融資機制，進一步完善科研條件保障體系。改革政府科技投資機制，提高科技經費的使用效率，用好已經成立或準備成立的各項基金；建立和完善風險投資機制，積極支持高技術企業進入股票市場，特別是創業板市場融資；健全中小科技企業貸款擔保機制，鼓勵金融部門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持續投入，形成新的多元化的科技投融資機制。五是鼓勵、支持民營科技企業的發展，引導社會各界支持科研開發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努力為科技發展提供優質服務，形成全社會關心、支持和促進科技發展的良好氛圍。

再次，要加強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其利益與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廣泛聯合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勢力，爭取主導全球化游戲規則的制定，才能改變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更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為此，我國要通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合作來加強相互之間的聯系，將它們團結在我們周圍，以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同時還要攜手尋求擴大社會主義力量的有效途徑與形式，以發展壯大社會主義陣營。我們還要通過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往來，一方面顯示社會主義經濟的優勢，為推進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選擇奠定基礎，另一方面爭取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為社會主義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培養良好環境。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可以通過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實現共同發展，并結成社會主義主導下的發展中國家區域聯合體，以提高包括發展國家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實力，逐步增強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抗衡的能力，最終超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來主導經濟全球化。

在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因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經濟相互滲透，聯系越來越緊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國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既存在利益相對立的一面，如對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爭奪，對本國利益的爭取等等，最主要是社會制度的對立；同時，我國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利益，如生態環境保護、反對恐怖組織等等。為此，我們既要通過合作來解決一些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共同利益問題，同時也要通過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往來不斷地向這些國家輸送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主義經濟因素，削弱其經濟制度效力，以其為發達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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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頁。

[3]《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233頁。

[4]卡爾•海因茨•巴奎：《經濟全球化及其后果》，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8年第3期。

[5]程恩富：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觀析——程恩富教授在復旦大學的講演（節選），文匯報，2003年4月20日。

[6]袁春暉：《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對外開放》，華東經濟管理，2001年第6期。

[7]同上。

[8]程恩富主編，李新等著：《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蘇聯俄羅斯卷），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58頁。

[9]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207－208頁。

[10] 何玉長、王宏偉、潘孟菊：《批判與超越——西方激進經濟學述評》，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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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吳易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吳易風文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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