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疑惑，為什么總有人以為自己吃飽飯了，全世界人就都吃飽飯了？
那些餓肚子的，不是在“地域黑”就是在“帶節奏”？
醒醒吧！您這是事兒沒攤自己頭上，站著說話不腰疼！
我也是西安居民，看了上圖，不禁為農民工群體感到悲哀！
建起城市高樓大廈的是他們，買不起房只能住城中村的是他們，疫.情期間買不到吃的的是他們，網絡上發個聲還被認為帶節奏，激化矛盾的也是他們。
他們的一生獻給了祖國的建設事業，只因呼吁社會關注疫.情下的農民工吃飯問題，卻淪為了有些人口中“無理取鬧”的存在。
我不知道有些人的父母、親友是做什么的？有沒有在工地打工的，有沒有住城中村的？知不知道他們現在過的什么生活？
據網絡資料以及身邊朋友那里了解，目前有一些工人是沒有鍋碗瓢盆的，只能吃泡面這類的即食食品，或者買點面條在燒水壺里煮著吃；就算有做飯條件的，可因為防控需要，不允許商販開門營業，自然也就無法買菜做飯；就算勉強能買到菜做飯，可菜價又高得承受不住，最終還是狠狠心咬咬牙不買了，吃泡面吧！
疫.情期間，城中村的打工者既沒有收入，又要繳納房租，面對買不到和高攀不起的蔬菜，只能敗下陣來，以最廉價的充饑食物泡面為生，而有的人是否能在村子里商店都關門的情況下買到泡面都很難說。
他們的生活物資保障，可以說比小區居民更困難。
外出打工的人，其中不乏年長者，使用智能手機不那么方便，不了解線上購物渠道，不知道找誰解決生活物資保障問題，不清楚怎么在網絡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即便現在年輕的打工者已經可以熟練運用網絡發聲，但還是很難廣泛傳播出去，讓更多人聽到他們的心聲、呼聲，以此推動解決吃飯問題。
我是從小住在城中村的姑娘，我們一家人也算是外來務工吧，在各個城中村住了10年之久。近些年城中村逐步改造，村里的村民遷移到了小區居住，可許多打工者離開這個城中村，搬到另一個城中村，四處漂泊。
雖然現在的我住在小區里，元旦當晚10點多，社區工作人員還送來了一包救濟菜，里面有土豆、包菜、芹菜、筍、大蔥，附近居住在小區的朋友也相繼收到了政.府免費發放的菜，我們也都有鍋碗瓢盆能做口熱乎飯吃，可住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呢？
西安封城，滯留的打工者生存越發艱難。而鉚足勁想盡一切辦法回家的打工者，正如那三位被調侃湊齊“鐵人三項”的神人，一個游泳，一個騎行，一個走路回家，又何嘗不是為了生存？
微博上有一條高贊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眾生皆苦。留在西安舍不得花錢，再說有錢都買不到吃的了，在外務工無非就是想省點錢罷了。”
是的，省錢。
恐怕有人很不理解，命要緊還是錢要緊啊。
對他們來說，錢就是命，沒有錢就沒有命。在城里動輒三四百元一份的高價“英雄之菜”，動輒四五千元的密接人群隔離費，這才是他們不愿冒的險！相比之下，游泳、騎行、走路回家又算得了什么？
常人難以理解，大多是因為自己沒有處于那種困境。
被封在城中村或工廠的打工者，但凡能夠得到基本的生存物資保障，而他們又能夠買得起，有誰愿意拼了命趕回家？
“肉食者”以為平民百姓都吃得起“肉糜”（肉粥），可笑他們其實連白粥都吃不到！
古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今天又何嘗沒有呢？
不過，相關部門已經注意到農民工群體的生活困難問題，相信隨著小區居民吃飯問題的逐步解決，不久的將來，城中村打工者的吃飯問題也會逐步解決。
站在今天看過去，其實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如水災、蟲災、旱災等自然災害不斷發生，對于人民政.府同樣是極其嚴峻的考驗。
而毛主.席是最見不得群眾受苦受難的。
在領導全國人民抗災救災工作中，不僅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在思想上高度重視抗災救災，更要求落實在具體行動上，努力保證受災群眾的吃住，并多次親自批示安排調配。
1950年淮河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水患，當毛主.席讀到急件中說“有些災民因躲避洪水不及，爬到樹上，被毒蛇咬死”時，不禁難過地黯然落下了傷心的淚水。毛主.席更親筆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時已病魔纏身的毛主.席，艱難地，一字一句地看完了災情報告，得知整個唐山淪為一片廢墟，幾十年的建設毀于一旦，無數同胞傷亡，毛主.席再也忍不住情緒，淚流不止。
據身邊人回憶，這是第一次親眼看見主.席情緒崩潰地大哭。
毛主.席晚年曾說：“我這人感情越來越脆弱了。我一聽到天災人禍，就忍不住傷心。”
如果今天的一些地方領導們能做到毛主.席的十分之一，恐怕也不至于出現“鐵人三項”“買不到菜”“買饅頭充饑被打”“轉移隔離不管不問”……
但凡是心里裝著一點群眾的人，都干不出這種荒唐事兒。
疫情是面照妖鏡，照出一片光怪陸離。
惟愿每個人平安健康，不挨餓不受凍，西安早日走出陰霾，重見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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