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金融時報》3月24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從斯里蘭卡、烏克蘭、委內瑞拉的中國貸款和和中國項目中看中國“金融外交”的風險。文章認為，斯里蘭卡新領導人邁特里帕拉?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上臺。而新總統對華的態度或將使中國一直以來在斯的外交努力“打水漂”。而中國一直以來的“金融外交”模式隨著這種模式帶來的巨大風險或將被迫轉型。
據報道，邁特里帕拉1月在總統選舉中擊敗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成功登上總統位置。其上任之后，就迅速對在斯華企開刀，叫停了中國交通建設在建的的15億港口工程。并指責外資投資人“竊取本國財富”，暗示對中國對斯數十億美元政策貸款的不滿。
而近年來，中國“金融外交”遭受的的挫折并非僅有斯里蘭卡一例。烏克蘭、津巴布韋、委內瑞拉、厄瓜多爾以及阿根廷等國家均由于本國經濟問題，無力支付中國的貸款。對此，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余永定指出，中國在亞非拉等地區的貸款方面承擔了巨大壓力。美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Fred Hochberg表示，近年來中國國有機構承諾貸款額高達6700億美元
除資金風險之外，中國同部分國家達成的雙邊協議，隨著這部分國家信用評級降低、政府局勢不穩以及資源行業受困等等問題的出現，顯現了瓦解的趨勢。而中國政府也開始意識到這一點，希望借由多邊機制，分散風險。由中國領導的亞投行以及新開發銀行的計劃，正是中國分散分險的嘗試。
此外，“絲綢之路”、““兩洋鐵路”等超大型基礎設工程，工期長，橫跨多個國家。這也為中國帶來了不小的風險壓力。余永定指出，為降低風險和損失，中國需要在有風險的投資上于其他國家合作。
以下為《金融時報》報道全文：
從全球范圍來看，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在1月斯里蘭卡總統選舉中落敗，在政治上僅被視為一次輕顫。但對于執行金融外交政策的中國而言，由此帶來的損失已不亞于一次大痙攣，足以讓中國重新安排在亞洲的外交布局。金融外交是北京方面在世界各地爭取朋友和商業優勢的策略中的一根關鍵支柱。
斯里蘭卡的新領導人邁特里帕拉•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并未隱藏對中國的反感。他在競選時譴責“外國人”竊取本國財富，這是在影射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政策貸款。
“這是光天化日下發生在每個人面前的打劫……如果這個趨勢再延續6年，我們的國家將變成殖民地，我們將變成奴隸，”他在宣言中表示。
自西里塞納獲勝以來，斯里蘭卡方面已通知中國，正在重審中國貸款的條件。該國還叫停了正由中國國企中國交通建設[-0.91%]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施工的、投資15億美元的港口工程。盡管斯里蘭卡表示希望與中國保持緊密聯系，但西里塞納3月13日在迎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訪問時，也開始更賣力地討好中國的主要地區競爭對手印度。莫迪是28年來首位訪問斯里蘭卡的印度總理。
對于中國的“支票簿”外交政策而言，此次斯里蘭卡的態度逆轉并非一次孤立的挫折，而是一連串挫折中最新的一起。中國通過政策性貸款協議在發展中國家尋求資源、市場與戰略聯盟的努力，時不時被這些挫折打亂。
高風險的生意
烏克蘭嚴重拖欠了中國貸款，而津巴布韋也沒能償還金額小得多的中國貸款。其他接受中國政策貸款的國家——比如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阿根廷——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困難，使它們的償債能力引起懷疑。“中國把錢借給非洲、拉美甚至一些亞洲的不穩定政府，在這方面承擔了太大風險，”智庫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的研究員余永定說，“許多中國機構認為，只要他們跟政府達成協議，這些協議就板上釘釘了。但政治現實要復雜得多。”
對中國而言，面臨風險的遠遠不止是金錢。中國利用其全球最大開發性融資提供國的身份，讓自己在聲稱在發展中國家中的領導地位時更具說服力，從3.8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拿出資金，提升與那些常常持反美立場的國家的關系。但分析人士表示，這一模式目前看來不管用了。中國與一些信用評級低、政府不穩固以及資源行業出現困境的國家秘密達成的雙邊協議，已顯出瓦解的趨勢。
中國金融外交模式的變化，對世界更廣大地區產生了影響。目前有跡象表明，中國政府越來越不能容忍日益嚴重的風險，此趨勢可能令世界上部分最脆弱的經濟體喪失至關重要的信貸來源。中國政府似乎也想分散自身的風險，采取更加機制化、多邊化的路徑——中國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亞投行)和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的計劃已表明了這一點。此外，分析人士表示，關于這些中國主導的機構應在單純追求利潤上走多遠，以及應在多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的政治與戰略計劃，中國政府內部存在著分歧。
鑒于2008年危機以來中國開發性金融活動的規模之大和增速之快，即便中國部署開發資金的方式發生細微變化，都有可能帶來重大影響，
支付的不透明以及全面官方數據的缺乏，令人很難算出，中國國有機構究竟放出了多少貸款。美國進出口銀行(Export-Import Bank)董事長弗雷德•霍赫貝格(Fred Hochberg)表示，近年來中國國有機構承諾貸款額高達6700億美元，但其他人提出的數額則比這個低。
波士頓大學弗雷德里克•帕迪全球問題研究院(Boston University’s Frederick Parde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副教授凱文•加拉格爾(Kevin Gallagher)和智庫美洲國家對話組織(Inter-American Dialogue)的項目主管馬格里特•邁爾斯(Margaret Myers)維護的一個數據庫顯示，自2005年以來與中國政府相關的對拉美貸款總額已達1190億美元，僅2014年便增加了220億美元。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德博拉•布羅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管理的一個中非貸款數據庫顯示，2000年至2011年，中國實際對非洲發放了528億美元的貸款。
加拉格爾認為，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的終結以及油價走低，將使中國政府支持力度最大的幾個國家曝于風險之中。加拉格爾預測稱，“在拉美或非洲的某個地方，這些國家中的某一個將在中國貸款上違約。”
委內瑞拉尤其是個需要引起警覺的國家。美洲國家對話組織的數據顯示，中國已16次向該國提供貸款，總額達563億美元。該國經濟發生崩潰，促使債券投資者在定價時把未來5年該國違約可能性達90%的因素考慮在內。北京方面對此感到忐忑不安。今年早些時候，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前往中國懇求幫其紓困，但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拒絕。
債務協議當初是由馬杜羅的前任、“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已故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與中國達成的。制衡機制被避開了，這筆債務繞過了委內瑞拉議會授權，理由是，因為債務將用石油而非美元償還，所以它不能被歸類為“債務”。
哈佛大學(Harvard)國際發展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主任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認為，這意味著這些資金從未被列入國家預算，由此逃脫國家的石油收入分成規則。但是，當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無法履行其“債務換石油”還款計劃時，它被迫從央行借錢，從而加劇了硬通貨短缺，助長通脹，妨礙食品進口。
中國對委內瑞拉熱度降低，不僅緣自對委內瑞拉政府經濟管理能力的擔憂。讓中國與拉美進入“蜜月期”的原因是北京方面一度對石油和賤金屬的極大需求。而隨著中國經濟放緩，這種需求如今已不再強勁。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分析師戴維•里斯(David Rees)說：“雖然委內瑞拉等國曾經享受著與中國的某種特殊關系，但中國政府似乎沒有意愿開出空白支票幫助他們脫離困境——走低的大宗商品價格已經對這些國家的收支平衡造成壓力。”
對烏克蘭來說，北京方面同樣已不像以前那么熱情。被視為烏克蘭“竊國者”的前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在2013年受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別熱情的接待，兩國同意進一步深化雙邊“戰略伙伴關系”。但是，自亞努科維奇被趕下臺以及中國的戰略重心轉向俄羅斯之后，北京與基輔方面的來往降低為圍繞后者拖欠的約66億美元債務的爭執。
分析人士稱，這些挫折可能會說服中國更多通過由其領導的新多邊機構輸送資金。中國貸款計劃的關鍵動機似乎也在不斷變化;過去10年，其主要目的是尋求獲得資源，但現在已讓位給另一項緊迫任務——為中國的巨型工程企業打開海外市場。
布羅蒂加姆教授說：“把(中國的外匯儲備)投入美國國債沒有獲得多少回報，所以，將它們用于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貸款可以實現雙贏，為在國內面臨產能過剩的大型企業創造商機。”
大型項目
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規模可能超過任何之前與資源相關的承諾。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兩洋鐵路”(Twin Ocean Railroad Connection)項目，這條規劃中的鐵路總長5000公里，始自秘魯的太平洋[-0.89% 資金 研報]沿岸城市，經由安第斯山脈，到達巴西的大西洋[0.00% 資金 研報]海岸。對于該項目的成本還沒有評估，但習近平主席已簽署了合作備忘錄——表明了項目對北京方面的重要性。
總部在北京的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湯姆•米勒(Tom Miller)表示，類似地，中國大力倡導的“新絲綢之路”計劃——設想用數十億美元的投資建設橫跨歐亞大陸、南中國海以及印度洋的交通基礎設施——至少部分是為了幫助國有水泥、鋼鐵、船舶以及重型設備生產商出口他們過剩的產能。
此類超大型基礎設施工程的性質——建設工期長且橫跨多國——使中國不得不分散風險。“由于中國產能過剩，它需要通過放貸以促進出口，例如，向一些國家提供貸款，這樣中國就可以助他們修建高速鐵路，”余永定說。“為了將損失和風險降到最低，中國需要在有風險的投資上與其他國家合作。”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北京方面正在建立新一代機構，與自二戰以來在“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下主導開發性金融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以及其他實體相競爭。
英國和其他歐洲大國加入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談判的決定——盡管遭到來自華盛頓方面的強烈反對——展示了中國規劃的基礎設施貸款計劃的吸引力。目前，還不清楚主導亞投行、新開發銀行(成員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以及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貸款協議的是何種規則。正是在這一領域，中國與這些新多邊機構中的合作伙伴可能很難協調相互競爭的議程。
位于華盛頓的智庫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國外交政策專家孫云(音譯)表示，中國有利用亞投行的貸款“推進中國的經濟議程，尤其是中國產品和服務出口”的壓力。她補充說，與此同時，一些中國外交政策戰略家聲稱，亞投行“應該支持中國的戰略利益，因此，對于不尊重中國的國家，應該給予較少的優惠考慮”。
這些觀點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于加入中國領導的多邊貸款機構的國家都提出了挑戰。北京方面變化的戰略利益經常與其鄰國以及西方國家發生沖突，而推動中國出口的目標可能并不會讓所有合作伙伴都高興。因此，構成當前美國領導的國際開發金融體系基礎的相互默許原則，可能在中國的管理下難以實現。“華盛頓共識”可能變為“北京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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