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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有個縣級市，我就不點名是哪個市了，他們的勞動局搞了一個神奇的東西，叫做異常維權。

立華我今天有點出離憤怒。

浙江省有個縣級市，我就不點名是哪個市了，他們的勞動局搞了一個神奇的東西，叫做異常維權。

按照勞動者去勞保監察部門投訴、去勞動仲裁院深泉仲裁、去人民法院提請勞動爭議訴訟和以拖欠農民工工資名義討要工程款四個檔次，做了個賬。

三年內在同一勞動保障監察部門投訴10次以上，或者是不同的勞保監察部門投訴15次以上，就要記賬。申請仲裁市一地5件或者異地8件，提請勞動爭議訴訟是一地3件或者異地5件。

至于討薪，則是一年內一地3次或者異地5次。

該縣級市還講，要是情節惡劣，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良影響，就算是未達到前述標準，要是該地法院、勞動認識爭議仲裁院和勞保行政執法隊協商一致，也可以納入異常名錄。

納入名錄的影響是什么呢？

是在網站、微博、微信上發布該人信息，并且要通報到轄區的勞動中介、人才市場和行業協會。

看起來影響不大，就是公示一下誰維權次數多，然后告知該人所在行業協會和該人所在地區的人才市場，但是這里面就涉及到一個行政程序是否合理的問題。

勞動者維權比較困難，往往如此，工程款能不能結算，結算的痛快不痛快，這件事勞動者自己決定不了，甲方什么時候打款，分包什么時候結算，小包什么時候領錢，這幾個環節勞動者控制不了。

要知道，在我國勞動者有其特殊的用工環境，零散的勞動者往往來自五湖四海，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者是亞非拉發展中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國的勞動者并不以地域或者血緣等形成自發的組織。

勞動者的一個突出特性就是原子化，彼此之間不認識，認識也頂多是老鄉介紹老鄉來打工，三個五個最多。這就導致勞動者勢單力薄。

但是，我國的企業家之間有一個自發的組織，要么還是地域，要么還是血緣，商會比較發達，定期或者不定期都有聚會。

企業家之間彼此有一定聯絡。

勞動者勢單力薄，企業家彼此聯絡，問題就會變成原子化的勞動者和組織起來的企業家之間的矛盾，打工的時候聽到的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招工的時候聽到的就不是你不招有的是人招，而是我們步調一致，節奏要差不多。

那么，勞動者的難就不是紙面上的難，而是維權真的難，勞動者能求助的只有公權力，只有人民政府，對我們政府行政程序沒了解的勞動者搞不好要求求助公安局，有了解的勞動者自然要求助勞動局。

要不到勞動所得，往往是個突出的困難，而且勞動者的文化程度一般不高，所以勞動者會自發在實踐中自組織，推舉出來一個比較專業的勞動者，幫大家進行維權。

比如說外賣小哥會自發產生領袖，卡車司機會自發組織協會。

表現突出的勞動者會不自覺的成為一個積極維權的人，因為他一般不是在給自己維權，維權成功一次，他就出名了，接下來出于對同一個產業工友的共情，他也樂意幫大家，大家因為他有成功的經驗，也樂意去找他。

這個時候我們的工會干什么去了？該縣級市的工會干什么去了？

勞動者中自發產生了一個領導，不趕緊吸收進工會來，不趕緊找他了解工友的訴求，反而把人往對立面上推，我就不得不問問該縣級市的領導，平時是去工商聯的辦公室多一點，還是去工會的辦公室多一點。

要知道，不管是勞動局也好，還是勞動仲裁院也罷，在日常的工作中往往因為接觸對象的原因，天然偏向勞動者。

很多地方的老板都在抱怨，勞動者只要提請仲裁，或者是去勞動局告，必然輸。這是因為勞動局和仲裁院的同志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本色，天然親近勞動者。

任由事情發展，一定是行會自發形成，工會擴大影響，勞動局仗義執法，勞動者的權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但是該縣級市沒有這樣的情況，很明顯是出了一點什么問題。

我國要搞共同富裕，這是大氣候，浙江省是個示范區，這是小氣候，大小氣候都在這里擺著，該縣級市的領導搞這種事情，不太合適。

就在嘉興的南湖有條船，是什么船，我想不用多說，今年有個紀錄片叫《零容忍》上映了，我想也不用重提。

這種行為，我看要查查，能密集落馬，就得密集落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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