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是個體力活，你一個女的能干嗎？”
“原來你是女的啊，怪不得送得這么慢。”
“這么重的餐，女人拿不動的，換個人來吧！”
這樣的話，作為女騎手的李華（化名），不知道聽了多少遍。記得去年某一次送餐途中，為了更快送餐，她在八里莊街道上逆行。剛開始跑得慢，被旁邊的男騎手從后面追上來，調侃道，“你們女的還想跟我們男人比，你跑兩趟都跟不上我們。”李華很不甘心，只得拼命加速，結果卻和一個騎自行車正常行駛的人發生碰撞。她的腳被自行車的腳踏板刮傷了，卻又只能忍痛前行。不然，訂單就快超時了。
“女子本弱，為母則剛。你帶著寶寶送外賣的身體真美。”
“她的電瓶車上固定了一個嬰兒座椅，座椅上坐著一個小小的嬰兒，好奇地探出了頭。她則在手機上認真地核對著送餐的訂單信息......這樣只能一手抱著孩子，一首拎著外賣送餐了......希望她上樓的時候慢了也不要被責怪。”
“近兩年工作不好找，但這不能成為我們放任自己的理由，生而為人，當我們看到這位年輕媽媽即使送外賣也會毅然承擔起媽媽的責任，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年輕媽媽帶著嬰兒在路上飛奔橫穿送餐的畫面開始具像化，被陸續送達到大眾面前：今年6月，河南省鄭州市一位僅4個月的寶寶被背著懷中，跟著媽媽送了兩個月的外賣；無獨有偶，重慶市的女騎手也被捕捉到在送餐的休息間隙中，坐在街邊給懷中幾個月的寶寶喂奶，喂完奶后便又再次在APP上接單，送餐......
圖源網絡：2021年6月3日媒體報道
2020年新京報發布了《外賣騎手職業可持續發展調查報告》，數據顯示在調查樣本中，13%是女騎手；同年，阿里本地生活服務公司發布的《2020餓了么藍騎士調研報告》指出，在為濟南市民送餐的餓了么騎手中，女騎手的比例達14%，位居全國直轄市、省會城市榜單中第2名。盡管女騎手的比例在不斷增長，但外賣員仍是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以重體力、超長勞動和快速等為其勞動特征，女騎手以“職業性別少數”的身份參與其中。不可否認，女騎手的出現，是在具體勞動情境中“職業性別少數”沖破性別隔離的經驗，但與其將其論述成為是女性沖破職業性別隔離的主動嘗試，更大的可能是，在平臺經濟新型用工模式下，女性就業的降級選擇和傳統性別分工的操演和維持。
當揭開所謂“平臺公平”和“算法中立”的虛假面紗時，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是如何吃著女性作為家庭照顧者的紅利，在“無勞動關系”下如何將她們打造成便宜好用的勞動力。
01.
平臺不公平，資本家不是慈善家
外賣行業的流動率一直處于高位，頻繁跳槽是附屬于平臺經濟用工模式下的新常態。除去對工人勞動過程的嚴格控制讓他們喪失對勞動過程的掌控外，缺乏上升機會、勞動保障和免受歧視等保護，也在不斷侵蝕工人的權力和權益。如果說，這種對工人“去權”的常態化是一個社會結構性問題，那么當發生在女騎手身上時，它還是一個與社會性別文化規劃所交織的問題。
明面上，平臺并沒有設置任何的準入門檻，甚至不斷以“低門檻”作為其賣點，吸引著低技術勞動力的進入。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整個外賣行業都是按照男性的身體和氣概所打造的：要求高速度和強體力。我們承認，對抽象的同工種——送外賣，女騎手和男騎手在勞動本質上幾無差別，主要都是勞動力的付出。面對持續運費單價下降的趨勢，騎手們的勞動時間越來越長，勞動強度越來越高，“拼命趕”、“拼速度”成為常態，也成為行業規范。但當女騎手進入外賣行業時，唯有不斷“拼速度”和“拼體力”，她們才能消除以性別刻板印象（如“外賣是個體力活，你一個女的能干嗎？”）為基礎的文化性隔離，從而建立起女性勞動在這一以男性為主導的行業的合法性。女騎手阿夏，在做騎手后，已經換了三輛電瓶車，正在送餐的這一輛電瓶車的后視鏡也由于超速碰撞而撞壞了。“沒有一個騎手是看紅綠燈的，往往燈還沒有跳轉時，你就得發動了”，除了風雨無阻騎車在路上，騎手的日常，就是在商場、辦公樓和居民樓之間奔跑。為了符合平臺對速度的追求，女騎手“主動”去改造自身的女性身體特征，如阿夏所說：
“平時我從來不帶水，上廁所耽誤時間，很少喝水。如果碰上經期，就更麻煩了。我每次經期第一天都很難受，但還是得跑，你得忍受疼痛，你不能休息。”
這種基于性別差異的限制，被女騎手們解讀為是個人需要解決和克服的性別差異。對她們而言，“平臺是公平的”這一口號式宣傳被不斷內化：
“外賣這個行業對男女都是公平的，并不會因為是男子而收入就多，也不會因為你是女子就歧視你，只要自己肯吃苦又耐勞，薪資就會非常可觀”。
但平臺這一所謂無性別差異的對待，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卻是為了逃避作為一個用人單應當承擔起的對女性勞動者的職責。除去女性主動的身體改造以滿足平臺要求外，原需企業計算和承擔的生育成本也被平臺甩得一干二凈。在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時，以盈利為導向的企業還得費盡心機去規避女性職工婚育可能增加的勞動成本（如招聘過程中的性別歧視和違法解除合同等）；但在不承認勞動關系的平臺經濟下，缺乏勞動合同以明確員工對企業的附屬關系時，企業根本無需為其員工提供任何的保障，更不存在傳統企業規避風險的問題，但這反而遮蓋了企業“不作為”和“不負責任”的行為。“媽媽帶著寶寶送外賣”場景的出現，就是母職懲罰在平臺經濟下延續的最好說明。
可當“媽媽”這一強調再生產責任的身份被放大而導向歌頌母愛的偉大或修飾成個人問題時，她們身為勞動者的身份，連同因與平臺的勞動關系不被承認是造成其帶著寶寶送外賣的原因的這一事實也被掩蓋起來。不然按照我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第五條、第九條和《勞動法》第六十二條，這些帶著寶寶送外賣的媽媽根本不會出現，因為女職工在懷孕、生育和哺乳期時均受法律保護，除去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產假，其工資更不得降低、不得辭退、不得解除勞動或聘用合同；哺乳時間和在單位內哺乳往返途中的時間均算作勞動時間。
作為勞動者本應被保障的權益，就這樣消彌在歌頌“母愛”、歌頌“只要肯吃苦”的個人優秀品德中，也就這樣消彌在平臺積極抵抗與騎手確定勞動關系的過程。平臺資本家，反倒落得能為需要照顧家庭的女性一定客觀收入的“慈善家”的美名。如果說，“自由”是平臺資本許給平臺勞工的虛假承諾，那么有助于促進勞動力性別平等和減弱母職懲罰就是它說過的最大謊言。當我們在討論算法讓專職的外賣騎手成為系統的工具人，越來越多的男性騎手不堪超長的勞動時間和不斷壓縮的單價的重負而高頻進出外賣行業時，“既能賺錢，又能照顧家庭”這一由平臺虛構出來的美好圖景，吸引著女性外賣騎手的進入，成為其補充型的廉價勞動力，維持著平臺系統的運作。
02.
算法非中立，打造女性成為二等廉價勞動力
平臺經濟中的性別差異的根源通常不是說平臺設計者有意將女性排除在外，而是算法使用的本身，就是建立在現有的性別勞動分工模式上，在看似“客觀”的“跑得快，跑得久，掙得多”的算法和獎懲計劃下，對需要照顧家庭的女騎手便造成了“制度性排斥”。鄭廣懷團隊的研究指出，平臺為工人設置了森嚴的晉升體系。以某眾包為例，平臺會根據騎手每周所完成的單量核算轉換成訂單分，不同的訂單分對應著不同的等級，如普通、銅牌、白銀、黃金、鉆石和王者等級別。只有達到特定的工作量要求后，騎手才有資格晉升到下一個級別。騎手的等級越高，那他/她獲得的薪資獎勵和權益，如獎金和轉單權，就越優厚。同時，為了鼓勵騎手們把他們的送餐時間涵蓋到早餐和宵夜時間，平臺會額外給在早餐和夜宵時段完成的有效訂單增加0.5分的訂單分。在單價逐漸走低和基于算法而產生的獎勵計劃的刺激下，騎手在線跑單的時間越來越長，跑單的距離亦越來越遠：在配送時長方面，超過一半的外賣騎手得每天在配送崗位上停留超過8小時以上；在配送距離方面，超過半數的外賣騎手每天的配送距離超過80公里。在這種“全職”跑單的狀態下，超過六成騎手的月收入維持在4000元到8000元之間。
圖源：鄭廣懷團隊研究報告 某眾包平臺等級獎勵
雖然目前女騎手的勞動和生活狀況并沒有豐富地呈現在大眾面前，但從部分媒體報道中，我們仍可窺見一斑。出于既能填補家庭經濟上的缺口，又能同時處理好身為家庭照顧者的事務，是大部分女騎手選擇從家庭系統跳入到外賣系統的引力。當然，在疫情影響下，失業或薪資下降等也將女性推向了外賣騎手的行業。如報道中剛剛成為外賣騎手六個月的李華，便是由于疫情下餐飲行業生意慘淡，作為餐飲服務員的她慘遭辭退，之后轉行做了外賣騎手。對她來說，作為兩個學齡孩子的媽媽，外賣騎手相對收入可觀，時間自由，還能照顧家庭，是她對這份工作最大的感受，“我可以早上先送孩子去上學，下午沒事兒就可以去外面賺點外快。而且通常配送的距離也不遠，就在周圍5km左右的范圍內配送，如果遇到了什么緊急情況，也可以及時回家處理。”
礙于傳統的性別分工，即使女騎手工資也構成整個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但內化“照顧家庭”的角色分工，讓她仍然把“家庭”放在首位。平臺工作，如送外賣，成為她幫補家計而出現的次要的輔助性工作。市場經濟下，女性所從事的生產勞動和再生產勞動處于沖突中，這是一場對女性一天24小時的時間和勞動力的爭奪戰。女騎手根本無法像大部分男騎手般，通過延長連續的在崗配送時間和配送距離，來增加收入。碎片化的時間安排，讓身上背負著家庭照顧責任的女騎手，只能“跑一單是一單”，默默承受低價跑單。而平臺愿意給予更高收入或者更高權益的配送時間，如早餐和夜宵時段，往往是與女騎手需從事家務勞動的再生產時間段高度重疊，讓她們亦無法通過獎勵計劃來提高收入。就這樣，在生產性勞動和再生產性勞動的時間爭奪下，女騎手們自然跑得遠遠不夠快、跑得不夠久，也當然掙得不夠多。
平臺，卻能從中獲利。因著自我定位的“間斷性的、隨意性的和附屬性”的勞動屬性，女騎手內化并遵守了自身成為二等廉價勞動力的游戲法則，接受了低單價、低收入和無任何勞動權益保障跑單的勞動條件，自我轉化成能為平臺資本所挪用的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平臺將自己的剝削美化成給予有家庭照顧責任的女騎手“既能賺錢，又能照顧家庭”的“恩賜”。外賣平臺資本實際上不僅強化了女性附屬的經濟地位，亦強化了傳統性別分工的社會文化。
當我們在談論算法捆綁了騎手時，在女騎手身上，特別是有照顧家庭責任的女騎手，家庭也演變成為平臺資本用來控制女騎手的手段，讓女騎手更加順從和聽話。面對低價跑單，男騎手們頻繁跳槽進出和拒絕接單等反抗中斷外賣派送時，女騎手的出現，成為了平臺另一廉價勞動力的補充源泉。進一步，她們更被平臺資本家利用，成為分化工人、挑起工人間互相競爭的后備軍，以不斷壓低單價。不然，美團王興不會大言不慚地說，“3.4塊錢的價格很低嗎？最后不還是有騎手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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