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同志有回憶錄。時間和精力允許，回顧從青少年時代走向革命，在黨的領導下奮斗的經歷，總結一生，對后人有所啟示，也是向黨和人民的匯報，作為黨史、軍史、國史的一些補充，很有意義。
我和力群同志的經歷有點接近。“七七”事變以前，我們都在北平上學。在我們人生道路的起步階段，天天看到的，是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國民黨政府對外妥協退讓、對內殘酷鎮壓愛國群眾和進步青年的黑暗現實。那時候如饑似渴地讀進步書籍，苦苦思索救國救民的道理，后來接觸到共產黨，就豁然開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由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投身到黨的隊伍。
我們黨培養干部，有一條叫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分子知識化。我們這些人從延安整風的時候開始懂得，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知識分子一定要和工農相結合。抗戰勝利以后，力群和幾個同志徒步從延安到東北。路過晉西北，親見農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情形，深感正是這些貧苦百姓，在艱難中支持我們的黨，舍生取義，拼死抵抗侵略者，繼承和延續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偉大精神。那時候各地急需干部，到處都想“截流”他們，安排在縣委、地委機關。他一個心思，就是要到基層。他在吉林榆樹縣的一個區里，貫徹中央的《五四指示》，廣泛發動群眾，大刀闊斧進行土地改革，沒收、分配地主的土地和浮財給貧苦農民。翻身農民的政治激情高漲起來，到處涌現出父送子、妻送郎、干部帶頭上戰場的“參軍熱”，迅速扭轉敵強我弱的局面，保證了戰爭的勝利。為了和平解放新疆，他作為中央的聯絡員，奉命帶一部電臺進去，在各民族上層人士中間開展工作，同時深入了解、向中央及時報告農牧民的生活狀況和政治情緒，是得到毛主席的肯定的。后來在中央辦公廳和《紅旗》雜志社，調查研究，深入群眾，也成為他的經常性工作。
“文化大革命”是對領導干部的沖擊，也是一種黨性的錘煉。后來知道，無論怎么斗、怎么壓，力群都堅持說真話，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五七干校五年半，有空就接觸當地群眾，白天挨批斗、勞動，每天晚上三個小時讀書。他的自述中有一個書單，從《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魯迅全集》，到二十四史、《資治通鑒》、《清史稿》和一大批其他歷史著作、中外文學作品。一部《資本論》，一字一句讀了三遍。還完成了《學習〈論持久戰〉的哲學思想》，初步整理了《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他說，在干校的讀書和寫作，為1975年恢復工作，在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幫助鄧小平同志進行整頓，做了很重要的準備。
黨的十三大以后，力群退出領導崗位，年紀大了，聽力、目力衰退，仍然孜孜于讀書和寫作，特別是按照小平、陳云同志的指示，承擔起組建當代中國研究所和編纂國史的任務。應該說，他是很合適的人選。不負中央的重托，2012年，他主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序卷和前四卷，經中央審定正式出版。這也是對他晚年為黨和國家工作的認可了。
讀力群的自述，想起兩位老一代革命家對他的評價。王震同志在新疆和他一道工作，稱他是一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兩人相約，誰死得早，活著的人就負責把死者的骨灰撒到天山。他完成了王老的囑托。“文化大革命”以后，先念同志說：力群這個人，渾身骨頭沒有肉。
力群的骨頭是硬的，有一種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感情、骨氣和原則性。遇順境處之淡然，遇逆境處之泰然，只有對黨的忠誠始終如一。談到犧牲的同志，談到老百姓的生活艱難，他會禁不住掉淚。談到相熟的同志，他總是說，這個同志有什么長處，做過什么好事。對他來說，誤解、毀譽、個人的榮辱進退，一概置之度外，認準的真理，就堅持下去。對待自己的同志，有話說在當面。對一些同志的批評，不能保證每一句話都正確，但是總是善意的、坦誠的，從來不做對黨不利的事情。和力群一起在《紅旗》、在研究室工作的同志，盡管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但是對力群正派耿直、勇于承擔責任和保護同志的品質，看法是一致的。
我親聽小平同志說，力群是我們黨的理論家。這是很高的評價。共產黨的理論家，要有堅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馬克思主義修養和中外文化的根基，并善于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提出和解決現實問題。他是稱得上這樣評價的。力群多年做黨的意識形態工作，面對歪曲黨的理論和歷史、攻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敏感，總是勇于挺身而出。到底是隨風偏倒的小草，還是獨立支持的大樹，在社會的大變革中間，很容易區分出來。力群年屆百歲，他的歷史，已經給他寫下了結論。
我想，讀力群的自述，老一點的同志會聯想到自己的經歷，年輕同志會從他的一生中看到，一個從舊家庭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怎樣成長為一個黨和人民需要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
(《鄧力群自述：1915—1974》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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