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慶典前夕，6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向中國頒發了國家消除瘧疾認證，同時對中國的抗瘧努力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這一認證的標準，是需要連續三年無本土病例。中國從20世紀40年代每年報告約3000萬瘧疾病例，到2017年完全消除瘧疾，70多年時間里根除頭號頑疾，的確是一項值得銘記的偉大成就。
新冠的案例證明了，對付肆虐的傳染病疫情，絕不只是考驗醫學水平，而是國家體制的一場綜合比拼。回顧中國抗擊并最終消滅瘧疾的70年，咱可以驕傲地說一句，這就是體制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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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今天的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瘧疾這個概念已經很少被提及，甚至很多年輕人都不知瘧疾為何物，但在幾十年前，我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深受瘧疾之苦。
瘧疾是一種由瘧原蟲引起的急性寄生蟲感染，主要通過按蚊傳播。
瘧原蟲通過蚊子吸血進入人體，當蚊子叮咬某個瘧疾病人時，其血液中的瘧原蟲將被吸進蚊子體內。瘧原蟲在蚊子體內增殖發育10-14天后成熟，再通過蚊子傳播給其他人。
人患瘧疾之后，會出現急劇高燒全身出汗，還會時冷時熱，所以中國人又形象地稱瘧疾為“打擺子”。
《亮劍》中日軍掃蕩時李云龍突然“打擺子”
瘧疾是全世界公認的最嚴重的傳染病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數據顯示，全球每年都有上百萬人死于蚊蟲叮咬，其中大部分是由于感染瘧疾所致。
我國瘧疾感染的情況在幾十年前也極其嚴峻，瘧疾長期都居我國各種傳染病之首。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約4.5億人口中，受瘧疾威脅的高達3.5億，至少有3000萬例病人，其中30多萬因瘧疾死亡。
除了青藏高原以外，當時瘧疾感染情況曾經可以說是遍及全國。北方的瘧疾可能還有明顯的季節性，而在南方瘧疾常是終年流行。
在某些局部地區，瘧疾更是尤為兇險，比如地處熱帶的云南思茅（如今普洱市區）。
季羨林曾在《賦得永久的悔》中這樣描述：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八年，這里暴發了兩次惡性瘧疾，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患病死亡，縣大老爺的衙門里，野草長到一人多高。
原本是通往滇南的要道，清末七八萬人口的市鎮，死的死逃的逃，新中國成立時僅剩九百余人，人口損失超過85%。有民謠是這么說的：“思茅思茅，活人不牢 ”、“要下思茅壩，先把老婆嫁”、“要往思茅走，先把棺材買到手”，足以見得瘧疾在那里的肆虐情況。
新中國成立之后，面對疾病肆虐的現狀，政府于 1954 年全額撥款建立起了防疫站。起初只是省一級，隨后地、市、縣級的防疫站也開始相繼建立起來了。
縣以下的疾病控制被納入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的業務范疇，由政府或集體出資興辦。
而針對瘧疾、鼠疫、麻風病、血吸蟲病、肺結核和黑熱病等惡性疾病的專業防病機構，也開始紛紛建立。
但是彼時中國百廢待興，各個地區普遍缺醫少藥，衛生條件差，同時人民群眾也普遍缺乏對流行病的正確認識。面對棘手的現狀，黨和政府倡導“預防為主”的方針。
衛生防疫站在全國積極動員起來，向群眾普及科學知識，指導人民同不良衛生習慣作斗爭，同時發展全民愛國衛生運動，動員群眾進行全面大掃除。
在瘧疾重災區思茅，群眾衛生運動清除了成萬擔的垃圾，鏟除了遍城的野草，挖通了許多淤塞了二十多年的臭水溝，撲滅了成千上萬只老鼠、數以億計的蛆蛹和蚊蠅。
全國各種各樣的衛生工作也統統推廣開來，通過群眾的廣泛參與，除蚊滅蠅，清理溝渠，死水變活水，養魚吃蚊卵；高流地區人人服藥；不喝生水，早晚刷牙，飯前便后洗手等等等等。
今天大家非常熟知的“多喝熱水”，正是當年普及公共衛生的結果。那時由于傳染病橫行，家庭又缺乏凈水系統，于是喝熱水就成了愛國衛生運動的一部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還率先廣泛推廣驅蟲蚊帳預防瘧疾，遠早于世衛組織的推薦，驅蟲蚊帳的推廣使中國很多地區的瘧疾發病率大幅下降。
隨著基層衛生組織的逐步健全和群眾性衛生運動的持續展開，成績是顯著的，到1958年底，全國有722個縣、市基本消滅了瘧疾。
瘧疾重災區思茅壩區在1958年的發病率更是降到2.2/萬人，同年在壩區72次按蚊普查中，僅捕獲微小按蚊12只，自此之后，惡性瘧疾在思茅已經翻不起什么浪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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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比于醫療資源相對充足的較發達城市地區，農村地區由于通訊落后，醫療資源緊缺，瘧疾疫情更為肆虐。
1965年6月26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說全國現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
毛主席聽完后，十分震怒：“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當天，教員針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兩條指示：
第一， “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第二，“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
這便是“六·二六指示”，隨后，全國掀起了安排城市醫務工作人員下鄉和培訓農村醫務工作人員的熱潮，農村的抗瘧疾運動也由此得到了更深入的展開。
說到農村醫務工作者，那就不得不提中國農村特有的醫療形象——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指的是一些農村基層醫務人員，是我國農民發明的用語。
因為赤腳醫生一般處于半農半醫狀態，平時除了坐診衛生所給病人看病外，其余時間要照常下田干活，一旦碰到前來求診的，就立馬從田里拔出腿，光著腳就跑去了，赤腳醫生的名稱就是這么來的。
新中國能夠消滅瘧疾國家，這一了不起的成就與六七十年代的老一輩赤腳醫生是分不開的。
為了消滅農村地區的瘧疾，赤腳醫生們逐家逐戶逐人排查，登記造表，連續多年手提熱水瓶和當時預防瘧疾的藥品乙胺嘧啶、佰氨喹林，送藥到手，看服到肚，服后再走，認真做好了農村的瘧疾防治工作。
當時在赤腳醫生之間廣為流傳著這么一段抗瘧宣傳口號:
“瘧疾蚊子傳，藥費政府免。連服八天藥，防止以后發。今后發瘧疾，去找衛生員。我們送藥到手。看服到口。咽下肚子，說句話再走。”
赤腳醫生們對中國醫療體系的貢獻，除了抗擊瘧疾，還有很多。
1968年夏，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毛主席看后批示道：“‘赤腳醫生’就是好。”
赤腳醫生重在實踐，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但這絕不意味著他們不講科學。
當時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大農村教育水平不高，許多赤腳醫生只具備基本的文化常識。為此，在1969年，來自上海中醫學院、浙江中醫學院等最頂尖的醫學專家們，親自奔赴農村地區調研，根據基層的經驗和實際情況，編撰了《赤腳醫生手冊》。
書中幾乎沒有一句廢話，用最淺顯直白的語言，最簡單可行辦法來普及病癥，并告訴你怎么診斷和治療。
手冊圖文并茂，堪稱“全科醫療醫藥”寶典，從常見的咳嗽、嘔吐到復雜的心腦血管疾病；從滅蚊、滅蠅的防病知識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護；從針灸、草藥到常用西藥，無所不有。
當時治療瘧疾的王牌藥是氯喹、乙胺嘧啶等西藥，得益于當時的合作醫療制度，所需的藥錢并不需要農民個人去繳納，而是由集體在分配前扣除，具有社會保障的強制性特征，也繞過了挨門挨戶收費的難題，實現了高參保率。
在農村只擁有極為貧乏的醫療資源的情況下，靠著國家動員和分配，農民們的健康問題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改善。
在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626指示之下，又有了依托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抗瘧有了越來越堅實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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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將瘧疾在中國滅于無形的，是我國研發的名震世界的青蒿素。
20世紀60年代，隨著昔日的王牌藥氯喹、乙胺嘧啶等的大范圍普及和使用，導致瘧疾的罪魁禍首瘧原蟲也在不斷突變進化，對之前的藥物產生了抗藥性，導致已有的抗瘧藥全部失去了效果，全球2億多瘧疾患者面臨著無藥可治的局面，瘧疾疫情難以控制。
在戰火膠著的越南戰場，美越雙方的士兵在交火的同時，還在面臨著肆虐的瘧疾，因瘧疾造成的減員，甚至超過了戰爭的減員。
美國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專門成立了瘧疾委員會，篩選了21.4萬種化合物，但都沒找到理想的抗瘧藥。
而時任越共總書記胡志明甚至親自跑來中國，向毛主席發出了援助申請，希望中國施以援手，找到對付抗藥性瘧疾的方法。
面對席卷世界的抗藥性瘧疾大爆發，毛澤東主席當即決定，興舉國之力研制抗瘧新藥，一個代號“523”的秘密科研項目悄然展開。
“523”項目組織了全國醫藥科技力量，這個項目有7個省市、60多家科研機構、超過500名科研人員協力攻關，用屠呦呦的話來說“這是軍民大聯合的項目，大家都是很協作、不分你我的”。
20世紀60年代，要研究一種具備國際水平的藥物，即便放在當時醫藥水平較高的西方國家，沒有十到二十年的時間，也幾乎是無法完成的。
當時的中國，無論科研水平和醫療水平，都尚無法和發達國家相匹敵，在這樣的情況下，“523”項目組決定，運用現代醫學的手段，廣泛篩選可用的化學物質的同時，另辟蹊徑在傳統中醫學當中尋找新突破。
北京、廣東、云南、四川等多組科研隊分頭行動，開始深入民間調查，尋找當地特有的中草藥，一方面大量查閱醫藥典籍。
“523”項目組結合傳統中醫藥的優勢，走上了一條西方世界難以企及的捷徑。
中國古代醫書中，關于治療瘧疾的驗方眾多，其中有目標地篩選的草藥，近5000多種，這就大大縮短了大海撈針式的盲目尋找環節。
在查閱了大量的古籍后，1969年1月，北京中藥研究所科研工作者屠呦呦在醫史文獻《肘后備急方》里查閱到了一種治療瘧疾的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中國人用青蒿治病由來已久，屠呦呦在《肘后備急方》上找到的方劑，見于公元304年，也是青蒿在中國治療瘧疾的最早記錄。
屠呦呦在文獻中看到這條之后，頓時茅塞頓開，隨即帶領研究團隊，在多次實驗后創建出了低溫提取青蒿抗瘧有效部位的方法。
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動物抗瘧實驗結果出爐，對瘧原蟲的抑制率竟達100%。
激活的青蒿素可與瘧原蟲的100多種蛋白以共價鍵結合并使之烷基化，破壞瘧原蟲的諸多生命過程，從而殺死瘧原蟲。
動物實驗之后還需要有人體實驗，為了加速研發進度并保證患者的用藥安全，1972年，屠呦呦及其他兩位課題組的同志不顧安危，舍身忘我，親自試服該提取物并證明了其安全性。
1972年3月，她以研究小組代表身份報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實驗結果，論文題目是：《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抗瘧中草藥工作》，掀起了全國對青蒿抗瘧研究的高潮。
之后，課題組又分離純化出青蒿素，由此誕生的基于青蒿素的復合療法已成為當今最有效的抗瘧治療方案。
青蒿素的發明拯救了全球億萬人的生命，就連老帶著有色眼鏡看中國的BBC也不得不承認：“若用拯救多少人的生命來衡量偉大程度，那么毫無疑問，屠呦呦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
有了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有了社會主義體制下健全的、為人民的醫療衛生體系，有了依托中醫誕生的抗瘧新藥青蒿素，對于中國來說，瘧疾的徹底解決只是時間問題。
1972年-1975年，江蘇、安徽、湖北等黃淮流域省份曾爆發瘧疾。這個時候，以上億人數計的全人群服藥和傳染源控制為主的防治策略，并建立區域瘧疾聯防聯控機制，控制了大規模瘧疾的暴發流行。
疫點人群服藥、媒介控制和健康教育等綜合措施的多管齊下，使我國瘧疾的發病率自1970年以后直線下降，抗瘧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1980-1999年，中國瘧疾防治進入降低發病率的關鍵階段。我國根據不同媒介分布區瘧疾流行特點和不同媒介的生物學特性，采取不同的綜合性防控措施。
到1999年，全國已有1321個縣（市）經省級考核達到“基本消滅瘧疾”標準。
2000-2009年，在瘧疾已被大范圍消滅的情況下，我國開始鞏固防治成果，進行“定點爆破”，主要針對黃淮平原出現的瘧疾疫情回升和局部暴發進行規范治療。
期間，我國在公共衛生系統方面的各大動作也成為瘧疾驟減和消亡的有力推手。
2003年，為了重建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政府啟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新農合），在新農合門診補償范圍的32類特殊病種當中，在中國已經式微的瘧疾仍然在列。
2004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信息系統”啟用。
到2009年，全國1687個縣（市、區）連續3年無瘧疾病例報告，僅4個縣發病率在10/萬以上。
雖然抗瘧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但我國抗瘧的腳步并沒有停止，乘勝追擊，窮追猛打。
2010年，我國又啟動《中國消除瘧疾行動計劃（2010-2020年）》，將全國流行縣分4類實施強化控制或消除策略。
2012年，中國總結提出消除瘧疾的“線索追蹤，清點拔源”策略和“1-3-7”工作規范。所謂“1-3-7”，即發現病例1天之內上報，3天內完成調查，確認有無其他病例和傳播風險，7天內采取滅蚊等措施確保疫情不蔓延。這也被世衛認定為值得推廣的良方。
2016年4月15日，我國云南報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惡性瘧疾，至此，肆虐華夏大地數千年的瘧疾正式在中國被“消滅”。
這是一項堪稱人間奇跡的偉大的成就，它不單是個醫學問題，而必須依靠強大的組織動員決心和能力才能實現。
世衛組織認為，中國能成功消除瘧疾，關鍵在于多年來中國一直致力于為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使所有人都能獲得并負擔得起瘧疾診斷和治療，有效的多部門合作也是成功的關鍵因素。
從消滅瘧疾，到成功抗擊新冠病毒，不難從中看到很多相似的痕跡。
這些年來，中國還成功消滅了天花、脊髓灰質炎、淋巴絲蟲病等曾經侵蝕人民健康的各種傳染病，麻風病、血吸蟲病等也已接近消除。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與傳染病的斗爭史。中國在與傳染病斗爭的戰場上屢屢得勝，絕非偶然；也許比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從未放棄。
參考資料：
紀錄片：《國家記憶》
疫觀全球：世衛組織七一獻禮，瘧疾在中國已徹底清零——不由想起當代“華佗”毛主席
保健時報：中國瘧疾控制和消除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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