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醫藥報》2021年12月30日1版
張伯禮
“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中國中醫科學院名譽院長。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以張伯禮為代表的中醫人在此次抗疫中深度參與診療全程，為形成抗疫“中國方案”貢獻了智慧和汗水。隨著全球疫情發展，中醫藥的獨特優勢也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與重視。中醫藥為什么能治療新冠肺炎？現有的基礎和臨床研究證據如何解釋中醫藥是否有效、為什么有效？
就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張伯禮。
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對戰新冠病毒的機制
記者：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藥的療效有目共睹。如何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與新冠病毒“對戰”的療效機制？
張伯禮：中醫和西醫的理論體系不同，對病因病機的認識也有差異，但治療的同是病人，目標都是解決病痛。根據新冠肺炎的病因病機，采用中醫藥綜合療法，反映在療效上是患者癥狀的緩解、住院時間的縮短，核心指標是減少了重癥、減少了死亡。采用循證醫學Meta分析方法（將多個研究結果整合在一起的統計方法，也譯作元分析或者薈萃分析），對已經完成的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臨床研究進行的系統評價，均證明以“三藥三方”為代表的中醫藥具有顯著的臨床療效。
從現代科學層面講機制，簡單說就是，中醫藥改變了病毒與人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也就是起到了“扶正祛邪”的作用。“扶正”主要是通過調節機體免疫功能，使其更好地抑殺和消滅病毒，保護組織臟器減輕傷害；“祛邪”包括中藥成分直接抑殺病毒、控制炎癥因子，避免免疫過度激活而致炎性風暴等。不同的中藥組方作用相似，但又有各自特點。我們團隊在中國自然科學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藥學學報》上發表了文章，系統闡述了中醫藥在治療新冠肺炎不同階段的作用機理。新冠病毒要感染人體，從細胞層面通俗地講就是刺突蛋白（Spike）先勾住了“門把手”——人體細胞表面的ACE2蛋白分子，對人體發起進攻。在病毒的入侵和復制階段，中藥能通過抑制病毒刺突蛋白和人體細胞表面的ACE2蛋白分子相互作用，阻斷病毒在機體細胞的入侵和復制；在疾病發展階段，能調節單核細胞、巨噬細胞、樹突細胞（都是機體防御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CD4+T和CD8+T細胞（人體免疫反應的核心細胞）等免疫和炎癥相關細胞分泌的炎癥因子，維持機體炎癥和免疫平衡；對于重癥病人，中藥能通過調節白細胞介素-6（一種多效細胞因子，通過調節免疫和炎癥反應在宿主防御中發揮重要作用）、C反應蛋白（炎癥和組織損傷的非特異性標志物）、D-二聚體（反映纖維蛋白溶解功能，它的質量濃度對血栓性疾病的診斷、療效評估和預后判斷具有重要的意義）、降鈣素原（一種蛋白質，當嚴重細菌、真菌、寄生蟲感染以及膿毒癥和多臟器功能衰竭時，其在血漿中的水平升高）等，改善內皮細胞損傷，抑制炎癥風暴和微血栓等多因素的串擾，防止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多器官損傷。
我的團隊研制的中藥新藥“宣肺敗毒顆粒”是“三方”之一，是基于古代經方、臨床經驗和現代技術形成的藥物。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武漢市中醫醫院、方艙醫院以及隔離點的近1000例臨床病例觀察證明，該藥可顯著減少轉重率，減輕肺部炎癥，縮短核酸轉陰和住院時間；在改善新冠肺炎患者咳嗽、氣短、乏力癥狀方面，效果非常顯著；在生化指標方面，能降低C反應蛋白，提高淋巴細胞計數。一年多來，針對宣肺敗毒方的機制研究越來越深入，分子生物學研究也證明，該方在調節固有免疫和細胞免疫方面活性顯著。藥效物質研究也在深化，方子中的虎杖有效組分對新冠病毒有較強抑制作用，馬鞭草組分對肺小支氣道有明顯抗炎作用，可阻止形成包裹沉寂病毒的痰栓，有效避免患者“復陽”。
記者：為什么要用現代科學說明白、講清楚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療效？
張伯禮：中醫藥的特點是注重宏觀、整體把握疾病發展，采用復方進行干預，究竟是什么物質起效、怎么起效？這是一個“黑箱子”。“說明白、講清楚”就是要打開這個“黑箱子”，不僅要證明臨床有效，還要知道為什么有效，因為我們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根本目標是優化出臨床療效更好、質量更優、針對性更強的治療藥物或治療方案，有利于中醫藥的價值在更廣范圍內得到公認，更好得到世界科學界的認可。
可以看到，中醫藥全過程介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循證醫學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臨床優勢評價、診療方案優化和新藥研制過程中都得到了體現。藥物化學、病毒學、免疫學、藥理學、信息科學等多學科技術在中醫藥作用機制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加速了對中醫藥科學內涵的現代化認識。
用世界公認的方法和科學研究證據闡明中醫藥的臨床療效，是實現中醫藥守正創新發展的必經之路。
原創思維結合現代科技產出原創成果
記者：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這與中醫藥本身的特色矛盾嗎？
張伯禮：談到中醫，大家會先想到它很古老。中醫確實古老，但它的很多理念并不落后。現代醫學前沿的系統科學、精準醫療、預防醫學、組合藥物等，雖然提法與中醫藥不同，但理念卻是趨同的。
中醫藥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核心內容、理論基礎、哲學思想相對恒定，而它的理法方藥、具體看病的技術卻每天都在變化，對一個病證歷代都有不同的認識和治法方藥，證候變了，治法方藥也會變化。這些變化成為推動中醫藥發展的內生動力，也是中醫藥學術常青的根本原因。
可以說，中醫藥傳承發展的過程，就是中醫藥不斷吸收不同時代科技成果“為我所用”與時俱進的發展過程。所以說，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這與中醫藥本身的特色非但并不矛盾，還是推動中醫藥學術進步的重要原因。
中醫藥的理論很宏觀，很多都是哲學層面的，但它的實踐又是具體的，基于方劑配伍理論形成了很多中藥組方。中藥與西藥最大的區別是物質的復雜性不同，西藥多為單個化合物，其結構、毒性和活性都比較清楚，作用靶點也比較清楚；相反，中藥的成分非常復雜，由成百上千個化合物組成，作用途徑是多靶點。這雖是中藥研究的難點，也是中藥的優勢。因此，用傳統研究化藥的模式研究中藥就顯得不合適，也不能勝任。但現在系統生物學、網絡藥理學等的發展興起，給打開中醫藥“黑箱”提供了可用的方法和路徑。
推動中醫藥守正創新，在技術上層次上必須大膽借鑒、引進現代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我多年前就講，將中醫藥學的原創思維與現代科技結合，就能產生原創性成果。屠呦呦從《肘后備急方》中受到啟發，帶領團隊研發出強有力的抗瘧藥物，在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挽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獲得了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是用現代科技發掘中醫藥偉大寶庫的成功范例，也是中醫藥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近幾十年來，這樣的案例越來越多，今后中醫藥發展更要面向國家需求、面向臨床問題、面向生產實踐，依靠創新驅動，把中醫藥偉大寶庫“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為健康中國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提升中醫藥國際影響力之路任重道遠
記者：用科學解讀中醫藥療效，對提升中醫藥國際影響力有何影響？
張伯禮：在中國乃至世界衛生健康體系中，流傳數千年的中醫藥文化瑰寶熠熠閃光。高質量的療效證據，是中醫藥事業發展和開啟國際化進程的必備條件。
提升中醫藥的國際競爭力，首先是拿出高級別的療效證據。目前雖然已有不少臨床研究證據，但證據的質量還有待提高，需要進一步加強高質量臨床研究。其次，就是實現標準化、數據化。中醫“問診切脈開藥湯”的模式需要傳承，但也需要與時俱進，提高服務效率和水平，讓“望聞問切”有可靠的現代科技支撐，讓“理法方藥”能有科學數據來驗證。再次，加強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存在較大差異，中醫藥“走出去”的關鍵是中醫藥文化與思維的認同，需要用現代語言講好中醫故事，讓世界人民理解和認可。最后，提高中藥的品質。隨著中藥產業的發展，對藥材資源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因此在中藥規范化栽培、無公害標準、批次間一致性等方面，要加大研究力度和品質提升。此外，必須加強政府間合作，為中醫藥走向國際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打破政策壁壘，擴大中醫藥服務和產品的國際市場準入。
總之，中醫藥要以療效為根本，以科技為支撐，以標準為引領，“走出去”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提供過硬的療效證據，這是中醫藥走向國際舞臺的基本要求，也是“內功”。
我相信，雖然任重而道遠，但世界需要中醫藥，中醫藥一定能夠為解決世界醫學難題作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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