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美國的手伸得太長，能力與貪欲不匹配

　　中美斗爭，勝利一定屬于中國

　　——論毛澤東對美斗爭思想之三

　　江  涌

　　毛澤東勤奮好學，博聞強識，關于美國的知識極其豐富，并在不斷學習研究中增進這種知識，這為中國掌握對美斗爭主動權、不斷贏得斗爭新勝利，提供了強有力支撐。作為一位杰出的軍事家、戰略家，毛澤東深悟制勝之道，他化用孫子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強調“不打無準備之仗”，只有知己知彼，才好“玻璃杯里押寶”[1]。毛澤東指出，如果有一方能夠把對方手里的杯子變成玻璃杯，那么這樣押寶就是一押一個準。毛澤東從青少年時起即開始注意搜集、學習美國資料，以至于一些與毛澤東會談過的美國記者和士兵[2]都驚嘆毛澤東比自己還了解美國。正是基于對美國的充分了解，中美斗爭博弈，恰如“玻璃杯里押寶”，中國一押一個準，美國只有一輸再輸的份，最終不得不放軟身段，同中國講和。

　　毛澤東曾指出：“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3]他曾經用古希臘農夫與蛇的寓言故事，告誡全黨全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對于強大而兇惡的美帝國主義，他這樣耐心細致分析“如果你怕了，美國就客氣，那么怕也好。如果怕了，美國就撤退，那怎么不好？問題是，你越怕它越欺負你，該怎么辦？只好不怕，只好干……我看，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負。”[4]對美斗爭，要有頑強不懈、遇強更強的精神，要有愈挫愈勇、百折不撓的韌勁，不惹事也絕不怕事，抓住它的弱點，堅決和它斗到底，不達目的（維護國家獨立與民族團結等重大利益）誓不罷休。

　　互相都怕，他們怕我們怕得多一些

　　美國是西方也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新中國成立時一窮二白，新中國成立后長期是個發展中的農業國，中美實力懸殊，有鑒于此“我們對美國的看法，可以說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國手里有幾顆原子彈，如果說不怕他，那末我們為什么要搞和平運動呢？但其實又不可怕。”[5]中國的“怕”是立足于現實力量對比之上，中國的實力勢力不如美國，而“不怕”是建立在當下的人心向背與未來的力量消長的基礎之上。中國為正義而斗爭，得道多助；美國搞霸權主義，失道寡助。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一切會有變化。力量大的要讓位于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變成力量大的。”[6]中國雖然弱小，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蒸蒸日上；美國盡管強盛，然而壟斷資本主義日薄西山，這是唯物辯證法的邏輯。作為哲學家的毛澤東，深諳辯證之道，運用駕輕就熟。

　　1957年11月2日，中國黨政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的慶祝活動，6日毛澤東同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會談：“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方面互相都怕，但總的說來，他們怕我們怕得多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有些時候美國占上風，有時又是勢均力敵，現在是我們占上風，是東風壓倒西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該語出自小說《紅樓夢》林黛玉之口，毛澤東很愛引用這句話。毛澤東看《紅樓夢》視角獨特，見解獨到，被譽為著名“紅學家”。

　　怕，害怕，來自對手具有傷害自己的實力；也有一定的敬畏之意，因為對手具有改變自己狀況處境的能力。1973年8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青年時代的朋友、美籍華人醫生李振翩，李振翩說：現在中國人地位提高了，我們在國外也覺得他們看得起中國人一些了。毛澤東說：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國趕跑了日本帝國主義。第二就是打敗了美國的走狗蔣介石，他跑到臺灣去了。再就是派志愿軍到朝鮮，打敗了美國人。[7]中國人不再是過去那個被西方世界蔑視的“東亞病夫”，跟帝國主義斗爭，就要用他們聽得懂、能理解的語言與方式——實力、能力，當然還有靈活的戰術與頑強的意志。新中國的和平安寧、國際地位是斗爭得來的，是打出來的，不是求來的。執著熱衷和平主義的蘇共領導，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最終葬送了蘇聯的前程。

　　美國怕明天的中國，怕中國政治和思想意識

　　1959年10月1日，毛澤東同赫魯曉夫在天安門城樓談話，赫魯曉夫說：這次我們到美國去（指1959年9月15-27日——筆者注），感覺美國很怕中國。毛澤東說：它怕的不是今天的中國，而是明天的中國。[8]半個世紀之后，從奧巴馬、特朗普再到拜登政府，美國視中國為頭號競爭對手，正全力加以遏制，可以想見毛澤東的驚人洞察力。1956年9月3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印尼總統蘇加諾，蘇加諾：剛才主席說，美國不怕中國。其實不是這樣，美國是怕中國的，但這并不是因為中國已經工業化，或者有原子彈。毛澤東：它是怕我們的政治。蘇加諾：是的，怕中國的政治，怕中國的思想意識。毛澤東：怕我們去散布，對它不利。[9]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一度擁有令美西方懼怕的“民主”重器，二戰后數十年一直稱作“民主國家”。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雖然經濟、科技等方面相對落后，但是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具有讓美國懼怕的競爭力。其實，這就是被譽為“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早在1949年6月召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毛澤東就熱情豪邁地指出，“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10]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蒸蒸日上，一如當初的預言，怎么不令帝國主義害怕？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能在朝鮮戰場將強大的美軍像趕鴨子一樣趕過三八線，怎么不令帝國主義害怕？曾幾何時，相較于美西方，中國在政治上、思想意識（形態）上是具有優勢的，中國什么時候丟掉這些優勢的？又如何找回來？以便在反“和平演變”反“顏色革命”中取得主動，值得思考研究。

　　破除對西方迷信，消除恐美心理

　　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當著人民還不覺悟的時候，把革命果實送給人家是完全可能的”。[11]所以，“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各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2]惟有人民有了普遍的階級覺悟，普遍的社會主義覺悟，自覺地與一切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非社會主義的現象作斗爭，破除對西方的迷信，消除恐美媚美心理，才能有效地、更好地捍衛革命果實。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打破對西方的迷信，去掉“恐美病”的影響。1958年9月2日，他在北戴河一號樓同巴西記者的談話中說：“破除對西方的迷信，這是一件大事，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進行。在我們國家也要繼續破除這種迷信。”[13]在他看來，廣大亞非拉國家在政治上取得獨立之后，還要在思想、文化和精神上取得獨立。沒有這種精神上的獨立自信，就不可能調動廣大人民建設國家的熱情，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1959年3月3日，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會談時說，在我們這里，過去親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別是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也有許多勞動群眾，他們不喜歡美國人，但是怕美國人。要做艱苦細致的工作，幫助他們逐漸消除這種恐懼心理。崇拜美國的人說美國科學和工業都很發達，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說美國的月亮也比中國的好。后來經過慢慢說服，他們知道美國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許中國的月亮還好一點。[14]這是建國還不到十年時，毛澤東與共產黨人聊家常時說的，對外人說的，好像就是對后人說的，對今人說的。

　　親美、媚美、崇美、恐美往往是一體的，多種癥兆一個病根，主要是就是奴隸思想。毛澤東酷愛讀書，博覽群書，經典掌故，說話寫作，信手拈來，渾然一體。他說，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15]“帝國主義者長期以來散布他們是文明的、高尚的、衛生的。這一點在世界上還有影響，比如存在一種奴隸思想。我們也當過帝國主義的奴隸，當長久了，精神就受影響。現在我國有些人中還有這種精神影響，所以我們在全國人民中廣泛宣傳破除迷信。過去中國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響。”[16]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消除奴隸思想自然是個長期過程，需要生產關系的調整，更需要生產力的發展，趕超美國，奴隸思想的經濟基礎、物質基礎不再了，思想也會跟著逐漸動搖。所以，毛澤東提出，趕超美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阿爾及利亞民兵代表團時說：非洲經常被人瞧不起，亞洲也一樣，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崇拜外國，叫做親美、崇美、恐美。現在，我們通過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使親美變成了輕美，崇美變成了反美，恐美變成了把美國當成了紙老虎。你們要吸取中國的教訓。要記住這一條，太平洋不太平。[17]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世人國人親美崇美恐美似乎有增無減，蔚為大觀，毛澤東的告誡言猶在耳，這令人不得不由衷佩服：老人家在很多問題上比我們早看50年。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反動的美帝國主義是一只紙老虎。1946年8月6日，在延安楊家嶺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毛澤東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美國依靠武力實力在世界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支持國民黨反動派打內戰，實質地將中國變成它的獨占殖民地，違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歷史潮流，這表明美國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反動派。所以，貌似強大的美國，因為它反動而實質地成為一只紙老虎。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同蔣介石打仗，勝利之前，美國有十幾萬海軍陸戰隊駐扎在上海、青島、天津、唐山、北平，或是以此作為根據地，或是臨時駐扎過。但我們一打這些地方，他們就跑，連接觸都不敢接觸。甚至蔣介石的軍隊還未跑，他們就先跑了。駐青島的美國人更滑稽，我們逼近青島后，他們天天來偵察，看我們哪一天攻城。后來他們知道我們幾天之內要占領這個城市，就馬上跑掉。陸軍跑了還不算，海軍本來在海面上，何必跑呢？他們也都跑了。這是因為美國人懂得中國人多，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得很厲害，人民解放軍不怕死。”[18]毛澤東不愧為語言大師、演說家，短短數語，一只“紙老虎”便躍然紙上。

　　新中國成立不久，朝鮮內戰爆發，美國趁機介入，一面令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阻止大陸收復臺灣；一面令美軍入朝，支持一敗涂地的南朝鮮政權。1950年8月5日，毛澤東在接見第13兵團司令員鄧華時說：你們集結東北后的任務是保衛東北邊防，但要準備同美國人打仗，要準備打前所未有的大仗，還要準備他打原子彈。他打原子彈，我們打手榴彈，抓住他的弱點，跟著他，最后打敗他。我還是那句老話，在戰略上藐視他，當作紙老虎，在戰術上重視他，當作真老虎。[19]在敵強我弱、敵眾我寡的情勢下，中國人民志愿軍充分揚“氣多”之長，克“鋼少”之短，出兵朝鮮，英勇作戰，最終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事實勝于雄辯：美國就是一只紙老虎。

　　列寧把帝國主義看做“泥足巨人”，是從對象的本質來說的。毛澤東更進一步認為，“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20]戰略，漢語詞典的解釋，或指導戰爭全局的計劃和策略；或泛指指導或決定全局的策略；戰略與策略的區分是相對的，一定范圍內的戰略問題，在更大的范圍內可以是策略問題。戰略和戰術也是相對而言的，戰略是意圖，是方向和目標，戰術是實施，是路線和行動，是指導戰斗的原則和方法。戰略藐視與戰術重視是一種藝術處理、智慧應對，是辯證法的靈活運用。

　　毛澤東多次提出，對美帝國主義在戰略上和整體上要輕視它，而在戰術上和局部上則要重視它。1956年7月14日，毛澤東會見危地馬拉前總統阿本斯時說：現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21]1958年9月2日，他在同巴西記者的談話中說：“帝國主義由真老虎變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變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紙老虎，這是一個事物走向反面的轉化過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進這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結束之前，老虎還可能要活一個時期，還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講究拳法，不能大意。”[22]今天，中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國為中國設下“修昔底德陷阱”，揚言中美“注定一戰”，遏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中美日趨復雜尖銳的斗爭中，出現了類似抗日戰爭初期的那種“亡國論”與“速勝論”之兩種對立的論調。有鑒于此，非常有必要重溫偉大戰略家的論述，美帝國主義既是真老虎、鐵老虎，也是假老虎、紙老虎，戰略上藐視它，即一定能夠打敗它；戰術上重視它，以防被它的銳牙利爪所傷害。

　　美國的手伸得太長，能力與貪欲不匹配

　　美國是個奉行霸權主義的國家，其霸權利益廣泛分布全球，但分布不均，有重點。就歷史傳統與現實地緣來看，歐洲是它的一貫戰略利益重心，美蘇爭霸、東西方冷戰期間如此。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后，以德法為核心的歐洲一體化加速推進，對美離心力增強，與嚴重不信任美國的俄羅斯靠近，而維護跨大西洋的西方整體利益、拉緊歐洲而孤立俄羅斯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中國快速發展，東亞整體崛起，美國試圖戰略東移，但是它又不得不兼顧歐洲戰略利益。然而，今日美國已非昔日美國，今日的歐洲東亞亦非過去的歐洲東亞，地處歐亞大陸這一“世界島”東西兩端的實力勢力不斷增長，已經且仍然在發生趨勢性的、結構性的不利于美國的變化。此外，其它亞非拉地區“麻煩制造者”不斷，美國“hold不住”情形也越來越多。過去，勢力處于巔峰的美國不能兩面作戰；今天，實力不斷衰落的美國更是不能兩面作戰。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在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上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是不能兩面作戰。[23]

　　1959年3月，毛澤東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同美國共產黨中央書記杰克遜談話時說：美國越擴張得大，力量就越分散。美國就好像一個用雙手抱著一大堆雞蛋的人一樣，雞蛋堆得滿滿的，可是一動都動不得，稍一動雞蛋就掉下來了。[24]1959年5月10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時，毛澤東說：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25]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這是毛澤東借用的四川俚語，形象生動。他還和美國記者斯特朗等外國客人說過同樣的話，而且還認真地比劃，并略帶激將的口吻說，“你們不信，你們自己張開十個手指去抓抓跳蚤試試。”貪心不足蛇吞象，美國是老虎吃天，貪欲與能力、要實施的策略與所能調動的資源越來越不相匹配。中外歷史上，那些不可一世的大帝國其實多半是累死的、撐死的，看來美帝國也不會例外。

　　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

　　毛澤東認為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任何國家、任何人想強壓中國拿關乎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政治原則做交易，是絕對不行的，“連半個指頭都不行”[26]。毛澤東多次表示，誰想嚇唬我們是不行的，我們從來就不接受強大力量的威脅。“即使我們再弱，美國要把它的意志強加在我們身上也是不行的。過去我們在延安，就沒有屈服過。”[27]“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28]為維護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敢于與一切強敵、來犯之敵做堅決斗爭，直到取得完全勝利。

　　新中國剛成立時，百廢待興，一窮二白，所謂白，即白丁，80%以上是文盲；至于窮，可以說是窮得叮當響，人均鋼鐵量只能打一把菜刀，而美國人均鋼鐵量能產半部汽車，軍事裝備遠不如美國，美軍武裝到牙齒，還有很嚇人的原子彈，“但是一打就像趕鴨子一樣，幾個星期就把美國人趕了幾百公里，從鴨綠江趕到三八線以南去了。”雙方相持拉鋸持續兩年多，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不甘心失敗的美國人沒有占到任何便宜。“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們在三八線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線，美國人嚇倒了，馬上簽字。那么厲害、有那么多鋼的美國人，也只得如此。”[29]

　　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在朝鮮戰場上付出三十余萬的傷亡和難以數計的金錢物資之后，收獲的只是一個停戰協定，美軍的戰線從鴨綠江退回到三八線。1951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在麥克阿瑟聽證會上有這樣一段發言：赤色中國不是一個足以尋求世界霸權的強盛國家，如果把戰爭擴大到共產黨中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一戰略將使我們在錯誤的地點地方，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遏制新中國，與新中國對抗，美國只能是一錯再錯，錯的離譜，錯的徹底。美國的錯也證明了中國的對，證明了中國抗美援朝的決策是正確的、英明的。“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比如，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這是一條經驗。這條經驗，只有打才能取得。要打破那種美國人不可打、不可以打敗的神話。”[30]

　　毛澤東不斷把“美國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敗的”這一經驗傳授給全世界。1963年7月26日，在中南海會見古巴代表團，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戰爭和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經驗，說明對美國人不必那么怕，怕美國人是多余的。[31]1963年8月30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越南勞動黨南方局書記阮梅菊（即阮文靈），毛澤東說：凡是在前線的，心里就比較穩定，不覺得困難，不怕美國。離前線遠的，看不見，反而更怕美國。[32]1964年3月31日，毛澤東在會見柬埔寨王國軍事代表團時說：“美國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兇，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33]1965年4月，針對美國飛機侵入我國海南島上空的挑釁，毛澤東指出：“美機昨天是試探，今天又是試探，真的來挑釁啦！既來，就應該堅決打。”[34]說打就打，言必行，行必果，而不是放嘴炮，打口水仗，那樣只會讓世界認定你色厲內荏，只會讓美國得寸進尺。

　　作為紙老虎的反動派往往只能猖獗一時，反動派逆歷史潮流而動，失道寡助，最后的勝利無不屬于革命人民。1950年6月12日，毛澤東審定《中共中央關于日本情勢的聲明》稿，將最后一段話改寫為：“自有共產主義運動以來的歷史，特別是世界第二次大戰以來的歷史，都是和歷來的反動派，和各國帝國主義，和現在的美國帝國主義的一切妄想背道而馳。反動派的歷史都是失敗的歷史，革命人民的歷史都是勝利的歷史。反動派有時也顯得很猖獗，取得一些鎮壓人民的‘勝利’，但最后無不失敗。革命人民有時也會遭受一些挫折，但最后無不勝利。全世界的歷史都是這樣寫的，無一例外。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就是最近的證據。”[35]

　　注釋：

　　[1]杯里押寶是一種游戲，轉動骰子，然后扣在不透明的杯子里，參與者猜點決勝。

　　[2]1945年9月16日在重慶談判期間會見美駐華第14航空隊總部的三名士兵。

　　[3]《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

　　[4]《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頁。

　　[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頁。

　　[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頁。

　　[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頁。

　　[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頁。

　　[9]《關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頁。

　　[10]《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頁。

　　[11]《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頁。

　　[12]《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226頁。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頁。

　　[14]《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15]毛澤東《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

　　[16]《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團的談話》（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頁。

　　[18]1964年7月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哥倫比亞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時的講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頁。

　　[1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頁。

　　[20]《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56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頁。

　　[2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2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頁。

　　[2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頁。

　　[26]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談話》（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頁。

　　[27]《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頁。

　　[28]《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21頁。

　　[29]《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24頁。

　　[30]1965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的講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頁。

　　[3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頁。

　　[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5頁。

　　[3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頁。

　　[3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頁。

　　[3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