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罷工自由是如何取消的？
老 驥
罷工自由是勞動者在勞資雙方博弈中的殺手锏，正因如此，世界各國為了保護勞方的合法權益，制裁資方的過渡貪婪，都將它列入憲法，予以執行。我國在1954年第一部憲法中沒有罷工自由，這可能是因為對理論的誤解，認為既然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再允許罷工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然而在實踐中人們發現，雖然沒有資本主義的資本家卻有社會主義的官僚主義，官僚主義也侵害工人的合法權益。所以在1975年第二部憲法修改時，盡管仍有爭議，毛主席還是主張將罷工自由列入憲法，于是憲法第28條規定：“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1978年的第三部憲法保留了這個條款。到了1982年第四部憲法則將其取消，至于理由，在憲法修改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胡喬木解釋說：“由于工人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罷工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罷工自由的規定不予保留。”以毛主席的英明，斷不至于弄不明白“工人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的道理，不然的話，毛主席就應該當胡喬木的秘書而不是相反。之所以要把罷工自由列入憲法除了這是國際慣例外，還在于反對官僚主義的必要性。胡喬木們不是不知道這個道理，因為在討論修改意見時，就有兩派意見爭論的十分激烈，一派認為罷工自由對反對官僚主義是有效的武器，應該予以保留，另一派卻把罷工自由與停產鬧革命掛鉤，將來也不利于“四化建設”，必須取消，至于“反對官僚主義也可以用其他辦法解決”。從中可以看出，取消罷工自由一是反文革情結使然，二是為改革開放做準備。
實踐證明，正是取消了罷工自由，才剝奪了工人階級反抗官僚主義的權利，讓長官意志大行其道，結果造成了幾千萬人下崗失業，幾萬億的國有資產流失。特別是當美歐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為提高就業率到處奔走的時候，我們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卻為砸“鐵飯碗”而賭咒發誓，這種反差極具諷刺意味，著實令人五味雜陳。
通過改革開放，我國企業的性質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再是國營和集體了，而是外資企業、私人企業、國有企業三大塊組成，它們與員工的關系也不再是公有制時期的關系，過去的主人翁變成了雇工，國企員工除了工資福利稍好點外，與私企比并無性質上的差別。
201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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