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極必陰，陰極必陽，物極必反。或許就是這個原因吧，日本在經歷了西醫高度發達之后，發現了西醫巨大的缺陷，進而重新重視過去拋棄的中醫，這使日本的中醫開始高速發展。令人遺憾的是，在日本中醫發展之時，卻是中國中醫走向衰敗之日，這就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吸收大量西方思想，開始崇洋媚外，拋棄了中醫，而日本卻在此時重新認識到了中醫的重要性。
看看這個時代的一個代表性事件就知道了，那就是錢學森領導的人體科學研究，他力圖通過系統科學的突破實現中醫、氣功、特異功能的現代化，可它卻遭到了主流哲學界和科學界的全面打壓，最終人體科學研究被人為終止，大量研究人員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與此同時，中醫開始被當成不科學的東西，被納于西醫的一個專科來進行改造，這使中醫快速走向了衰落。
而同時期的日本，卻制定了一系列適合中醫發展的政策，使中醫藥產業在日本獲得了高速發展。最典型的一個政策就是“以教帶藥”，即通過大量培訓，使日本國民了解中醫，并優先使用中醫。有了巨大的市場，中醫藥產業的發展就不可避免了。而此時的中國，卻在從小到大的教育中不斷樹立中醫不科學的思想，并快速地拋棄中醫，沒有了國民的認可，中醫就只能窮途末路了。
日本第一個支持中醫的政策就是開放了經方生產。1976年，厚生省正式將漢方藥列入健康保險，把主要的210個有效方劑及140種生藥列為醫療用藥，可以進入醫療保險，這樣患者個人就只需要承擔10%—30%的費用，大大鼓勵了漢方藥的應用。當下的日本，漢方藥廠有200家左右，漢方制劑多達2000多種。89%的日本醫生會開漢方藥處方，處方用漢方藥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長。在日本6萬家藥店中，經營漢方制劑的達80%以上，在藥局、藥妝店的顯著位置，基本都能找到漢方藥。
而我們中國呢？則按照西藥標準要求中藥，這樣中藥沒有一個能夠符合標準，如果不給中藥企業開后門，那么中藥產業就在中國滅亡了！即使現在學日本開放了經方生產，可要拿一個藥品批號需要幾百萬，這都嚴重地制約了中成藥的生產。日本的聰明之處就在于迎合了發達國家對中藥的認知，即食品添加劑，建立了嚴苛的衛生標準，從而把中藥推廣到了全世界，而我們至今還拿西藥標準來要求中藥。
日本第二個支持中醫的政策就是重視中醫教育。明治政府曾頒布法律廢止漢方醫學，1972年日本文部省批準綜合大學醫學部、醫科大學、藥科大學、齒科大學可開設傳統醫學教育課程。2001年3月，文部科學省發布《教育核心課程設置》，漢方醫學教育被納入其中。到2004年，80所醫科大學全部開展了漢方醫學的教育。
而我們中國呢？從小就缺失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課程，外語成了高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而不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就無法了解中醫。更嚴重的是，西醫課程成了中醫學校的必學，這導致了中醫思維不斷西化，甚至中醫研究變成了用西醫來改造中醫。要知道，中醫可以包容西醫，西醫卻無法包容中醫，這樣來搞，只會把中醫卡死。
日本第三個支持中醫的政策就是扶持企業創新。中藥產生在幾千年前，它有一些方面很難適應當代，比如，有效成分不明，藥量太大，服用麻煩，日本用先進的萃取技術把有效成分提取出來，使服用藥的劑量大大縮小；再如，湯藥味道太苦，日本用了新型的片劑，膠囊劑，擺脫了傳統的水煎火熬。可以這樣說，日本中藥企業普遍采取了溫浸提取、減壓濃縮、噴霧干燥、真空冷凍干燥等技術使中藥劑型出現了較大的變革。現在日本制藥企業的科技人員占全國科技人員總數的60%，其研發費用占整個國家投入的80%。日本的三大漢方藥生產企業（三共、津村、鐘紡）的新藥研發費用均占每年銷售收入的10%—20%。
而我們中國呢？企業規模太小，投入研究的資金不夠，很難有能力投入眾多先進的設備，這使做出的中成藥很難與日本競爭。況且日本中藥在很早以前就打入了西方市場，中國很難從日本手中搶過來。現在的中國只能靠賣給日本原材料掙點蠅頭小利，大頭都讓日本藥企掙去了。
日本第四個支持中醫的政策就是建立嚴苛的中藥標準，并嚴格規范中藥生產，避免加入“人為”因素，使中藥看起來很健康。當然，這個中藥標準其實是衛生標準，因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把中藥當成是食品添加劑，而不是與西藥一樣的藥物，所以，只需要衛生標準就行了，日本正是迎合了西方人的這種觀念，把中藥賣向了全世界。除此之外，日本還專門出臺了藥材種植規范，要求生產過程中盡量不用化肥和農藥，盡可能降低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對每個環節都有詳細記錄，以保證原材料的質量。
掌握了標準，就掌握了市場的龍頭，中國的中藥就敗在了這一方面。先是用西藥標準來要求，使幾乎使中國中藥全軍覆沒；之后日本搶在中國前面制定了適應西方的中藥標準，中國又差了一步。可以這樣說，中藥標準化，使日本領先中國一頭，早早被國際市場所接受。
日本第五個支持中醫的政策就是重視傳承。日本的中藥都是嚴格按照中醫經典來制造的，比如，中藥強調道地藥材，于是“津村藥業”先后在中國建立了70多個GAP(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藥材種植基地。國內擁有最多GAP基地的中藥企業是同仁堂，而同仁堂GAP基地也才只有8個。中國生產的大量藥材原料出口到日本，日本進行加工再把成藥賣到全世界。再如中醫古籍的傳承，日本漢方醫籍的藏書量僅次于中國，還有20多家漢方醫籍出版和翻譯機構，每年出版漢方醫藥書籍100多種。不僅注重古代書籍，日本還特別關注大陸和港臺地區最新的中醫藥研究動態，在大陸和港臺地區設立專門機構，收集所有中醫藥出版物，為其所用。
而我們中國，本來積累了大量偏方，秘方，它們就在民間中醫手里，可由于受到執業醫師法的限制，大量民間中醫被限制行醫，于是大量偏方、秘方和中醫絕技從此失傳，給了中醫致命一擊。
現在中國中藥企業遠遠落后于日本，看看日本在世界中藥市場的表現就知道了，它們生產的中藥在世界中藥市場大行其道，如正露丸、救心丸、柴苓沖劑等產品占有70％的世界市場份額，而中國占有的比例極其可憐，別人一家藥企一年的產值就相當于整個中國中藥產品的出口總額。看著日本靠中國老祖宗的技術賺得盆滿缽滿，中國只能靠賣原材料掙點蠅頭小利，管理者早就眼紅了。可是到底怎么才能夠促進中藥產業發展，并超越日本并沒有好的思路。
事實上，日本中藥產業有一個大坑，那就是廢醫存藥。要知道，中藥是講辨證的，因人而宜的。從中醫學原理就可以知道，不管是什么藥，只要加劇了人的體質偏性，人參也是毒藥，只要緩和了人的體質偏性，砒霜也是良藥。如果不能夠根據每一個人的體質偏性特點用藥，很多中藥不僅治不了病，而且還會產生副作用。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小柴胡湯事件，當年日本把小柴胡湯作為治療肝炎的標準用藥，卻不知道肝炎在中醫上有兩個病因，一個是細胞的功能亢進引起的肝炎，一個是細胞的功能低下引起的肝炎，兩者的治法是完全相反的。對于細胞功能亢進引起的肝炎，用小柴胡湯是沒錯的，但對于細胞功能低下引起的肝炎，就需要用桂枝湯。日本人不講辨證，讓所有肝炎患者服用小柴胡湯，結果一部分吃出了嚴重的副作用，還死了一部分人。結果讓藥廠直接倒閉，董事長判刑。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當下市面上生產的中藥，如果用不對人都有副作用，只是副作用小沒有人重視罷了。如果長期服用，極有可能產生嚴重的副作用，甚至死人，這對所有中藥企業都是一個隨時可能落下的“大雷”，當然，這對中國中藥企業是雷，對日本企業也是雷。如果不能夠解決辨證的問題，中藥企業是極難實現突破的。
中國中藥企業如果想超越日本，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中國要避免學日本廢醫存藥，而是要根據中醫學原理，辨證地用藥，這樣才能夠使中藥產業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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