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滴滴遭網絡安全審查的事這兩天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沒想到滴滴被如此廣泛地質疑，不是因為其對網約車司機的殘酷盤剝，而是因為“國家安全”。
這個事件再一次說明，帝國主義時代在中國這樣一個后發國家，任由私人資本做大，危害的不僅僅是勞動人民的利益，同樣也會危害國家民族利益。
這個事件也讓筆者想起了舊中國的實業家盧作孚先生。解放后，毛主席在回顧民族工業發展時，曾說過我國實業界有四個人是萬萬不能忘記的，其中之一便是“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
經歷過舊中國喪權辱國、列強欺凌、民眾苦不堪言的重重黑暗，盧作孚先生其實早已深感單靠實業救不了國，靠私有制救不了國，能救國的只有社會主義、只有公有制。
1949年6月，盧作孚先生從香港秘密赴北京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會議。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宴請了盧作孚先生和榮毅仁先生，進行了深入交流，隨后，盧作孚先生率先向周總理提出，通過“公私合營”的辦法，將民生公司交給國家，這成了新中國成立之后，對民族資本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手段。
“公私合營”讓在舊中國已經奄奄一息的民族實業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共同鑄就了毛澤東時代快速工業化的神話；80年代后，走了“公私合營”相反的路，私人企業家重新大量出現。而盧作孚先生這個“公私合營”的代表人物在歷史敘事里就變得尬尷起來，于是，毛主席“逼死”的說法就不脛而走，給人一種“好人不得好報”的錯覺。歷史真相究竟為何，今天發一篇筆者的舊文，予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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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盧作孚誕辰120周年，錢理群老師在愛思想網站發表了《對“盧作孚自殺”事件的一種分析》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盧作孚生于1893年，他的同齡人中，有毛澤東、宋慶齡和梁漱溟，他們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澤東高舉的‘新中國’旗幟下，這是頗具象征性的……但從一開始，就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預伏著以后的沖突。”
錢理群繼續分析道：
（盧作孚）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的理解與想象，和同時期毛澤東的設想，還存在著更為本質的差異和分歧……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建國以后）毛澤東說：“主要任務還是階級斗爭”，這就自然與盧作孚的“經濟建設為中心”要發生沖突。
其二，盧作孚雖然贊成計劃經濟，但他認為可以“在私有財產經濟制度之下”，實行計劃經濟，也就是依然要保留私人資本，要“鼓勵民間投資”……在毛澤東的建國藍圖里，是要把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趕出“政治舞臺”……
其三，他（盧作孚）的民生公司最重要、最基本的理念，就是無論勞方，還是資方，都在為事業以至社會、國家獻身的公共理想基礎上，建立相互信任的平等、和諧的關系。毛澤東是用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邏輯來處理勞、資關系，以至所有的人與人的關系的，他所要創造的是一個建立在階級對立和仇恨基礎上的無休止的內戰和內亂的社會。這大概是最能體現盧作孚與毛澤東的追求的不同的。
從錢理群老師的這段分析，可以看出作為自由派大知識分子的錢理群老師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無知，他對消滅私有制和階級斗爭的理解基本還停留在“路邊大媽嚼舌根”的水準。而錢理群據他的這種認知水平、武斷地分析出盧作孚與毛主席的矛盾不可調和，現在不爆發將來也要爆發，則完全屬于誅心之論。
錢理群對于盧作孚和毛主席的心理分析，完全是從他自己個人視角的主觀臆測和推斷。錢理群在文中分析到，“盧作孚這一代實業家從‘加速建設的完成’的動機出發，接受了計劃經濟，但卻難以預計在集權體制下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事實上，盧作孚1952年2月去世，這個時候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沒有開始，計劃經濟連影子還沒有，又怎么可能有所謂“集權體制下的計劃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而錢理群老師關于盧作孚自殺的這段分析，則讓筆者大跌眼鏡，很難相信這種近乎栽贓污蔑的誅心之論竟然是出自錢理群之筆：
最讓盧作孚不能忍受的，自然是他所受到的人格的侮辱。這也是毛澤東的目的：他就是要在公眾面前把資產階級“整得灰溜溜，臭哄哄”，以防止群眾“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
事實上，當年盧作孚自殺的消息傳到北京，毛主席是十分震驚和惋惜的。盧作孚出生于重慶市合川縣北郊高石坎一個以販運麻布為生的小商販家庭。盧作孚在三十歲以前，寄希望于教育救國，并以身作則，大力辦學。后因迭遭挫折，遂決意棄教從商，自籌資金，創辦經濟實體，走“實業救國”的道路。
五十年代初，毛主席與黃炎培談話時說：“舊中國有四個人不能忘記，一是搞重工業的張之洞，二是搞化學工業的范旭東，三是搞交通運輸的盧作孚，四是搞紡織工業的張季直。”
1949年6月10日，在周恩來、錢之光和中共駐香港的代表張鐵生的縝密安排下，盧作孚從香港九龍柯士甸路寓所出發，經新界由寶安(今深圳市)抵達廣州車站，繼而循京廣鐵路到達北京。6月1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在北京懷仁堂隆重開幕，盧作孚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會議，并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京期間，他兩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但當時的民生公司由于連年戰亂，已到了“外無以償外債，內無以供開繳”，盧作孚此時向中共主動提出的公私合營的方案，并獲得了周總理特批的貸款。
關于后來盧作孚自殺的原因，盧作孚的兒子盧國綸專門寫了回憶錄《盧作孚之死》，根據盧國綸的回憶，盧作孚的去世，直接原因是“五反”期間，一個叫關懷的親信隨從對他的揭發所致。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年輕服務員，父親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跟隨父親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父親讓他住在家里，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可是在2月8日大會的前幾天，這個年輕人不知何故，忽然搬出了我們家，在開會時又上臺去‘揭發’，表面上是揭發張祥麟，實際上矛頭直指父親。會后，父親把關懷找到辦公室談話，……但關懷拒不接受父親的勸告，并且有恃無恐，態度非常不好，這對于父親無異火上澆油。”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一向深惡痛絕。此刻，他很難理解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怎么就成了腐蝕干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么會如此對待他?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這樣無端的侮蔑和侵犯，他絕對不能接受。可以說，2月8日的大會對于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關懷的所謂揭發檢舉，可以說是讓盧作孚走上不歸路的最后砝碼。
關懷是原民生公司“虎門”輪的服務員，盧作孚離港返京前，調他來擔任通訊員，把他從香港帶回內地，雖然他跟隨盧作孚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盧作孚讓他住在自己家里，抽出時間親自教他學文化，對他可謂仁至義盡，關心備至。
有的文章提出疑問和判斷：關懷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為這件事，在歷史長河的浪花中浮出來了一下，就再也無聲無息了。他的這個舉動，甚至無法拿“忘恩負義”、“魯莽幼稚”甚至“陰險”來評價，這是一次徹頭徹尾的瘋狂行為。他這樣做，是何居心？究竟是受人指使，還是頭腦一熱？從他提前幾天就從盧家搬出來的前兆看，當是有備而來。
后來，盧作孚先生的好友、民主人士張瀾和張喬嗇談論盧作孚死因時說：據說他的一個跟班是國民黨特務，被安排在他身邊，甚至還隨他進出中南海，還威脅他。這大概可以解釋上面的疑問了。據說服務員關懷也因“臺灣派遣特務”嫌疑，后來被公安部門逮捕。
1952年5月1日，在首都慶祝國際勞動節時，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十分惋惜地對張瀾說：“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可見，盧作孚先生的自殺本是國民黨特務的破壞引起的偶然事件。
而從邏輯上講，即便實業資本家盧作孚與毛主席理念不合，那沖突也根本不可能發生在三大改造還沒開始的1952年初。公開頂撞毛澤東的梁漱溟活得好好的，一切待遇還照舊；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家族過的也很滋潤，到80年代以后還能東山再起……
錢理群老師關于盧作孚死因分析的文章，可以說通篇都是毫無根據的誅心之論。在自由派知識分子里，錢理群老師還算正直的，也是筆者比較敬重的。但筆者不得不說，作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錢理群對毛主席的誤會還是太深重了。
當然，毛主席也不在乎自己個人被誤解，毛主席在天之靈真正擔心的中國再走一遍彎路，人民再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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