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腐敗也愈演愈烈，以至于坊間有“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之說，執政黨也一再把反腐敗上升到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來認識。
反腐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理論
為了有效遏制腐敗，三十多年來的基本做法是“把目光轉向西方”，主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對自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反腐敗的歷史經驗，則目為“極左”，采取回避乃至否定的態度。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的相關理論也引進了不少，比如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現代化腐敗理論、東方社會民俗腐敗論等，對“新加坡經驗”、“香港廉政公署經驗”的研究也一時成為顯學。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借鑒和引進，反腐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時候還產生了反效果。比如有些西方理論，把“權力”本身視為腐敗根源(所謂“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會產生腐敗”)，由此開出了通過削弱乃至取消權力來消除腐敗的藥方，結果使腐敗更加失去制約。在經濟領域，這種理論還推導出了“通過私有化來消除國企腐敗”的結論，結果誘發了大規模的侵吞國有資產行為，使腐敗從相對小打小鬧的“多吃多占”、“以權謀私”，急速升級為瓜分新中國幾代人省吃儉用、勤儉建國積累的巨量國民財富。
簡言之，對西方反腐敗理論與經驗的盲目照搬，非但沒有產生預期的遏制腐敗的效果，反而使國企改革領域的腐敗合法化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王傳利教授撰寫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腐敗高發期及其治理方略研究》(以下簡稱《研究》)一書，就具有了空谷足音般的意義，正如作者自己在“導言”中所言，這本書“力圖改變站在國外立場觀察中國的學術路徑，嘗試立足于新中國成立初期波瀾壯闊的反腐歷程，得出一些新的啟示。”
這一轉變的意義是巨大的，要在中國有效地進行反腐敗斗爭，還是要依靠中國經驗，并依據對中國反腐實踐的總結，提出自己的理論，引領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盡管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完全不排斥甚至高度重視借鑒、吸收外國的經驗與理論，但立足點必須是中國的歷史、現實與經驗)。這是因為，一切經驗和理論，都是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在具體的文化與制度環境中產生的，經驗和理論可以照搬，但歷史條件與制度和文化環境卻不能照搬。
從另一個角度看，總結新中國的反腐敗經驗以為今天的反腐敗斗爭提供借鑒，也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意。
《研究》一書的主要特點
《研究》一書主要梳理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發生的“三反”、“五反”運動。作者認為，這一運動是新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事件，更是新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反腐倡廉運動中的一個成功案例，并由此開創了一個政治清明的偉大時代。縱覽本書，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史料豐富。為了掌握“三反”“五反”運動的全貌，作者查閱大量原始資料，包括當時媒體的報道、領導人的講話、重大案件的卷宗與檔案、沒有公開發表的內部文件以及當事人的回憶等，使整個研究建立在充分的歷史材料基礎上;
注重探討治理腐敗的方略，而非具體對策。作者認為，方略是指富有建設性的具有全局意義和方向性意義的指導思想，以及具有戰略意義的方針;而治理腐敗的“對策”則是指針對特定時期特定類型的腐敗而采取的具體方法措施與途徑，具有針對性和具體性。方略體現于對策之中。對策可能過時，但方略卻可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持續的發揮作用;
第二、系統研究了新中國腐敗頻度的變化軌跡，指出共和國歷史存在幾個腐敗高發期。一是1949年到1952年的腐敗高發期，主要由共產黨獲得執政地位，面臨全新的城市環境，并且不得不和民族資產階級共處以及來不及徹底清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文化引起的。經過了“三反”“五反”運動的洗禮，這一階段即告結束，從此進入了一個較長時段的政治清明期;二是1978年到1989年的腐敗高發期，主要是因為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面臨改革開放考驗引起的;三是1992年持續至今的腐敗高發期，主要是由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外部考驗引起的。
第三、本書雖然是一本學術專著，但注重和當下對話，敢于回應輿論熱點。如針對一些學者提出的所謂新中國成立后貧富差距比民國更大的觀點、上個世紀50-60年代腐敗比今天更嚴重的觀點等，作者都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礎上進行了有理有據的駁斥。
新中國反腐的五大方略
那么，新中國成立初期，也就是“三反”“五反”時期，治理腐敗都有哪些成功方略呢?在《研究》一書，作者歸納、概括了五大方略：
一、改造社會，鏟除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與環境。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即乘中國革命勝利之勢，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全面整合社會，一方面，使近代以來處于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得以有效地組織起來，另一方面，用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的革命價值觀整合社會意識形態，以無產階級思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以集體主義思想取代個人主義思想，用社會平等理念取代社會特權理念，以勞動為榮的觀念取代剝削有理的觀念，用一心為公、公而忘私的觀念取代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觀念等。通過整合，使任何哪怕是細小的腐敗行為，無論是在有形的制度層面還是在人民群眾的觀念層面，都處于非法狀態，“使權力在嚴密控制的體系里運作”，一旦出現腐敗行為，就會被嚴密的控制系統淘汰出局。
二、社會總動員，人民群眾廣泛參與。人民群眾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積極參與反腐敗斗爭，是因為這場斗爭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息息相關，在這場新中國成立初年的反腐敗斗爭中，從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到各民主黨派，從普通店員到高級知識分子，從青年學生到家庭婦女等都被充分發動起來了。人民戰爭，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動員全黨、全國人民、動員社會各界參與到反腐敗斗爭中來，這是“三反”“五反”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根本經驗。
三、在反腐敗斗爭中完善制度建設。《研究》一書中披露，和一些學者散布的所謂毛澤東不重視制度建設的觀點相反，制度建設和“三反”、“五反”運動是如影隨形、水乳交融的，一方面，在這場建國之初百廢俱興的當口進行的這場斗爭，充分發揮了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已經建立并且仍然有效的具有反腐敗意義的規章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斗爭過程中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干部管理、政治、財經紀律，制定了懲治貪污賄賂的刑事法規，建立了相應的監察司法制度。”待到運動結束之時，這一反腐制度體系已蔚為大觀，有效地保證了此后近三十年的廉潔與清明。
四、有效的輿論引導和輿論監督。在整個“三反”“五反”運動中，以《人民日報》領銜的黨報系統，有效地發揮了動員、監督、指導的作用。沒有輿論的充分動員，就不可能有億萬群眾的積極參與;沒有輿論的嚴厲監督和營造出強大聲勢，也很難突破腐敗分子設置的重重壁壘;最后，如果沒有輿論在運動的各個階段進行的及時進行的有針對的指導，整個運動也不可能如此井然有序，完美收官。
五、思想教育是反腐敗的治本之策。毛主席制定的“教育為主，懲辦為輔”一直是“三反”“五反”運動主要指導方針——包括處決劉青山、張子善，毛主席考慮的也更多的是如何教育挽救更多的犯有腐化錯誤的干部——并且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也得到了切實的貫徹。實踐證明，“三反”“五反”運動直接的成就是迅速遏制并扭轉了腐敗蔓延的趨勢，間接的、深層次的成就是使全體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都受到了一次深刻思想教育，并影響了此后幾十年的黨風和社會風氣。
三反五反的勝利是人民民主的勝利
1945年7月初，毛澤東在延安窯洞中，在回答從國統區來訪的黃炎培關于“周期率”的擔憂時說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1952年8月4日，時任民主建國會主委、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的黃炎培，根據自己親自參與領導民建及輕工系統“三反”、“五反”運動的經驗，向毛主席表示：“三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復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歷史傳統的興亡反復的周期率是正確的。”
黃炎培的解讀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正是人民民主的勝利。這場反腐敗斗爭，是以政治運動/群眾運動的方式推動的。如何理解政治運動?質而言之，政治運動是人民民主的重要表現形式。政治運動的兩個關鍵詞是“動員”與“參與”，“三反”“五反”是新中國建立之初與抗美援朝并列的最重要的兩件國家大事之一，人民不僅有權參與，也理應積極參與。參與國家大事是人民群眾國家主人身份所派生出來的當然權利，也是人民民主的具體體現。
所以，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在反腐敗的過程中確立人民的主體性，同時又依靠人民主體性的確立來有效的反腐敗，這是“三反”“五反”運動最成功的方略，也是今天最值得借鑒的歷史經驗，最后，這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腐敗高發期及其治理方略研究》一書最突出的主題。
2016年4月1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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