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變這種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比爛的惡性競爭局面，只能是漲工資、降工時，嚴格落實勞動法規。
一、失業是全體打工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我們知道，失業是市場經濟下必然存在的現象，資本家集團刻意保存著一大批失業群體，讓他們成為可隨時廉價起用的產業后備軍，這些失業者既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又是其得以生存發展的前提。用這個理論去剖析當下的失業現象，就會獲得更加清晰的視野。
很多求職者在求職過程中往往心存僥幸心理，認為自己憑借格外的努力奮斗就可以獲得飯碗，覺得個人的才智和努力可以抵消失業的風險。但實際上失業的浪潮很難阻擋，尤其是在經濟下行期，廣大勞動者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輕則收入減少，重則失去工作。不僅如此，近年來我們還可以看到失業的“警戒水位”已經上升到了過去我們認為絕對安穩的地方：部分事業編職工編制被撤銷，大廠里的中高級員工開始自危……近年越來越多的“碩士送外賣”、“程序員開滴滴”、“創業失敗擺地攤”現象進一步向我們證明了：失業對勞動者是一視同仁的。大學中法律、土木、經管、計算機等熱門或曾經熱門過的專業起起落落，就業市場上各行業“風水輪流轉”的鮮明反映。
資本家一旦發現經濟不樂觀的跡象，就會把“寒氣傳遞到全社會”中去，拉著全社會承擔后果。大量勞動者以各種形式被開除，直接炒魷魚之外，故意提高考核標準，穿小鞋，各種下三濫手段出不窮。“有幸”被留下的勞動者為了保住工作，被迫接受日益苛刻的條件，在老板們“奮斗求生”的口號聲中，超時工作、克扣工資變成了家常便飯。他們也是失業的間接受害者。在工廠經濟效益下滑、被迫減產時候，工人甚至有要求“主動”加班的現象。
有人會問，嚴重的失業問題是否可以通過市場的運動自發解決？可是，問題本身就是由市場產生的。
我國就業市場如今在供應和需求兩端存在極端的失衡：在需求側一方，疫情時期勞動力密集產業受到了重大打擊，再加上后疫情時期經濟下行導致市場無力創造出更多崗位；而在供給側一邊，勞動力數量、質量與就業崗位之間出現了錯位，導致比上一代人受到更好教育的年輕人在求職中并沒有太多優勢。失業問題是社會運轉的后果，不能讓當事的失業者承擔所有責任。
面對苦求一職的待就業群體，企業為大量崗位設下了重重障礙，往往要求求職者有很高的職業起點，如若干年的工作經驗、自帶的職業資源等等，這些要求絕大部分求職者是無法滿足的。此外，勞動者被迫延長工作時間以增加資本利潤，導致出現“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勞動者的流動被加速了。
失業增加的同時伴隨著勞動時間的延長（圖源：格隆匯）
科技進步帶來的失業風險也不可忽視，當先進技術為企業掌握時，他們會盡一切可能降低成本，導致人力為機器取代。
官方試圖擴大就業吸納能力，但現實是，就業總需求會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趨于下降，企業為了降低成本也不可能盲目擴大崗位。
剩下的還有不少自欺欺人的招數：臨畢業的學生被刻意誘導簽署不公正的三方協議，近日又傳出研究生學制延長的新聞；不少工廠利用黑中介以坑蒙拐騙形式拉人進廠；呼吁出國留學、務工的聲音；一些“專家”也會告訴年輕人勇于創業創新……而數據層面的造假更是層出不窮。他們并沒有針對解決失業的有效措施，只能苦苦等待下一個繁榮周期的到來。
二、打破對失業的陳舊觀念
所以說，失業并不是“可恥”的行為。傳統的社會觀念往往要求成年人擁有“穩定、體面、輕松”等標簽的職業，而把失業者默認為“不上道”的“失敗者”。現在這種舊思想又被資本家及其傀儡拾起來，他們喊著“勞動最光榮”、“奮斗最美麗”的口號，同時在社會上潛移默化地制造對失業人員的歧視，污蔑他們為“不努力的下場”。在人口問題還沒如此嚴重的若干年前，還有另一種令人發指的暴論——一些“學者”和“觀點人士”更是把失業歸咎到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上來，所有問題的原因都是“人太多了”，并叫囂“等到我國人口下降到某某數量時便可成為發達國家”，仿佛許多人自出生就成為了社會的“冗余”。
廣大勞動者也在反復的失業中認清了現實，很多人已經不再為失業感到羞愧，通過失業理解了社會運轉的規律。打工人的階級意識因此而更加完整。
被稱作“農民工”的新工人群體在就業市場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一代農民工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被投入到城市的建設中，一旦企業認為他們無法創造更大價值便會拋棄他們，失業補助則是天方夜譚。以建筑業為例，近些年各大工地逐漸落實了“清退令”，不招六十歲以上農民工，實際上很多工地超過五十歲就不招，這標志著第一代農民工基本退出了大建設的舞臺，他們往往只能回到還有密切聯系的鄉村，或者去那些條件更差的小工地。他們“完整經歷了國家社會變遷的過程”，卻沒有徹底完成從農民到打工人的身份轉變。
被稱為“新生代農民工”的新工人群體則不同。他們早已把換工作當作家常便飯，對失業更能等閑視之。不同于老一輩的“老鄉帶老鄉”，他們習慣于通過社交平臺、直播間等渠道找工作。某招聘網站的最新數據顯示，90至95后平均跳槽周期為2.61年，95后縮短到1.69年。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課題組2020年對青年農民工的一項調查顯示，未換過工作的青年農民工僅占25.4%，有7.4%的青年農民工換過8份及以上的工作。他們學會了用腳投票。主動或被動的、經常性的失業教育了他們，在失業問題他們比前輩更加理性而成熟。
他們與來自城市中的中低層家庭的新一代打工人混然一體，構成了新工人群體的主體。《2021年新生代員工職場趨勢報告》將職場年輕一代（90后、95后、00后）形容為“新生代員工”，指出生代員工具有“價值觀獨立、崇尚自由、興趣廣泛、可塑性強”等特點。報告顯示他們的平均更換工作時間與上述“新生代農民工”基本相同，平均2-3年更換一次工作，而私企的新生代員工在入職1年以內的離職率最高，達26%。
數據來源：《2021年新生代員工職場趨勢報告》
《2022新生代員工職場現狀調研報告》則顯示，在職的新生代人員中，有29.3%在主動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其中，物流/運輸行業（40%）比例顯著高于平均水平（29.3%）。還有36.3%的員工處于被動求職狀態、隨時考慮其它的合適機會。8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3年半一換，90后則是19個月，95后更是縮減到7個月。
更有多位90后老員工在訪談中表示，新生代員工普遍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在訪談過程中，“WLB”（work 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拒絕畫餅”等詞則是00后員工口中的高頻詞。越來越多的年輕打工人不再接受資本家強加給他們的職業理念，厭惡、逃避機械重復性的勞動，這并不是當代的打工人變得好逸惡勞，而正是他們階級意識成長的表現。
三、打工人聯合起來，漲工資、降工時是方向
“躺平”的出現及其內涵的不斷豐富，是廣大打工人的無聲抗爭，反映了他們不愿再受剝削的愿望。但個體的行動終究有它的上限，實際上很多勞動者最終又不得不回到“內卷”的隊伍里與其他勞動者相互競爭。一邊“躺平”又一邊“內卷”的矛盾根源在于廣大勞動者整體上仍處于彼此孤立的狀態。
現實中，不乏打工人自發進行的反失業斗爭，有要求落實勞動法離職補償的，有反對惡意遷廠的，這些斗爭代表了階級對抗的一條前線。這是打工人個體或以工廠為單位的斗爭。
而要想從整體上改善這種旱的旱死、澇的澇死，一方面大量失業，一方面在職打工人又過勞的局面，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嚴格落實勞動法規，漲工資、降工時。當然，這也僅是暫時改良的辦法，根本的解決辦法是社會主義公有制。
資本家及其吹鼓手當然會拼命反對，他們會說經濟不景氣，企業家已經很難了，他們會聲稱這樣做提高成本，破壞“營商環境”，工廠不開業，工人也沒有飯吃。對于同樣深陷內卷漩渦的中小企業而言，似乎的確是這樣的。如果某廠給工人加工資且不加班，在這種比爛的惡性競爭中很快就會被淘汰。
但這種比爛的惡性競爭同樣對資本家不利。工人的勞動力價格被壓到極低的水平，工人的閑暇時間被壓到了極低的水平，這對工人的消費是極大的限制。對政治經濟學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打工人的正常消費，僅靠少數剝削者的消費，他們再怎么奢侈、再怎么花天酒地，也不可能解決供需失衡的問題，也無法走出經濟低迷的泥潭。
打工人當然是不希望加班的。他們所謂的“主動”要求加班，是因為工資太低，他們只能在挨餓和加班之間選擇一樣，這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以深圳為例，按20元的時薪算，正常的五天八小時加上雙休，工資是3000余元，扣除按最低標準繳納的社保，剩下的基本就是深圳市最低工標準2000出頭。這在一線城市很難生存，更不要說是養家了。
要改變這種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比爛的惡性競爭局面，只能是漲工資、降工時，國家必須出面，嚴格落實勞動法規。
對工人來說，這個要求并不高。但是，即便是這個并不高的要求，沒有打工人的團結奮斗，也并不會有人去主動施行。打工人絕不要寄希望于什么產業升級、走向世界市場之類說辭，這是華而不實的畫大餅。
路在何方？路就在自己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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