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日本外相小野寺五典訪美,將與美國防長哈格爾會談。雙方會把日本通過解除“集體自衛權”這一重大政策變化,反映到日、美軍事合作關系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改中去,從而實現兩國軍事關系的所謂“無縫對接”。
日、美密切軍事同盟關系,共同遏制中國“和平崛起”,這似乎完全符合雙方的利益:美國可以防止中國挑戰它的霸主地位;日本則可成為“正常國家”,并乘機復活軍國主義。
軍事合作關系,無疑是國家關系之間的一種核心關系;但它又不等于兩國關系。日、美軍事合作關系實現了“無縫對接”,是否就意味著兩國關系真的“牢不可破”了呢?日、美關系真的已成為“一體”,沒有“縫隙”了呢?
非也!如果有人真的那樣認為,那就大錯特錯了。
在處理人間、國家關系問題上,東方哲學主張以“誠信”為本;西方哲學則主張“爾虞我詐”為我所用,即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19世紀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名言)。日本人自明治時代“脫亞入歐”后,學到了西方那一套,可謂學生超過了老師,已達到“青出于藍勝于藍”的境界。因此,分析日、美之間的關系,不能用東方哲學的眼光去看問題,而必須以西方哲學觀念去分析雙方的真實意圖。
當今的日、美關系,實質上就是“安倍歷史觀”與“奧巴馬實用主義”之間的關系。日、美之間不僅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同床異夢”,各有所圖;其最終結果,必然是反目成仇、水火不容!
安倍的軍國主義歷史觀
當今日本安倍的政治觀,說白了,就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歷史觀。這一史觀的內涵主要有以下五條:
——具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認為大和民族最優秀,要統治世界,其他民族皆為劣等民族,豬狗不如);
——具有強烈的弱肉強食論(“侵略有理”,開拓“皇道樂土”,“大東亞共榮”);
——具有強烈的貪婪性、冒險性與殘暴性(欲壑難填,以小博大,敢于冒險,以殺人為樂,不擇手段地殘害人類生命);
——具有強烈的欺騙性(打著維護“國民利益”、“民族利益”的旗號);
——具有強烈的報復精神(不甘失敗,隨時隨地會伺機“出手”)。
日本自二戰失敗后,被迫無條件投降。然而,以天皇為精神領袖的軍國主義體制并未徹底摧毀。政治上,軍國主義戰犯的罪行未得徹底清算;經濟上,軍國主義的壟斷企業(如三井、三菱等軍工企業)并未摧毀;文化上,特別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遠未清除。加之戰后因“冷戰”因素,美國霸權主義重新利用、武裝日本,所有這些,都為戰后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創造了條件。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末,僅經過戰后20多年的恢復、發展,日本借著“和平憲法”“東風”(省略了龐大的軍費;1952年4月蔣介石同日本政府簽訂所謂《日華和約》,以“以德報怨”為名,放棄了巨額的抗日戰爭賠款等因素),迅速成長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到80年代后期,日本已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債權國和外匯儲備國(直至2013年終結)。
日本在經濟上成為世界大國以后,國內的軍國主義思潮就不斷抬頭。1958年起,日本就發生“教科書事件”,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入大陸”;1982年,又刪去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述,內閣官員不斷地公開參拜供有戰犯的“靖國神社”,政壇要人甚至公開聲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謊言”,妄稱“大東亞戰爭是自衛戰爭”。80年代起,日本大力增加軍費,到1989年,日本的軍費開支已僅次美、蘇兩國,居世界第三位。
進入新世紀后,日本政壇的右傾化不斷加劇。2001年日本右翼政客小泉純一郎上臺,他多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連續六年推行敵視中國的外交政策,使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潮大肆泛濫真可謂是:一浪高過一浪。
小泉內閣以后,安倍、麻生等自民黨政客,繼承右翼路線,愈演愈烈。及至安倍第二次上臺組閣,公然亮出軍國主義歷史觀,主動配合、利用美國霸權主義的“亞洲再平衡”政策,鼓吹“中國威脅論”,竭力激化與中國、韓國的矛盾,大力復活日本軍國主義。
安倍的軍國主義史觀,集中反映在他的言行與政策之中:
1912年底,安倍重新當選為首相后,立即提出要修改“村三談話”和承認日軍在二戰中強征“慰安婦”的“河野談話”;隨即又拋出“侵略無定論”,否認日本侵略歷史,令世人瞠目結舌。(否定二戰性質,顛倒黑白)
2013年7月7日,也就是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一敏感的日子里,安倍在電視臺節目中,公然聲稱“各國都對本國歷史抱有自豪感”,表示將繼續霸占中國領土釣魚島,指責中國試圖“憑借實力改變現狀”。(公然以上世紀30年代的大日本帝國為“榮”,翻《波茨坦公告》與《開羅宣言》的案,繼續霸占中國領土)
聲稱“維護日本基于歷史和傳統的自豪是我的責任”,在公眾場合三呼“天皇萬歲!”以恢復昔日“大日本帝國”的“榮耀”為己任。1913年9月25日下午,安倍在紐約發表演講,居然說“如果大家想把我叫做右翼的軍國主義者,那就請便吧”。(不以軍國主義為恥,反以為榮)
誠如日本進步人士高橋浩佑所言:安倍的“所作所為都是要復活軍國主義,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甚至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其目的是“與他的姥爺岸信介一樣,既希望得到美軍的保護又不愿意完全屈從于華盛頓”。(高橋浩佑:《安倍晉三的軍國主義戰略》)
安倍有一個“三年計劃”,就是:
第一年,從“被動的和平主義”轉向“先發制人戰略”的所謂“積極的和平主義”,安倍政府公布倍受爭議的保密法(相當于“戰時非常法”),就是其重要的一步;
第二年,修改憲法解釋,謀求集體自衛權(即戰爭發動權),廢除幾十年來的武器出口禁令;
第三年,修改憲法第9章,剔除美國強加的和平主義,實現顛覆戰后秩序的最終目標。
如今,安倍的三年計劃實際上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沿著這條政治路線走下去,日本軍國主義必然全面復活,誰也阻止不了它進程。
奧巴馬的實用主義外交
美國是典型的“西方國家”,歷來信奉實用主義哲學,在外交上更是崇尚實用主義外交。到了奧巴馬時代,這一實用主義外交更是登峰造極。
實用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原則性,一切以其眼前利益為轉移。僅以近代美國對華外交為例,幾乎無一時期不體現其機會主義與實用主義特性。
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揭開了西方殖民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其時,美國取得獨立僅過一個“甲子”,羽毛未豐,尚無單獨侵略中國的能力。但它渴求自身的侵略利益,就跟在英國鴉片販子屁股后面,干販賣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勾當,撈點實惠。
其后,林則徐到廣州禁煙,嚴令各國毒販立即交出鴉片,并要求“具結”、保證今后永不再犯。英國商務監督義律不干,仗勢“硬頂”;而美國總管士那與荷蘭總管番巴臣,為保證其眼前的商務利益,則率先向林欽差“具稟”,保證“以后來船遵諭不帶鴉片”。采取機會主義立場,與義律分道揚鑣。
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失敗。美國立即“憑靠英國的軍事勝利。大獲其利”。(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1844年7月,美國專使顧盛采用威脅訛詐、軟硬兼施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同其簽訂《中美望廈條約》。美國竟然不費一兵一卒、一槍一彈,憑著機會主義外交,從中國攫取了英國所獲得的,除割地、賠款以外的所有侵略特權;還極大地創新了“領事裁判權”,進一步擴大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在1856——1860年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中,美國明里扮演了“調停人”角色;暗里則與英、法結盟一起戕害中國,強迫清政府簽下了《中美天津條約》,以實用主義的兩面手法,撈取了許多侵略權益。
1867年美軍單獨侵略臺灣遭到可恥失敗,隨后采取支持日本侵略中國的立場,力圖從中分得一杯羹。在1874年日軍侵犯臺灣的過程中,由美國供給軍火,還派船代為運兵,助日侵華。
1899年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表面上是要“尊重中國行政和領土的完整”,實質上是又一個機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因為1898年正當列強在中國掀起瓜分“租借地”與“勢力范圍”狂潮時,美國卻在忙于“美西戰爭”,眼看中國的地盤已被瓜分,為“擠”入中國,獲求“機會均等”、“利益均沾”,這才有了這招“漂亮的一刀”。
1900——1901年美軍參與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同樣取得《辛丑條約》中的侵略權益。
一戰以后,美國實力得以壯大。它開始要“主宰”亞洲、太平洋的霸權,這就有了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與《九國公約》。此后,美國一直把主要侵略目標定位在中國,自己雖還無實力獨吞,則一直“借力”日本。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吞并中國東北,獨占中國野心畢露。然而,美國與英、法等國共同采取“東方綏靖政策”,犧牲中國,壯大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妄圖以此牽制、遏制蘇聯。(西方綏靖政策則是“禍水東引”,出賣捷克等小國利益,縱容納粹德國進攻蘇聯)
為此,從1931——1941年長達十年的時間里,美國一直執行著一條“助日侵華”的政策。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美國依然故我,反而乘機大做軍火生意。
僅1938年日本侵華戰爭第一年,美國輸日作戰物資,竟占日本全部消耗92%之多!拿煤油一項來說,日本本國產量僅夠所需10%,1937年后三年內所消耗的4,000萬噸汽油,竟有70%為美國所供給!美國對日本戰略物資的大量供應,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為止,一直源源不絕。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如果沒有美國的戰略物資的供應,日本的戰爭機器是根本開動不起來的!
實用主義哲學教人只顧眼前利益,而不會辯證的從本質上認識事物。美國和西方的政客只看到社會主義蘇聯是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但卻看不懂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本質(社會主義國家不靠掠奪而發展,不需要掠奪殖民地,不需要同帝國主義爭奪霸權),卻被德、日法西斯“反蘇”、“反共”表象所迷惑,一心搞“綏靖”(犧牲他國利益,姑息、縱容法西斯主義侵略勢力),滿以為只要滿足了它們的侵略欲望,它們就會去進攻蘇聯。殊不知,無論是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它們都有兩個特性:
一是:欲壑難填,侵略擴張野心永不滿足,且在行動上具有極大的冒險性與瘋狂性;
二是:欺軟怕硬,這是所有的反動勢力的共性。它們在行動的時候,總是“柿子先挑軟的捏!”
嚴酷的歷史經驗是,美國與西方政客這種“目光短視”的實用主義外交,其最后結果只能是:
養虎為患,自搬石頭自砸腳。他們以“損人”的動機出發,卻以“害己”的結果告終。
1942年12月7日,美國人終于嘗到了“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滋味。太平洋艦隊基本喪失,死傷美軍近5000余人。羅斯福大夢方醒!大叫:“國恥!”這才改變了對華的政策——中美結盟,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
偷襲珍珠港事件還會重演嗎?
1945年9月2日,日本軍國主義失敗,被迫無條件投降。
出于稱霸世界的需要,戰后,美、英西方的外交政策,重又回到“反蘇”、“反共”的實用主義基點上。
于是,美國拋棄了抗戰時期支持國共合作,支持中國走民主政治的道路;相反,推行了一條扶植蔣介石獨裁政權,支持它發動“反共”內戰,干起了殺害數百萬中國人的罪惡勾當。
于是,在新中國建立后,采取重新武裝日本、敵視中國的基本政策。
┄┄
幾經較量,社會主義新中國巋然屹立,且越來越強。直至1972年,還是出于實用主義需要,才有尼克松訪華,發表《上海公報》,才有1979年中美建交。
進入新世紀后,美國因擴張過度,出現盛極而衰的征兆。奧巴馬上臺后,面對中國日益興起與自身日益衰落的國力,不得不采取了所謂“巧實力”外交,推出“重返亞洲”后又改稱“亞洲再平衡”政策,實質還是實用主義的“反華”遏制政策。
其實,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它根本不需要、也不存在與美國“爭霸”的問題。從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開始,就再三聲明: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永不稱霸!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但是美國政客的實用主義政治哲學,促使它始終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時時害怕中國的發展會取它而代之。這就是奧巴馬政府,為什么會一直對中國采取言不由衷的兩面政策的真正原因。
美國政府一面要從中國的發展中得利;另一方面,又竭力以各種手段進行遏制。特別是采取支持日本部分復活軍國主義,唆使日本與其亞洲盟國利用“領土問題”集體反華,說到底,還是為了削弱中國,遏制中國的發展,確保自己的霸權無虞。然而,美國政府這種挑動日本軍國主義反華的做法,是極端危險的。
東方哲人毛澤東說得好:“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
以奧巴馬為代表的美國政客似乎非常自信,總認為,部分復活日本軍國主義(如允許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是為美國的政策服務的,是“可控”的。這實際上是奧巴馬等美國政客們在政治上的一種幼稚,是無視歷史經驗的結果。
第一,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什么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答曰:軍國主義歷史觀是也。
軍國主義歷史觀,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神主牌”,是它們的命根子。
如果日本能夠自覺地廢除“天皇制”;能自覺地砸掉“靖國神社”;能自覺地清算明治以來的對外侵略罪行(從殖民朝鮮半島到侵略中國,以至侵略亞洲其他鄰國);能自覺履行《波茨坦公告》與《開羅宣言》,向中國歸還釣魚島,讓沖繩復國;能自覺誠懇地向被侵略國家的人民道歉、悔罪(從制造“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殺”、“從軍慰安婦”、“‘731’部隊活體細菌試驗”、“毒氣彈、細菌彈殺人”);能自覺地維護《和平憲法》,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能自覺地制訂法律,規定“美化軍國主義戰犯、侵略罪行者”的言行,一概入罪┄┄這才叫放棄、清除了軍國主義史觀。
試問:當今日本能做到這些嗎?不可能。
相反,既然安倍等日本右翼政客全盤繼承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史觀,他們正在以當年的“大日本帝國”的侵略、擴張歷史為榮哩!他們正在狂呼“天皇萬歲!”他們正在虔誠地參拜供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他們正在竭力否定一切以往的侵略罪行,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部侵略歷史呢!日本右翼正在控訴美軍的“東京大轟炸”!正在控訴羅斯福總統居然下令對廣島、長崎扔原子彈呢!
安倍的軍國主義歷史觀與奧巴馬的實用主義外交,猶如兩個從不同基點(日要復活軍國主義,美要“亞洲再平衡”)出發,在當前一個“反華”的共同點上短暫相交;再稍往前,即會脫離這一交點,日、美之間關系必然分道揚鑣,各奔前程——必然會出現“發散性”的運動,兩者關系定會越走越遠。
道理很簡單,安倍的歷史觀是要從根本上翻二戰反法西斯戰爭的案,要做“正常國家”,要求恢復往日軍國主義的行動自由,徹底改變二戰后的國際秩序。奧巴馬盡管奉行實用主義外交,可以把昨天的“敵人”,當作今天的“盟友”,但要他從根本上否定美國在二戰中的反法西斯立場,這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日、美之間在歷史觀上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誰愿后退呢?日本,還是美國?誰也不會后退。這就是日、美之間的死結。
日本軍國主義一旦復活,對美國來講,是不是“可控”?這其實主要還不是一個理論探討問題,更不是美國人的“自我感覺”的問題;它主要的是由日本的實際行為來決定。
所謂“可控”,說穿了,就“聽話”。也就是說,美國能否讓日本完全“聽美國人的話”。日本究竟是不是“聽美國人”的呢?事實是,有時聽,有時不聽;在涉及日本軍國主義非本質問題時,它可以聽;當事關日本軍國主義本質問題時,則根本就不聽。現隨手舉上幾例:
例一:2013年12月26日,安倍根本不理會美國政府通過多個渠道(包括副總統拜登訪日時的告誡)反復力勸,最終還是以“日本首相”名義參拜了靖國神社。奧巴馬政府在惱怒之下,不得不改變美國在“參拜”問題上一貫的“模糊”立場,先在當天通過駐日使館,對此舉表示“失望”;30日,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又在談話中對安倍的參拜,再次表達“失望”。
這說明什么?說明在涉及軍國主義歷史觀的問題上,安倍政府是不會聽美國的。那怕奧巴馬跳也好,叫也好。日本政府是不會理會的。
例二: 1991年12月,在世界輿論壓力下,日本政府曾就二戰日軍強征“慰安婦問題”進行調查,并于1993年8月4日,由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以發表談話形式。代表日本政府對慰安婦的痛苦與傷害,表示由衷道歉。以后,隨著日本右翼勢力的猖獗,日本政界一再出現否定強征慰安婦的言論。為此,2007年,美國眾院通過一項無約束力的決議,要求日本政府以正式、明確的方式承認“慰安婦”問題,就這一問題道歉,并承擔相應的歷史責任。但是日本根本不予理睬。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臺,又揚言要改變“河野談話”,再一次遭到美國的反對。為此,美國高官一再出面表態;今年1月15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又把“慰安婦”議題收入國會法案,敦促日本政府正視這一問題并道歉。
可是安倍政府仍我行我素。6月20日,安倍政府向國會提交《對“河野談話”出臺過程的調查報告》,認定“河野談話”出臺過程受到韓國政府影響;同時聲稱,在談話的起草過程中,沒有就關鍵證據——受害“慰安婦”證言的真實性進行調查。實際上仍間接地否定了“河野談話”。
這又說明了什么?說明凡在涉及軍國主義歷史觀的問題上,安倍政府是不會聽美國的。那怕奧巴馬跳也好,叫也好。日本政府是不會理會的。
既然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不會改變;既然以安倍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只要在涉及有關軍國主義史觀的問題上根本不會理會美國的意見,不會“聽美國人的話”,那么,奧巴馬的“可控論”還有什么意義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本性中,又具有極大的貪婪性、冒險性與報復性因素,那么,當日本軍國主義完全復活時,21世紀新的“偷襲珍珠港”事件還能避免嗎?
只要美國政府不愿改變“反華”實用主義外交,看來美國人再次挨“揍”的結局是無法避免的。這就是安倍歷史觀“蜜月”奧巴馬實用主義外交的必然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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