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過年了，已經連續兩個春節沒有回老家。本來打算趁春節帶孩子回趟老家，要不然孩子連老家的柴門都快不認識了。
無奈病毒已經接連攻破家鄉的兩個縣，家鄉市府統計出了190萬外出務工人員，成了各個村動員“就地過年”的對象；防疫政策連連升級，從低風險提供48小時核酸報告，到低風險也要居家外加兩三次核酸，而返回城市也會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限制……最終跟父母商量還是作罷了。
過去兩年層層加碼的現象備受輿論非議，各級官員卻依然樂此不疲：
筆者這樣的已經在城市安家的新小市民階層“過年回家”還僅僅是為了疏解“鄉愁”，跟父母團圓，并非“剛需”，為了“大局”，就不給各級政府添亂；然而，那些候鳥一樣往返于城市與農村的底層勞動者，他們過年還好嗎？
昨天晚上看到一條新聞：陜西西鄉縣堰口鎮勸外出務工人員不返鄉，勸返率“前三名的村獎1000，后三名罰1000”。
當地鎮政府工作人員對記者稱，鎮上有隔離條件的酒店已經全部住滿，為了“倒逼”村上落實“勸返”政策，就出臺了這份通知。
“勸返”做得好的前三名的村各獎1000元，后三名各罰1000元。獎3000罰3000，當地鎮政府倒是實現了“零成本”防控，只是不知道領導們有沒有想過，那上萬省外務工的勞動者，他們能過上一個好年嗎？
幾乎在同一時間，筆者又看到一則“老人自述和十幾個工友睡在橋洞下”的視頻：
工地提前強制放假，家鄉管控嚴格不讓回去，“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在此刻竟是如此的真實。
其實，哪怕沒有病毒的威脅，絕大多數城市建筑工地的工人也是無法留在那里過年的。筆者在幾個建筑工地做工友服務的公益項目時了解到的情況，一般工地到春節假期都會封閉工地，只保留少量工地保安和留守人員看守物資，工友宿舍是要清空的。站在工地資方的角度，讓工人留下會產生安全風險，為了降低管理成本，春節期間不讓工友留宿也就成了普遍的做法。
對于勞務輸出的農村地區而言，讓務工人員老老實實地在城市待著，就可以以最低成本防控住病毒；而對于城市雇傭勞動者的資方和城市管理者而言，低成本的做法要么是讓這些務工者清空回農村、要么就是讓他們自費食宿把他們關在一個封閉的空間里。
此時此刻，在城市和農村管理者眼中，候鳥一樣的底層勞動者忽然成了“負擔”，為了防控大局也就要把他們當作“代價”犧牲掉。
面對這樣的局面，筆者只想破口大罵，卻早已無力去罵。這樣的局面，不過是“打工經濟”本來面目的真實呈現。
大批候鳥一樣的勞動者往返于城市與農村之間，他們一方面為城市的繁榮和資本的涌流貢獻著青春和汗水，拿著最微薄的工資從事著最臟最苦最累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為農村地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城匯”，他們的家庭成了農村地區消費的主力，在不買房就不給嫁女兒已經成為主流價值觀的情況下，他們又成了縣城和小城鎮買房的主力軍。
與之同時，城市和農村又都不愿意為這些候鳥一樣的勞動者提供足夠的社會福利和保障，同樣把他們當作“負擔”。在城市，盡管出臺有各種各樣的隨遷子女入學政策，但便利而優質的教育資源依然與戶籍以及房產深度綁定在一起；在農村，因為財力有限，為了“節省”教育開支，撤點并校早已推行，那些剛剛一年級還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留守兒童已經被要求寄宿在遠離家庭的學校。
最理想的“電池人”形態，大約便是只發電而不消耗任何能源吧。但是，“電池人”一詞是電影《黑客帝國》對美國社會無產階級生存狀態的隱喻，中國不該如此。
對病毒嚴防死守的目的不就是為了人民的幸福與健康嗎？病毒是全社會共同的敵人，也應該是全社會共同面對和承擔的災難。一方面，把醫藥產業交給資本，讓少數資本家疫苗生產和核酸檢測企業透支全民醫保維持暴利，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讓大多數底層勞動者默默承受，把候鳥式的最底層的勞動者視作防疫的負擔和可犧牲的代價，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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